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搅�300多人，其中有省参议员20多名，还查封了几家报社和广播电台，并拘捕了所有员工。整个昆明成了恐怖世界，家家户户都不安宁。第二天，徐远举又亲自率领宪兵、警察、特务到昆明西郊海口53兵工厂，逮捕进步员工30多名。接连逮捕了三天，虽然捕到近400人，但经初步审讯，还没有逮捕到中共云南地下党负责人和重要的民主人士。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很不高兴，又于12日派毛人凤到昆明加强镇压，随同毛去的有周养浩、陈世贤、保密局高级法官徐钟奇等。
毛人凤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以他这个保密局长之威，也没有把云南中共地下党破获。他希望借卢汉之手，把九九事件中抓到的人杀一大批，让卢分摊血债而不敢起义，但卢一直不同意，直到9月22日，蒋介石由重庆返回台湾时，绕道昆明停留了几小时，事前都不敢让卢汉知道。到机场迎接的只有蒋经国、毛人凤、徐远举和我四个人。我们到了机场，才告诉昆明空军军区副司令沈延世和场长蒋绍宇。蒋的座机快到昆明上空时，蒋经国才打电话通知卢汉到机场迎接，因为蒋害怕发生和西安一样的事变，只在卢汉家中吃了一顿午饭，便飞走了。
重庆屠杀
卢汉并不因蒋介石到昆明就同意杀害革命人士，还是一个劲地推说杀人要按法律手续。毛人凤把要杀的人一减再减，他还是不在要杀的名单上签字。于是毛人凤便要徐远举先回重庆去，把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革命人士，列一详细名单，准备必要时杀害。毛人凤在审阅这个名单时，我看到几个是我认识的军统小特务，有的因贪污敲诈，有的因吸鸦片，毛人凤也在上面圈一个“杀”的记号。我请求他把这些人释放，他却把笔一搁，笑着对我说：留下来也是我们的麻烦，不如一次解决算了。所以在那次大屠杀中，有几个军统特务也被杀掉了。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7）
10月15日，毛人凤由昆明飞返台湾，11月中旬，又由台湾飞抵重庆。他这次来是蒋介石认为西南已无法保住，让他来部署大屠杀、大破坏的。
11月27日上午，徐远举召集特务骨干开会，当面指示他们立即行动，把两个看守所关押的300多人杀掉，造成了举世震惊的大惨案。
11月28、29日两天，徐远举、廖宗泽、杜长城又指挥特务们，将重庆多家工厂炸毁，炸死炸伤护厂工人及家属80多人，附近居民死伤20余人。其余兵工厂、发电厂等因工人组织起来护厂，与特务们作殊死搏斗，均有伤亡。第29兵工厂工人被杀害了18人，伤的更多。
11月30日，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于黎明时飞逃成都。毛人凤、徐远举等也在同日逃离重庆。12月9日一大早，我正在做早操，徐远举由成都打来长途电话，说他当天中午将与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一同飞来昆明，要我为他们3人安排明天飞往台湾或海南岛的机票，我满口答应一定照办。徐远举来昆明以后，卢汉发动起义，派人将他抓了起来。接着周养浩也被抓获。
被捕之初
一年之后，我们3人被先后押解到了重庆。囚禁我们的地方，正是一年前我们囚禁和屠杀革命先烈的白公馆。历史真是这样无情吗？不！恰恰相反，是无比公正的！试想一年前，谁能想到我们会被囚禁在这里呢？然而历史正是这样安排的！要说有什么不同，只是过去我们对待革命人士，是那么野蛮残暴，而今天人民对待我们，却又如此宽宏大量；过去在这里听到的是一片愤怒的斥责与苦痛的呻吟；今天听到的，则是朗朗读报声和谈笑声。这些过去指挥过屠杀人民的手，现在却捏着棋子，在“黄河为界”的棋盘上，悠闲地对“杀”。完全用不着别人提醒，每个犯人都会理解：今天，这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监狱。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革命人道主义”？对这个十分陌生的名词，用不着别人向他们去作说明。因为他们比说明这个问题的人，会有更加深刻的体会。
就在这一年的清明节，数以千计的群众来白公馆附近的烈士陵墓扫祭时，爆发出雷鸣般的口号声。我们都吓得面色惨白，缩成一团，徐远举还不时用袖子擦汗。可是过了一会儿，他故作镇定，慢慢站起来向窗口张望时，立刻打手势让我们过去。我们看到监狱大门和侧门都闭的紧紧的，从门前长长的石阶直到烈士墓的那条土路上，增加了很多解放军战士的岗哨，还有大约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像是刚从别处调过来，正坐在楼下，脱帽擦汗。这说明是为了防止愤怒的群众冲进来，而临时加强了警卫。
我们这3个过去看惯了别人痛哭流泪而无动于衷的人，这时也都禁不住流下一串串感激与悔恨的热泪。
我们在白公馆住的是楼上西边那间大的套间，也是白公馆的主人白驹过去住的房间。军统把它作为监狱后，叶挺将军就被关在这里。没想到这个囚禁革命志士的地方，我们今天又被关在这里。同时被关在其他房间的，还有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川湘鄂边区“绥靖”主任宋希濂、兵团司令钟彬等。
不久，西南公安部让我们交代过去的罪行材料，徐远举首先表示：“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他还背地里告诉我：以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而言，杀一个共产党是死罪，杀一百个也是死罪，不如痛痛快快、一下子交代清楚更舒服些。所以他在交代罪行时，常常受到审讯人员的表扬。我在他的启发下，也感到与其吞吞吐吐，还不如“竹筒倒豆子”，一下子全倒出来。
两年后，西南公安部在白公馆后面的松林坡，修建了一座标准监狱，我们搬了过去。我和徐住在一个房间，管理也比白公馆宽得多了。徐远举原来以为，交代完罪行就会按照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死刑。在这之前，他和我在白公馆走廊上散步时，曾指着军统屠杀革命烈士的那条山沟说：“你我将来就会和过去的共产党员一样，倒在那里罢了。”自搬到新监狱后，不但和在白公馆一样，还是吃中灶伙食，而且还能随便到院内散步。这时他才感到可能不会杀掉我们，也许就在这里过一辈子了。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8）
西南公安部后来撤销了，我们被送到重庆市石板坡监狱，伙食虽未降低，但地方很小，没有放风的地方，每天闷坐在牢房内。这时徐远举越来越急躁，他认为这一辈子就在这里面度过了。有天监狱的理发员给我们理发，可能是为了节约肥皂，在徐的络腮胡子上稍微一抹，就用刀去刮，胡子虽刮下来了，而两腮上红肿的刀痕几天才褪掉。他为此气愤异常，决心不再剃头刮脸。他说当犯人就这么蓬头垢面算了。
我们在石板坡监狱住了一年多，一天监狱长来宣布，让每人整理自己的档案。徐远举认为处决我们的时间快到了。当管理员抱来原始档案，清点页数当面交与每人后，再三叮嘱不能丢一页。徐远举的档案只比王陵基的少几十页，有近400张，他只花了一个星期，便摘要整理完毕。管理员再三表扬他，说他整理得又好又快，他却冷冷地回答：“死也要死个痛快嘛！”
可是，事情往往是出人意外的。1956年初，管理员向我们报告一个好消息，说再过两天，我们要搬回到原来的松林坡去。那里的生活条件比过去好得多，新的麻将桌都已准备好，他已去看过了。对这一变化，大家都很高兴。两天后，我们便又搬了过去。四川省公安厅厅长第一次向我们宣布说，集中我们是为了对我们加速改造，要我们好好学习，只要诚心诚意接受改造，党和人民是能原谅和宽恕的。徐远举听了，又悄悄地对我说：“看情况，死不了，在这里住一辈子也不在乎了。”因为伙食又提高了，新的衣帽穿戴后，再也看不出是囚犯了。
那次集中在一起的有100多人，大半都是熟人。王陵基是级别最高的一个，他以前是国民党四川省主席，而且兼四川保安司令部上将司令。所以我们准备在重庆进行参观时，政府考虑到王是老军阀，多年来在四川杀人不少；徐远举是11月27日大屠杀的主要凶手；还有廖宗泽，是解放前夕在重庆破坏兵工厂的主要负责人，这3个人如果在重庆参观工厂、学校时被群众认出来，可能会发生意外，所以决定把他们送到北京去。
努力改造
不久，我也和另外3个军阶高的战犯由重庆送到北京战犯改造所，又与徐远举在一道了。我和徐不在一个小组，但我发现虽只分别了几个月，他比我思想进步多了。每年到3月中旬，我总是向过去的老同事提醒一下：“明天又到3月17日了。”过去我向徐远举提出时，他总是长长地叹一口气，这次我向他提的时候，他忙把我拉到一处没人的地方，用劝我的口吻说：“以后不要再提了，你怀念戴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现在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得慎重一点，不必再去提醒别人。”我听了后，连连点头，第二年3月中旬我就再不向别人提了。
我们在这里学习了一年多，便到北京郊区公安部农场去参加农业劳动，仍然是半天学习，半天做些轻微的农活。我的体力比徐远举好，逐渐能挑上百斤的东西，他也很想和我一样，但总是赶不上，我便劝他按规定办，做到力所能及就行了，不必太勉强。不久，他就得了肠炎，住院一个月左右才好。回来后，他的体力大不如前，但还是坚持劳动，从不偷懒。后来监狱组织我们写国民党的历史资料，徐远举最卖力气，也毫无顾虑，知道什么便写什么，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
我们出去劳动是整好队一道走，可回来却可以不那么整齐，只要不落后很远，先回来是没有人阻止的。先回来的人，多半是想早洗洗澡，而徐远举先回来，总是去管理员办公室领取当天的报纸，先抢着看标题，看过标题才一队一队去分送，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是“义务报童”。
盼望特赦
1959年9月16日下午，徐远举又去领取报纸，我们大伙还落在后头，只见他高举报纸，大喊大叫：“好消息！好消息！”王耀武便迎上前去，抢过报纸，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他紧紧围住，只听到他念道：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王一边念，徐一边把报纸匆匆分送给几个小队长，自己拿了一张跑到一旁去看。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9）
这正是中秋节的前一天，许多人都睡不好，我到门外去散步，看到徐远举也出来了。我们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来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显得十分高兴。到了第二天，大家正在兴高采烈地包饺子的时候，我又和徐远举不约而同地在附近一条河边碰上了。原来，每遇包饺子，厨房大师傅总是把面和好，馅拌好，发给每个小队自己去包，包好由厨房统一煮好再抬出来，让我们自己去分。一些北方人都参加包饺子，我和徐远举这些南方人，只帮着取原料和抬回煮好的饺子，所以别人忙着包，我们便没事去门口散步。徐远举一见四面没人，便悄悄地对我说：“不要太过于高兴了，你没仔细研究，报上说得很明白，是‘一批’而不是全部。”我一听也立即想到，的确是这样说的，这可能是指那些罪恶小、民愤不大的人，像我们这些干特务的，肯定轮不上。我把这个想法说了，徐也很同意。
9月18日下午收工时，徐又抢先看到《人民日报》头版上刊登的刘少奇主席颁布的特赦令和《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特赦令是头一天颁布的，第二天见报，颁布之日正是这年的中秋节，虽是巧合，但大家的心情都特别激动。过去常用“感激涕零”来形容受到了极大的感动，但没有亲身体验过，这次却真正体会到这四个字的分量和它所表达的真实感情了。不少人几乎是默默无言而泪流满面，这些人中有不少曾是身经百战的将军，现在变成这样，如不亲见，谁又会相信呢？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监狱礼堂举行“首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大会”，首席法官宣布特赦名单，只念了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等33名，便接着说：以上人员，改造10年，确已改恶从善，现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最后由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代表在押战犯致感谢辞。散会后，榜上无名的人都耷拉着脑袋，默默地回到了宿舍。很多人都有一肚子的话不敢说，只有急性子的徐远举沉不住气，大声嚷道：“我也认真学习，劳动也流汗水，积极写材料，我哪件事不如人家，哪里不符合特赦标准？”他的话像一粒火星，使沉闷的空气爆炸起来。许多人不约而同地说：“是啊，我们哪点不如人家，为什么他们能得到特赦，我们不能呢？”
管理人员针对大家这种思想，立即组织学习，座谈了好几天，才平静下来。用徐远举在座谈中和在墙报上的一句话作为“定风波”，就是：“既有首批，肯定会有二批三批。”
1960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国务院一百零五次会议公报，说第二批特赦名单，已送人大常委会审议。这一喜讯，又使许多人坐立不安，都希望二批能有自己。第二批特赦，计有山东“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前线指挥所主任中将范汉杰，庞镜塘和我，以及几个中将军长等50人。这次，是由徐远举代表在押战犯致感谢辞，我在离开监狱与他握手分别时，叮嘱他好好争取一下，第三批一定有他。因为第一批特赦时代表致辞的庞镜塘，第二批便有他，以此类推，第三批肯定有他了。但徐远举把头一摇：“不合辩证法！”果如他所说，第三批不但没他，四批、五批也没有他，而且都是由他代表在押战犯致辞的。
狱中去世
1964年，我们在北京的10多个特赦人员，由周总理安排，让政协派人陪着去各地参观，先到南方几省，后到西北几省。回来后，北京战犯改造所的领导要杜聿明、宋希濂和我3人去秦城监狱，向尚在改造的战犯作报告。我们3人上午向他们介绍到各地参观的情况和感受，鼓励他们争取早日特赦，下午分别到他们的寝室，接受他们的询问。徐远举最希望知道的，是外边知不知道我就是《红岩》小说中的严醉？我说不但知道，而且不少剧团、电影厂还让我去介绍有关的情节，对我没有一点歧视。徐听后很满意，他认为他出去也可以毫不避讳地说，他就是“徐鹏飞”。分手时，他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等着为我接风吧，我相信我能争取特赦的。”
可没有料到，过不多久，一场空前浩劫发生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了对在押战犯的特赦，已特赦的，不少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批斗。我和康泽、董益三3人，又被重新投进监狱。
“四人帮”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到处逼着人写诬陷一些老革命干部的材料，徐远举宁肯挨骂甚至挨打，也不肯写这样的东西。听说他在那几年心情非常烦躁，常和人争吵。“四人帮”为了把秦城监狱的那一幢楼腾出来，囚禁忠于党和人民的革命老干部，把黄维和许多军长一级的战犯，都送到抚顺原日本战俘管理所，让军统和中统等10多名搞特务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