淼钠章呈�/德**官团将总参谋部推向了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无风注：此事前文有述。
二次大战前期，德军发明了“闪电战”这一先进作战样式，但这种作战样式，从未在战争中实践过，效果究竟如何，能不能顺利实施，都存在巨大的风险。德军总参谋部从策划、组织、训练，到最后实施都进行了大量科学而周密地运作，终于把“闪电战”这一最初只是头脑中的一个闪念，彻底转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可以运用自如的战争进攻利器。二战前期的德军同样也有二十几年没有打过仗，参加过一战的有经验的军官和老兵大多已告老还乡。开战初期，因为缺乏经验而造成的不必要伤亡也屡见不鲜。就连古德里安这样大名鼎鼎的“装甲兵之父”的坐车，也因为司机听到炮声后的慌乱，翻进了沟里。可见二战前期的德军并非是后人想像中的骁勇善战，不可一世。
但是为什么这样一支军队却能取得摧腐拉朽般的辉煌胜利呢？这其中最大的奥秘，就是德军严谨高效的总参谋部体制，这种体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所有的作战行动和计划都能向科学性，合理性靠拢，能够最大限度地将未知风险降至最低，而将效能发挥到最大。这种体制能够在局部出现问题的时候，通过有条不紊的宏观调度，而在整体上仍能保持对敌的战略优势。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德军的总参谋部体制对于那些长时间没有进行战争，缺乏现代作战经验的军队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一支作战经验缺乏的军队要想在未来战争中取胜，就必须用制度和科学来武装自己。李曜一直是着眼于未来的人，随着地位的攀升，他现在很有信心“中兴大唐”，问题是中兴之后的大唐该往什么方向走去。如果今后又有长时间没有战争的国情出现，一旦战争来临，会怎样？这就是总参谋部设立的意义之一。
其实在后世的时候，也有人认为18世纪的东西，不可能适用当时的现代军队。马克思辨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在螺旋式地上升。纵观人类军事发展史，历史上所有军队的指挥模式其实就是在“铁腕指挥”（统帅决策型）与“参谋部指挥”（军官团决策型）这两者之间相互转换。其发展的链条是：铁腕指挥（亚利山大、汉尼拔……）——参谋指挥（总参谋部制度）——铁腕指挥（首长负责制）——参谋指挥（信息化总参谋部）。
李曜觉得，在看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参谋部指挥”模式时，绝不能认为只是简单的重复。而应该是一种更高级阶段的发展和再生。但是这前后二者之间，最基本的实质是一样的，原理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实现的外延和形式发生了适应当时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已。这就是他为什么认为18世纪的德军总参谋部体制依然值得现代历史条件下的中国所借鉴的原因。
现代战争是信息化条件下的高科技战争，军队建设模式也正在向信息化，网络化发展。跨军种的联合作战，和诸兵种的合成作战，将是未来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信息化战场上的各种作战信息和指挥指令，更是会以天文级数的规模，向上汇集，向下辐射。战场的深度和广度都在向陆、海、空、天、电无限延伸。在这种条件下，单靠军事首长一个人的头脑，一个人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完全未来的信息化作战指挥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职能齐全的，高效率，高专业化的参谋决策团队予以支撑。这就是未来军队指挥模式必然向“参谋部指挥”回归的历史大前提和根本条件。所以，未来的参谋部不但要参会谋，更应能决善断。以“军官团决策”，“科学决策”取代“铁腕决策”是大势所趋。参谋部的职能和地位，也应重新得到尊重和重视。
而反过来，在唐朝实现“军官团决策”，也完全可能。唐朝连宰相制度都是“宰相联席会议”模式的，军队里弄类似模式，根本没有人在思想上不能适应。
同样，在适用性上也没有问题：李曜带来了许多新的战术、思想，这必将改变战争模式，从而加大战争的负责程度。譬如火药武器的使用、测绘技术的进步等等，当各个“学科”发展得越发细致，光靠一个统帅决断所有大小事务，失误的可能性太高太高。霍去病之类的战争天才不是雨后春笋，那种杰出人才毕竟百年难遇，与其依靠不定时出现的天才，李曜觉得依靠汇聚精英智慧的“军官团决策”更为保险。只不过考虑到传统思维惯性，他才依旧保留了相当大一部分军事主官的决定权罢了。
但参谋长制度的崛起，似乎已经不可避免。
李嗣昭叹息一声：“管他是朝廷决议还是右相决议，我等只须照办便是，也无甚可说了。国宝，你就来安排这三路兵马的配置好了，我等三人早已说过，服从军令，绝无二话。”
卷二 开山军使 第214章 秦王之尊（廿五）
麟德殿中，李晔正观赏歌舞，面前放着一爵玉露酒。舞蹈曼妙，美酒盈香，可李晔却总有些神思不属，目光时不时有些飘忽，时不时又有些呆滞。
孙偓不知何时走了上来，远远奏道：“陛下，右相上疏，坚辞秦王之册封，只肯接受左右十二卫大将军及增邑、礼仪等授赏。”
“啊？”李晔仿佛被从梦中惊醒，一时还有些失神：“右相坚辞秦王……为什么？”
“这……”孙偓觉得这话问得太失人君之像，但也只得硬着头皮漫天胡扯：“右相自谦，德不足而行难及，故不敢受封大国。”
李晔这时反应过来了，脸色莫名一白，忙将歌女舞姬通通赶了出去，连内侍小黄门都不留，又将孙偓招至跟前，踌躇问：“爱卿，你说……右相是不是知道了那件事？”
孙偓面露苦笑，涩声道：“以今日情形来看，当时长安的一切，怕是都瞒不过右相法眼。这是一局早已设好的圈套，圈套中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设计者，实际上不过螳螂与蝉罢了，那最后的黄雀，从头到尾都只是右相一人而已。”
李晔面色刷的一下惨白，嗫嚅道：“那……那朕欲收回神策兵权之事，右相也……也知道了？”
孙偓此时看着皇帝的模样，那心情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毕竟为人臣子，只能忍着心中不快，闷声道：“此事已无侥幸。”
李晔立即坐不住了，起来急得转圈：“那却如何是好？这些藩镇，最要紧的和最忌讳的，可都是兵权！你说……李存曜不肯要秦王，却接受左右十二卫大将军之职，是不是有了什么想法？”
孙偓见这皇帝越发沉不住气了，心中一点信心也消失殆尽，叹息道：“陛下是担心右相欲为不忍言之逆？”
李晔不知怎的，忽然暴躁起来，怒道：“如今这长安便似囚笼一般，连朱温都打不进来，天下再无人能来救朕了！”他大口喘息，忽的一脸悲伤，含泪道：“朕这一生，虽是位尊九五，却历经坎坷，无论世人如何看待，朕自己实已看淡生死……朕只是……只是不愿做这亡国之君、不愿做这不肖子孙啊！”
孙偓犹豫再三，终于重重叩首：“陛下，臣有一言，不知当不当讲。”
李晔无力地摆摆手：“说罢，说罢，想说什么就说出来罢……如今朕这身边，也没几个人愿意说真话的孤臣了……”
“臣遵旨。”孙偓跪在地上，叩首不起，恭敬异常，话却惊人之极：“陛下，恕臣大逆不道之言：若有一日右相……南面天下，大唐必不至亡，陛下也绝不会是亡国之君。”
李晔面色一变：“你是说……”
“密使从代州带回来了代州李家族谱，也就是右相族谱，现在已然查明右相的确出自天家……正是让皇帝苗裔。”
李晔颓然坐倒，也不知是失望还是轻松，喃喃道：“他自己……知道么？”
孙偓果断道：“为人子者，岂能不知其父？为人者，岂能不知祖？”
李晔惨然一笑：“是了，他岂能不知……爱卿说这话的意思，莫非是说这皇位兜兜转转上百年，最终要还给宁王一系了么？”
孙偓沉默一下，语气说不出的平静：“陛下以为，让皇帝之后，与朱温抑或朱邪克用等人，孰近孰远？”
他这话不叫李克用而叫朱邪克用，用意明显，李晔如何听不出来？但这空头天子仍有些心有不甘，迟疑道：“让皇帝昔日让皇位于玄宗，今日李存曜……”
孙偓打断道：“陛下，何不称右相李曜？”
李晔明白他的意思，也不想纠结这一点，无奈点头道：“李曜便李曜罢……他有没有可能如其先人一般，并不以皇位为念？”
孙偓拱手，平静地道：“若说让皇帝不以皇位为念，让皇位于玄宗，可太宗当日也未必仅以皇位为念，却仍诛杀隐太子，陛下以为何也？”
李晔心中刺痛，却仍反问：“何也？”
孙偓叹道：“时也，势也。”
李晔沉默半晌，涩声问道：“既然如此，朕眼下却该当如何是好？”
孙偓犹豫道：“陛下不妨私下遣人对右相说，欲走一趟奉先无风注：指唐关中奉先县、今陕西蒲城县。。”
“去奉先作甚？”李晔一时没领悟过来。
孙偓面无表情地道：“自然是去祭拜让帝惠陵。”
李晔浑身一震，几乎说不出话来似的：“……然后呢？”
“然后？”孙偓叹道：“先看右相如何答复吧……若右相答应，接来下，便该是陛下‘偶查宗籍，知右相乃出天家，御命归宗’了。”
李晔惨然笑道：“好，好，好个‘御命归宗’！这归宗之后，想来便是封大国、赐九锡，接着，就是朕自惭德薄，禅让帝位于秦王了……好，当真是好极了。”
孙偓重重地抿着嘴，一言不发。
李晔无力地摆摆手：“你说得不错，李曜既是我天家宗室，朕便是将皇位还给宁王一系，也总好过窃贼、蛮夷篡国！你去与他说吧，就按你刚才的意思说……朕也想看看，我李家今日唯一的一个天下英才，到底能不能力挽狂澜、中兴大唐。”
“臣……遵旨。”孙偓长叹一声，领旨而去，脚步竟然显得有些莫名地踉跄。
“嗯？”
崇德坊的陇西郡王府中，李曜抬起头来，皱眉道：“陛下要去奉先祭陵？桥陵、泰陵、景陵还是光陵？”
孙偓摇摇头：“陛下要去的是惠陵。”
李曜的瞳孔猛然一缩，看着孙偓，面上却露出古怪地笑容：“惠陵？孙相公说的，可是宁王墓？”
孙偓道：“右相慎言，先玄宗皇帝钦赐该处为‘惠陵’。”
李曜历来慎言，但今日却偏偏毫不慎言，又道：“某只听闻当地百姓称其为‘让冢’，惠陵云云，不过一说……帝陵者，如何仅有一间墓室？即便太子，亦有双墓室。而天子者，该合三墓室，是以称陵。”
孙偓淡淡一笑：“右相总摄枢机，若有心纠正此误，大可以请旨动工。”
李曜盯着孙偓的眼睛，忽而一笑，轻声问：“这是……陛下的意思吗？”
孙偓反视李曜，不卑不亢：“陛下既为至尊，无论何时何事，皆为李唐社稷着想。但凡于李唐社稷有所臂助者，陛下自然从善如流，右相不必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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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让皇帝之后”这个伏笔伏了百多万字，该揭破了，附上一些让皇帝李宪的介绍。
李宪，原名李成器，因避玄宗之昭成皇后讳，改名宪。睿宗长子，肃明皇后生，为玄宗李隆基之兄，封宁王。本是睿宗嫡长子的他将储位让予睿宗三子李隆基。也因此身后得到了历史上贴切而独特的谥号——“让皇帝”。据记载，唐代历史上只有5位追谥皇帝。孝敬皇帝李弘（高宗第五子）；殇皇帝李重茂（中宗第四子）；让皇帝李宪（睿宗长子）；奉天皇帝李琮（玄宗长子）；承天皇帝李倓（肃宗第三子）。而这5位追谥皇帝之中最后一个被废毁庙祠之仪的（文宗开成四年），就是让皇帝李宪。可见李宪在当世的地位之高，可以称得上是5位追谥皇帝之首。
李宪一生中最闪耀的事迹在史籍之上却只是草草带过。《新唐书》中对此事的过程有着这样的记载：“睿宗将建东宫，以宪嫡长，又尝为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久不定。宪辞曰：‘储副，天下公器，时平则先嫡，国难则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内失望，臣以死请。’因涕泣固让。”
由上文描述中的“臣以死请”与“因涕泣固让”不难看出，李宪避让太子之位的意志坚决，绝不是被人胁迫，抑或是迫于形势所作出的无奈选择。在储位斗争异常激烈的封建时代，这是极为罕见的现象。是什么样的考量使得李宪做出这样的决定，而这样的考量又来源于怎样的现实环境呢？做出避让储位的决定，又会给李宪此后的生活带来哪些结果及影响呢？
依照嫡长子继承制“立嫡以长不以贤”的规定，李宪将成为太子一事毋庸置疑。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斗，从而稳定统治秩序。秦汉及其以后，除清代采取秘密立储制外，大多数王朝都将嫡长子继承制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继承过渡的基本形式。
但纵观历史，嫡长子继承制在实际操作中的可行性并不大，抑或是不具备现实条件，抑或是有其它人为因素在作祟。嫡子在历代君主总数中的比例更是很小，如秦汉两朝皇帝中仅3人为嫡出，宋代仅3人，明代仅5人。
就中国古代而言，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弑父杀兄之风以南北朝与隋唐五代时期最盛。这主要是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继承制度是依照“森林法则”弱肉强食，能者居之。而中原人则习惯于奉行出身和血统为主导的继承方式——嫡长子继承制。在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便引发了较长一段时期中，继承制度在实际操作中的摇摆，其表现是非正常化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皇权过渡。
自隋开国至“让皇帝”李宪所生活的年代，对皇位的争夺就没有停歇过。隋代文帝朝的太子杨勇与晋王杨广，唐代高祖时的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太宗朝的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其显著特点便是嫡长子的继承地位受到了非嫡长子的挑战，其结果也往往是太子被废，另立储君。
“储副，天下公器，时平则先嫡，国难则先功，重社稷也。”这是李宪自己对辞让太子之位原因的官方解释。其中这“功”由来源于对兵权的掌控。依照“君之嗣适，不可以帅师”的惯例，作为储君的他们不能拥有兵权。最初是出于对储君自身安全与国家安定统治的考虑。而渐渐的，对功臣将领的不信任使得兵权转移到了非嫡长子子嗣之手。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他们就有了与合法继承的嫡长子竞争的筹码。功高震主，声名远播之时，二者的矛盾也就激化了，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些利益冲突。
本应依照上述定论发展的储位之争，在李宪与李隆基之间却失效了。没有兵戎相见，争斗结党，而是平静异常，兄友弟恭，甚至相互谦让。也许是30年的世事变迁使李宪已经看惯了这一次次历史悲剧的重演，开始了对历史的反思。这就不能不谈及李宪超脱这种历史宿命的特殊性。
李宪不仅是嫡长子，而且还有着两次被立为皇储的经历。“文明元年，立为皇太子，时年六岁。及睿宗降为皇嗣，则天册授成器为皇孙。”虽然，就这点而言比起李隆基有很大优势，但这两次都是武则天定立李宪为皇储的。例如，天授元年，武则天称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