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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完全无视我的存在，目光和焦点没有丝毫变化，像个瞎子。
画架底下挂着个牌子：素描人像，每幅一百元。
“能为我画一幅吗？”我问。
男人像从梦中醒来，堆出生硬的笑容，“好啊，请坐。”
他拿出一个小板凳，让我坐在面前。远近恰当，不用太费力气，就能听清彼此说话。
我仰起头，眺望长寿公园东侧，公寓楼顶层二十一楼的阳台。当我举着望远镜偷看他画画的时候，他抬头一定也能看到我。当我摆出正襟危坐的姿势，好像在摄影师面前拍新书宣传照，他说自然一些就行了，随便怎么坐，只要别乱动。
他的音色倒是不错，只是普通话不太标准，有南方口音。
坐下一分钟就后悔了——我像个白痴！四周有人围观了，在民工与大妈们异样的目光下，我的额头冒出冷汗，仿佛一条被主人展示的宠物。该死的！但我不好意思拂袖而去，咬着牙关硬撑下来。屁股底下的小塑料板凳，让我浑身发痒如坐针毡。
“抱歉，我不是个好模特儿。”
五分钟过去，周围的人们看着没劲，渐渐散去。而他只是看着我，用画笔量了量我的脸部轮廓，却始终没在画架上动笔。
为了掩饰慌张，我必须跟他说话，否则我真会逃跑的，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看着他在画架背后的眼睛说：“其实，我也学过画画。”
“真的吗？”
“当我读小学时就开始学画丫，但是很简单的素描和水彩，当中间断过几年。初一，我在学校图书馆借了《希特勒秘史））和《第三帝国的兴亡》——青年希特勒漂在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基本就是个农民工，理想是当画家，考过维也纳美术学院，学院说他的画虽然准确，但缺乏艺术性，更适合报考建筑学院。如果维也纳美术学院招收了这个孤苦伶仃的年轻人，还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吗？而我向往的是上海美专，刘海粟开创的学校，中国最早画人体模特的地方——某种程度上也是向往这个。我买了许多教科书和素描铅笔，从HB到12B。我爸帮我买了个石膏像回家——那是个长发飘扬的外国老头，《马赛曲》，法国雕塑家吕德一八三六年完成的作品，原作是在巴黎凯旋门上的高浮雕。我画了一个学期，差不多每天画一幅，没有任何老师指导。我每次都有进步，最后画到以假乱真，就是你们看到过的那种素描，乍看还以为是黑白照片。我去美术学院报了名，专业考试那天却不敢出门——我害怕失败，自己只是个三脚猫，人家都是拜师学艺了多少年，根本比不过啊。于是，我连尝试一下的勇气都没有，就放弃了我的画家梦。”
当我感慨到要落泪时，他已经趁我说话间在纸上画出了我的轮廓。
“后来，我一直在想啊，如果那天，真的去参加丫考试，结果会怎样。老实说，切实地想了想，以我的基本功，几乎肯定是要被刷掉的。可至少，这样能让我彻底死心，不用为了自己的怯懦而后悔。就像你，也有过后悔一辈子的经历吧？“
“当然，有过。”画画的人回答。
我仰头看着天空，尽力让眼眶再干涩些，“所以啊，梦想这东西一定是要有的，即便注定不能实现。”
奇怪，平时闷葫芦的我，怎么在这个陌生人面前这么多话？是我面对画家都有种亲切感吗？
他始终沉默着，“沙沙”地画画，让我想起中学时候画石膏像的感觉。
忽然，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高凡。”
“你是怎么开始学画的呢？”
4
两个月后，高凡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是这样交代的——
高中美术老师姓白，那年不到三十岁，体形瘦长，身高差不多有一米八。他的皮肤白净，眼镜隐藏目光，很像那时流行的裴勇俊。他不是本地人，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这个终年愁云惨雾的小城。
除了文森特·凡·高，白老师是高凡唯一崇拜过的男人。而文森特·凡·高也是白老师唯一崇拜过的男人。
高一那年的美术课，老师抛开课本，单独讲了半个钟头凡·高，幻灯片依次放出《吃土豆的人》《夜晚咖啡馆》《十五朵向日葵》《星空》《割耳朵后的自画像》《麦田群鸦》。
两个月后，美术课交作业，白老师收到一幅临摹凡·高的《开花的杏树》。天蓝色背景，灰绿色枝丫，扭曲伸展，配着无数杏黄色的花朵…虽然临摹的质量低劣，大多数花朵都是模糊的，相较原作，比例也有很大问题，不过，白老师喜欢，尽管是幅水彩画，乍一看竟有中国画的感觉。作业没有留名字，美术老师好久才找到临摹者——二班最不起眼的高凡。
那个周末，白老师邀请高凡去他的画室里玩。
所谓“画室”，其实就是单身教师的宿舍，散发着浓重的颜料气味，堆满了各种画画的工具，还有未完工的半成品，好多幅都是临摹凡·高的向日葵与麦田。
高凡说他的画是自学的，就是把别的男牛用来打游戏和泡妞的时间，用在了素描和水彩上。白老师夸赞他有画画的天分，送给他一套全新的颜料，并给他恶补了一些基本功。
“凡·高是二十七岁以后才开始画画的，你才十六岁，真的不算晚哦。”白老师这样对高凡说。
从此，高凡常来教师宿舍，跟白老师学素描与水彩画，隔一年就进阶到了油画。年轻白净的美术老师与男学生往来过密，自然引起风言风语——特别是暗恋他又宅腐的女老师们。
到了高三，大伙儿都忙着高考，早把美术老师忘得一干二净，除了决定报考美术学院的高凡。
因为，高凡从卡门嘴里打听到，自己竟跟凡·高有相同的太阳星座与月亮星座，这让他激动得几天睡不着觉。
当别人在晚自习和请家教补课，他却在白老师的画室里拼命画石膏像，补齐素描基本功。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有天晚上，白老师含着一根烟，看着窗外屋檐下淋漓的春雨。
白老师的家乡在新疆，父母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偶尔会说起天山脚下的麦田，准噶尔盆地的向日葵，太阳底下大片大片的金黄，像无数蛋饼煎得焦黄，鲜艳得要刺瞎眼睛。但他没来得及告诉高凡，因为在这里的气候带是见不着的。
“去哪里？”高凡放下8B的铅笔，走到老师身前，细长的脬子上有颗尖尖的核桃，雨滴落到嘴边茂密的绒毛上。
“不知道，这个鬼地方，总是要离开的吧。”白老师有些感冒着凉，鼻子塞着，声音嗡嗡的，像是从地底发出的。
三个月后，高考结束，白老师真的消失了，再没回来过，顺便带走了高三女生卡门。
至于高凡嘛，早早被美术学院拒之门外。幸好他父母准备好了后路，给他填报了一个本省的大专志愿，还是装修设计专业的，也能用到画画才能。
高凡依旧在阴雨绵绵飘满榕树根须的青苔校园里。他常给同学们画像，运气好的话能赚些零用钱。暑期，他会独自去省内的旅游景点，看到有人支着画架给游客画像，大多数拙劣到不堪人目，但依旧有傻瓜愿意掏腰包。
毕业后，他没找过工作，而是拿起画笔，在街头给人画画挣钱。他先去武夷山，画了两个月，赚的钱，除了填饱肚子，还不够买颜料的。等到赚够了火车票的钱，他终于冲出福建省去了三清山，然后是庐山、衡山、黄山、莫干山……
广东汕头海边的旷野中，他画过堆积如山的电子垃圾，如同凡·高旋转的麦田和橄榄树。他有时住在桥洞底下，民工就成了模特儿，不仅收不到一分钱，还被人骂有病。他被煤矿的保安打过，打到胃穿孔躺在医院里，兜里没钱被扫地出门。数九寒天的时候，他想要上华山“论剑”，半道几乎被冻死，跟几十个流浪汉挤在一块，靠烧垃圾取暖才活下来。
高凡的父母嘛，只知道儿子去了北京，在装修公司做设计师，每月收入八千元，但要付掉五千元的房租。
今年春节，高凡决定到这个国家最繁华的城市来试试运气。
他用了两个星期，走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也去过外滩之类的旅游景点画像，每次都被人赶走，直到来到长寿公园——在路门的拐角，有个捧着吉他的流浪歌于，唱Beyond的《光辉岁月》，然后是《喜欢你》，直到《海阔天空》。他站在歌手对面，白痴般地看了一下午。夜幕降临，歌手背着吉他包退场，广场舞的大妈上台，在钢琴键盘喷泉平台俯冲轰炸《最炫民族风》。有人支起简易卡拉OK，五首歌收费十块钱，附近的保安、民工、大妈、闲得蛋疼或喝醉了的白领，都趋之若鹜地排队唱歌，从走调天王到水房歌神，整条路都在开演唱会。
在长寿公园的一个角落，高凡在纸上涂抹颜色，有对面的两栋高楼，有傍晚时分的树影，有奇形怪状的雕塑，还有慢慢爬上天空的新月。
他找了附近的群租房，有个六平方米的小格子间，是卫生间改造出来的，有个狭窄的气窗，只能打开三分之一，可以瞥见楼下长寿公园的一角。
每天午后，他都会搬两个小板凳，坐在公园的雕塑前面，立块“素描人像，每幅一百元”的牌子。第一天没有任何人来；第二天他做了第一笔生意，画了个中年大妈；第三天是周末，连续画了五个：两个月没开单的房产中介小伙子、对面“外婆家”午休的厨师、被爷爷奶奶带出来轮滑的小朋友，还有一对早恋的初中生。
高凡慢慢认识了几个朋友，同样在长寿公园讨生活：卖体育彩票的、地摊卖黄碟的、摊大饼的、收破烂的……要是他一天赚到了几百块钱，就会留出二十块钱请大伙儿吃烤串。
三个月前，还是长寿公园的午后，高凡默默在画架上涂抹颜料，有只涂着粉色指甲的手指，伸到了他的眼前。顺着纤细的手指，骨节微微突出的手腕，光滑白皙的胳膊，接着是一双乌黑的眼睛。春风席卷北方的沙尘阴霾而来，扬起乌鸦翅膀似的长发，而她一身红裙宛如突发的火灾。
卡门。
就算分尸剁碎了，烧成灰冲进抽水马桶，再分解成各种基本元素，高凡还是能一眼认出她来。
“没想到还能在这里看到你！”卡门说，“多年不见，别来无恙？
能为我画像吗？”
“嗯。”
“给你一百块要不要？”
“不要。”
这个午后，无比漫长。高凡的手臂有些僵硬，素描笔不断地在纸上刷着，勾画卡门的双眼。浅一点，再深一点，再细一点，又粗一点，换了从2B到12B的铅笔，直到这眼睛栩栩如生，乌黑得宛如刚出过事故的煤矿，不忍直视。
天黑了，但没有她的眼珠黑。为了感谢高凡的画像，卡门请他吃十三香小龙虾。喝了七瓶啤酒，高凡没说这些年的经历，只有卡门滔滔不绝。她说高中毕业后，先去深圳，又去了杭州，做过办公室前台和房地产销售，还推销过山寨红酒，两年前到了上海。
她从小是个神婆，现在亚新广场开了家塔罗牌算命馆。七楼很小的门面，卡门穿成波希米亚风格，每天做五六单生意。客人大多是九○后女生，主要解决的也是恋爱问题。最小的是个初中生，意外怀孕两个月了，来算命咨询要不要跟着小男朋友私奔把孩子生下来。她用塔罗牌算了一卦，结果是打掉，小姑娘哭哭啼啼走了，留下两百块算命费。
算命馆只有一扇窗户，恰巧对准长寿公园，自然也能看到画画的高凡。开始她完全没认出他来，高中分别才七年，他却像老了十多岁。
她只是好奇，什么样的入会天天在那儿画画？又是什么样的白痴愿意花一百块给他画呢？观察了十来天，她突然发现这入有些像高凡。
高凡说：“我还以为，一辈子都见不到你了，就算见到，你也会立刻逃跑的。”
“嗯，我也这么以为。”“为什么？”
“别问为什么。我从来不问这个。”
酒后微醺，春风迷醉，红裙在黑夜里鲜艳夺目。高凡架着她的胳膊，穿过夜总会门口的马路，去了他的出租房。
在六平方米的小屋里，高凡与卡门度过了最漫长的那一夜。
每次看凡·高的《麦田）》，总有种看大海的感觉。风吹麦浪，波涛汹涌，如海洋与天空无边无际，云朵就像桅杆上的群帆，点点麦穗就像飞鱼跃出海面。凡·高是荷兰人，从大海手中争夺土地的民族。他的许多早期作品都画过大海与海岸线。凡·高出生的故乡津德尔特距离大海不远，而自杀的地点是巴黎附近奥维尔的麦田。因为麦田就是大海的延伸。尘归尘，土归土……
凡·高有个亲弟弟叫提奥，是巴黎的艺术品商人。提奥鼓励凡·高开始画画，并且支付凡·高所有的画画和生活开销。凡·高活着的时候，几乎只有一个粉丝，那就是提奥。至于高更那些人嘛，与其说是嫉妒凡·高，不如说是怜悯。
没有提奥，就没有凡·高。
凡·高给提奥写过很多书信，其中有一封是这样写的——当我画一个太阳，我希望人们感觉到它在以惊人的速度旋转，正在发出骇人的光热巨浪。
当我画一片麦田，我希望人们感觉到麦子正朝着它们最后的成熟和绽放努力。
当我画一棵苹果树，我希望人们能感觉到苹果里面的果汁正把苹果皮撑开，果核中的种子正在为结出果实奋进。
当我画一个男人，我就要画出他滔滔的一生。
凡·高这辈子画过男人也画过女人，显然他更擅长画男人，而他画过的无数男人里，最擅长的是画他自己。
自从认识了画画的高凡，我就经常能在长寿公园见到卡门了。
不能说卡门打扮时髦，事实上，她妆很淡，或者基本不化妆，衣服看起来也比较普通，只是颜色比较鲜艳而已。这条长寿路上有十几家夜总会，每当夜色降临之际，无数衣着暴露的女孩就姗姗前来上班了——卡门不是，显而易见。
但有一天，我在长寿路与西康路口吃拉面，意外见到了卡门。她站在天桥下，风吹过她乌鸦般的黑色长发，连同脚边的裙摆，仿佛随时可以飞到上海的天空。
一辆黑色奔驰停在跟前，开车的男人下来，戴着墨镜，很有王家卫的味道。
卡门上了车，男人摘下墨镜，而我诧异地发现——这张脸跟我长得很像。
幸好那家伙没有看见我，卡门也没有，奔驰车绝尘而去，车牌号码最后四位全是“7”。
忽然，我可能知道那个人是谁了。
有一次我去长寿公园附近的“大桶大”，洗脚小弟抱着热气腾腾的水桶上来，只瞥了我一眼，就投来顶礼膜拜的目光。这是碰上粉丝了吗？但他仔细端详了我半天，突然问：“您是七哥吗？”
“七哥是谁？”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分外失望地摇头，真想反问他一句，“你是朝阳群众吗？”
“您肯定是！我见过您！真的，上次您在我们店里，还摘下了墨镜。”
“你认错人了，我不是。”
“谁都知道，七哥最低调了，平常总是戴着墨镜，不让小弟们认出来。”
我很自然地想起杜琪峰的黑帮片中与大佬对峙的画面，如果我故意插一插裤腰带，或许对方的小弟真的以为我会掏出一把枪来。
七哥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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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与卡门重逢，高凡度过了这辈子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在长寿公园。
每个周末，卡门会来到他的房间，做免费模特儿，顺便度过一夜。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