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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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年代- 第1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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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此时,张骞拿着袁世凯一叠电报纸进来,众人传阅。
    “袁宫保总算识大体。”程德全不禁舒了长长一口气,脸上浮出了一丝血色,笑道:“能不动兵戈平安共和,这不能不说是国家之福、社稷之幸!”
    袁世凯多次致电张謇,表示自已诚心诚意“和平了结”。这些电报全是袁世凯发来的。
    在国内的君主立宪派大都投机革命,并取得各省政府要职,如湖北汤化龙,湖南谭延,浙江汤寿潜,四川蒲殿俊,江苏张謇,等等。他们之间仍保持一定的联系,政治上几乎都拥护袁世凯,隐然成为同盟会革命党人以外的一大政治势力,而清末状元公,清末 第 196 章 闯进来,刚好听见他们这样激进言论,立刻瞪着双眼吼道:“盖今者中国安危问题,不过和战两途,其事至明,一言能决。然以大势观之,与其战而两败俱伤,招豆剖瓜分之惨,曷若和而同心协力,为福民利国之谋。况此次议和之初,春以个人名义前往长江一带,悉心体察,窃见民党虽逞血气之私,迹似近于卤莽,然本原所在,无非歆羡欧美之郅治,欲步先进之后尘,雪数十年丧师失地之仇,为四百兆吐气扬眉之计,是以一唱百和,举国若狂。佥曰:民党不死,共和不生,破釜沈舟,等于孤注。”
    紧随其后的同盟会大文豪章太炎同声附和:“革命军兴,革命党消!”
    “缪论!”姚雨平大笑道,“民党言论,颇持强硬,佥以为和议万不可恃,非接续准备战斗进行方法不可。持议异常激烈,其原因甚复杂,兹择其最重要者胪列如下:一、党人激于义愤,流血独多,抛掷头颅,牺牲财产,无非为共和代价,以谋同胞无穷幸福,倘功亏一篑,决不甘心。一、前日上海党人,追悼革命先烈,莅会者不下万人,有女子军事团,捧诵诔词,声泪俱下。士女演说,莫不痛憾袁内阁以汉杀汉,此次议和,务先杜绝君主,誓达共和目的,以慰诸先烈在天之灵。人心感动,势力为之一振。又广东北伐队三千人,于昨日抵沪,主张激烈,气焰甚炽。一、党人均言袁内阁此次一面倡言议和,一面进攻秦、晋。且指民军为土匪,进兵皖北,为远交近攻之计,其居心险诈,决无诚心,各报纸鼓吹尤烈。是以民党倡言于众曰,吾宁亡国亡种,绝对不认君主政体,有背此主义者,吾党当以颈血溅之。以致与议各员,心常惴惴。”
    “诸位,”白须飘飘的谭人凤同样神色庄重地说道,“时南军援鄂者,有沈秉坤率统之湘、桂联军,马毓宝移驻九江之赣军,南京派遣黎天才之滇军,唐牺支、王政雅光复荆、襄,重庆、四川亦光复,鄂固无虞矣。南京方面,柏文蔚率滇、粤军驻临淮,扼由徐入皖之路。扬州徐分府合皖军屯宿迁,扼由京入浦之路,正阳、**等处,亦有军扼守,以防由豫入皖之路。其集中于南京城者,有浙军、沪军、光复军、铁血军、卫戍军,以及固有之军队与新编之各军,合计不下10余万众。而广东,闽、浙尚议继续出军,兵力不可谓不厚,加之长安、太原早已光复,烟台有刘基炎独立,河南有王天纵举兵,直隶有滦州兵变之一事,东省自牛庄发难后,蓝天蔚尚谋关外大举。使南京政府毅然攻击,以援鄂各军出武胜关,直趋河南与山、陕义军合,以南京集合各军分配前敌,三路夹攻徐州,分一支捣开封与鄂军合,一支由京浦入济南,与齐、鲁义军合,行见北方健儿群起响应,袁且将瓮中鳖矣,岂能操必胜之算哉!”
    袁世凯所依仗北洋六镇,至多10万人,临时政府的军队多出袁军好几倍。而且在兵源上,独立各省人民踊跃参军。相反,袁世凯到自己的老家招兵时,应募者认为是革命军,踊跃入伍,但一见龙旗,便群哄而散。清政府不得人心,它的兵源十分困难。总之,临时政府在军事上已处于优势,袁世凯则处于被动的守势。
    陈其美抚着额前半过多长的头发,显得有些忧郁,听了谭人凤的话,半晌才道:“未可乐观过早呀!李疯子的宣言里我看话中有话,牢骚很大,大概很是埋怨在汉口所受的遭遇。几时他人到了南京,咱们开成布公的商议北伐适宜,我才能一声石头落地呢!”说着便转脸看黄兴,黄兴正以手支颐深思着。
    一直看着众生相,沉默如金的宋教仁突然附和地笑了笑:“我也同意其美的话是对的。李想这个人固然要听其言,更要紧的是观其行。他在汉口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克强在孝感大战冯国璋的时候他做壁上观,克强和黎元洪连续大败之后,他突然宣誓‘将革命进行到底’,这里头难说没有文章。我还是老脾气,不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克强不也说过,不能战便不能言和!”
    黄兴不置可否地松动了一下腿脚,说道:“打仗,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一开战你就明白打仗是怎么回事了,我可是带过兵的!南北两军,战祸愈演愈烈,其影响所及,足以覆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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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影响所及中


    沪军都督府会场出现了十分鲜明的两派,争论之间,激烈的几乎动全武行。
    以三千北伐粤军将领姚雨平、出征临淮总司令林述庆、准备在去关外举义被预备推举为关外都督的蓝天蔚、镇军 第 197 章 、还有庄蕴宽、陆荣廷、孙道仁那些清朝的大官僚地方大绅士等人组成的求和派则认为:当前只有一心完成“临时政府”建设,及对袁世凯和议,方能谋求共和。而此时向北洋伸手,造成支离破碎、两败俱伤之势实在不妥。基于此,他们的意思是以不扩大为方针,以和议为根本。
    张謇、汤寿潜、程德全原来都是立宪派或比较“开明”的满清旧官僚,现在又看到要求实行民主共和的浪潮,已不可遏制,所以转到了独立省一边。如果清室能够退位,实行民主共和的政体,又有素来受到他们信任的袁世凯掌握最高权力,这正是他们求之已久的。
    他们在江南负有声望,尤其是张謇以清廷状元实业界领袖为社会各界所推重。张骞是清末的状元,全国著名的提倡实业救国的新人物,可说是当之无愧的立宪会领袖人物。
    其实在武昌举义之后六天,即辛亥年八月二十五,江苏巡抚程德全等电奏,请现任亲贵内阁解职,酿乱祸首处分,要求袁世凯出山组阁,提前宣布宪法,清廷最后留中不发。
    程德全等奏云:“窃自川乱未平,鄂难继作,将士携贰,官吏逃亡,鹤唳风声,警闻四播,沿江各省,处处戒严。朝廷分饬荫昌、萨镇冰,统率军队,水陆并进,并召用袁世凯、岑春煊总督川鄂,剿抚兼施,其烦圣明南顾之忧者亦至矣。而民之讹言,日甚一日,或谓某处兵变,或谓某处匪作,其故由于沿江枭盗本多,加之本年水灾,横连数省,失所之民,穷而思乱,止无可止,防不胜防,沸羹之势将成,曲突之谋已晚。论者佥谓缓急之图,必须标本兼治。治标之法,曰剿曰抚;治本之法,不外同民好恶,实行宪政。臣亦曾以是概要,上陈明听。顾臣等今日广征舆论,体察情形,标本之治,无事分途,但得治本有方,即治标可以一贯。臣等受国厚恩,忝膺疆寄,国危至此,无可讳饰,谨更披沥为我皇上陈之:自内政不修,外交失策,民生日蹙,国耻日深,于是海内人士,愁愤之气,雷动雾结,而政治革命之论出。一闻先皇帝颁布立宪之诏,和平者固企踵而望治理,激烈者亦降心而待化成。虽有时因外侮之侵陵,不无忧危之陈请,然其原本忠爱,别无贰心,已为朝廷所矜谅。惟是筹备宪政以来,立法施令,名实既不尽符,而内阁成立以后,行政用人,举措尤多失当,在当局或亦有操纵为用之思,在人民但见有权利不平之迹。志士由此灰心,奸邻从而煽动,于是政治革命之说,一变而为种族革命之狂,而蓄祸乃烈矣。积此恶感,腾为谬说,愚民易惑,和者日多。今若行治标之法,必先用剿,然安徽、广东之事,既再见三见,前仆后起,愍不畏死。此次武昌之变,督臣瑞澂夙抱公忠,其事前防范,何尝不密,临时之戒备,何尝不严,而皆变生仓卒,溃若决川,恃将而将有异心,恃兵而兵不用命,即使大兵云集,聚党而歼,而已见之患易除,方来之患仍伏,有形之法可按,无形之法难施,以朝廷而屡用威于人民,则威亵,用威而万一有损,则威尤亵,是剿有时而穷。继剿而抚,惟有宽典好言,宽典则启其玩,好言则近于虚,纵可安反侧于一时,终难导人心于大顺。况自息借商款昭信股票等事,失信于人民者,已非一端,今欲对积疑怀贰之徒,而矢以皎日丹青之信,则信已亵,不信而有违言,则信尤亵,是抚亦有时而穷。故臣等之愚,必先加意于治本。盖治病必察其脉,导水必溯其源。种族革命之谬说,既由政治革命而变成,必能餍其希望政治之心,乃能泯其歧视种族之见,然苟无事实之施行,仍不足昭涣号之大信。今舆论所集,如亲贵不宜组织内阁,如阁臣应负完全责任,既已万口一声。即此次酿乱之人,亦为天下人民所共指目,拟请宸衷独断,上绍祖宗之成法,旁师列国之良规,先将现任亲贵内阁解职,特简贤能,另行组织,代君上确负责任,庶永保皇族之尊严,不至当政锋之冲突,其酿乱首祸之人,并请明降谕旨,予以处分,以谢天下。然后定期告庙誓民,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庶簧鼓如流之说,借口无资,潢池盗弄之兵,回心而释,用剿易散,用抚易安。否则伏莽消息其机牙,强敌徘徊于堂奥,民气嚣而不能遽靖,人心涣而不能遽收,眉睫之祸,势已燎原,膏肓之疾,医将束手,虽以袁世凯、岑春煊之威望夙著,恐亦穷于措施,微论臣等。臣等亦知急迫之言,非朝廷所乐闻,然区区血忱,实念国步艰难之甚,民情趋向所归,既无名誉可沽,惟有颠阝齐是惧,是以甘冒斧钺,不遑顾忌,如尚不蒙圣明垂察,则罪戾滋重,惟有恳恩立予罢斥,敬避贤路,免误国家,臣等不胜激切屏营待罪之至。”
    此次程德全等电奏,留中不发,原奏当时未见,后吴县杨廷栋于民国四年将底稿装成卷轴,知是南通州张謇手笔。可见当时,张骞的影响力,还有全国立宪会人物一开始就期盼袁世凯掌权!
    吴县杨廷栋卷轴题跋云:“辛卯八月十九日,武昌举义,汉口、汉阳同时归附。云阳程公德全方抚苏,睹时局至此,思为清廷尽最后之忠告,嘱廷栋偕华亭雷君奋,邀通州张公謇莅苏熟议。张公适乘沪宁车由宁赴沪,乃与雷君迎至锡站,谒张公于车中,具白所以,即同往苏抚署聚谈。晚复同寓苏站西偏数十步之惟盈旅馆。乃篝灯属电奏稿,初,张公自起草。继,张公口授,而雷君与廷栋更番笔述之,稿成已三鼓。翌晨,清稿送署,张公即去沪。程公得稿,先通电各省将军督抚,征求同意联衔入告。廷栋复私电金君还,转请赵公尔巽领衔,时八月二十二日也。越两日,熟河都统溥廷页、山东巡抚孙宝琦复电赞成列名,铁路大臣端方、两广总督张鸣歧复电云:‘时机尚未至’,四川总督岑春煊表示赞成之意,而不允列名,其余皆置不答。时赣已宣告独立,皖又岌岌不保。程公以事益迫,再缓即入告无益,因于二十五日,以溥公为领衔,并孙公三人,具名电京,而溥公又来电云:‘赵公尔巽不以此举为然,特请取消前允具名之事’,并径电内阁声明,时赵公方总督东三省也。张公鸣歧又来电云:‘此奏不可不发,愿附名’,其实电已前发,取消赞成,均无及矣”云云。
    在八月二十七日,满清内阁阁丞华世奎告余:“江苏程雪帅(德全)电奏,时局危迫,揭破政治革命,种族革命,向来疆吏不敢据以上闻者,可谓有胆。其电奏大要:‘请罢免现任亲贵内阁,另简贤能,并惩办酿乱首祸之人,提前宣布宪法。’
    这“另简贤能”的“贤能”是谁,天下人皆知是指袁世凯!
    但是随着南方革命风潮越来越汹涌,感到大时代变化的张骞等人于十月初五日,拍电载沣共赞共和,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于十月日,由美国使馆转上海张骞等电:“摄政王殿下,川鄂事起,罪已之诏甫颁,杀人之祸愈烈,以致旬日之内,望风离异者十有余省。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国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识者,持论亦无异致,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人,傥能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不特以安全满旗而已。否则战祸蔓延,积毒弥甚,北军既惨无人理,大位又岂能独存。廷芳等不忍坐观,敢为最后之忠告,声嘶泪竭,他无可言。张謇、伍廷芳、唐文治、温宗尧叩。”
    这个转变,使张骞等人摇身一变,成为革命事业立了大功。革命事业,他们是赞成而且倾尽全力的。但他们的革命,完全是革命风潮压迫过急一种被逼无奈的选择。他们骨子里还是反感革命党人,最希望的还是袁世凯执政,自然欢迎南北和议。
    所以,在接到湖北京汉铁路事变第一份战报后,张骞深深感到在湖北挑起事端的可怕后果,他从掌握作战全局的立场出发,对各方面表示了见解,竭力打消激进革命党人冒险的冲动。
    他说道:“现在可以动员的民军,其中只有一半可以部署在北洋方面,所以,不可能进行全面战争。但是,如果事态继续发展,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大,这样,其结果很可能和太平天国在北伐的作战一样,陷入无底的深渊之中。为此,我认为目前应该断然命令湖北部队一举撤退至安陆的革命根据地,停止无谓的挑衅,然后由黄君克强派亲信抵北京,与袁世凯促膝畅谈解决当前存在的根本问题,即使以民国大总统一职交换也不惜。”
    张骞的确是清末的一代奇才,在革命问题上更是显出了他目光的毒辣,一眼看穿革命党人的弱点,口才也段地是了得,几乎每一句话都敲在黄兴的心头。
    张骞眉一横,眼神如电的注视着黄兴:“战端一开,金融骤滞,外债期限,迫于燃眉,且南北多一次战争,人民多一番涂炭,即经济界多一层损失,农工商贩,常陷于不确实之地位,精华既耗,元气大亏,此战事之影响于经济者一也。”
    多年来,战乱频繁的中国国力衰微,以黄兴忧国忧民的性子被张骞逼问的哑口无言。
    张骞紧追不放:“各省盗贼蜂起,假革命之名义,扰乱治安,农事失时,哀鸿遍野,闾阎涂炭,民不聊生,民军本欲弭乱,而适所以召乱,此战事之影响于生计者二也。”
    民生经济在战乱的影响,就这样被他一一道来,军中将领几乎都听傻了。
    “各国阳号中立,阴主干涉,如接济军火,灌输外债,助拿租界革党,占据海关税权,且各处陆续进兵,以图有所劫制,是以蒙藏之噩耗方来,滇辽之警电踵至;而日皇对于议院之愤言,其心尤为叵测,瓜分之祸,逞于目前,此战事之影响于外交者三也。”
    中国面临的强敌,是千年未有。满清少数民族政府对东西列强又一直采取妥协退让、卖国求荣之策,因而爆发了这一场救国救民的民族主义大革命。
    革命军中的年轻军官激进的不要命,几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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