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等三个女人都不出声了，我把目光对准了我妈。
根本不用说话，疑问已呼之欲出——妈妈，你有什么秘密？
天潼路799弄59号——“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大学录取通知书灵异事件”（我给今晚发现的秘密所起的代号）的案发地，也是我外公外婆的家，我从出生到十岁，差不多有一大半的童年时光，是在这栋过街楼上度过的。
我记忆中的第一天，应该是八十年代初的某个下午，天潼路799弄59号过街楼上，我看到窗外刺眼的亮光，还看到墙上挂着的相框，好像是妈妈抱着婴儿的我，背景好像是在苏州的天平山上。那个瞬间，我就有一个疑问——我是谁？这不是在装逼，而是我的记忆里，真的存有这么一段，因为是人生的第一段，反倒记得格外清晰。
从那天开始，我的记忆就是在爸爸妈妈的小家与外公外婆的老宅之间切换。大概在我两岁那年，妈妈搬出了天潼路的老房子。单位给她分配了一套房子，在黄浦区的江西中路。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建筑，就连电梯都是那时的旧物。一家三口住很小，但有个突出在楼房外立面的阳台，雕花的铁栏杆两边，还有真正的巴洛克风格的罗马柱，就像站在古城堡的塔楼上——只有三楼，我却已感到在很高的地方，抬头眺望对面大楼的屋顶之上，隐约可见外滩海关大厦的钟楼。那时我想到一个说法，这里是“外滩的屁股”。杂乱无章的天际线一上，我经常看着那里发呆，依稀记得某个凌晨，我就这么趴在阳台上，看着天
空从黑变紫直到泛出鱼肚白。
但是，我爸我妈都要上班，像我们这种双职工的孩子，通常都交给老人来带。因此，我的大多数童年时光，都是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恰好我也是他们唯一的外孙。许多个傍晚，爸爸将我放在自行车午后座上，骑过苏州河边，穿过老闸桥，从一条小巷子进入天潼路799弄。那条弄堂地下铺着石板，小时候丝毫不觉得狭窄逼仄，因为小孩眼里一切都是大的。外公外婆就住在59号的过街楼上，穿过一道陡峭狭窄的木头楼梯，就到了时常散发着白兰花香气的房间。透过地板下的缝隙，可以看到底下的门洞。我特别喜欢爬上小阁楼，趴在屋顶突出的“老虎窗”边，原来那块狭窄的长方形的蓝色天空，一下子变得如此辽阔。眼底是大片的黑色瓦楞，偶尔长着青色野草，再远望仍是层层叠叠的瓦片，头顶不时飞过邻家养的大队鸽子……那时最爱看《聪明的一休》，那个挂在屋檐下布扎的小白人，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了。我常在黄梅天的雨季，趴在阁楼的老虎窗边，看着密集的雨点落在窗上，看着阴
沉的天空乌云密布，幻想屋檐下也有个小白人随风飘舞，全世界都在风雨中寒冷发抖——后来特别喜欢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不仅因为大师与我同名，更因为电影里那个城堡式的亭台楼阁的世界，那些高悬于墙面的窗户都像极了我的小阁楼。
而我就读过的第一个小学，也在天潼路799弄的尽头，几乎紧挨着苏州河，是闸北区北苏州路小学。那个校舍可是个老洋房，我妈给我报了个美术班，也在这所小学，叫菲菲艺术学校，可惜我不能再把我的学校和我的阁楼画出来了。
我一直在想，那栋老房子里，究竟还发生过哪些秘密？一定会有的吧，就算不是在我家，隔壁邻居的楼上楼下，总有些不为人知的往事。
今晚，这个秘密就在眼前，就像一只被加热的瓶子，再调大些火候，就会彻底爆裂。
小东阿姨、青青阿姨，还有我妈，她们三个人里，至少有一个在说谎。不过，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她们三个全都说谎了。
但，我又不可能指望她们自己说出来。
忽然，我清了清嗓子，第一次高声说：“我去档案局调高考的考卷——一九七七年你们的考卷，好吗？”
沉默。比打在屋顶上的暴风雨更沉默，沉默得震耳欲聋。
子夜，零点。
不知是谁要脱口而出之际，身后的精神病院却响起刺耳的声音。警报声！
听得撕心裂肺的，我忍不住打开窗户，风雨小了些，荒野里亮起几束光，从精神病院方向，变成几个人影，推开这间餐馆的门。
几个不速之客，分别穿着白色外套，两个强壮的男护工，还有个人似是医生模样，却并非刚才那个男人。
“对不起，你们是什么人？”这些家伙就像审问似的，仿佛我们是逃跑的病人。
“我们是今天来探望病人的。”
“哦，我记得。”医生眼里布满血丝。
“前面的公路被水淹了，我们在这里躲雨。”我这样跟他解释。
“今晚有没有见到其他人？”
说话同时，两个护工在小餐馆里转悠，包括厨房和厕所也没放过。
“是有精神病人脱逃了吗？”说话的是小东阿姨，看到对方点头，她已猜到几分，回头问：“是他吗？”
“你们看到他了？”
“是不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医生说着拿出一张精神病院的表格，写着病人的名字，还有张大头照，赫然就是几小时前，出现在这里的神秘男人。
“他是病人？”青青阿姨快要晕过去了，我妈扶了她一把。
我保持镇定道：“他说是精神病院的医生。”
“嗯，这就是他最显著的症状，妄想自己是资深的精神学科医生，这样就能解释他为何一直住在精神病院了。”
说话的才是真正的医生，为了让我们确信他不是精神病人，他掏出医生胸牌给我们看了一遍。
“你们才发现？”
“晚上点名时发现人不见了，调出的监控录像显示，下午他就逃出去了。”
“嗯，我们是见到他了，在这儿吃了碗葱油拌面，还跟我们聊了一会儿天，将近十点钟离开的。”
“册那，这疯子够胆大的，明明逃出了精神病院，还在门口坐了那么久！”一个护工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现在雨小了，路应该通了，你们有车就快回去吧，留在这里很危险，两年前，有个性变态的病人逃跑，躲在附近一间农合，杀了那全家。虽然今晚逃走的病人没有暴力倾向，但还是要小心点。”
其实，早知道那个王八蛋是精神病，就算外面下冰雹，也得快点回去了。
我重新发动车子，妈妈坐在我身边，小东阿姨和青青阿姨坐在后排。
午夜，雨刷刮开风挡玻璃上的雨点，瀑布般流淌下来，远光灯前的郊外小道，不知哪里潜伏着精神病人。今晚，犹如蒲松龄的世界，妖异而模糊。
谁都没说话，但我能感到她们的出气声，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仿佛各自庆幸——精神病人的鬼话，谁信啊！
小心地开了不到十分钟，道路上的积水果然退了，车速加快。
忽然，灯光中蹿过一道黑影，几乎紧贴地面飞过。
我无法躲闪，急刹车也来不及，若是猛打方向盘，很可能冲进路边水沟，只能闭上眼睛碾压过去。
再停车。
刚才微微一颠，车轮下好像碾过了什么。其他人也感受到了，小东阿姨回头看着，青青阿姨却催促我快点往前开。
我手心里都是汗珠，窗外的雨越来越小，车里却仿佛暴雨一场。
但我犹豫片刻，还是选择踩下了油门。
不知道轧着了什么。
命运吧，我想。
继续往前开去，很快摆脱了乡间公路，上了回市区的高速。车里的三个女人，依然寂静一片。虽然她们都很疲倦，但我想一个都不会睡着。我重新打开电台，深夜的古典音乐频道，响起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
那一晚，在送我妈和她的闺蜜们回家的路上，不知为何，我的脑中去口浮现起那个穿着海魂衫的男子。他叫志南，死的时候，应当比我年轻，死在车轮底下，死在一座孤岛上。
一个月后。
我托了许多层关系，包括档案局的领导，依旧无法调出一九七七年的高考试卷。
但我查出了抗美的高考成绩单。
结果却让人惊诧，她的总分不高，远远低于最低分数线，主要的原因在于，其中有一门课考了零分——语文。
语文零分？
这怎么可能？若说数学零分，倒也情有可原，语文从来没有零分的，就算作文打了零分，其他也不可能全错，除非交白卷。
但我没有看错。
档案馆的灯光下，明亮却不刺眼。我看着这份成绩单，眼前成排的台子宛如课桌，紧闭的大门有管理员守着，宛如三十多年前的监考老师。而我就是小东，或者青青，或者抗美，坐在决定命运的椅子上，看着想象中的试卷……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闻到白兰花的香味，外公外婆的小阁楼里的气味啊。
离开档案馆，我直接开车去了精神病院，独自一人。
回到那栋灰暗的建筑前。门口的小餐馆已经关闭了，取而代之的是送盒饭的快递员，大概还是有医生和护士不满意伙食。
但我没有看到抗美阿姨。医生说一个月前，我们去探望过抗美以后，她的情绪就极不稳定，现在必须隔离，什么人都不能见。
那个医生，就是子夜时分带着护工出来追捕逃跑的精神病人的习位。
他说，那个把自己想象成精神病医生的病人，到现在也没有被抓到。因为没有暴力犯罪的前科，公安局没有下达通缉令或协查通告之类的。好在那个人没什么家属，从小就父母双亡，否则家属们要被烦死了。不过，院长还是为此写了好几页检查。
“逃跑的精神病人，跟抗美阿姨的关系好吗？”
“他们几乎是彼此唯一的朋友……事实上，抗美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经常管他叫学文。”
“学文早就死了十多年了。”
“我知道。”
“医生，这么说来，抗美把自己的一辈子，全都倾诉给了那个病友？而那个人，就在抗美的面前伪装成医生？”
“嗯，他最喜欢给人做逻辑分析，除了假装给人看病，还经常给人分析各种疑问，许多秘密真的被他说准了——说实话，如果没有精神病的话，他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警官，或是推理小说家。”
说到这里，我才发现医生的办公室里，摆着一排日本与欧美的推理小说。
我问不到更多的答案了，也不想再去打扰抗美阿姨，更没告诉妈妈在内的任何人，关于我的第二次精神病院之行。
返回市区的路上，我开车格外小心，以免再轧到什么奇怪的东西。车载音响里是肖斯塔科维奇的《C小调第八交响曲》，缓慢碾过荒野泥泞的道路，也许还包括某些尸体残骸。
我已经有了答案，或许也是我的妄想——抗美在精神病院的十年来，她宁愿相信一切都是别人的错误，而所有的错误的起点，在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冬天，自己未能住在天潼路799弄59号——最要好的闺蜜家里，导致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被别人冒领或藏匿或销毁。
正好有个冒充医生的精神病人，被抗美误认作早已死去的儿子学文，便把一腔的愤懑都倾诉给他听。
至于他的越狱，或者说飞越疯人院，并非是什么巧合，而是早有预谋的——事实上，这所精神病院的管理漏洞百出，只要他想逃跑，任何时间都可以，甚至大摇大摆装作医生从大门出去。但他之所以不愿意走，完全是为了把他当作儿子的抗美——因为他从小是个孤儿，在他眼里抗美就是最亲密的人，就像妈妈，亦同病相怜。
他决定为抗美复仇。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三个老闺蜜又来探望病人，唯一出现在意料外的，是我。
趁着探视的空当，他伪装成医生逃出精神病院，等候在门外的小餐馆里。如果按照原定计划，他或许会在我们出来以后，上前搭讪再说起抗美的病情，最终诱导我们陷入当年的往事。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狂风暴雨之中，前头道路必然中断，我们暂时无法离开。这倒给了他更多的时间与空间，当然风险也相应增加——精神病院随时会发现他不见了。
于是，他吃了一碗葱油拌面，果然等到了我们。
接下来，就是他酝酿了多年的报复，代替抗美的复仇——也可以说就是抗美本人的复仇，是她的儿子死后灵魂附体的复仇，对自己当年的情敌小东，对学文生前怨恨过的小青的妈妈。还有对于我和我妈，如果不是出于最原始的嫉妒与恶意，那么就是我妈深埋的某个秘密吧？
心底想着想着，车子已开进市区。傍晚时分，我妈让我回家吃饭，我说等一等。我从延安路高架转南北高架，从北京东路匝道下来右拐，一路往东开去。
到北京东路福建中路路口，车子停在旁边的科技京城前。眼前是座跨越苏州河的桥，小时候叫老闸桥，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总觉得这座桥好长好大，桥下的苏州河水面宽阔，河边泊着许多船只，不少竖起高高的桅杆。那时我最爱的，就是趴在桥栏杆上，看一艘拖船带着后面十几条船，一节节列车似的从桥洞下穿过。船上载着煤炭与沙石。发动机的轰鸣声，丝毫不觉得是噪音。船头雪白的浪花，煞是好看。
可惜，原来的老桥在二○○，一年拆了。现在这座桥，二○○七年才竣工通车。所以，这已不是我童年时的那座桥了。
而今的苏州河，却是分外宁静，很少再见旧时的内河货船。秋日夕阳，洒上清波涟涟的水面，金灿灿的反光。一艘旅游观光的小艇经过，玻璃钢的艇壳，从我脚下的桥洞穿过，眼睛像进了沙子。
驶过这座桥，就是福建北路，也是我读过的第一所小学——北苏州路小学的旧址，几年前被夷为平地。
至于我的外公外婆家，也是“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大学录取通知书灵异事件”的案发地——天潼路799弄59号，同样也已沦为拆迁队挖掘机下的瓦砾。
天快黑了，四周布满高楼，这里的建筑工地，却像精神病院外的荒郊野外。或许等到明年，才会变成四五万一平方米的豪宅楼盘。
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大概不过一两百米。小时候却觉得这条弄堂好长好长啊。靠近天潼路这头有条支弄，住着我最要好的小伙伴，我的同班同学，如今不知人在何方。尽头紧挨两条路口，已是一片空地。天潼路799弄的正门，曾有个玉茗楼书场，常有老人在那儿听苏州评弹，晚上会放录像，我记得最早看过的录像带，当属琼瑶片《梦的衣裳》。马路另一边的老弄堂尚幸存，里头藏着个老园子。清末光绪二十二年夏天，放过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放映电影，距离一九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放映十二部短片——世界公认的电影诞生日仅隔半年。
我再也找不到59号的过街楼了，就连废墟上的遗址也寻觅不见，不晓得在哪片角落……
小学三年级，我常爬上阁楼。有个小柜子，最底下那格抽屉，一本厚厚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底下，压着一张黑白照片。小阁楼里本来幽暗，老虎窗却投来清亮的光，无数灰尘在光束中飞舞，仿佛夏夜乡间无尽的萤火虫，照亮相片里的四个女生。她们都留着乌黑的辫子，手挽着手，穿着厚厚的棉袄，背景似乎就是我家的弄堂，隐隐还有屋顶上的积雪。她们笑得多么欢快，不晓得命运将会往哪一个方向去。而为她们拍照片的那个人，又是谁呢？
那一年，深秋的清晨，外婆给我做好早饭，送我去学校读书以后，就再没有醒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