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大人沉吟着道：“你挑重要的念几段！”
“是。”副官念道：“……但说到这里，有一件事情，我们西方人千万不可忘记，这就是，中国领土之内，有着四亿五千万人口，他们不仅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而且有‘神明华胄’的自尊思想，充满脑中。尽管他们不满意现在的**统治者，但从来没有想到让一个，或几个外国政府来替代他们……”
总督大人喃喃道：“‘神明华胄’……？这些中国人，无论走到那里，都坚守着他们那些可笑落后的野蛮文化，过他们的传统节日，祭祀他们的祖先神明。”
副官又道：“此外，还有一件事也不能忘记：我们西方人，对于中国民众，不能视为已经成为衰弱的，或者已经失去了德性的人；他们在实际上，还是充盈着无限蓬勃的生气，而且备具出人意外的勤俭巧慧等品质，还有，中国人守法易治。”
总督大人被调查报告的观点深深吸引了。
副官看总督大人没有说什么，又道：“至于中国人所有的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以在这次中国所谓的‘辛亥革命’中看出来……”
总督大人恨恨说道：“清帝退位，民国建立，汉口租界的收复，以及派遣兵舰泗水护侨，已证明这点！”
副官问道：“还念吗？”
总督大人摆手道：“不用了。我将好好研究这份报告，或许，它能帮助我们作出最重要的决定！”
…………
在美国领事馆里。
“看到这位年轻的李大帅，我很好奇，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今中国zheng府的做派，跟以前判若两人。”
美国领事亨利正在和几个纽约来的投机商人闲聊。
“中国并没有多大改善。”一位刚刚在中国走了一圈，乘坐长风号游轮来到泗水的银行家说到，“全副武装的八国联军对北京垂涎已久，一直沿水路严密控制。上海、天津等繁华租界……除了被这位非常有魄力的李大帅收回的汉口租界之外，现在应该叫做汉口对外开放经济特区了……都被欧洲人管控。过去三十年，清国在欧洲列强的支配下，惟一真正拥有的资产仅剩下海关，而连这个机构也由外国人直接管理。”
“濮兰德先生，我很想知道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情况。”
“在上个周期天的《泰晤士报》中，我有幸与CarrieChapmanCatt女士对此进行了一番有趣的谈论……现在的中华民国并不是我们美国人理解的真正的共和国，有效率的共和政体并未建立起来。目前中国所呈现出的安静，绝不是由于中国民众对政治状况表示满意。大多数中国人对共和制度根本就没有最起码、最基本的理解。因此，更不用说他们是否真正接受这些想法了。”
“目前，大多数中国人民保持沉默，因为他们正忙于这个国家近年来最大的一次谷物丰收。中国人很豁达，当他们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就不再有时间去投入战争。而这个所谓的民国总统袁世凯，他正在按照慈禧太后的方式而不是美国人所熟知的共和体制来管理政府。换句话说，他建立了一个新的独裁统治，来取代刚刚推翻的独裁统治。”
亨利问道：“所以你不相信所谓的‘中国觉醒论’，或者‘新的时代已经在东方破晓’？”
银行家像一个中国通一样用中文回答道：“在中国有句谚语，非常贴切地隐喻了当前的形势。它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他用美式英语继续说道：“要知道，远东并没有诞生一个‘全新的中国’。国家不会新生，只会演变。从结构上看，他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特性，政治属性和中国官员的秉性并未改变。人类历史经验和科学研究表明，中国这种根植于民族传统、绵延千年的政治制度，要想在一两年内或者一代人之内就发生改变，是根本不可能的。”
“辛亥革命与土耳其在1908年曾经经历的事件十分相似。一小撮组织严密、盘踞在海外的政客从大批追随者中招募到了数量充足的士兵，制造了这场所谓的革命。然而，中国人的内心并未因此发生任何天翻地覆的变化，并没有步调一致的起义，大多数人的心中也缺乏对自由的渴望和吁求。”
“所以说，我们最近总听到的‘中国觉醒论’之类论述是不确切的？”亨利追问到。
“这样的论述从1860年起就不绝于耳。自从蒲安臣使团首次让美国开始关注中国事件，关于中国正在觉醒或者将要觉醒之类的论断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所有关于中国正在发生巨变之类的言论，都不过是令人错谔的老生常谈。欧洲那些关于中国的报纸，一度错误地以为，昏庸无能的满清政府已经垮台，黎明的曙光和崭新的未来正在这个东方帝国出现；留学西方的新派学生被认为是这个国家的救星和新时代的先驱，就像土耳其和希腊的‘改革者’一样。”
这个银行家侃侃而谈：“坦白地说，中国人仍处于政治无意识状态，他们接受‘少年中国说’就像接受上天赋予的任何一切，只是他们在精神上仍存有习惯性的保留。别人告诉他们，与苦闷、贫困、饥饿、贪污、苛捐杂税相联系的旧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每个人都将变得富有和快乐。他们中那些乐观积极的人相信这些美妙的故事，把共和制当成了救世主，以为所有美好的东西将很快实现。我相信，很快他们就会意识到这种想法的愚蠢。把旧事物换一个新名字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即使总统自己汉民族的人，民国政府统治下的敲诈勒索、行贿受贿、威胁掠夺、暴力犯罪并不比旧时代少多少。他们会通过自己的双眼迅速地看到城市满目疮痍、抢掠四处泛滥，他们总有一天会意识到太平盛世仍然远未到来。因为深埋在中国社会体制和民族性格中的骚乱根源一直没有改变。”
“这种观点并不仅我一人具有。这是生活在中国的、消息灵通的外国人的共识。我在上海时，《字林西报》对我进行过采访。这份报纸起初带着极大的热情欢迎革命，并对其报以厚望。然而如今，它只能悲哀地承认，由于没有一个强大有效的中央政府，事情只是在变得更加糟糕。”
“没有一个有作为的国家依靠，那么，即使李想有天大的能耐，也很难在交涉中有所作为了。”亨利沉吟着问道：“这是当前局势最有可能的结果吗？因此所谓‘少年中国说’的观点，将注定失败？”
“不一定。”银行家想起李想在收复汉口租界时玩弄风雨雷电的手段，“中国人内心深处需要儒家体系，儒家体系已经深入到这个民族的性格。整个中华民族的信仰可以被概括为三点：家长制度、宗族观念、劳动义务。在两千年历史中，这个地球上同质程度最高的民族，从未向他们的统治者，不论是同族或是异族，提出过任何要求，他们只希望享有在这种信仰下平安度日的权利。但是，正如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Meadows在60年前所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具造反精神但又最无革命性的群体。’他们总是随时准备起义。虽然，他们在香港被英国人统治，在胶州被德国人统治，在辽东半岛被日本人统治，在北满洲里被俄国人统治。显然，这些统治者的国籍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重要。只要统治者足够聪明、公正，并且尊重他们的传统和信仰，他们便会安于现状，接受统治，和平生活。我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工作了10年的朋友说，这里有60万中国人，我不断发现新的证据，证明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像中国人这样对于一个好政府有如此快的接纳度。”
“我明白了。”亨利恍然道：“你是想说，因为荷印当局对华人的传统和信仰的不尊重，才造成当前南洋紧张的局势。”
“对！华人是最坚忍的民族，而荷印当局却愚蠢的屡屡挑战这个民族最后的底线，这不是逼着世界上最具造反精神但又最无革命性的群体去造反吗？李想可是个非常厉害的革命煽动家，把这群最具造反精神的野蛮人煽动起来，南洋必是一场暴风雨！荷印当局，这回可是招来大麻烦了。”
“我现在知道应该站在那一边了。”亨利说道。“或许我可以从中调停，从而获得一些我们想要得到，又得不到的利益。”
133静夜
夜色已深，领事馆里的演讲结束了。书房里，李想，汪精卫夫妇和南洋各地同盟会华领张永福，吴世荣，陈耕基，一起喝茶，密谈正经。
汪精卫问起李想说道：“泗水交涉，你是准备从什么地方入手？”
“想是想过，没有定局。不知道你们的意思究竟如何？”李想沉吟道。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张永福道：“只知道做舆论造势。”
“我说了，这是一招妙棋！南洋华工受虐情形不断曝光其实很简单，不过要荷兰东印度成为世界舆论众矢之的。”李想沉吟道：“南洋华工受虐的新闻是现成的！哪怕就是让路边社做报道，也不费什么事。倒是群众动员一层，还要有个大概，好好筹划。”
“我想，”陈璧君说道，“动员群众，这是我们同盟会的强项。”
李想冷笑。虽然他认为孙中山是个“深刻的思想家”，同盟会是个民族主义革命团体，而且热情地拥护他的强烈民族主义、反帝guo主义、反封建主义、提出叁民主义的基本纲领，但孙中山和他的同盟会未能充分了解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使它失去了真正有战斗性的人民群众；辛亥革命之后，它参加了议会，这就使它丧失了重要的推动力量，而沾上了议会所特有的一切弱点；一味的迎合立宪会官僚势力，又使它丧失了国民中足以自豪的无数最优秀的革命分子……
不过在李想看来，泛同盟会最严重的错误还是在于它未能唤起群众，甚至未能了解普通人民的心理。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错误。
李想在建立自己的政治运动时不能犯这个错误。
同盟会还有一个李想不想犯的错误。那就是它未能争取到国内有势力的、地位确立不移的机构当中至少某些机构的支持，这个机构就是军队。枪杆子出政权！这个青年明白，除非得到这种支持，否则，任何政治运动都很难取得政权。
李想在武昌首义决定大局的那一夜里，狡猾地骗取到的，正是这种支持，而且也完全靠这种支持，他和他的同党才有可能完成辛亥革命的光荣使命，成为当前最有权势的一方诸侯。
李想善于利用一切现有手段来争取地位已确立不移的军队的支持，以便能够为他的运动从这些既有的权力来源方面取得最最有利的条件。
枪杆子出政权！伟人的这一句话，简单扼要地总结了李想用来组织自己的政党和引导它在鄂州取得政权的思想和手段。他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是革命党人政客中唯一的一个人把这种思想和手段应用于辛亥革命之后的新国民政局。就是在那个时候，李想组织的革命运动，在所有民族主义和革命的政党中就只有它，取得了最强大的枪杆子支撑他的权利，在这以后，又取得了广泛的群众的拥护和长江流域华商大企业联合会，这两个有很大权力的地位已确立不移的机构的支持，终于取得了鄂州约法统治下五省的权利。
李想在伟人那里汲取的明训，结果证明的确是很有用处的。
李想也承认，同盟会之中，有许多杰出的演说家，善于词令的演说家。这是演讲术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决定的必然结果。
在历史上推动最伟大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力量，从远古时候起，一直是说话的神奇力量，而且也仅仅是说话的神奇力量。
只有靠说话的力量才能打动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人民yun动，都是人类热情和感情的火山迸发，它们不是由残酷的穷困成就，而是由投在群众中的语言的火把所触发的；它们不是词章学家和客厅英雄的柠檬水似的清谈。
“虽然，煽动人心的演讲能力和态度激进、面面俱到的纲领，对于一个努力想要吸引人们注意和取得群众支持的新成立的政党来说，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仅仅这些条件还是不够的。”李想很仔细的想了想道说。
李想比他们想得多的多，他已经在开始注意提供更多的条件——多得多的条件：“我觉得，群众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些主张——不仅仅是说，能够不断地打入他们心坎的一些简单的主张——而且也需要标志和象征，那样才能够取得他们的信任；需要有声有色的大场面，那样才能够唤起他们的热情；需要暴力和恐怖的行动，这种行动如果成功的话，就能够吸引追随者并且使他们感到有压倒弱者的力量。”
陈耕基听出他的意思，是有些不放心，但许多话亦不便跟他说，不过既然李想有这话，而且又扯上暴力和恐怖，他说道：“这在南洋要造出多大的风潮巨浪？这算是李帅的计划？那么这一出风雷必惊天下，不能不慎重考虑。”
“事情是有七分把握，不过‘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想，”李想看着陈耕基说道，“我认为对敌人实行可耻的精神上和**上的恐怖手段，是必须的，也是有很多把握成功的。”
“不行，不行！”陈耕基摇着手说，“这里是洋人的地盘。”
这一下，事情变得就要重新再谈，这次作为李想副手的汪精卫因为责任太重、总觉得很难有万全之计，方在沉思之际，李想开了口。
“此事要盘马弯弓，有一番做作。”李想说道：“现在必须要将谈判重点逐步转到对海外华工的保护上，这时候就不得不行险一博！”
“啊，啊！”汪精卫恍然大悟，“我懂了。”
“明白我的用意就好。”李想点点头说道，“反荷爱国运动的发起及其进行办法，首先，华侨报纸和国内报纸都不断地刊载要求废除苛刻的‘契约华工制’言论。”
关于契约华工制，早在1880年，荷兰殖民当局以“第133号政府公告”的形式颁布了《苦力条例》（KoeliOrdonnantieVon1880Juli13），其中第八条规定：“劳工私逃或拒绝工作，处以最多三个月的无偿劳役，如果重犯，除监禁外，还处以三至十二个月的强迫劳役。”契约华工受到残酷虐待，动辄被殴，没有丝毫的人身安全保障。华工被暴力鞭打致死者，更是不计其数。
对于经商的华侨，则课以各种苛捐杂税。
星马各种税率之中，中国人要特别加重。如西人一张书台每年只课三元的家私税，中国人非倍至六元不可；西人一间很舒服的洋房子，每年课十元至十五元的屋顶税便了，中国人一间老旧的残屋，非课五十元至一百元不可。而且华人开设商店，经营业务，不必有违犯法律之证据，驻在官得任意命令拆毁或停止之。
华侨的居住通行及侨商的经济活动则受到严格的限制：华人居留地以十里为范围，不得出其圈限外，或与荷人及土人同居处……华人欲之何处，必须请给旅券，至其目的地，限二十四小时内报告地正，否则有罪。华人来往本岛贸易，必领路票，使费之外，仍缴印花银若干；到一处又须挂号，再缴银若干。如一日到三五处，则到处亦须三五次。挂漏查出则重罚。
1804年，荷印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华侨只能以二盘商或三盘商的身份从事贸易活动，将华商限制为当地欧洲大商人与印尼人之间的中介商。
1808年，荷印政府颁布《禁止中国人在农村租赁或拥有土地和对农作物付给贷款的条例》，禁止华侨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