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自己的男神。
年轻老师旺盛的鲜血，溅满卡门的脸，整个人在她身上抽搐到断气。
最初的慌张过后，她居然十分镇定，为了保住性命，将白老师的尸体推开，没有丝毫反抗，将自己完完整整送给了凶手。
十八岁的卡门，从未直视过他的眼睛，而是望向清澈的新月。
高凡的初夜就是在这片向日葵田野被夺去的。
完事之后，卡门并没有多看白老师一眼，只幽怨地叹息一句，“我像小龙女遇到了尹志平……”
纵然是七月，新疆的凌晨依然有些寒冷，高凡一言不发地抱紧卡门，就当作是最后一次。他也看着黑夜，整个宇宙布满熠熠的星光。
天亮了，晨曦照亮田野，向日葵金黄金黄的，如同波浪起伏翻滚。
空中盘旋着一只乌鸦，它正在召唤伙伴们，快来享用一具尚未腐烂的尸体。
高凡在监狱等待宣判的时候，有人整理了他留下的所有的画。小部分画的是卡门，但更多的则是长寿公园。其中有一幅画，在公园的西南角落，长寿路与西康路口，竟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钟楼。完全是想象中、中世纪哥特式的，如同大教堂高耸入云，超过周围所有的建筑。笼罩钟楼的光线都在旋转，最顶端的钟面也是扭曲的，产生时针正在
转动的错觉。而在钟楼顶上的天空，星星与月亮同辉，绝对是另一个世界。
听说这幅画后来被拍卖出了七百万的价格，被一位日本的神秘买家收购。
除了这些东西，高凡还留下一个信封，警察打开发现，原来是一簇女人的头发——乌黑乌黑的，乌鸦羽毛似的，光可鉴人，仿佛还在卡门的头皮上生长，永生不死。
一切结束之后，叶萧带我去过一次被查封的夜总会。在凶杀案的第一现场，卡门被杀的密室里，墙上挂着一幅画。
画中的女子早已变作幽灵，恐怕怨不得别人，怪只怪她编了个谎话，说在画廊卖了七万元，真相是她强行卖给了这里的主人——这才是她送命的理由吧！虽然高凡直到宣判都没说出来。
我看着墙上的画足足一刻钟。卡门躺在黑夜的向日葵丛中，眼眉低垂，不知是否在梦中。枝叶与花朵遮盖私处，坦荡的胴体撩人，长发如同乌鸦羽翅，扭曲着似要飞上苍穹。而在画面上方二分之一的空间，却是凡·高无尽旋转的星空。
10
我把电脑桌面改成了凡·高的《星空））。
一个人在恋爱之前与恋爱之后的区别，正好像一盏还没有点着的灯与一盏点着的灯之间的区别一样。现在灯已经摆在那里，而且是一盏好灯，而且也发光了。
依然摘自文森特·凡·高给弟弟提奥的书信。
凡·高是在麦田里开枪自杀的，死前几天刚在同一片麦田里，完成了那幅《麦田群鸦》。凡·高是在提奥的怀里死去的，但提奥也只比凡·高多活了六个月。
高凡十八岁那年，发生过三件大事，除了没考上美术学院，卡门跟着美术老师私奔，还有那桩震惊全城的火灾。
大火从子夜烧起，烈焰滚滚了漫长的一夜。清早六点，天蒙蒙亮。人们在破砖烂瓦间寻觅幸存者，高凡呼喊着某个名字。废墟上的焦土瓦砾，只剩一点火星，就像一盏灯。
他看到了她。
荒地上的玫瑰，完好无损，睡裙只烧焦了蕾丝边，乌鸦般的黑发被潮湿的晨风吹起，带着烫头发的气味。她的嘴角挂着微笑，不可名状的目光，长满危险的花刺。
男孩看见野玫瑰。
（本文引用的凡·高的书信，均出自《亲爱的提奥》，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版。）
第24夜 珂赛特的眼泪石一夜
他睡在我身边一个夏天。他给我带来无穷惊喜。他随手摘去了我的童年，当秋天到来，他却消失不见。我仍然梦想他会回到我身边，我们还能相守一生。但总有些梦无法成真。总有些风暴会把人摧毁。
——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
爱情是融合男人和女人的卓越的熔炉，单一的人，三人一体，最后的人，凡人的三位一体由此产生。两个心灵和合的诞生，定会感动幽灵。情人是教士；被夺走的处女感到惊恐。这种欢乐多少会传送到上帝那里。真正的崇高的婚姻，即爱情的结合，就有着理想的境界。一张新婚的床在黑夜里是一角黎明，如果允许肉眼看见这些可畏而又迷人的上天的形象，我们可能见到夜里的那些形体，长着翅膀的陌生人，看不见的蓝色的旅客，弯着腰，一簇黑影似的人头，在发光的房屋的周围，他们感到满意，祝福新婚夫妇，互相指着处女新娘，他们也略感紧张，他们神圣的容貌上有着人间幸福的反照。新婚夫妇在至高无上的销魂极乐时刻，认为没有他人在旁，如果倾耳谛听，他们就可以听见簌簌的纷乱的翅膀声。完美的幸福引来了天使的共同的关怀。在这间黑暗的小寝室上面，有整个天空作为房顶。当两人的嘴唇，被爱情所纯化，为了创造而互相接近时，在这令无法形容的接吻上空，辽阔而神秘的繁星，不会没有一丝震颠。
这幸福是真实不虚的，除了这一欢乐外没有其他的欢乐。
唯独爱令人感到心醉神迷。此外一切都是可悲可泣的。
爱和曾爱过，这就够了。不必再作其他希求。在生活的黑暗褶子里，是找不到其他的珍珠的。爱是完满的幸福。
七年前，第二次读《悲惨世界》，读到第五部“冉阿让”第六卷。不眠之夜”第二章“冉阿让的手臂仍用绷带吊着”——亲爱的雨果老爹啊，您是心灵鸡汤段子手吗？幸好那年还没《非诚勿扰》，否则您老就是最好的特邀嘉宾，根本没孟非和乐嘉这俩光头啥事，还“处女新娘”呢，法国男人和法国女人，难道不是Baise…moi更真实吗？那年头，大师们就是逼格高，每写一万字故事，就来段五千字长篇大论，从如何解放失足妇女和被拐卖儿童到巴黎下水道的设计方案，不一而足。中国古典小说里的“有诗为证”真是小巫见大巫了。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们都既是小说家也是鸡汤大师兼历史学家兼新闻评论员兼眼含热泪的网络名嘴公知大V。
所以嘛，中国的男女文青们都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雨果老爹们就被卡夫卡、乔伊斯、海明威们革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被马尔克斯、格拉斯、昆德拉，乃至村上春树们革了第二次命。
以上，除了最后两位，都在天堂里继续革命着。愿老天保佑他们的灵魂与坟墓，阿门。
我为什么自己找虐重读《悲惨世界》？是要写推理小说《名侦探沙威警长》吗？盗墓小说《大盗冉阿让的一生》？小白文《恋上霸道总裁的芳汀》？
七年前的春夜，我认识了珂赛特。
那一年，我刚写完《天机》，不知下本书该写什么。偶尔，夜深入静，饥肠辘辘，就去楼下的澳门路一间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四川麻辣烫店。店里弥漫着刺鼻的辣油味，只够摆下六张方桌，墙面和餐具脏兮兮的。小姑娘挤在最里头的角落，眼圈红红的像被揍了一顿。她说是舅妈——也就是老板娘——舍不得开油烟机，油烟太大，但我知道，那是扯淡！我的泪腺比常人敏感，也会拿风沙太大作挡箭牌……
我猜她最多十二岁，穿着小碎花的衬衫，蕾丝边的领头，脚上一双粉红色的小鞋子。她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用那双大得有些吓人的眼睛。对不起，不是有些吓人，而是相当吓人，像恐怖片里的眼睛。
她的眼泪，刚从眼睛分泌出来，黏糊糊的，介于液体与固体之间，像一小团胶原蛋白的糨糊。当这滴泪离开眼眶，在脸颊与鼻子间滑落，就彻底变成了一颗小石头，比米粒稍微大些，在昏暗的灯光下，散发着刺目的反光，宛如一颗水晶或高纯度的钻石。
小女孩掉出了七颗眼泪，六颗坠落在油腻的地板上，仅剩最后一颗挂在她腮边。
“可以吗？”我伸出手指尖，靠近她的下巴。她不反抗，翘翘的小鼻子在抽泣。脸很冰冷，摸着有些吓人，对于擅长联想的我来说。
我从她的腮边取下那颗“眼泪”。
固体眼泪，一粒小石子，在我的食指与拇指间摩擦滚动，比普通石头还坚硬。我把这颗“眼泪”放到灯光下，它出现奇异的反光，只可惜太小了，只有用放大镜，才能看清里头的颜色。
隔壁桌吃麻辣烫的手机响了，震天动地的《该死的温柔》，我的两根手指头一滑，小女孩的“眼泪”坠落到黑暗的地板。
再看她的脸，虽有泪痕，却没了泪水。眼眶还湿润着。
“告诉我，你为什么哭？”
小女孩双手别在背后，抓着一本书。
“能给我看看吗？”
“先生，您只是看看吗？”她眼泪汪汪地摊开双手。一本灰色的旧书，像从废品回收站里出来的，封面发黄霉烂，书角毛毛卷卷，随手翻开几页，布满破洞和污渍，不少字迹模糊不清。
我认得这本书——《悲惨世界》。
这本垃圾堆里的书啊，居然，就是我小时候看过的版本。封面上的几何花纹图案，像十九世纪的门窗。书名底下的“一”，代表第一部，然后是“雨果著”。扉页印着“李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北京”。版权页上头是“Victor Hugo，LES MISERABLES”，另一面是雨果老爹的照片。出版说明的落款是一九七七年十月。接着是目录、作者序、第一部“芳汀”。一幅原版的版画后面，第一卷“一个正直的人”。
“你在看‘米里哀先生’吗？”小女孩问我。
没错，第一卷第一章，就是这个名字。我反问她，“你在看这本书？
”她用皱巴巴的餐巾纸抹去眼泪和鼻涕，“是的，先生，这是我第四遍读这本书了。”
小学四年级时，有次语文老师问有没有人看过《悲惨世界》，有的说看过电影，有的说看过日本动画片，但只有我站起来说，我看过小说……
《悲惨世界》是我接触的第一本文学名著。那时我只看过一小部分，第二部“珂赛特”开头，雨果用数万字描写滑铁卢战役——与整个悲惨世界基本无关，除了最后偷盗死人财物的德纳第。大师发神经般写了一长串，所有细节栩栩如生。我仍然记得那个“A”字形，那道致命的壕沟，葬送了拿破仑的胸甲骑兵。雨果一边描述战役进程，一边夹
带大段抒情和议论，让我一度以为所有牛逼的小说都该这么写……
“对不起，先生，您能把这本书还给我吗？”她的普通话很不标准，带有川渝味道。
“你叫什么名字？”
“珂赛特。”
“什么？”
她又说了一遍。咳嗽般吐出一个“co”，舌尖舔过牙齿间缝隙爆发有力的“SE〃，最后是个微不足道的清辅音“T”。
“Cosette．”
看着她的眼睛，猩红的眼眶，雪白的黏膜让人微微战栗，乌黑透亮的眼球里头，瞳仁宛如黑洞，像是能吸收所有男人的目光。
她叫珂赛特。
这个饥饿的春夜，我吃完了十二个牛肉丸子，告别了十二岁的珂赛特，我会再来的。
春天，我重新读完了《悲惨世界》，那是一场异常艰难的行军跋涉，断断续续啃着嚼着敲骨吸髓般吮吸着每一个字。密密麻麻的叙述与抒情以及评论，宛如滑铁卢上英国方阵的矛尖。我几乎也深陷于拿破仑的困境，在威灵顿公爵的壕沟前尝尽了苦头。
那个春天无比漫长，刚刚经历南方大雪灾，等待北京欢迎你，迎来的却是汶川大地震，陪伴我度过这段时光的，通常是麻辣烫店里的珂赛特。
老板是个早衰的男人，操着浓浓的四川口音，地震那会儿总是盯着店里的小电视屏幕。老板娘是个肥胖的女人，挽着头发高声大气地说话，但能看出她年轻时有几分姿色，或许现在也没多大年纪。店里没有雇用伙计——珂赛特除外，我经常半夜看到这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拿着块抹布拼命擦桌子，去超市里打酱油、买啤酒，顺便给客人递餐巾纸，当然老板是绝不会让她碰钱的。我还会看到两个小女孩，一个年纪跟珂赛特差不多，还有一个尚未读书——她们是老板和老板娘的女儿，从脸型和眼睛能看出是亲生的。
看我经常光临小店，老板娘对我很热情。何况我跟杀马特风格的发廊小弟、对面夜总会下夜班的公主、附近群租房里的无业游民并不太相同。老板娘是珂赛特的舅妈，老板自然是她的舅舅，但我无法确认他们是否真有血缘关系。
至于“珂赛特”——老板和老板娘也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显然没看过小女孩像宝贝似的藏在床底下的书。
她到底叫什么？对于麻辣烫店里的人们来说，这并不重要。反正没人叫过她的名字，总是“哎”“那个谁”“小妹儿”…”
那天夜里，麻辣烫店关着卷帘门，珂赛特独自坐在水泥台阶上，借着隔壁足浴店暖昧的灯光，低头读着《悲惨世界》第三部“马吕斯”第一章“从巴黎的原子看巴黎”。
当我走到她面前，小女孩匆忙合上书本说：“先生，今天店里不开门，您不用等了。”
我摇摇头，坐在珂赛特身旁，陪她看书。
“先生，您为什么总是来看我？”
“因为你叫珂赛特。”
“珂赛特只是个普通的名字，先生。”
“听我说，你喜欢这里吗？”
”我不喜欢这里，但我出生在这里。”
“你生在上海？”
“嗯，但我还没断奶，就被送回了老家，外公外婆把我养大的。”
“珂赛特，你的爸爸妈妈呢？”
“我不知道爸爸是谁。那时候，妈妈在这边上班，就是这家店，他们都记得我妈。”小女孩指了指隔壁的足浴店，“后来啊，她去了一个叫东莞的地方，再也没回来看过我。”
珂赛特有双特别的眼睛，与这年龄和小脸蛋极不相称的，像在墙壁上画出来的大大的眼睛，深夜里幽幽的乌黑目光，足以吓走所有孤魂野鬼。我懂了。
小女孩的老家在深山里头。从县城坐中巴车上盘山公路要一个钟头，下车后再走二十里，之后爬过两道悬崖一座吊桥，直到白云缭绕的山巅，才到家。那里有座乡村小学，只有一个民办教师。她很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语文课，二年级就可以给外公念《人民日报》了，虽说都是迟到一年的旧闻。三年级下学期，老师还没被抓起来，总喜欢摸她的小辫子。在破洞漏风的校舍里，教室最后一排，朽烂的木头课桌十多年没人坐过，断裂的桌脚下垫着几本破书。她好奇地把书搬出来，吹去封面上的木屑和尘土，露出灰色窗格般的封面——《悲惨世界》。这些书是很多年前，有人捐献给希望工程的。她偷偷把这五本书带回家，小心翼翼地打开，所有纸张都布满污渍，每个字里都挤进灰尘，一股牲口粪便与小孩尿裤子的气味扑面而来。
在一八一五年，迪涅的主教是查理·弗朗索瓦·卞福汝·米里哀先生。他是个七十五岁左右的老人，从一八○六年起，他已就任迪涅区主教的职位……
平生第一次读小说，教科书以外的第一本书。在炊烟与白云交织的山巅，苞谷堆积的瓦房屋檐下，她不知道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的人和事、这样的芳汀、这样的珂赛特、这样的马吕斯、这样的冉阿让。
虽然，她认得一两千个汉字，但不知道法国在什么地方，只晓得非常遥远，也不明白什么是天主教，只记得县城里有座高耸的教堂。除了在电视上，她从未见过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