《喋血刀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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喋血刀锋- 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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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这二人便是蒋介石和王竹卿。其中一人学着护士的腔调,轻轻地叩门道:“陶先生,吃药的时间到了。”陶成章酣睡正甜,朦胧间听见有人呼唤,便懵懵懂懂地“唔、唔”应着,当他刚拉开门,便应着“嘣”的一声枪响,凄然倒地。听到枪声,全院哗然,护士匆匆赶来时,凶手早已无影无踪,血泊中的陶成章已命丧九泉。
   
第一章 陶成章遇刺案始末(5)


    于是1912年1月15日,《上海民立报》刊出这样一则消息:
    “会稽陶焕卿先生成章,尽瘁革命事业,历有年所。此次浙省光复,功绩在人耳目。最近浙汤督改任交通总长,浙督颇有与公者,而公推让不退,其谦德尤可钦佩。昨晚二时许,公在广慈医院医室静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视,二人即出手枪,击中公太阳部……”
    陶成章被害后,国内震惊,革命党人尤为愤慨。孙中山闻讯,“不胜骇异”,“非常痛悼”,公开向报界宣布,这是一起“挟私复怨”、“擅行仇杀”的血案。孙中山是个胸怀坦荡的革命家,陶成章生前虽然反对过他,和他有意见分歧,但是,孙中山不计前嫌,他肯定光复会成员在辛亥革命中的重大贡献,称赞道:“光复会有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近者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见于天下。”对陶成章惨遭暗害孙中山深表痛惜,他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17日《民立报》第六页刊出孙中山唁电缉凶的电文:
    “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在巨功,碎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岂容不轨横行,戮我良士……”
    关于蒋介石行凶的经过,当时亲闻者的记载史料中,以马叙伦、张空溪及黄炎培等人的记述较为具体。如马叙伦的记述:
    “盖是时,有陈英士与成章争浙督之说也。成章之被刺于上海法租界之广慈医院,余时为大共和报主笔,余闻诸介石乡人曾与介石共作北里游之某,谓成章死之前夕,歇于福州路之四海升平楼,介石来,持银饼200元,怀手枪1具;某即以指蘸茶书三点水旁于桌示蒋,介石摇首,某又蘸水书耳旁,介石领之。盖水旁谓汤寿潜,时寿潜任浙督也。耳旁则成章也;次展而成章以被暗杀告矣,然下手者王某也。”
    黄炎培则有如下记述:
    “辛亥十一月廿五日夜;革命大领袖之一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人刺死。刺客为谁?怎样刺杀?很有人说时陈其美命蒋介石刺死的。各种记载,大都推给他人,脱卸自己。无论如何,从整个革命来说,总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我是认真写日记的,根据我的日记: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上海澄衷中学校长浙江人曹慕官和我漫谈,曹说:‘我民元病卧广慈医院,一日傍晚,蒋介石来谈,临行说:我们今晚将做一件大事。夜半,忽闻枪声,别室陶焕卿中枪死了。’有深知其中秘密的告我:‘陈其美嘱蒋介石行刺陶焕卿,蒋偕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执行。’”
    五
    对于陈其美唆使蒋介石行刺的情形,在革命党人张篁溪所撰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革命史》中也有较早且较详细的记述:
    “当其时,上海谣传已有陈其美欲刺成章之说,成章未之信。王文庆在南京致书成章,谓得确息,成章在沪大不利。成章始避之于客利旅馆。成章因应接甚繁,不能不出,乃又移之国民联合会。同人以门客太杂,乃又移之江西路光复会。次日又移之汇中旅馆,适同盟会会员在该处公宴某某,成章在饭店遇到王金发、褚辅成。成章病犹未愈,次日因移入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当其时,汤寿潜调交通总长,浙人将举成章督浙,成章力辞未就。11月24日,沪军标统蒋某,晤张伟文、曾锡爵,言与成章无憾,欲来见剖白之。伟文约以下午4时来光复会一谈。及晤,蒋某与成章言论殊洽。谈毕,蒋某讯成章住址,成章随书一条实告之。是夜8时许,蔡先谌与张不华谈,不华辞去,先谌欲偕往,不华不可。10时许,有人持书至广慈医院与成章,询以信之所由来,则言杭州快信,由蒋某转交,信内系临时协会具名。次日下午张伟文至,成章示以信,伟文疑之,盖浙江仅有临时议会,并无临时协会之名故也。25日夜间2时,有刺客二人撬门而入,阍人觉,询以何为则云来视陶先生,欲登楼入内寝,呼曰:陶先生,出手枪狙击之,枪弹从左颊入脑,而成章竟淹忽以没矣。成章生于丁丑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酉时(即前清光绪三年),卒于辛亥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丑时(即中华民国元年正月),年仅35岁。”
   
第一章 陶成章遇刺案始末(6)


    这方面,蒋介石本人也有供述。蒋家王朝对此案的公开解释是:
    “陶成章踵回国,故意破坏同盟会,拥戴章炳麟,抹杀孙黄历史,并谋刺陈其美……孰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后自承其罪……”
    这是案发20多年后蒋介石编造出来的理由,是严重歪曲历史,诋毁真正的革命党人的诬谤之辞!尤其是蒋介石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颠倒黑白,明明是陈其美指使行刺陶成章,竟反诬陶成章意欲行刺陈其美!事实上,陶成章之被凶杀确是由陈其美授意,由蒋介石执行的。蒋是主凶,王竹卿为助凶,这一事实真相是掩盖不住的。蒋介石自陈“除陶”后要“自承其罪”。而实际上,他枪杀陶成章后却立即畏罪逃亡到日本。
    陶成章遭谋杀的消息传出,杭沪舆论沸腾。陶成章遇刺一周后,上海各界人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追悼会,计有四千余人参加祭典。追悼会上,群情激愤,与会者纷纷发表演说,慷慨陈词,语意激烈。有人痛言:“陶公之死,非死于汉奴,非死于私仇,必死于怀挟意见之纤竖”。有人明言:“陶公之死,必死于争竞权利之徒,如嗣后有挟利害公者,当以手枪杀之”。言讫竟“掷手枪于案,颇为激烈”。
    追悼会后,陶成章的骨灰被迎回杭州,杭州民众也举行了追悼先烈的大会,与会者多达万人,群情之激愤,由此可见一斑。浙江都督悬赏3000元缉拿凶手。作为沪军都督的陈其美也不得不装装样子,悬赏1000元缉拿凶手。
    陶成章遇刺身亡后,被蒋介石后评为“好尚权术”的陈其美一面假惺惺地参加祭礼,一面表示将“严饬谍报科缉凶”。谁都知道,当时的上海在陈其美的管辖之下,案发地法租界的头目又是蒋介石的老师,大流氓黄金荣,故尔所谓“缉凶”自然就是虚应故事。
    但陶成章毕竟是政治领袖,是当时一种政治势力和军事实力的代表人物。他的不幸遇刺,除了引起民众的不满和舆论的激愤之外,更直接地造成了杭沪之间的紧张空气,光复会拥有光复军和骁勇善战的敢死队,他们的存在,使陈其美、蒋介石深感朝不保夕,时时产生极度的恐慌感。陶公遇刺后,跟随蒋介石参与杀害陶成章的助凶王竹卿旋即被缉拿归案,很快便被处死,这使主凶蒋介石更加惶恐万状,陈其美也深恐真相大白,只得让蒋介石暂去日本避避风头。1912年2月,蒋介石以出国学习军事为名,再次东渡日本。
    关于这段历史,蒋家王朝后来的官方说法是:“民国元年:是春,公(蒋介石)以陶案之故,为免除反对党以此为攻击……乃避往日本”。台北正中书局出版的《蒋总统年表》则进一步淡化蒋的“避往日本”并粉饰为:“国内粗定,‘总统’功成不居……重游日本”。
    民国初建,围绕权力分配,国内政派林立,角逐激烈,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陶案调查自然是敷衍搪塞、不了了之。
    蒋介石于1912年春天逃往日本,深居浅出,躲了半年多的光景,一直到当年冬天,“缉凶”风声逐渐消落,他才又偷偷潜回宁波乡下。
    六
    1913年革命党人宋教仁被袁世凯谋杀,陈其美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前往日本。1914年陈其美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任总务部长。此后不断策动上海及江浙等地武装讨袁,屡起屡败。1916年5月18日,袁世凯收买了张宗昌,他派人将陈其美暗杀于上海寓所。至此,陶案的幕后主使陈其美最终也落了个被暗杀的下场。
    刺杀陶成章事件对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蒋介石正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亮相之前所进行的一次“演练”。从实质上说,这应当是一件反革命分子杀革命者的罪恶行径。但从形式上看,这又是典型的“革命者杀害革命者”的内部火并案。
    无论案件性质如何,总之这一次“杀陶”行动,使蒋介石从此更加博得了陈其美的赏识与信任。而陈其美又是当时江浙财团的政治代表人物,通过陈其美,蒋介石逐步接近了江浙财团,并在其后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中仰仗江浙财团的倾力支持,最终实现了军事独裁和政治独裁。上海帮的财经集团及帮会组织也成为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蒋氏独裁政府的最强有力的经济后盾。
    参考文章:
    《蒋介石评传》,作者:汪荣祖、李敖
    《蒋式家族全传》,作者:朱小平、吴金良
    《蒋介石的第一次暗杀事件》作者:陈鼓应
    《中华民国军光复上海记》,《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41页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1)


    ·自幼聪慧,1899年在松江府娄县应考,中了秀才
    ·1901年,前往杭州蚕学馆学习新学
    ·最初的理想是教育救国,志在办学,1904年开创了“上海女子蚕桑学校”
    ·兴办教育期间,参加了上海和江浙民族资产阶级的各种活动
    ·辛亥革命前,在《时报》做兼职编辑,开始接触近代报业
    ·民初一度受命主持清理上海海关并任松江盐务局主任。
    ·1912年秋天,出任《申报》总经理,他从此走上了新闻报国的道路
    ·创造了《申报》最辉煌鼎盛的历史,成为中国的“报业巨子”
    ·“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
    ·史说:“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蒋介石下决心要除掉史量才
    ·1934年11月13日遭到特务伏击,遇害身亡
    杭州天马山、吉庆山间,在幽静的山坳有一座庄严、气派的墓冢枕山面涧,墓碑上“史量才之墓”几个大字铁划银钩,笔触有力。这里就是爱国报业巨子史量才先生的长眠之地。
    1912年史量才先生接办《申报》后,创造了《申报》最辉煌鼎盛的历史,他也由此成为现代史上最为著名的报业巨子。因为他所主编的报纸针砭时弊,不断抨击蒋介石的内外政策,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忌恨,1934年11月13日为特务杀害。史量才先生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的办报实践充分体现了新闻工作者刚正不阿的精神,在我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2001年的春天,一位叫钱九斤的老村民带领着前来寻访史量才先生墓的人找到了这里。钱九斤当年只是一个小孩,史量才墓从造墓到下葬都看到过,他第一次见到这样大的墓(听说花了三万五千块银圆),第一次目睹如此隆重的葬礼,他就跟着在墓前跪拜,谁知史夫人(不知道是不是沈秋水)给了他一块银圆,其他的小孩看见他得了银圆,也纷纷去拜,每人得了一块银圆。就是这位小孩,六七十年后给热衷寻访名人墓地的丁云川等人带路,那时通往史量才之墓只是砍柴人走的小路,而且被青草掩埋,隐约还有些动物的脚印。夕阳西下,当丁站在墓前鞠躬时心里生出了一些感慨:“钱九斤一辈子大概没有看过几张报纸,可是他记住了史量才;一个农村老人和一个报界巨子,毫不相干的两个人,命运中居然有一个重合点。”(《丁布衣寻墓记》,载《杭州日报》2005年1月11日)
    西湖边北山路上,当年的史量才自建的以他二夫人名字命名的“秋水山庄”也依然伫立。夕阳西沉,在史量才被杀整整18年后,当年的挚友黄炎培重游杭州,徘徊在西子湖边,目睹昔日史氏的别墅“秋水山庄”依然,而斯人已殁。黄氏情难自已,赋诗一首:
    一例西泠掩夕曛,伊人秋水伴秋坟。
    当年壮语成奇祸,缟素词坛十万军。
    就让我们走进那段历史,回顾报业巨子史量才被刺一案的前后经过吧。
    一
    史量才,原名史家修,祖籍江苏江宁县。他的父亲史春帆1864年移居江苏松江泗泾镇,开设“泰和堂”中药店,经商谋生。1880年,史量才出生时,史春帆已36岁,中年得子,极为钟爱,特聘儒者戴葵臣先生在家教孩子读书,想让他走科举致仕的道路。1899年史量才去松江府娄县应考,中了秀才。
    在戊戌变法浪潮的熏陶下,史量才不愿再走科举的老路,他渴望新知识,于是自己向泗泾镇上的龚镜清学习日文及理化知识。1901年,二十出头的松江秀才史量才说服了父亲,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西湖畔金沙港的杭州蚕学馆(浙江丝绸工学院前身)求学。这是杭州太守林启创办的一家新式职业学堂,1898年春天在关帝庙旧址上开学,与求是书院、京师大学堂、南洋公学并称为四大新式学堂,史量才有幸成为第二届学生。史量才最初的理想是教育救国,志在办学,让更多的年轻人在新知识的海洋中游弋。1902年他从杭州放寒假回家,就在家乡江苏松江泗泾镇倡议办一个新式小学堂,虽然困难重重,但在他的热情奔走下,1903年“私立养正初级学堂”诞生了。
    1903年冬,史量才从杭州蚕学馆毕业后,先后在上海育才学堂、兵工学堂、务本女学和南洋中学任教。1904年,史量才在上海桂墅里创办的女子蚕桑学堂,发展女学和实业教育。他以旧式里弄六幢二层楼房为校舍,以种桑养蚕的近郊为基地。开办伊始,学生只有20余人。杭州蚕学馆的日籍教师对学校工作给予指导,正在日本留学的杭州蚕学馆同学郑辟疆,也经常给史介绍日本新法种桑和养蚕的经验。因此,该校教学方法新颖,教学效果显著,成了我国实业教育史上的著名学校。史量才一面主持蚕桑学堂,一面在外兼任教职,一度以自己所得的薪俸来补贴蚕桑学堂的开支。1912年辛亥革命后,蚕桑学堂改为省立,迁至苏州浒墅关,改名为江苏省立女子蚕桑学校,由郑辟疆任校长。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2)


    史量才在兴办教育期间,结识了不少江浙沪的爱国士绅和政界朋友。由此,他参加了上海和江浙民族资产阶级的各种活动。1905年,上海政界组织宪政研究会,他是早期会员之一。
    1907年,为反对清廷向列强借款筑路,他参加了收回路权运动,被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他积极参加江浙两省绅商拒借外资保护路权的行动,多方筹款筑路,并亲临现场规划。
    史量才与张謇(季直)等立宪派人士结识,是由旧友黄炎培介绍的。1905年,黄炎培、史量才等人在上海成立“江苏学务总会”,张謇被推选为会长,黄炎培任常务调查干事。史量才与陈其美(英士)、章梓等同盟会员的接触,也在这一时期教书的余暇里。
    上海的山东路、福州路转角处,有一座名为“息楼”的三层楼房,是80余年前《时报》主笔与教育界名流(多为中学校长)聚会的场所。由于同乡陈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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