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法律也看他们不起，不是走投无路，谁也不会去走那步。普通百姓分家之后，如果儿子向父亲借把锄头用用，父亲会像赏赐一样，露出高高在上的神色；反过来，如果母亲向儿子借把扫帚，儿媳妇会公然辱骂，这就是家庭之间没有恩情的原因，如果父母子弟中有人犯法，还必须互相告发，否则连坐，弄得一家子骨肉也像防贼，则这个国家确实没救了。另外，现在家庭中最基本的羞耻礼仪也已经全部丧失。儿媳妇给幼子喂奶，可以公然站在公公身边，丝毫不觉得羞愧。而且这种风俗一直保留到现在，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这些话说得很有道理，如果一个国家风俗凉薄到连亲人之间也像防贼那样，那这个国家确实变成了垃圾国家。就像我们国家的文革时期，在政府的鼓励下，父子夫妻之间也经常互相揭发，不知闹出了多少凄惨的人间悲剧。而儒家一向赞同父子夫妻之间的“亲亲相隐”制度，从表面上来看，这违背了法律的公正，但比起父子夫妻反目这种对良好社会风俗所造成的危害来讲，那又好得多了。
和儒家相似，西方也有“亲亲相隐”的传统。古希腊的宗教和伦理都对儿子告发父亲这种行径表示禁止，在古罗马法中，有更多的禁止亲属之间互相告发的规定，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明确说到：“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竞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法律……为了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而人性正是风纪的泉源。”十八世纪的意大利法学家、刑法学之父贝卡利亚在他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就明确反对有关出卖、背叛的证词，他认为，出卖和背叛这种极其无耻的行径，连一般犯罪者都看它不起，怎么能用连罪犯都对之鄙夷的行为，反过来对付犯罪呢？在这一论著的影响之下，现在西方很多国家的法律都支持“亲人互相容隐”的规则。总之，法家鼓励告奸的传统确实残害了良好的风俗，违背了人情，秦朝之很快遭到灭亡的命运，这也是原因之一。试问，作为有理想的士大夫，贾谊怎么能不对之切齿痛恨？
除此之外，最让贾谊忍受不了的，是他发现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有贵族。所有的官员平时看上去高高在上，牛皮烘烘，可以作威作福，而一旦犯了罪，马上就要被捆成粽子一样塞进监狱，遭受狱吏们的打骂凌辱。除了皇帝之外，任何人都没有保持尊严的可能。因此，他建议刘恒，一定要尽快从根本上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不要只是嘴巴上说说，要拿出实际行动来。如果士大夫们犯了罪，不能采取进监狱让狱吏凌辱的办法，而应该采用“礼不上大夫”的贵族传统：如果是小罪，可以让他们戴着白帽子，上结牦牛的缨子，用一个盘子装上清水，上面搁一把剑，跑到“请室”去请罪（清水表示尊崇像水一样平的法律，加剑表示君王如果愿意，自己愿意服罪自杀）；如果犯了中罪，就让他们引咎辞职，等待判决，皇帝不应当派狱吏用绳子系在他们脖子上，像系狗一样；如果犯了大罪，则听到命令，就向北面跪下，自杀谢罪，皇帝不应该绑住他们斩首，而应该派使者去对他们说：“子大夫你自己有罪，我对待你算是有礼了。”如果皇帝对待士大夫有礼，士大夫也会觉得自己有地位，有尊严，有荣誉，会更加廉节自励。这样一来，朝廷就会政治一清。如果皇帝对士大夫无礼，士大夫自己也就不把自己当人，做起事来就毫无廉耻，什么坏事都敢做。这样一来，天下就会重蹈亡秦的覆辙。
应该说，贾谊的想法都是很好很好的，却迂腐不实用。汉代没有贵族很正常，因为最后一个贵族项羽已经被刘邦五马分尸了，刘邦自己就是一个地痞无赖，他身边那些功臣除了张良之外，也多是小吏和街霸出身，哪里有什么贵族传统？况且秦国宗室虽然是传统的贵族，可是自秦孝公以来就不断削夺贵族阶层的权力和地位，大力提拔有军功的地主和普通百姓，也早已不欣赏贵族。汉承秦制，贾谊这个不识相的家伙却偏偏想在汉朝寻找贵族，岂不荒谬？
再拿“削藩”的建议来说，见解是对的，可实在不合时宜。在政治上，刘恒不是傻瓜，至少比儒生贾谊更有经验。他经历过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的事件，岂会不知道其他大诸侯国是潜在的定时炸弹？可是这个藩暂时不能削啊，要知道，他之所以能当上皇帝，都是因为东方诸侯王虎视眈眈，长安功臣集团不敢轻举妄动，才平白拣了个便宜。从这个角度上说，诸侯王对自己是有功的，而且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还会发挥平衡长安功臣势力的作用。这个藩不但暂时不能削，还得好好笼络起来为自己所用。
而且，诸侯王都是既得利益者，哪会甘心让自己削藩。虽说这些王年龄还小，但他们的宗族和外家会甘心吗？贸然削藩，一定会逼得他们义无反顾地造反，内忧外患一起，自己的皇位还能坐得稳吗？这些情况都说明，贾谊是个儒生，只会纸上谈兵，根本不知道政治斗争的险恶，否则就不会被稀里糊涂被贬到外郡了。
再说第二点，那就更是痴心妄想了。先秦时候的儒家，确实很讲气节，但那时有条件讲气节。因为在封建采邑制度下，君主并没有太大的权力，在天子之下，各国诸侯在自己的封地里都可以自行其政，享有绝对的自主权。而诸侯国内，又有众多的卿大夫拥有自己的采邑和甲兵。这些一级一级的贵族，在他们的采邑和甲兵的支持下过着自主的生活，如果君主对他们的要求过分，他们就可以扬起武器，严正地说一声“不”。但到了秦国，在法家的政策下，这些贵族都被剥夺了采邑和权力，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国君手里。国君之下，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视同仁，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虽然这种说法并不严格，各级官吏仍享有一定的多少不等的豁免特权。但这些特权的施与与否，都在君主的绝对控制之下，君主可以随心所欲，予取予求（这里用予取予求的传统含义）。而不像封建时代的君主，不但不敢随便对贵族卿大夫怎么样，自己还经常被卿大夫弑杀。
但是这种贵族民主的政治在秦朝以后终于一去不返，是人类自己给自己带上的枷锁，是罪有应得。托克维尔曾说：“如果说有的民族曾经任凭异族将文明的火把从手中夺走，那么，有的民族也曾用自己的脚踏灭过文明的火把。”这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是完全适用的。
法家政策下建立的专制君主制合理吗？从人类本身文明的进程来说，显然不合理，但它恰恰迎合了人类本身的弱点。商鞅曾说，老百姓都有“好利恶害”和“趋利避害”的本性。比如商人风餐露宿，不远千里地四处贩卖，是因为有利可图；渔夫不畏艰险，浪里翻滚，也是因为有利可图。因此，只要用利益去诱惑百姓，就可以把百姓治得服服帖帖。
当年秦国之所有能击灭东方六国，就在于他是法家政策施行得最成功的一个国家。当其他国家内部还有数不清的靠血统承袭的锦衣玉食的封君和贵族之际，秦国的封君却少得可怜，秦国国君的号召是：只要斩首立功，不管出身如何，都可以获得以前不可企及的爵位和土地金钱。人都是自私的动物，有利益才有积极性，这种打仗分田地的方法引得秦国人纷纷参军。东方六国的百姓听见打仗征兵，都痛哭流涕，邻里相吊，因为很可能会在战场上一去不归；而秦国人则举酒相贺，胸前别着大红花，怀着斩首立功的希望，喜气洋洋地上战场。在这样截然相反的士气下，战争的天平倒向哪一边，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秦朝的迅即灭亡，也说明这种政策很不管用，人活在世上，还是需要一定的精神支撑的，礼仪和道德不可能完全抛弃。刘邦建立汉朝后，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任用儒生叔孙通为帝国制定礼仪，采取儒术作为帝国的信仰，但是政治制度上却完全袭用秦朝。哪个君主不愿意自己有不受控制的权力呢？法家制度为君主的绝对专制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理论基础和完美的实践经验。刘邦不会抛弃，刘恒也不会抛弃。所以，贾谊向刘恒建议恢复朝廷士大夫尊严那套，显然是与虎谋皮，完全不合时宜。刘恒不但不想那么做，反而绞尽脑汁地思虑强化君主的权威。任用吴公和张释之等文法吏为廷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虽然贾谊是如此的才华横溢，刘恒心中喜欢，却一直没有把他留在长安以备顾问，实际上就表明了他对贾谊的厌烦。当然，刘恒究竟是个爱才的人，他把贾谊贬到梁国，当自己爱子的太傅，也说明了这一点。为儿子选了个好老师，同时又避免了他老在自己耳边唠叨，可谓一举两得。
贾谊的遭遇，实际上是怀有儒家士大夫情节的所有传统知识分子的遭遇，它昭示着我们，西汉的儒家已经不可能像先秦的儒家那样保持独立的尊严了。他们必须要和众多的文法吏一样，成为皇帝御用的奴才。
小章：第四集
就在刘恒高高兴兴地培养文法吏的时候，一个倒霉鬼撞到了枪口上。
这个倒霉鬼叫薄昭。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了。薄昭是薄太后唯一的哥哥，被封为轵侯，先后拜为车骑将军、卫将军。周勃也拼命拍他马屁，把刘恒给自己增加的封地全部送给他了。后来周勃下狱，薄昭在薄太后面前为周勃说好话，很痛快地还了这个人情。薄昭这个人为人开始还算低调，可是究竟富贵久了，难免生发一丝骄气。文帝十年的一天，薄昭竟然头脑发昏，杀了朝廷使者。具体为了什么，怎么杀的，史书上没有记载，传闻纷纷，扑簌迷离，所以一时之间，谣言满天飞。有一种传闻还说，薄昭杀的不是朝廷使者，而是一个宫中侍郎，甚至杀这侍郎的前因后果都编得有鼻子有眼，非常生动，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有一天薄昭和文帝一起玩博棋的游戏，薄昭输了，应当罚饮酒。这个侍郎就神气活现地给薄昭斟酒，薄昭这时可能喝多了，有点头晕，就不肯全喝。侍郎仗着自己是皇帝的侍从之臣，皇帝又在身边，呵斥薄昭，要他喝干净。薄昭好歹也是将军，见一个小小侍郎呵斥自己，不禁勃然大怒。但皇帝在跟前，又不敢发作，只能怀恨在心。后来打听到这个侍郎轮休出宫的日子，就派了刺客，将这侍郎杀死。
当然以上都是无稽之谈。总之使者代表皇帝，杀使者不是好玩的，罪当处死。薄昭虽说有点害怕，但究竟怀有侥幸，心想自己是皇帝唯一的舅舅，皇帝怎么也得给点面子罢。当年淮南王犯了那么大的罪，皇帝也没有名正言顺地判处他死刑，他的几个儿子现在还成为诸侯王。况且，皇帝真要杀自己的话，自己的妹妹薄太后会作壁上观吗？
哪知这时正是刘恒对文法吏宠幸的关头，才不管你什么舅舅不舅舅，如果这次不杀，以后杀别人就不大能够服众了，所以他下了决心：一定不能心软。
不过怎么杀，什么时候杀，还是要策划一下，如果派两个狱吏跑到舅舅家，把舅舅从床上扯起来，拉到东市去斩首似乎不大好，太不体面。所以刘恒想了个绝招，命令公卿大臣跑到薄昭家里去，和薄昭一起饮酒，等饮到正酣的时候，劝薄昭自杀。对待舅舅，刘恒究竟还讲一点礼仪，想让舅舅有尊严地死去。但饮酒本是人生至乐，让人饮到酣时去自杀，也真亏刘恒想得出来。当然，汉代和当代，在社会风气上有些差别，他们为人比较骨鲠，饮酒饮到悲歌慷慨之际，突然拔剑一抹喉管，这种事那时很多侠义之士还是做得出来的，我们在《汉书》里也的确见过不少。
可问题就在于薄昭根本不是什么侠义之士。他富贵尊荣，享福还没享够，不想死。所以酒席中不管众臣怎么劝，他都装聋作哑，置之不理。摆出一副我是白痴我怕谁，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然而，他对皇权估计得太低了。
刘恒下了让你死的决心，你还能赖得过去吗？如果这次让你赖过去了，他皇帝的威严何在？以后说的话谁还会听？所以刘恒一听到群臣报告，说薄昭不肯自杀，当即发怒了。他看出了舅舅怀着侥幸心理，如今的关键，就是要让舅舅把这侥幸全部扔掉，所以他再次想出了一条委婉而恶毒的办法。
话说薄昭把群臣送走，自己仍在屋子里死乞白赖地活着，心里好一阵庆幸，觉得皇帝拿自己没辙了。突然听见外面人声鼎沸，又涌进来一群大臣，个个穿着雪白的丧服，面无表情，像无常鬼一样站在自己面前，登时傻了眼。他知道外甥皇帝下了决心，自己是死活也赖不过去了，终于绝望地拿起酒杯，将使者早准备好的毒酒一饮而尽，结束了宝贵的生命。
薄昭的死，显示了刘恒“依法治国”的坚强决心，对朝臣显然有着巨大的威慑，连这么一个从代国带来的亲信，皇太后的亲哥哥，都被刘恒义无反顾地处死，说明刘恒的皇帝权威已经坚如磐石，再也没人敢像阻挡太阳一样，给他投下心理的阴影了。
第7章 匈奴嚣张我仁政
小章：第一集
要重新谈到匈奴了。
自从冒顿单于之后，匈奴就像打摆子一样，经常隔三差五地越过汉朝的边境抢点金银细软。虽然汉朝屡屡会送个把粉嫩的小姑娘给他和亲，却不能让他们感到满足。因为和亲只是一个姑娘，陪嫁再多也很有限。而抢劫却没有数目限制。所以匈奴人乐此不疲。
文帝六年，冒顿单于又给刘恒写信道：“从前汉朝皇帝和我们谈过和亲的事，方案确实很不错。汉朝的边吏曾经欺侮过我们匈奴的右贤王，右贤王没有向我汇报，就率人和汉朝边吏打仗，搞得我们双方都很不快乐。我因此恼怒右贤王，为了惩罚他，特意派他去攻打月氏国，仗着我们匈奴人马良弓硬，竟然灭了月氏国，把他们的国民全部杀光了。其他楼兰、乌孙、呼揭等二十六个国家也都望风归顺，游牧民族已经并成了一个大家庭，北方全面安宁，进入理想之国。希望我们两家也可以这样，罢兵，养马，重修以前的和亲协议，让边民享受和平。如果你不想让我们匈奴靠近你们边塞的话，就最好让你们汉朝的官吏和百姓离我们远一点。”
这显然是赤裸裸的挑衅，先是夸耀自己的武功，继而要汉朝把边境缩向内地，不过话说得冠冕堂皇。刘恒知道惹不起，赶忙恭敬地回信道：“单于您说要忘掉过去的不快，重新恢复和亲协议，我很高兴。这是古代圣王们都翘首盼望的啊。汉朝和匈奴誓约为兄弟，给予了单于很多财物，每次背约的都是你们。右贤王的事我们都不介意，您也忘了罢。单于看了我这封信，如果觉得还满意，就制约手下，不要再入侵我们了。”
这之后不久，冒顿单于就死了，老上单于即位，十一年夏天，他率领匈奴人侵犯狄道（今甘肃临洮），斩了守卫官吏的首级而去。刘恒大为烦恼，不知怎么应付才好，只能发兵增援，并颁下诏书鼓励当地官吏忠勇死国。还好，很快陇西的一个官吏率领士卒以少敌众，打了一个小小的胜仗，并杀了一个匈奴小王，使汉朝为之精神一振。这时出来了一个人，写了几封洋洋洒洒的奏疏，为刘恒出谋划策。此人在历史上赫赫有名，他就是晁错，当时官拜太子家令，秩级为八百石。
晁错是颍川郡人，早年学的是申不害、商鞅的法家之术，因为精通国家既往的制度故事，被选拔为太常掌故，那是一种六百石的官。刘恒即位后，也继续奉行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