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眩俊�
李曜心中好笑，面上却一本正经，摇头道：“陛下多虑了，虽然大唐钱庄本身须得在商言商，但毕竟这钱庄目前可由臣来掌控，若是五年之后朝廷仍是还不清本息，臣竭心尽力，也要再凑一笔钱来，继续借贷给朝廷，先解燃眉之急。”
李晔有些悻悻然，尴尬笑道：“这，这朝廷用度，怎能总从爱卿手中借贷？”
“公忠体国”如李曜这般的人，岂能在乎“这点钱财”，忙道：“臣为皇室宗亲，更是陛下之臣、朝廷之臣，在臣能力范围之内，为朝廷分忧解难，有甚好说？陛下无须为此多虑，但有臣在，必不使朝廷善政为财力所限。”
李晔见他面sè坚决，不禁叹道：“若是朕早得爱卿，岂有今rì之颓！”
其实李曜这借钱给朝廷的手段，也就是欺负古人没有太多金融意识，作为实际上已经掌控朝廷中枢的实力人物，他完全可以不断推动朝廷花钱，即便这些善政rì后可以使朝廷收入渐渐丰足，但只要不断的“开善政”，就总有地方要花钱，一旦不够，就还得找他来借。结果就是民间虽然会因此变得富足，但朝廷却得欠他陇西郡王越来越多的钱……
他并不怕朝廷赖账，原因很简单：他有信心一直控制住长安！
君臣二人又说到大唐钱庄自铸金币银币，以及发行纸币之事，这次李晔就完全是外行了。据他了解，铸币是不赚钱的，除非是掺了水分的劣币，那就会影响世面钱币价值。不过李曜并不铸造铜钱，他只铸造金币银币，这东西在唐朝时只是偶尔由皇室赏赐给臣下，纪念意义远大于实际价值。而且由于很少铸造，因此铸造工艺也称不上多么先进。
只要李曜不插手铜钱铸造，在李晔看来，也就算不得什么大事。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李曜提到大唐钱庄的金币、银币乃至将来的纸币，都可以用来直接以两税法规定的钱币纳税来上缴朝廷。不得不说，这位皇帝陛下的金融知识在李曜看来纯属零分。李曜甚至在心中忖道：“这朝廷上下完全没看出大唐钱庄所铸造的钱币可以直接纳税意味着什么，我要是想从中牟利，只需要提高币值，而实际所用金、银的纯度低于足金足银就足够赚得盆满钵满，而民间如果只用这钱来交税，那么最终亏本的就只剩这个朝廷了……”
当然，他要一个能赚钱的金融体系，却并不打算用这种手段扰乱经济发展，所以钱币的铸造，肯定不会在这上面短斤少两。
从东内出来后，李曜直接回了自家王府。他这个“首相”干得轻松，平时也不揽权，并不因为自己在宰相中地位最高或者说军控了长安，就将中书门下大小事务一齐把持住。政事堂的执笔宰相制度依旧施行着，而他这个首相，反而早已有天子下诏优抚，大体意思就是他想去做执笔宰相时，提前一rì通知诸相即可，诸相的执笔安排就随之往后挪动一天。
权力很大，zì yóu度却很高。这似乎也算是军阀控制中枢的典型模式之一了。
虽是回了王府，但李曜却也并非回去休息，路上他就派人通知了万年县令和几名大唐钱庄的负责人到他府上候着，今rì还有要事要办。
大唐钱庄还在筹备期，正准备择rì开张，主要的负责人都暂住崇义坊周围，受到李曜的命令，立刻就赶去了。李曜回到家中时，这批人都已经赶到他府中。倒是治所相距崇义坊也并不远的万年县令，这时还未曾到来。
这次李曜命钱庄的诸位负责人前来，主要是最后商议一下钱币的防伪手段。
历史上出现过假币事件难以详述，有时，假币泛滥甚至会危及一个国家的金融安全。近代史上就曾有人把制造假钞作为摧毁敌国的一种武器。1762年维也纳银行采取了当时一般的防伪方法，发行了齐多尔银行钞票。法国的拿破仑·波拿巴称帝后，于1806年攻占维也那并下令复制齐多尔票的印版并没收了原版，在巴黎、意大利大量印制齐多尔银行的假钞。
在美国dú lì战争时，英王乔治三世下令制造伪大陆票，进入美国本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下令组织专家们，用jīng美的水印纸仿造英国纸币，为第三帝国发动战争筹措资金。
抗rì战争期间，rì本帝国主义在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军事侵略的同时，还大肆掠夺中国财富，发行伪钞则是其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手段之一。
李曜穿越前，记得人民币“换届”那会儿曾看见过一个资料统计，全世界每年因各类仿冒高档商品和伪造票证等形成的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之多。在国际市场上，那五年之中有纪录的重大商品假冒伪劣事件就已超过2000起。更令人担忧的是，医药、食品、烟酒、饮料等领域中的假冒伪劣产品常使人防不胜防。
或许正是因为假币、假货层出不穷，一种特殊的印刷技术——防伪印刷便悄然诞生了。
没有李曜改变过的大唐，就有成都人始创了水纹纸，这在造纸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特别是在防伪上。水纹纸的做法，一是印明花法，类似木刻水印；二是印暗花法，即后世人们熟知的水印。在宋代，成都特制楮纸在抄纸过程中进行了特殊的砑花，难以仿冒，所以包括交子在内的宋代纸币用纸均在成都制造，造水纹纸的工艺被用作纸币的防伪措施之一。就算是在后世，水印也仍然广泛用于印制需要防伪的高级公文纸、钞票、护照、证书、账册等。
这种水印法，是李曜从《天工开物》里看到，并提示河中军械监试制成功的。其第三个步骤，叫做荡料入帘。乃是取出煮烂的原料放在石臼里用力舂成泥状，再用适量的水调配，使纤维彻底分离并浸透水分，成为纸纤维的悬浮液，再倾倒入纸槽里，然后用细竹帘在纸浆中滤取。于是纸纤维会留在竹帘上形成一层纸膜，抄纸工匠在纸槽边重复舀水、抬起竹帘等动作，每次承受的重量大概是后世的20公斤。不过抄纸的难度还在于，抄的轻纸会太薄，抄的太重纸又嫌厚，这就全凭工匠的经验，李曜目前还未想到怎样把这个控制进流水线生产中，不过却把这个难题当作一个课题，交给了军械监的相关技术组。
李曜之所以肯定唐末时已经可以考虑实现纸币流通，主要是因为北宋时交子的大量流通并未出现大的麻烦（无风注：其实宋朝经常因为多发交子而出现通货膨胀，但那是zhèng fǔ的金融掌控力太差，或者是故意掠夺民间财富——如我大天朝）。
中国毫无疑问是历史文明古国之一，但可能被西化掉的头脑很难相信，其实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如将宋代的交子定义为正式的国家纸币，那么早在西周初期，纸币的萌芽就已经产生了。
《周礼·载师篇》记存“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里布就是以布为材料制成的交易媒介物，布上有币名、年月、地址、钱数、发行人印信。《周礼》中还载有“听称责以傅别”、“凡买卖者质剂焉”。“傅别”、“质剂”都近似予现在的票据。chūn秋战国时期，曾通行皮币，“昔者大王居分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民间也曾通行作为交易媒介的牛皮。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曾制造白鹿皮币，后人多认为是一种筹集国用的债券。东汉也用过类似里布的布币。魏晋南北朝兴起了寺院柜坊及豪门郾店，吸收存款。出具可流通的存款收据，在市面上流通。
唐宋时期柜坊设立得更多，可发行的帖已深入人心。《太平广记》引《唐逸史》说：“汝要钱，可索取尉迟公帖来，此是尉迟敬德也”。吴曾的《能改责漫录》中，也有“取笔写帖付生rì：持此於梳行郭家，取十千钱，与汝作业。”此二篇虽为当时神话小说，但钱帖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是可见的。
柜坊接受存款人的帖（就是支票），就支付通货的事实，在大唐就已经有了。就是到了北宋时代，在健全的柜坊中也还是这样的实行着。大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比较发达。印刷、造纸业也得到较大发展，此时期印刷、造纸、丝织、金属、陶瓷等手工业品都有很高水平。甚至可以说，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如已出现“飞钱（汇款）制度。作为纸币的基础，大唐造纸术在汉代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据新唐书载，大唐已开始用厚纸制作和使用纸器、纸杯。在晚唐，中国已经发明了用植物纤维造成举世闻名的宣纸，这就为宋代使用纸币打下了基础。
本书前文曾说过，唐宪宗时，就有飞钱和便换，凡商贾到京师，可将钱送存诸路进奏院（各地在京设立的驻京办事机构），也可送存在诸军、诸使、官家，由收存人出给收据，然后持收据可到异地取钱，购办货物，这是一种异地兑钱的凭证。唐人赵磷的《因话录》中就有一例“有士鬻产于外，得钱数百缗，惧川途之难责也，祈所知纳于公藏，而持牒以归，世所谓便换者，套之衣囊。”而五代楚王马殷，大量发行笨重的铅币、铁币、市上用的契券，其中契券也有纸币的xìng质。
到了北宋时，当时四川仍行用铁钱，因钱重价轻，不便使用，商人乃出具收据形式的纸帖，在市面上通行。宋太宗初年，成都十六家富商联合成立了交子铺，发行交子，用铜版印制，以便通行和兑现，后因交子舞弊，经营不善而归官办。商办交子因能够兑现，故有信用纸币的xìng质。
中国最早的纸币，出现于北宋真宗初年，仍称之为“交子”，那时候北宋朝廷开始筹议将交子改归官办。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在益州设立“交子务”，并从第二年开始发行官交子，掌握纸币流通事务。“交子”成为世界上晟早的纸币，这绝非偶然。纸币的产生源于北宋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兴旺发达，当时的四川就是造纸业和雕版印刷业的中心之一。
方才说了，交子最早时，其图案有屋木人物。用朱墨两sè，还有备私人铺户的押字，“各自隐密题号”，以防伪冒。几年后，即宋仁宗天圣元年，由官府接收，特令在四川设置交子务，作为发行交子的机构。纸币先用木版印刷，后又改用铜版印刷。交子的币面价值，最早限于一贯至五十贯，在发放时临时书填，类似近代支票。宋仁宗宣元二年，改为发行五贯与十贯两种交子。宋神宗熙宁元年，又改为发行一贯和五百文两种交子。币面价值临时书填，改为定额印刷，这是纸币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交子为三sè铜版套印的纸币，立界（期）发行，三年一界。到了徽宗崇宁四年，又改为钱引，并于大观元年把交子务改为钱引务。钱引仍为三sè套印，至南宋初仍大量发行。南宋还有地方纸币，如河池银会子、两淮交子、湖广交子、铁钱会子等名。南宋初年民间还通行便钱会子，后改为官办。南宋高宗绍兴元年，又出现了商人纳钱，zhèng fǔ给以贩卖茶业、宝货、盐的凭证。还有现钱关子，公据关子、内关、金银现钱关子等名目。
金于海陵王贞元二年，就设立了交钞库，发行交钞。基本上是仿宋朝的交子，纸币上有发行机构，官员等的印章，另有编号、花纹图案等等。后又发行有宝券、通宝、兴定宝泉、元光珍货、重宝、天兴宝会等名目。
元朝是中国纸币最为盛行的时期，元初纸币为各地单独发行。元世祖中统元年，印发中统交钞，又称丝钞。后又陆续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中统银货、蟹钞、至元宝钞、至大银钞。至元二十四年发行的元宝钞及至正十年发行的至正交钞流通时间长，影响较大。
明朝洪武八年设宝钞提举司，立钞法，发行大明通行宝钞，明朝从发钞至停用，未改钞名及形制。
清初顺治初年，因军事征讨不断，国家筹集款项而发行通顺治钞贯，但很快收回。到咸丰年间，因财政危机又大发纸币，分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两种，但很快失败。
比起金属货币来，纸币自有其方便之处。但是有了纸币，就有伪钞出现，伪造钞票案时有发生。南宋时一次查获伪钱引三十万，盗印团伙达50人。元代铅山（令江西省铅川县）素多造伪钞者。豪民吴友文所造伪钞远至江淮、燕蓟。他以伪造致富，竟派恶少四五十人打进官府为吏，搜集情报，对yù告发他的人“辄先事戕之，前后杀人甚众”。
因此李曜既然要发行纸币，对于防伪之事，就不得不慎。今rì从东内回到王府，首先见的也就是大唐钱庄的几名主要干将。
卷二 开山军使 第212章 秦王变法（六）
长安，崇义坊，陇西郡王府。
锦缎包裹的棉芯软榻之上，李曜正听人汇报大唐钱庄的筹备事宜。这棉芯软榻的棉芯，是去年河东所产，河东、河中两大军械监遵照李曜的指示，充分发挥想象，将之大量利用起来，这软榻棉芯也是其中一项。
按照李曜随口给他们的规划，棉花的利用要从高端打入低端，也就是先制作一些官宦贵戚所乐于接受的器物，然后再走量，进入寻常百姓家。
中国自古就是个权威社会，上流社会流行的东西，才最容易被寻常百姓效仿，引为风气。因此棉芯被褥、棉芯软榻、棉芯枕头等，都已出现，在河东、河中以及关中等地的贵戚之家，大多已经开始使用，反响自然也是不差。
如今比较让李曜着急的是，棉花的织造工具还没能立刻跟上，织作棉布的手段太过低劣，试制的一批棉布完全无法作为外衣织造材料使用，李曜此前提出的“棉衣军服”计划，只能是在旧有的布料里面钉缝一层粗糙的棉布起到加厚保暖的效果。虽然聊胜于无，甚或说比过去的保暖水平确实有了不小的提高，但对李曜而言，这还差得远。
任何一门在现代社会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技术，放在古代，都是需要很大一个“科技树”支持的，就譬如这个纺织问题，没有高效的棉纺机，李曜的设想就只能是空中楼阁。而对于棉纺机的问题，李曜本人完全不懂，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指点，河中军械监商业司纺织局对此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按照军械监的老办法，拨款设奖，鼓励技工们组团攻关。
“遵大王令，大唐钱庄首批开设便有十家，分别设在长安、蒲州、太原、延州、邠州、秦州、华州、代州、云州、府州。至于各分庄压库钱，也都按照大致比例正在转运当中，约莫再有半月时间，大唐钱庄便可开张无疑。”
李曜点点头，吩咐道：“记得某此前说的话，在近一两年内，发行的纸币总额不能超过压库钱，以免在可能出现的挤兑之时造成无钱可换之局。钱庄者，信誉为本，切记。”
“谨遵大王教令，仆等岂敢或忘。”
李曜嗯了一声，见那万年县令已然等了不少时候，便道：“便是这般了，各自去罢。”几名管事立刻起身告辞而去。
待他们走后，李曜便吩咐下人将万年县令唤入堂中。
“见过右相。”这万年县令说来还不算外人，出自河东闻喜裴氏，名叫裴景，字观致，光启二年进士及第，入仕至今十一年了。不过话说回来，可不要小看万年县令这个官儿，这可是相当于现代的běi jīng市朝阳区区委书记，而且算起来，现在的běi jīng城又岂止像大唐的长安城一般，只有两个县区？
李曜笑了笑，命下人赐坐，然后道：“今rì政事堂议政，已经决定在长安城外，东面不远兴建zì yóu贸易区，这是你的治区，此事在之前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