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四年。如果认同这个记载，是年四月，朱温代唐自立，史称后梁，可以对得上号。所以会出现李克用所言“唐室为贼所篡，吾欲今冬大举……”的话。
其实当时双方对易袍马、约为兄弟之事并无异议。李曜估计是《旧五代史·外国列传》所载有误。一者，朱温代唐是在四月时候，而且辽史中亦有阿保机遣使送名马、女乐、貂皮等求朱温册封（无风注：当时朱温控制了唐廷。）的记载。游牧民族向来是以得到中原王朝的册封为荣的，不过这种情况在耶律阿保机的继任者耶律德光时候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二者，对于契丹部族的这种举动，做为相邻的河东李克用不可能一无所知。
那么，如果等阿保机向朝廷讨封之后，他再去与契丹人结盟显然是与理有悖的。倒是在得知阿保机有意向唐廷请求册封之后，主动遣使结盟才是应有之义。毕竟此时的朝廷，军国重事尽是以朱温意愿为主，小皇帝不过是个摆设而已。这样做首先不是因为讨伐篡逆不臣之朱温的考虑，而是出于自保的需要。
在《旧五代史》中就有如下记载：“及梁祖建号，阿保机亦遣使送名马，女乐、貂皮等求封册。梁祖与之书曰：‘朕今天下皆平，唯有太原未伏，卿能长驱精甲，径至新庄，为我翦彼寇耄攵蟹獠帷！毕匀唬杂诶隙允掷羁擞茫煳乱彩潜赜罂臁６杂谄醯げ孔宓那肭蟛岱庵拢且⒈；冻龃鄣摹�
此时阿保机所在的契丹部族，已经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倒向朱温与李克用任何一方，中原的政局就会立刻出现震荡。所以，掌握契丹部族大权的阿保机也成了李克用必须极力争取的对象。所以，他才不惜放低身段与比他小了十几岁的阿保机结为兄弟。
而阿保机越过痕德堇直接向中原王朝统治者讨封的行为，在中原文化中也可以视为他僭越的一种，但是在游牧民族中，这只能是谁强势，谁更有话语权罢了。此事，也足以说明在契丹部族中，他已经羽翼丰满，完全可以无视痕德堇可汗的存在。
阿保机可以不把痕德堇可汗放在眼中，而痕德堇可汗却无法忽视阿保机的存在。早在天复三年，阿保机再率人攻掠幽蓟地区，俘获而回之后，痕德堇迫于形势，就拜他为于越，总管汗国中的军国大事。于越是辽官名，始见于遥辇氏末期。班秩在百僚之上，依契丹部族惯例，非有特殊功勋者不得授。于越只是荣誉职务，任于越者大抵另有要职。从阿保机任于越到辽末，于越仅有十余人。后来任于越者，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契丹名将耶律休哥。
在阿保机作于越之前，任此职者乃是耶律家族中的耶律释鲁，正是阿保机的伯父。在痕德堇可汗在位之时，释鲁乃是汗国中的第二号人物。在阿保机与曷鲁年幼时候，释鲁就重权在握，执撑了汗国国政。释鲁主政时期，已距阿保机建国的时候很近。史载释鲁曾“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定、奚、霫，始兴版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已有广土众民之志。”
阿保机受这位伯父的提携、赏识，影响甚多。他出任于越一职，既是家族对汗国影响力的加强，也是对伯父未竞事业的继承。释鲁曾建祖州越王城，越王城又作于越王城，它是于越释鲁的私城，它的性质正是这次阿保机设置的头下军州一样，释鲁越王城的建立，正是开了辽人头下私城的先河。所以释鲁事实上也是契丹氏族社会逐步向封建化转化的先行者。
回到让李曜迟疑的问题上来：后世史学家通常认为耶律阿保机之所以会爽快的答应了李克用的请求，原因很简单——刘仁恭与契丹部族乃是世仇，契丹族人受尽了刘仁恭的盘剥与压榨，而这时候契丹部族在经过多年的卧薪尝胆之后，早就在想着狠狠报复一下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了。
刘仁恭与契丹关系真的这么差吗？这个问题是回答刚才李巨川疑问的前提，李曜之所以只能回他一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正是因为他自己也还在对此事在心中反复推敲求证。
按说晚唐以来，契丹等游牧部族趁着中原正逢多事之秋，北边无备，不断入塞南下掳掠汉人生口、财产，日子似乎过得不错。尤其是契丹部族在阿保机的率领下，不但从其他游牧民族鞑靼、奚、室韦等地劫夺财物，更时时南下侵夺。这种大规模的掠夺，势必会造成在部族中一部分贵族率先有了奴婢和其它私有财产。
契丹部族私有化的出现，也是有一个漫长过程的。在晚唐五代时期，最早出现在部族中的私有财物仅限于动产。土地虽然在农耕民族的眼中是最宝贵的财富，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重要资源，而彼时的契丹民族既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规章制度，而且在心里也并没有意识到土地对于游牧民族的重要性。这与他们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有关，而农耕民族安土重迁的思维形成很早，人们只希望过一种‘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
对于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契丹人民并没有所有权意识，对于大自然的恩赐，他们觉得享用就是，并无不是或者出于贪婪的本性。土地与牧场这些东西在他们眼中视为部落共有之物，大家在辽阔草原上共同生活、繁衍后代。
但是这一切从刘仁恭占据了幽州之后，发生了改变。契丹人得为自己的牧场、牧草付出巨大代价才能拥有使用权。这些从前无偿使用的自然资源，成了刘仁恭的私人财产。李曜记得《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就曾记载“刘仁恭据有幽州，数出兵搞星岭攻之，每岁秋霜落，则烧其野草，契丹马多饥死，即以良马赂仁恭求市牧地，请听盟约甚谨。”为了达到对游牧部落的统驭，获得更多的战略物资马匹，刘仁恭不惜使出卑劣手段，火烧牧草，破坏契丹人的生产。
刘仁恭占据的卢龙镇，与契丹实控地区相邻。他多次越界发动攻击，迫使契丹民族用自己的马匹去换取对自己拥有的草场的使用权。按照后世史学界的观点，这完全是一种对异民族的压榨与欺侮，这样明火执仗的强盗行径却被人视为英雄壮举，实在是令人齿冷。而事实上，契丹部族对此逆来顺受，因为这是习惯思维使然。他们既在心底认为他们自己的掳掠行为乃是天经地意，对于刘仁恭的依样葫芦也只有默许。无风注：其实刘仁恭能把契丹逼到这样，反过来也证明此时的契丹不可能有四十万大军。毕竟刘仁恭的本事，在与朱温一战中就被看穿了。
李曜估计，刘仁恭对契丹部族的欺压，对于年轻的阿保机大概影响至深。或者正是刘仁恭的暴行，为阿保机埋下了报复的火种。阿保机之所以痛快的答应了李克用的请求，应该与刘仁恭多年来对契丹部族的压迫有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嘛。对待暴力的最好办法无过于以牙还牙。拼命扩张的刘仁恭与正在崛起的契丹民族间的摩擦不可避免，双方的积怨也非一日之事。势力渐强的契丹也经常入塞去骚扰刘仁恭的幽燕各地，刘仁恭不胜其烦，却又无甚妙计可施。只好加倍还以颜色，双方于是你来我往，彼此缠斗不已。
那么，问题就转回来了：这次阿保机领兵朝云州进发，其目的难道真的只是单纯地掳掠么？如果不是，那是为何而来？自己一手控制着的大唐朝廷该做如何反应？今后大唐应该如何对待正迅速崛起的契丹？
“通知‘幽州局’，做好对近期幽州、契丹双方的各项情报准备，本相明日回京，立刻要知道详情，不得有误。”
也不知李曜心中究竟有了什么定论，众人能看见的，只是他眼中闪过一抹冷厉和坚决，随即便下达了这一命令。
众人下意识挺直腰杆——明日回京！
自领兵往潼关算起，大伙儿出征在外其实已过半年，如今终于要凯旋回京了。
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呢？
至少，加官晋爵总跑不了有份吧？
想着想着，望向年轻右相的所有目光似乎都变得更加热切起来。
卷二 开山军使 第214章 秦王之尊（廿一）
幽州局的情报，也曾汇总上陈蒲州，随着李曜驻留长安，那一大摞情报又转到了长安留存，此时李曜下令要看幽州与契丹的情报，“总局”立刻将情报调出，连夜送往李曜军中——其实李曜只有不到两日路程便将回到长安，按说“总局”无须这么着急，只是河中军早已习惯将李曜的话百分百执行，因而有此一举。
拿到幽州局关于契丹的详细情报之后李曜才知道，自己对契丹的那点“历史”了解，一是不完整，二来似也有不少错误之处，幽州局此次送来的是一份相对简明的契丹历史，却也洋洋万言，看得李曜颇为欣慰——这说明他们这批人真不是白白浪费投资的嘛。无风注：章节后附文讲了下契丹从发源到进入汗国时代的过程，没兴趣的读者看完正文就直接跳过好了。
继续看下去，李曜才发现自己不仅是契丹早期历史了解有误，近期“历史”或者就说近期时政也未曾关注清楚。比如说，刘仁恭虽然看似一直在欺负契丹，但实际上在近几年，契丹也早已经开始主动攻击刘仁恭了，特别是在阿保机主掌军权以后，很是在攻拔了不少个州、县，顺便尽数掳掠生民返回塞北。
又详细看了幽州局的情报，李曜方才知道自己设立幽州局并让他们格外关注契丹是多么的明智：此前他从“历史文献”中看来的东西，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按照幽州局的情报记载，刘仁恭与契丹之间的恩怨由来已久。刘仁恭自从数年前横挑强梁，被朱温杀的溃不成军以来，可谓‘垂翅不振者累年’。面对那时候时不时打上门来的阿保机，他也只能取守势。好在契丹部族对地土并无要求，仍只是停留在掳掠的层面上，否则刘仁恭所辖地土势必会日渐萎缩。
就在刘仁恭暗呼侥幸的时候，也就是阿保机主动第一次大举进攻刘仁恭的次年，朱温亲自率大军围攻沧州。显然，朱温与阿保机的零敲碎打不同。阿保机只是抢了就闪人，捞实惠就扯乎，尚属于‘小富即安’阶层；朱温所要进行的不只是外科手术打击，而是要让刘仁恭所辖地土人民换个收保护费的新主儿。朱温这样做，无疑是要端刘仁恭的老巢。刘仁恭怎能坐视，只有舍命陪君子，与朱温周旋到底了。
刘仁恭家底不如朱温厚实，周旋到底不是那么容易的。按照幽州局的形容：“仁恭师徒屡丧，乃酷法尽发部内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各自备兵粮以从军，闾里为之一空。”
刘仁恭此举，完全是一种赌徒心理。可叹燕地生民，不但得被驱赶着为他卖命，而且还得自备武器干粮。李曜看到此处忽然想起，刘仁恭如此行径，居然在后世某些人眼中成为民族英雄，他不禁摇头叹息，如此英雄，还是少些为妙！
刘仁恭的抓壮丁行为，引发了地方恐慌。对于强权，从古自今，小民除了逆来顺受之外，多是选择走避，惹不起还躲不起吗？要知道揭竿而起的情形毕竟是个例。去战场杀敌，用握惯了锄头的手握刀枪去与久经杀场的兵士性命相搏，本来胜出的可能性就不高，而且此行还得自带干粮。幽州地方人民心中岂只是‘郁闷’二字可以形容？
大家不约而同的想到了走人，好在幽州地处与契丹部族辽阔的边境之上，只要敢跑路，随便藏身于茫茫大草原，就会有生存的希望。刘仁恭的征兵，把不计其数的燕地汉民驱赶到了塞北，其中大部分人被契丹部族所收容。在契丹人的心中，生口的多寡才是财富的象征。随便划出块草场给这些汉人耕植，既可以让这些人安心在此受他们盘剥，又有助于他们扩张、提高生产。不用去掳掠就有人民来投附，这样的好事，从前是想也不敢想的。
当时刘仁恭掘地三尺，也只拼凑了二十万新军。不过好歹人数浩大，于是亲率大军前往解沧州之围。
如果把这些新兵尽数用绳子绑了上沙场，估计效果也不会好到哪去。只是听之任之的话，这些新征召的兵们开小差的又太多。等到赶至前线，就会走的一个不剩。刘某人成了光杆刘司令，还拿什么与黑朱三血拼呢？好在刘仁恭此人盗墓贼出身，按照李曜十分欣赏的某著名盗墓小说情节来看，凡是做盗墓这种技术含量高活计的人，多是智计百出之辈。
刘仁恭也“智计百出”，他略一思忖，就想出了一个妙策——部内男子无贵贱，尽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黥其臂，文曰‘一心事主’。这样一来治下生民人人脸上刺字，大家都有纹身，全是黑社会，大家彼此彼此，当真是大哥莫笑二哥。刘仁恭给军兵脸上刺字，只是为了防止军兵逃跑。却无意之中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从此给兵士面上刺字，成了众历史风云人物防止士兵跑路的不二法门。
与李唐府兵制不同，有宋一代，实行的是募兵制。尤其是在灾荒的年份，为了防止流离失所的壮年男劳力铤而走险，宋廷更是加大募兵的力度。当兵，在有宋一朝成了一种职业。虽然可以勉强养家糊口，但是当兵却是一份十分低下的职业。其中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要在身体上刺字。刺字是宋朝募兵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因为如此，招募士兵也被称为‘招刺’，有志于行伍之人，政府免费给你做纹身。
毫无疑问，赵宋的招刺制度是继承了唐末、五代的刺字制度。也可以认为是学习了诸如先驱人士刘仁恭、朱温的成功经验。刘某人在历史上得享大名，也全非是浪得虚名。与现代时尚青年的纹身不同，宋士兵的刺字多是在脸上与手背上。刺字的内容也不会因人喜好而异，内容多是部队番号。与士兵享受同等待遇的在宋时，还有罪犯、隶属于官府的工匠、奴婢，所以在名著《水浒传》中就会有骂林冲‘贼配军’的情形。这也是兵士与罪犯地位相仿的明证。
有宋一代，士兵的地位非常低贱。北宋名将狄青虽坐到了枢密使（国防部长）一职的高位，但是脸上仍保留了刺字，以示激励将士杀敌立功。另一位尽人皆知的抗金大英雄岳飞，也是从有刺字的普通士兵做起的。当兵须刺字的制度直至蒙元灭南宋之后才消亡，而刺字由人格侮辱成为一种时尚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李曜却不清楚。
且说按照幽州局的记载，朱温率领大军深沟高垒围攻沧州城，大河南北的军需粮草，从水陆两路运至军前，堆积如山。数百里长的供给线上，搬运的役夫络绎不绝于途。朱温对沧州城，势在必得。城内刘守文坐守孤城，城外援军受阻，刘仁恭眼见着城就在眼前，却无力寸进。朱温围城数月，城中乏粮，人相食。沧州城内外刘仁恭父子二人一筹莫展，无奈之余，刘仁恭再次向李克用求援。数月时间，遣使百余，使者相望于道。李克用本想坐山观虎斗，收渔翁之利。见自己如果再行观望，不出手相助，刘仁恭就会崩盘。这样的结局当然不会有利于已。
李克用派出大将周德威与李嗣昭提兵来援刘仁恭，刘仁恭分精兵三万与李克用晋兵合军一处，兵锋直指潞州。李克用此举在兵法里有个名堂，乃是‘围魏救赵’之计。此时前文有述，李克用攻敌所必救，很快就收奇效。得知潞州城易帜，朱三担心李克用大军会南下太行，直抵黄河北岸，进逼自己的老巢汴州。不得已之下，烧营退师回防。堆积如山的粮草不是被化为青烟，就是被沉入河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