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涛问：“为什么在近边处写这么多的标语？”
严萍说：“别的地方还不是一样。”
在关东大部地区沦亡以后，保定学联为了支持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反对不抵抗政策，发动了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活动。抗日力量在这个市区，完全有这种魄力：一道命令下去，能动员千百人在大街上开宣传大会，把标语写满了保定市的墙壁。
江涛沉默了一刻，说：“咳！为什么都写在这儿？写到乡村里去吧！我们应当动员广大农民起来抗日。”
走到一个红油大门，门前有两棵树，象是阔人的公馆。严萍在一边看着，江涛把亲手画的一张讽刺画贴在门上。两个人并肩步走着，江涛说：“我们宣传工作者，他要钻着心地研究工作方法：大清早，人们是不起床的，把抗日的礼物送到他们的门上，等他们睡足了觉，一开门就收到了。”他把两张传单，塞进一个黑油小门里。又说：“晚上，你到书店里去，翻翻这本书，夹上两页传单。翻翻那本书，夹上两页传单……
这样，我们抗日的主张就和青年学生们见面了。”
严萍不注意地笑了一下，说：“看你，倒挺熟练。”江涛说：“这些工作技术，时间长了，也会被反动派发觉。不要妄想，有哪个统治者是傻子……”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好象老师给小孩子们讲课一样。“我们想到的，反动派也会想到。我们的斗争艺术提高了，统治者的本领也会提高。抗日的活动就是在不断创造，不断斗争里前进。一刻的停止创造，一刻的停止斗争，就等于向卖国贼们缴械……”严萍听江涛讲完一段，就表示由衷地接受。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严萍象跟师傅学艺，仔细听着，一个字一个字地印在心上。暗里留心江涛的谈话，听他什么话怎样说法，什么口吻，什么态度。她问江涛：“为什么老是‘斗争’、‘斗争’的，说一连串的‘斗争’哩？”江涛说：“在做小学生的时候，学习贾老师说话，学会的。”可是贾老师是因为坐狱、受了电刑，神经受了过重的刺激，说起话来口吃，嘴唇打着哆嗦，一说到紧关节要的地方，越是着急越是说不出话来。江涛跟他学了，是为加强语气。讲到紧要地方，就学着贾老师举起右手，说：“……斗争！斗争！斗争！”表示他的坚决，他的勇敢，他的抗日决心，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决不罢休。严萍看了，一股劲儿想笑，斜起眼睛说：“干吗老是斗争斗争的？”严萍一说，江涛脸上就红了。
散着传单，严萍有个急躁的想法：“盼早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吧！”她想象一杆抗日的旗帜插在高空，迎风飘动，想到抗日斗争的远景，想到向日寇进军的威势。这种想法，有时会使她兴奋得浑身发热，甚至心悸肉跳。
今天为了完成这个宣传任务，严萍心上老是跳动不安。前天才有两个学生在墙上写抗日标语被捕了。还有几个人，是在东郊鼓动士兵抗日，被十四旅逮捕的。被捕的人都押进公安局里，经过几天的请愿示威，经过严重的交涉，才放出来。一想到被捕，心上就又不住地跳动，觉得恍惚不安。走到东南城角，传单散完了，她的心才放下来。
两个人拍拍手，又说又笑，走到大街上。太阳出来了，阳光晒在街巷里和屋顶上。铺门都打开了，顾客还是稀少。两个人走进天华市场，到白云章包子铺去吃早点。
一进铺子门口，就闻到逗人食欲的香味，跑堂的伙计，撒开尖嗓子高声叫着。江涛拉着严萍，走上楼梯，坐在一间小房里。严萍看见伙计一条胳膊上摞着十几碟包子，通、通、通地跑上楼来。又把十几个碟子摞在胳膊上，通、通、通地跑下楼梯，她抿起嘴儿笑着说：“看起来，天地间什么事情也不是容易的！”
吃着早点，江涛悄悄地问：“怎么样？不害怕了吧？”
严萍说：“只要有个人儿在我身边，就什么也不怕。”
江涛说：“锻炼锻炼就好了……这算是个假设吧，假如有这么一天，你被捕了，又该怎么办？”严萍听了这句话，把两颗黑眼珠倾在鼻梁上，仄起脸儿想了半天，才说：“被捕了？
听说那是很可怕的！”
江涛说：“没有什么可怕，对一个坚决抗日的革命者来说，这是家常便饭。比如我吧，比如你吧，就时常有被捕的可能。
只要思想上有准备，并不可怕。”
严萍两只眼睛望着窗外，摇摇头说：“不可怕？”
江涛说：“比方说，你一旦被捕了，人家要问你，江涛是主张抗日的吗？”
严萍眼睛瞟着江涛，笑着说：“不是。”
“张嘉庆是吗？”
“不是。”
“人家要打你，要轧杠子灌凉水！”
“我豁出去了，我宁自死了，什么也不说。他们果真这样，他们就决心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
江涛说：“象蒋介石和汪精卫之类，投降日寇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准备在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面前经受考验！”
第四十三节
江涛和严萍约定，下午去参加宣传大会，就回去了。
礼拜日，大街上人来来往往，大部分是男女学生，和乡下来的农民。严萍沿着马路走回来，躺在小床上睡了一觉。正在睡着，有脚步声走进小院。仔细一听，是冯登龙走到北屋去了，和妈妈蘑蘑菇菇说了半天话。妈妈很喜欢他，常给他洗衣服，炒好菜吃。登龙转着脖子看不见严萍，睁开大眼睛问：“萍妹子呢？”
妈妈说：“在东屋里，去吧，去看看她。”
严萍听登龙走过来，翻了个身，脸朝着墙，把手搭在眼上，装打起鼾睡。冯登龙不管不顾，夸地坐在床沿上，伸手去扳严萍的手。严萍机灵地躲开，说：“年岁大了，还这么着，谁习惯？”她伸起胳膊打了个哈欠，翻身坐起来，说：“坐到椅子上去。”
冯登龙说：“我表叔说，目前是个时机，他们正在扩大队伍。我觉得上中学总是个远道，不如干军队。象冯阅轩吧，他上了军官学校，到日本留了几年洋，回来就当了团长。上学呢，上来上去，顶多不过是个‘教育界’。”
严萍说：“我早就同意你去哩。”
冯登龙说：“我决定要去了。”他又吸起烟来：“……当当排连长什么的，说不定不到一年就当上营长。我要是当了旅长啊，立刻把冯阅轩他爹押到监狱里去……”
严萍插了一句，问：“干吗？你要铲除土豪劣绅？”
冯登龙摇摇头说：“哎！咱不象江涛他们那样。”
严萍坐在小床上，瞪了他一眼，冷笑说：“你是为自格儿的事情，既想做官，又想发财。”
冯登龙把手掌一拍，说：“嗨！对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且，而且，想读书，我父亲也供给不起我，他和冯阅轩他爹打官司把地输了。当然啊，我们还雇着两个长工，养着两个大牲口，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乡村里还是个财主。”
严萍撇起嘴，笑着说：“嘿嘿！你真会说。”
在严萍的思想深处，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登龙在小孩子的时候，人儿长得还漂亮，性格也爽直。自从一二年来，年岁越大越蠢，一点聪明劲也没有了，一看见江涛就立眉竖眼的。相反，江涛人儿朴实，也极热情。她又想起那一年，江涛在反割头税大会上讲演的姿态，有时两手叉腰，有时挥动一只手。两只大眼睛黑黝黝的。她想：那时他背后就是缺少一面大旗。心里说：“那面大旗要是叫我打着啊，说不出来那情景儿有多么壮丽！”
她又想到：要摆脱和登龙的感情，确实是个问题。她怕他，那家伙楞手楞脚，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于是她一股劲地鼓励他：“快去吧！”“去学军事吧，将来的职业问题也甭作难了！”她想，只要他离开保定，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冯登龙又和严萍谈了一会子家庭琐事，他痛恨冯阅轩侵害他的家庭，他咒骂，他怨恨。一说到冯阅轩的名字，把牙齿咬得咯嘣咯嘣地响。为了这件事情，严萍也为他不平过，甚至是气愤。可是后来才觉得这场官司，打来打去，不过是两家地主为个女人争风吃醋，不由得暗笑，心想：“狗咬狗两嘴毛罢了！”
冯登龙对严萍的小屋子很是留恋，走到北屋里倒了几次茶，拿了几次烟，可是他不忍就走。他要求严萍：“秋高气爽，咱们到公园里去看红叶吧！”
严萍说：“困，我没有那个兴趣。”
他看严萍这样冷淡，不耐烦的态度，还是故作镇静，把右腿架在左腿上，打着哆嗦。眼睛眯缝得紧紧的，不让泪水流出来。严萍很讨厌那种姿势，她觉得那是十足的市侩气。冯登龙到这刻上，也不得不离开了。他还是眯缝着眼睛，把烟卷叼在嘴角上，右手插进大褂襟下，立起身来要走，可是他又站住。瞟了一下墙上挂着严萍的相片，说了一声：“愿你们永久幸福吧！”就走出去了。
严萍一听，脸上腾地红起来，瞟着他的背影，心里说：
“何必呢！”
冯登龙走下高台大门，又站了一下，背过脸把手伸出去。严萍象是没有看见，扭身走进大门，把门一关，踏着响脆的皮鞋声走进去了。
她走回来，依然躺在床上。心上又在突突地跳起来，象是怕丢失什么东西，又怕不能得到什么。盯着自己的相片，又想起照这张相片的情景：在一个夏天的傍晚，她和江涛、和爸爸到公园里去散步。刚刚转过“别有洞天”，江涛指着天边上的月亮说：“多明快的月亮啊！”严萍冷不丁转过头来，伸起两只手，仄起头悄悄地说：“多么幽静啊！”爸爸也走上来说：“新月呀，象金钩呀！”
过了几天，江涛谈到在那一刹间，她看月的那种姿势挺好看。她按江涛的意思，照了这张照片。照相的时候，江涛还要站在她身子后头衬个背景，严萍说什么也不干，把他推开了好几次。这张相片，一直挂在墙上，什么时候看见，都觉得清新。可是她现在一看到那种姿态，就觉得幼稚、娇气，一点不带革命劲儿，没有英雄气概，摘下它来！
她对于过去的生活，再也不感到满足，倔强地说：“让旧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水逝去吧！”
她看了看手表，到了指定的时间。就整理了一下衣服，匆匆走出西城，到第二师范去。一进传达室，老传达韩福正低头做他自己的事情。那是一个白面庞、黄胡子、镶着红眼边的老头。她立在门口，连叫了好几声，韩福还是不理不睬。她着急说：“俺找一个人嘛，你没听见吗？”
韩福老头说：“是，姑娘！我这就弄完了。”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又低下头说：“你找江涛，上养病室，去吧！”
严萍喷地笑了说：“俺还没说嘛！”
韩福老头说：“用不着，我记性强着呢，早记熟了。去吧，上养病室。一个礼拜不知道来多少趟！”说完了，又去做他自己的事情。
第二师范有个高大的门楼，进了门是一条砖砌甬道，甬道两旁有两行小柏树。迎着门有两棵大杨树，树下是一圈花墙，风一吹，大杨树的叶子豁啷豁啷地响着。横廊下放着一面大穿衣镜，她对镜端相了一下自己的身影，才走过斋舍，到养病室去。站在江涛的门口，轻轻敲了两下门，才走进去。小房里坐着一堆人，有江涛、老夏、老曹、老刘，还有青年团员小邵，一个活泼有风趣的小家伙。她一见人多，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又想退出来。老夏看见她犹豫的神情，说：“请坐吧！我们的会开完了。”
严萍看见老夏，弯腰向他点了点头。她知道老夏是中共二师支部的负责人。他比江涛个子高一点，脸上黄瘦，有一双黑而安谧的眼睛。严萍在那里站着，两只黑眼睛骨碌骨碌地转着，看着江涛。他们见严萍进来，站起身来要走。江涛说：“坐坐呀！为什么就走？”
可是他们谁也不说什么，笑眯眯地走出门来。小邵走出门去，又回转头来，推开门呲出白牙笑了笑，说：“难道我们还不应该走吗？”
江涛说：“少说废话。”说着，抬起脚咚地一声把门踢上。
严萍轻轻笑着说：“这号人儿！”她立在窗前出神，清清河水从窗前流过，对岸河边满是油绿新鲜的菜畦。
江涛从抽屉里拿出两卷宣传品，说：“请你带上好吗？”又扳过严萍手上的表，看了看说：“五点十分到公园，五点半到南大桥，这是一路。不能错时间，不能乱走。请你在‘别有洞天’等我吧！”又弯下腰，集中精神拾掇抽屉里的书籍和文件。他在做着准备工作。
严萍把宣传品掖在腰袋里，又放下黑裙看了看。问：“可以吗？”江涛瞅了她一眼，说：“走吧！”才说走出来，钟楼上响了几下钟。她又停了一刻，看太阳西斜了，才沿着东墙根走到大图书馆，再越过横廊走出来。老传达韩福在门口破藤椅上坐着，看见严萍走过来，问道：“走吗？”严萍说：“走啦！”
她又偷偷看了看，见韩福在对着她笑，脸上又红起来。
她出了门，沿着灰碴马路向南去，走过小桥。河水跳过闸板，淙淙地流着。四点半钟，走到“别有洞天”。她爬上土山，在树丛里坐下。天气很闷，心上跳得厉害，看河岸上有人三三两两地走过去，有工人也有学生。隔着叶隙，看见张嘉庆走过去，老夏、老曹都走过去了，不用说她就会明白。时间迫近了，江涛还不来，她心里更加跳得厉害。拿出宣传品看了看，一种是《为日寇侵占东北告民众书》，一种是《为发起抗日运动告各界父老书》。她看着，一时受了激烈词句的感动，觉得心上热烘烘的。
她看了看表，时间就要到了，江涛还不来，心上焦急起来：“怎么他还不来……能不来吗？……他不会不来的。”又踮起脚尖，向四处张望。她想：“不能……他一定要来的！”想着，想着，江涛来了。他一个人顺着河岸的小路悠闲地走着，手里拿着一根细柳枝，边走边抽得嗤嗤地响。走到土山前头，立在大树下，睁起眼睛向土山上望，用两个指头捏着嘴唇，打了个尖锐的口哨。严萍欣然走出去，笑着说：“你可来了！”
江涛说：“等急了吗？又在害怕吧？”看她脸上，显然又在担心，他说：“我等在水闸那里，把人们指引过来，怕人们找不对路呢！”
严萍说：“心里可是急呢！”她踮了两步跟上去，紧贴江涛走着。两人放快了脚步，五点十五分走到大南门。看走向南大桥的路上，已经有不少人。江涛又走进一家小铺，要买烟卷。掌柜的找给他钞票他不要，一定要铜元。可是在那个年月里，通货膨胀，掌柜的不愿再把铜元花出去，咧起嘴角说：“重呀，先生！”江涛说：“别人怕重，我不怕。”他把铜元包了沉甸甸的一手巾。严萍心里直发急：“怎么这人平时好好儿的，今天这么罗嗦起来？”一直蘑菇到五点二十八分，才从小铺里走出来。大桥南头已经集了好多人，等着开会。江涛抓了一把铜元，递给严萍。严萍拿眼睛盯着他说：“不怕重嘛，可叫别人给你拿着。”
说着走过南大桥，夏应图站在土坡上，背后站着张嘉庆，手里抖开一面大旗，旗上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几个大字，非常显赫。人们从四面八方走过来，集在一块，开起会来。大个子老曹，拿着一条扁担，乍蓬头发老刘，提着一根棍子，保护着老夏。
老夏举起右手，开始讲话，宣布了不抵抗政策的罪状，号召人们起来抗日。讲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