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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三年是后世公认的庆嘉盛世中最平淡的一年，太多伟大辉煌的名字度过了他们平静的一年，而那位“拗相公”王安石在嘉祐三年的进京，在后来两三百年的时间里，被很多人认为是太平盛世中的妖星出世。有道是：
洪太尉误放妖星，
拗相公终入开封！
第二章种家将——帝国不老的传说
引子1
有时候，天上掉下来的不仅仅是馅饼，还有足球。
机遇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如果这个人不是高俅，那他可能只会被飞来的足球砸中脸部，还可能打烂了捧在手中的宝贝篦子刀（那可是稀罕的宝贝），等待他的将是毒打或下岗的命运。
但那个人是高俅，身怀绝技的高俅。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高俅手捧玉盒，来了一个三百六十度“倒踢紫金冠”（这招后来传到了南美大陆哥伦比亚，一名叫伊基塔的疯子守门员在美洲赛场上施展此招，一式惊天下，但很明显高俅的动作难度系数更大，因为他手中还捧着盒子），漂亮地将球踢还给端王。
那一刻，高俅的命运发生了呼叫转移。
关于高俅，《水浒》第一书评家金圣叹先生曾作过如下评判，说“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
老金的意思大家都懂，就是说，没有高俅，便不会有梁山那帮哥们造反，也不会有北宋帝国后来的中年夭折。
老金太抬举高俅了，真实历史舞台上的高俅，远没有那般风光。
高俅生前做官做到了三府仪同三司（唐宋时的一品文散官），在北宋帝国，能坐上这个位置的官员，皆是北宋政坛风云人物，韩绛、文彦博、蔡京、童贯等，无论功过，皆在后来的《宋史》中立名列传，流芳千古或遗臭万年。
但高俅却被史官们遗忘了，《宋史》提及他不过只言片语，只有在野史轶闻中才能够拼凑出北宋帝国第一球星的精彩人生，这不得不说是高俅身后的遗憾。
高俅，家世籍贯已不可考，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高俅的身份是一个小小书童。
当然，这个书童的身份也不简单，因为他的主人不简单——北宋第一才子苏轼。
在苏门的熏陶下，虽然身份低贱，但小高倒也习得不少本事，琴棋书画，吹拉弹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球技那更是没得说，这为他日后的人生发迹夯实了基础。
高俅发达后，对苏家当年的恩情念念不忘，每有苏氏子弟入京，高俅皆热情接待，养恤甚勤，发达不忘本，全然不似《水浒》里翻脸不认旧人的无赖模样。
作为北宋帝国第一才人，苏轼好结交朋友，不仅喜欢吟诗作画，可能还有个爱好，喜欢把书童送给人（大概他门下的书童素质太高，在当时也算是珍品）。这不，当苏轼认为高俅已经从一个普通的书童成长为高级书童后，就忙活着把他送人了。
最初苏轼是想把高俅送给他嘉祐二年的同年，“南丰七曾”之一的曾布，不过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东坡先生的美意曾布却拒绝了。原因大概是，曹布和苏轼虽然私交不错，但在政治立场上却各有不同。曾子宣可是王安石旗下第一战将，和保守派苏轼当然得撇清关系。
苏轼碰了一鼻子灰，但并没有放弃人才输出的做法，第二次他成功了，他把高俅送给了自己的另一个好友王诜王晋卿。
王诜能书善画，与当时的文化名人交情都不浅，和苏东坡米芾他们更是铁哥们，曾经因为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受到牵连而遭贬官，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当朝驸马，宋英宗的女儿魏国大长公主的老公。
皇族与文化人的双重身份让王诜与另一个喜好文学的风流王爷走得很近，虽然辈分上差了一辈，但二人惺惺相惜，已成了知己，这个王爷就是端王赵佶（在《水浒》中，施大爷把他们的辈分弄错了）。
一次王诜与赵佶在朝会相遇，前一日赵佶刚在青楼喝高了，来时匆匆，头都没梳好，王诜见状就拿随身携带的篦子刀替赵佶梳头。
赵佶一看王诜的篦子刀，说姑父你这把梳子是极品，精雕细刻，很有艺术收藏价值嘛。
王诜说你眼光还真精准，这真是块宝，我还有一把，赶明儿叫人给你送去。
不日王诜派已成为自己手下书童的高俅送篦子刀给端王，端王不仅瞧上了王诜送的篦子刀，还瞧上了他的人——球技一流的高俅。
从此高俅成为了端王的人，而当端王赵佶成为北宋帝国第八位皇帝的时候，高俅的春天也来了。
作为赵佶的心腹秘书，高俅走上政治舞台还是颇费一番周折的。在当时的北宋帝国，不讲出身，但是讲身份，要担任县令以上的文官，必须是科举进士出身，高俅虽然十八般武艺样样粗通，但是要他上考场，那还是差了些，文人集团高俅是挤不进了，只能是向军队发展，在部队上混取资历。
于是赵佶派高俅到部队挂职，到当时泾原路大将刘仲武帐下效力。他跟随刘仲武在平定吐蕃赵怀德叛宋的事变中立下战功，圆满地完成了基层镀金任务，从此平步青云。
应该说，高俅是一个不太忘旧的人，对挂职时期的老上司刘仲武，高俅也没有过河拆桥，后来刘仲武打了几次败仗，回朝后却没有被处分，这和高俅在朝中为他走动不无关系，而刘仲武死后，高俅也不忘故人之子，还向徽宗推荐刘仲武之子出仕为将。
刘仲武之子是谁？就是后来为力保赵氏南方半壁河山立下汗马功劳的南宋名将刘锜。看来高俅还是做过一些于帝国有益的事。
在他的一生中，虽然做过都太尉三府仪同三司这样的高官，但并无大权也无大过。野史所载的他的过失，算起来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将部队的地盘占为己有建私宅，经常派遣士兵到自家府中干活不开工资（这能算事儿吗？）。
大概史官们也觉得如果凭这些芝麻小事把高俅列入《奸臣传》，奸臣这个词也太掉价了。《宋史》根本不屑于为其立传，当然，在评选徽宗时期六贼的时候，高球星也没能入围。
高俅其实不过是徽宗赵佶时代一个得宠的真小人。本事和对帝国的危害性都不大，除了球踢得好，还略有几分江湖义气，算得上一个北宋版的韦小宝。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人入侵，宋徽宗赵佶一听金人杀到了黄河边，吓得带上亲信仓皇出逃，这班人马中，就有昔日的书童，帝国第一球星高俅。
不过走到了泗州，高俅却和童贯一干人闹了矛盾，当时执掌兵权的童贯给高俅小鞋穿，让他留下率领三千兵马断后。这无疑是让高俅送死，高俅混这么多年岂能不知这个道理。赵信的人马前脚刚走，他就率兵回到开封，参加了新皇帝宋钦宗赵桓率领的开封保卫战。
女真人短暂退却，赵佶一干人重回东京后，蛮夷掠京的责任自然要找人承担，童贯、蔡攸、梁师成等一干人被列为首恶处死，而作为前皇帝心腹的高俅却得以幸免，不得不说此君福大运好。
高俅于靖康元年病逝，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因为球技而飞黄腾达的小人的一生。
引子2
高俅任殿前都指挥使的三把火没烧起来。
老板赵佶发话了，说你是我身边的亲信，去当这个殿前都指挥使，得把你在球场上展现出的才华在军队中施展，这官给我当出点水平、当出点新意来。过两天我会去你那边看看，不要让我失望。
高太尉新官上任三把火，要把禁军的军训名目搞得形式多样，于是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竞标活动，吹锣打鼓，鸣铳放炮，名为军训，实为唱戏，很是热闹。
不料却有个教头不买账，当面顶撞他说这么多年没见这么练兵的。
那教头叫王进，以前和老高在东京踢球的时候在球场上有过节，高俅新官上任没跟他算账，他倒主动找茬了。
高俅怒了，让人把王教头拖下去打了五十军棍，并放话了，让王进要么等着进黑牢子，要么执行军令。
第二天，军卒告诉高俅，王进跑了。
高俅大怒，命身边的参谋下达通缉令，全国通缉王教头。
参谋说不用通缉了，大家都知道他去哪里了。
高俅怒问谁敢收容逃兵。
参谋指了指西边，说老种。
老种，高俅倒吸了口凉气，老种，该死的老种。
他知道这件事只能不了了之。
北宋帝国军界，谁能惹得起种家军呢？至少他高俅不能。
一
种家的荣光，并不源于种世衡，早在他的父辈，洛阳种家便已天下无人不知了。
因为种家出了一个琴下人人皆知的大“隐士”——种放。
种放（955—1015）出生在一个小官宦人家，其父种诩曾任过吏部令史之类的小官，种放少年时代的中原正处于兵荒马乱之际，读书显然是没有什么出路的。种放虽然聪颖，却将心思放在了玄易类、道学类书籍上，这决定了他日后的人生方向。
其父死后，种放看着天下狼烟四起，于是带着母亲到终南山隐居。
在终南山，种放的生活过得很清苦，种两亩薄地，教几个学生，收点束脩，业余时间码码字，修习《易经》，偶尔自酿一坛清酒，对着寂寞唱歌。
种放原本以为自己会这样过一辈子。
世道是会变的，很快，赵氏兄弟结束了中原内乱，文化人迎来了自己的新时代。
即将来临的繁华盛世和已经“出世”的种放好像没有关系，他只是一个隐士，玩点《易经》八卦，炼炼丹，经济之学不是他的强项，更不能胡子一大把的和那些年轻人一起去东京参加科考。
一切皆有可能，历朝历代开国之初，君主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提倡奉行黄老之术是必然之选，何况赵氏兄弟是“被迫”披上黄袍的，天下初定后，这也成了赵氏兄弟的心病，赵匡胤就必然会对石守信等兄弟发出感叹——权力算个鸟，神马都不过是浮云。
——能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的才是好同志。
在这种语境下，隐士的身价在北宋帝国高涨，超过了东京的物价指数。在开封，种放的业师陈抟就受到了赵匡胤的高规格接待，并赐号“希夷”。
淳化三年（公元992年），种放隐居的终南山来了一群不速之客，那是当朝皇帝赵光义派来的使者，召种放入朝赴阙。
种放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晕了，领略了杜工部“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喜悦后，屁颠屁颠地收拾行装准备上路。
这时，母亲却站在了他的门口，冷冷地问他：种放你忘记你的身份了吗？外面的繁华世界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种放一惊：是啊，我是谁？
母亲转身离开，一声叹息里满是对儿子的失望。
在母亲的阻挠下，种放不得不拒绝了朝廷的召见。
但他人虽在终南，心却早已飞到了外面的世界。
种母做得更绝，她甚至焚毁了种放的笔墨，说既然是隐士，一天摆弄这劳什子作甚？学生也别收了，就是因为教书才把名声传到了山外。
为了避世，种母让种放把家搬到了更偏远的深山。
没有了束脩，种放的物质生活更为清苦，六年后母亲逝世时，他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传到朝廷更是被传为佳话，让皇帝对种大隐士更加神往。
母亲逝世前和种放进行了一次长谈，说我死后你自己的路就在你的前方，是要留一世清名，还是要半世富贵，你自己选择吧。
无论哪一种选择，母亲都为他做了最好的铺垫。
一个伟大而睿智的母亲。
种放没有犹豫，母亲一死，他立即出山终南，开始结交各种显贵名士，对各种国家大事也十分关心。吟诗作赋也不再是山高水长，“胡雏负圣恩，圣主耻干戈”这样应时应景的政治打油诗也传到了宋真宗赵恒耳中，把马屁拍到了点子上。
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种放终于走上了崇政殿，他一路走来的道路被后世概括成一个专有名词——“终南捷径”。
此后的日子风光无比，种隐士的官一升再升，一直做到了副部级（工部侍郎），并且与其他的员工不一样，他在赵氏帝国公司不用打卡上班，皇帝给了他在终南山做SOHO一族的权力，他只需要隔上几个月去一次开封，和皇帝坐而论道，就可以领走工资和皇帝发的厚厚的红包。这样的日子羡杀了那些清早就必须在崇政殿前排队等候的官员们。
就在这样的生活中，种放慢慢地忘记了自己是谁。
他开始在丰镐等地广置田产（租子收得比黄世仁还狠），声色犬马，放任其家人欺压百姓，种隐士变成了种霸天。
就是对朝中的高官，种放也不放在眼里，自我膨胀到了极点。
一次，种放从开封回到终南山，当地的父母官长安知州王嗣宗带着长安通判以下的官员前去拜谒种放，种隐士的官架子摆得比谁都高，当王知州以外的其他官员下拜时，种放只不过摆摆手鼻子哼哼一下，随意点了点头。
当时就把王嗣宗给惹毛了。王嗣宗谁啊？宋太祖开宝八年（公元975年）的科举选秀状元郎，三朝元老，历来以雷厉风行、敢讲敢做著称，要不是他管不住自己那张嘴，早就出相入阁了，不至于到今天还做长安知州这样的鸟官了。
一个臭道士在我面前摆什么谱，当时王嗣宗很生气。
后来种放的侄子（应该不是种世衡）出来拜谒老王时，王嗣宗也效法种放，做得更过分，手都没摆，坐在座位上也来个鼻子哼哼。
种放立即怒形于色，和王嗣宗死磕上了。
种：我侄子来拜谒你王大人，你老人家坐在那里没什么表示，也太不礼貌了吧！
王：哎呀，我可是效仿种大人你啊，刚才我看长安全体官员拜谒种大人的时候，你老人家坐在那里好像也没什么表示。我是开宝八年的状元郎，你侄子不过是一介白丁，我坐着受他一拜也不过分。
种：什么状元郎！还不是靠打架打来的。
种放此言一出，席间所有官员脸色均变，王大人平生最忌讳的事就是人家说他是打架状元——开宝八年科举选秀总决赛的时候，评委会主席赵匡胤在决定大赛冠军时，在两名最优秀选手王嗣宗、赵昌言之间实在难以取舍，赵主席只得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加赛。加赛的方式是打架，谁的拳头硬谁当状元。
一场史无前例的科举状元拳击争霸赛在王嗣宗和赵昌言之间展开，最后的结果是王嗣宗在拳台上击倒了赵昌言，戴上了开宝八年状元郎的桂冠。
但这场拳击台上的胜利成为了王嗣宗一生的痛脚，以后他的政敌们都在背后嘲笑他是打架打来的状元。如果时光倒流，王嗣宗一定会选择打假拳输掉这场比赛，心安理得、名正言顺地当一名榜眼。
种放当着王状元的面揭他的伤疤，后果相当严重。据野史载，当时两人的冲突因此而升级，从舌战演变成一场武斗，而战斗结果也证明拳击状元的名号不是虚的，王嗣宗虽然年长种放八岁，但动起武来还是占了上风，最终在种隐士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五指印（不足为信的八卦新闻）。
事情还没完，王嗣宗回到开封奏了种放一本，揭发了终南隐士发迹后的种种劣迹。
种放的事，宋真宗赵恒也有所耳闻，渐渐地也不再搭理种隐士。就这样，终南隐士的光环开始慢慢散去。
种放一世名声，最终身败名裂，只换来一顶官帽和几亩良田、几把碎银子，也没人替他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