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曜却不知道，他方才说自己是代北人，其实也是李元审这么轻易就愿“交朋友”的一个重要理由。
已故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用四个政治集团的发展演变来分析唐朝三百年的历史，这四个政治集团即关陇集团、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安史之乱后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的长安集团、以及“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的河北藩镇集团。
而众所周知，唐朝从黄巢起义以后的历史，基本上是以李克用和朱全忠两大势力集团为中心而展开的，五代五朝中，除朱梁外，其余四朝均出自李克用这一系统，甚至北宋王朝，亦与李克用集团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李克用政治集团，既不同于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长安集团，也有别于他所说的河北藩镇集团，它是唐末兴起于代北地区——即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内蒙古中部一带，以沙陀三部落为核心，融合突厥、回鹘、吐谷浑、奚、契苾、达靼等所谓五部之众以及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而组成的一个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军人政治团体。因为它是从代北地区兴起的，故后世有学者将其称之为代北集团。
代北集团的形成和壮大，是与沙陀势力的消长直接相关的，因此，这里主要以沙陀的发展为线索进行考察。沙陀人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自灵州迁往代北地区后，大致经历了朱邪执宜、朱邪赤心（即李国昌）和李克用祖、孙三个发展阶段。
关于朱邪执宜的事迹，史籍中留下的记载不多，据《新书·沙陀传》，元和四年（809），朱邪执宜率部进入代北地区后，屯守神武川之黄花堆，其部落更号为“阴（按“阴”当为“陉”之讹）山北沙陀”。元和五年，宪宗伐镇州，朱邪执宜以军七百为前锋。镇兵解，因功迁蔚州刺史。元和八年，回鹘过碛南取西受降城、柳谷地，诏执宜屯天德以备之。元和九年至十二年唐朝讨伐淮西，长庆元年（821）讨伐成德，朱邪执宜均率部参加，后入朝留宿卫，拜金吾将军。大和四年（830），柳公绰奏授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
朱邪执宜阶段，代北集团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实现了沙陀同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的密切结合，形成了所谓“沙陀三部落”。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与沙陀的密切结合，在代北集团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沙陀人从唐末割据争霸到五代建立封建王朝，无时无处不有昭武九姓胡人的重要贡献。如李克用部将中和后唐、后晋、后汉诸王朝文武官僚中大量安、康、史、何等姓胡人的存在，都说明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同沙陀人一起，是代北集团中的核心和中坚力量。
朱邪执宜大约死于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子赤心嗣。朱邪赤心继续为唐王朝效力，曾率部参加了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唐朝讨伐回鹘和昭义镇的战争，会昌四年泽潞平后，因功迁朔州刺史、代北军使。宣宗大中元年（847），吐蕃结党项及回鹘扰河西，朱邪赤心率部随河东节度使王宰出征。大中三年，征西戍罢，朱邪赤心被任命为蔚州刺史、云州守捉使。咸通九年（868），庞勋起义爆发后，朱邪赤心又率部随康承训前往镇压，因功被唐授予大同军防御使（后迁鄜坊、振武节度使）的职务，并赐以宗姓，这在沙陀即代北集团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沙陀本西域小族，其社会地位不仅不能同中原汉族士大夫相比，即使在内迁各族中，也是微不足道。《旧五代史》卷91《康福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后唐明宗时，康福出任河西节度使，“有末客姓骆，其先与后唐懿祖来自金山府，因公宴，福谓从事辈曰：‘骆评事官则卑，门族甚高，真沙陀也。’闻者窃笑焉。”“夷狄贵沙陀”，所以康福将沙陀人看作为“门族甚高”的一族，但却受到士人出身的“从事辈”的“窃笑”。在沙陀人做了天子的后唐时期尚且如此，那么在沙陀势力刚刚崛起的唐末时期，其社会地位就可想而知有多低下了。
朱邪赤心因镇压庞勋功而被赐予“李国昌”之名，“预郑王属籍”。这对沙陀人来讲，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是他们抬高自已社会地位的极好机会。事实也的确如此，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之所以能得到汉族士大夫们的普遍认可；宋人也将沙陀人李存勖建立的后唐王朝看作是正统，这与历来主张“华夷之辨”的中国传统观念大相径庭，而宋人这一观念的出现，无疑与朱邪氏被赐予李唐宗姓有极大的关系。
朱邪赤心之后，便是李克用的时代。
卷一 十四太保 第018章 冯霸造反
朱邪赤心尚未离世，李克用的时代便已早早来临。
李克用生于大中十年（856）九月。关于他早年的经历，《旧五代史·唐武皇纪上》云：“献祖之讨庞勋也，武皇年十五，从征，摧锋陷阵，出诸将之右，军中目为‘飞虎子’。贼平，献祖授振武节度使，武皇为云中牙将。……及壮，为云中守捉使，事防御使支谟。”段文楚接任云中防御使后，李克用任沙陀三部落副兵马使，戍守蔚州。
李克用在代北集团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在杀害段文楚事件中就已显露出来。
段文楚事件发生的时间，史籍有咸通十三年（872）、乾符元年（874）、三年（876）和五年（878）等多种记载。司马光采纳了乾符五年说。而关于段文楚被杀的原因，旧史多说是由于“代北荐饥，漕运不继，文楚颇减军士衣米，又用法稍峻，军士怨怒”11所致。日本学者堀敏一氏也认为：“叛军拥立李克用的事件，虽然存在着边境这一特殊条件，其实不过是唐末常见的藩镇兵士叛乱”12。诚然，这种由于节帅优赏不周而遭致部下杀害的事件在唐末层出不穷，不过，段文楚被杀事件发生的真正的和更为深刻的原因，正如事件的策划者和主谋之一李尽忠所言，是“今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贵之秋也。……李振武（按即李国昌）功大官高，名闻天下，其子勇冠诸军，若辅以举事，代北不足平也”13，即乘“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之际，割据代北地区。
沙陀人虽然从元和四年进入代北后，就开始了对代北地区的经营，但由于唐朝廷的防范和限制，他们在代北并没有建立起稳固的统治，朱邪执宜、赤心父子时而被任命为蔚州刺史，时而被任命为朔州刺史，并且不时被征发率部去屯天德、戍河西。朱邪赤心（李国昌）虽因镇压庞勋功而先后被任命为云中、鄜坊、振武节帅，但也只能是不在此即在彼，却不能将整个代北据为己有。史称段文楚被杀之后，唐朝廷曾以“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为大同节度使，以为克用必无以拒也”。然而“李国昌欲父子并据两镇，得大同制书，毁之，杀监军，不受代”14，即说明李国昌父子欲将整个代北地区据为己有的野心。而由此我们也不得不对这次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和主谋到底是谁而产生怀疑。
旧史将杀害段文楚的策划者和主谋归结于沙陀兵马使李尽忠和云中牙将康君立等，而李克用则是被动被推上台的，但是，也有一些史籍记载此事为李克用所为，如《实录》说：“乾符元年十二月，李克用杀大同防御使段文楚，自称防御留后15。《旧唐书·懿宗纪》咸通十三年十二月亦载：“是月，李国昌小男克用杀云中防御使段文楚，据云州，自称防御留后。”结合日后“李国昌欲父子并据两镇”的情况，很有可能李克用才是策划杀害段文楚事件的真正主谋，至少也是主谋之一。因为杀害唐朝地方藩帅，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故后人对李克用有所避讳。
然而，唐朝廷尽管是“皇威不振”，却也不能容忍李克用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唐任命卢简方为大同军防御使，令其谕李国昌：“克用暂勿主兵务，束手待朝廷除人。”16当李国昌父子拒命后，便发动河东、幽州、昭义诸镇及吐谷浑赫连铎进讨。广明元年（880）六月，沙陀酋长李友金及萨葛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等率沙陀三部落降唐。七月，李克用、李国昌父子先后连连大败，部众溃散，李氏父子、宗族及康君立等北入达靼。唐以吐谷浑赫连铎为大同军防御使，白义成为蔚州刺史，米海万为朔州刺史，振武帅位也落入吴师泰之手，不久又落入契苾璋之手。李克用不仅未能“旬日而定代北之地”，而且将朱邪执宜、朱邪赤心（李国昌）苦心经营数十年的代北地盘丧失殆尽。这在代北集团即沙陀的发展史上，是一次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这为沙陀势力的复兴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中和元年（881）二月，李友金奉命率沙陀、萨葛、安庆三部落及吐谷浑诸部5000人入援京师。李友金行至绛州，绛州刺史沙陀人瞿稹谓监军陈景思：“贼势方盛，未可轻进，不若且还代北募兵。”17遂又返回代北。半月间，募兵3万，“皆北边五部之众”。李友金又对陈景思说：“兴大众，成大事，当威名素著，则可以伏人。今军虽数万，苟无善帅，进亦无功。吾兄李司徒父子，去岁获罪于国家，今寄北部，雄武之略，为众所推。若骠骑急奏召还，代北之人一麾响应，则妖贼不足平也。”陈景思“然之，促奏行在”18。
李友金为李克用的“族父”，他从行至绛州又返回代北，从兵力不足“未可轻进”到“军虽数万，苟无善帅，进亦无功”，最后不得不请李克用父子出山，都是打着为唐王朝平“乱”的幌子。然而李友金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却很值得怀疑。王夫之说李友金在广明元年六月降唐时，就是李克用“遣李友金伪背己以降而为之内谋”19，这恐怕未必是事实。不过，李友金希望沙陀势力再度复兴，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于是他利用为朝廷平“乱”的机会，名正言顺地招兵买马，聚集力量，最后又名正言顺地请李克用出山，因为正如他本人所说，李克用父子“雄武之略，为众所推”，所以他把沙陀复兴的希望寄托在李克用父子身上。而李克用也没有辜负这位“族父”的期望，他不仅恢复了沙陀人在李国昌时期的鼎盛，而且建立了一个以沙陀人为核心的强大的地方割据政权，为五代沙陀三王朝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中和三年（883）五月；李克用因镇压黄巢之功被唐朝廷任命为河东节度使；从此，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以河东为基地展开了他们的霸业，而代北集团亦在河东形成了它的最后格局。
唐末五代时期的牙军和作为藩帅的各王朝的始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创建王朝时，他们是集权力量的核心。李克用虽未及创建王朝，但却直接导致了后唐王朝的建立，他的统治力量的核心无疑亦是牙军。
李克用的牙军，明确载入史册的有义儿军、决胜军、铁林军、横冲军、突骑军、亲骑军、突阵军、五院军、飞骑军、雄威军、厅直军、万胜黄头军、匡霸军、飞腾军、马前直军等等军号。牙将有李克修、李克恭等46人。除此之外，象康延孝、张廷裕、何怀福、阿登啜（杨光远父）、郭绍古、杜汉徽、安怀盛（安叔千父）、史敬思（史建瑭父）、臬捩鸡（石敬瑭父）、杜堆金（杜重威父）、王思同、刘琠（刘知远父）、周密、安福迁、安福顺、安福庆兄弟以及安金俊、安休休等，亦都在李克用军中任职，而且如史敬思、安金俊、安休休、安福迁兄弟等，都是有名的军将。
若是一一细看，则可看得分明：李克用统治集团大体由三部分人组成，即代北人、河东人和其他外来人员。河东人虽然接受了李克用的统治，但在李克用麾下并不受重用，外来人士更次之。真正最受李克用倚重的，正是代北人。
代北人作为李克用“代北军事集团”核心中的核心，又可分为三部分：一是沙陀三部族；二是五部之众；三是代北汉人。
先说沙陀三部族。中和元年二月，李友金率领5000人入援京师。《旧五代史·唐武皇纪上》云：“黄巢犯长安，僖宗幸蜀，陈景思与李友金发沙陀诸部五千骑南赴京师。”所谓“沙陀诸部”，即沙陀三部落。他们后来都跟随李克用进入河东，成为代北集团的核心力量。李克修、李克恭、李克宁三兄弟、杨光远之父阿登啜、刘知远之父刘琠以及郭绍古均为沙陀人，康义诚为代北三部落人，安怀盛为沙陀三部落人，这些都是明确的。此外，史敬思，《全唐文》云：“大王父讳怀清，皇任安庆九府都督；王父讳敬思，皇任安庆九府都督；显考讳建（此处史书缺六字）兼九府都督。”史匡翰为史建瑭之子，故此“王父讳敬思”，即史建瑭之父。“安庆九府都督”，当即沙陀三部落之一的安庆部落都督，因此，史敬思及其子史建瑭，亦均为沙陀三部落人。而史俨，从其姓氏及籍贯看，也很有可能与史敬思为同族。史敬镕，从其姓名看，亦有可能是史敬思的同族，至于其占籍太原，当与康思立一样，是后来之事。
另一五代大名人、后唐明宗李嗣源，一般都认为他是沙陀人，但在新、旧《五代史·唐明宗纪》中，或作“世本夷狄，无姓氏”；或作“代北人也，世事武皇，及其锡姓也，遂编于属籍”。可见其族属不很明确，姑且将其列入沙陀人之列。李存孝（即安敬思）、康君立、安金全、安元信、康福、康思立、康延孝、安福迁，史籍或不曾明确记载其族属，但从他们的姓氏及籍贯看，当均属代北胡人。如康君立，史称他“世为边豪”，康君立也每每自称“吾等虽权系部众”、“我等边人”等等，可见应为胡人。又如安金全，新、旧《五代史·本传》均作“代北人”，而在其子《安审琦传》中，明确记载“其先沙陀部人也”。石敬瑭的族属，后世学术界已多认为系昭武九姓石国人，则其父臬捩鸡亦为昭武九姓胡人。
所谓“五部之众”或“五部之人”，有时是指沙陀三部落和契苾、吐谷浑五部。史籍也多有将这五部相提并论的记载，如前引会昌二年，振武节度使刘沔“率吐浑、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诸族万人”讨击党项等等。但在大多数场合，“五部之众”或“五部之人”是一种泛称，如在李克用杀害段文楚事件中，康君立谓李克用：“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天复元年，李克用致朱全忠的信中，声称自己“胜则抚三晋之民，败则征五部之众”；以及前引李友金在代州募兵3万，“皆北边五部之众”等等，这里的“五部”、“五部之众”，即是对代北地区蕃胡部落的泛称，故李友金所募集的“北边五部之众”，《通鉴》则作“北方杂胡”。“杂胡”亦即“杂虏”，胡三省对此解释为：“谓退浑、回鹘、鞑靼、奚、室韦之属”。故可将代北地区沙陀三部落以外的蕃胡部落如“退浑、回鹘、鞑靼、奚、室韦之属”统统称作五部之众。
最后便是代北汉人。由于代北是蕃汉杂居的地区，而许多蕃族往往冠以汉姓，因此辨别其是蕃是汉，实属不易。将史册中未著明为蕃族和安姓、康姓以及存有疑问的白奉进以外的代北人均当作汉人看待，或许不至大错。这样在李克用统治集团核心，代北汉人至少占了三分之一以上。他们中既有李克用的义儿如李嗣本、李存进、李存璋，又有李克用最重要的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