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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飞虎苦思了几天，在好不容易拟好了一个名单后，制宪会议的命令又一次抵达：命令里表示贺飞虎不用提供这样的名单了，制宪会议已经有了一批人选，他们在通过制宪会议的审核后会被派到江西这里来，贺飞虎将负责从中挑选出最合适的几个人，其余的则编入后备役。
等看到卿院派来的人员后，贺飞虎觉得心里顿时一片冰凉，无论是师正副指挥官还是同样极其重要的参谋岗位，制宪会议挑选的都是一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大概就是根据在军校的成绩排出来的座次。战场经验最多的几个人也不过因为参军较早，在许平南下攻打福建时曾经加入过民团组织，后来到军校回炉学习的军事知识。
“这些年轻人，”贺飞虎向任红城抱怨道，后者现在已经不是江西卿院特使而是制宪会议特使，虽然任红城远在江西不可能履行讨论和表决职责，但制宪会议仍给予他一个制宪会议议员身份：“他们怎么可能指挥成千上万名士兵。”
“为什么以前新军那些营官能够指挥一个营呢？”收到制宪会议的任命后，任红城就向江西卿院提出了辞呈，议长和省卿院同僚在批准了他的辞呈后纷纷写来祝贺信，大家都很羡慕他能够跃入制宪会议——未来的临时国卿院看来也少不了他的位置。任红城觉得如果自己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干出成绩来，就是将来正式选举的资本：“我记得他们之前也就是领着百十来人罢了，齐公也是一下子把他们放到几千人的指挥官位置上。”
“至少他们见过大规模作战。”
“我们没有更好的人选了，而且军校的考试当然只是纸上谈兵，不过这是目前我们手中最公正的考核标准了。”任红城显得比贺飞虎有信心得多：“这些军官都经过了长达十八到二十四个月的学习，每一个都是军校中的佼佼者，放眼李顺也没有几个比他们受过更严格的训练，学习过更多的战术，就是许将军当初也不如。”
贺飞虎其实也没有太好的人选，不过他仍有些倾向于岁数大，有过战场经历的人，当然这些人都是黄石集团的故旧，贺飞虎知道卿院未必愿意。
但任红城考虑的不仅仅是控制问题，他同样希望整军顺利能够为自己赢得政治前途：“其实我更相信这些年轻人，我和一些福宁军子弟谈过，和北面的新军一样……他们当然一样了不是么？本来新军就从福宁军调走了大批的人。他们总觉得‘我们都做不到，那许平你也做不到，如果你做到了，那是你运气好。’，虽然齐国公世子带回来大批李顺的军事资料，但论学习认真程度，福宁军那边的人是比不上这些新入伍的学员的。”
任红城觉得留在卿院的这批人要踏实得多，而福宁军那些人则显得心浮气躁，早早就走动关系在军中谋取职务，据任红城所知差不多所有的福宁军高级将领子弟都在北伐开始前就拿到了中高级军衔，而考试成绩优秀的比例相当低。
“许将军在河南要一边打仗一边训练军官，缺乏场地和设施，一般也就是断断续续地讲几个月，而我们为军校学员提供了充足的军费，长达两年不间断的学习和训练。既然许将军能够训练出一批合格的将领，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们训练不出来。”
“总归还是要经过一两场实战他们才能学以致用。”贺飞虎承认南军的训练条件好很多，不然北伐也不会如此顺利。
“这就是贺将军的职责了，卿院指望你能帮助他们渡过最艰苦的开头阶段。”
贺飞虎很快就发现由于年龄问题，议会师高级指挥官的威信完全无法与以前相比，看着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上司，各级军官质疑命令的概率大大提高。卿院要求贺飞虎在议会师里全力推行的军事法庭制度更进一步降低了高级军官的权威，现在上级军官在非战场情况下连解除下级职务的权利都没有，更不用说以前那种生杀予夺的大权。
这些军官平日里研究的也主要是许平编著的教材，这方面的知识贺飞虎远远不如他的下级，在讨论军务时，贺飞虎总是听手下们拿许平的实例当作论据，而其他人反驳的时候，提出的论据多半也是同样来源自许平。
很多次，贺飞虎引用齐国公的战例或是理论来当作自己设想的佐证，他的手下就有人会用许平的理论来进行反驳，而且贺飞虎看得出下级大都不是站在自己这边的，尽管他们出于对上级和前辈的尊敬不会明言但多少会在表情上流露出来一些。
听了几次后贺飞虎忍不住建议他们多去看看齐公编写的条例和军规，但他的手下们仍是不以为然：“大人，齐公那时，骑兵还是要顶盔贯甲的，敌军使用大量的弓弩和刀剑，而另一方则是长矛加火铳。大人，我们以后会遇到这样的敌人，或是用长矛加火铳武装我们的儿郎吗？”
以前贺飞虎看过一些许平的东西，不过很少能看进去，每次看一会儿后他就会感到厌烦。在南昌城外的军营和这批新手下相处一段时间后，贺飞虎越来越感到如果不通读许平在李顺那边编著的教材，那么就会和手下出现沟通障碍。最终，贺飞虎强迫自己每天认认真真地看一段他手下们在军校时读过的书，到腊月末全军开始准备庆祝新年时，贺飞虎突然发现自己对取胜充满了信心：“原来你中是这样来判断的啊，许将军。”把许平的书翻来覆去地读过几遍后，贺飞虎感到对方的思路脉络已经有了质感，仿佛能够触摸到一般，今天合上书的时候贺飞虎对着它轻声说着话，就好似是对着一个实在的敌手般：“我很期待和将军在战场相遇的那一天。”
制宪会议已经折腾了一个多月了，宪法大纲更是早早就拟定出来，但直到现在制宪议员们听说仍在泉州吵闹不休，据说还爆发了几次武斗。贺飞虎觉得这帮议员效率很低，这么多人制定律令居然比明太祖一个人还要慢得多，不过这并不是他关心的重点，重点在于又会有新的部队抵达——贺飞虎一边开始接受宪法师的人员装备，一边把第十三师需要的营地布置好，制宪会议称赞了贺飞虎的勤恳后立刻就开始着手向江西派来人员，任红城告诉贺飞虎第十三师的第一批军官将于年前抵达。
“这个师叫什么名字？”贺飞虎无法猜到第十三师的名号。
“如果这个贺将军都能猜到，那真是妖怪了。”任红城哈哈笑起来，这个师的名字也是有来历的，继工党的缪党魁发表了论宪法权利的来源后，东林党的陈党魁又提供了另外一篇重量级的文献——在陈党魁所构想的未来政治框架中，应该采用三权分立的模式：卿院、提刑和政府。任红城在看过本党党魁的文章后，对党魁钦佩得五体投地，深信本党领袖会因为这篇政述而留名青史。
由于已经有了“议会”和“宪法”二师，第十三师制宪会议就打算起名为“官府”师，以纪念陈子壮对三权分立的政论，无论是不是同党，制宪会议的议员都赞同东林党魁的政治构想。
不过齐国公听说此事后突然提出了异议，说“官府”这个名字太不好听，制宪会议希望建立一支为国为民的军队，而官府这个名字显然一点儿也不亲民，估计百姓听了不但不会有任何亲近感和认同感，多半还会有反感情绪。
大家承认齐国公说的有道理，齐国公一向不说话，他一旦说话大家都愿意倾听，所以即便没道理大家也不会太过违逆，陈子壮当即表示这个师就不必非要起名“官府”来纪念三权分立的提出了，其他人觉得有点遗憾但是也准备另想。
可是齐国公显然是在提议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解决办法——齐国公建议把“官府”师改成“公仆”师，这样不但依旧纪念了三权分立，而且还昭显了新式政府为人民的大义。
“公仆？”贺飞虎一开始也没听懂。
“公仆就是指公共的仆人，在卿院监督下的，遵循宪法行事的官府不再是父母官，不再是百姓要磕头跪见的长辈，而是大家的仆人了，所以是公仆嘛。”
“哦，原来如此，”贺飞虎觉得这个词挺有趣的，其中确实有一种令人感动的亲民思想：“这公仆师的师旗，想必卿院也要拿走了。”
“这个倒是不必了，”任红城表示卿院完全同意公仆师自行保管自己的师旗：“要是卿院把每个师的师旗都拿走，岂不是会让大家觉得我们总担心打败仗么？”
“议会”师万一被消灭的话太不吉利了，卿院里没有人希望看见这种噩兆，“宪法”师被消灭也同样是不可容忍的，至于政府嘛，不管它是叫“官府”师还是叫“公仆”师，官府肯定不会被消灭的——这世上想当官的永远不会缺，而如果是公仆就更容易了，再重新雇佣一群仆人就好了。
“齐公还为公仆师题词。”任红城告诉贺飞虎黄石才情大发，给第十三师写了一句话当作师训。
“齐公写了什么？”
“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
“真好。”贺飞虎觉得这个师训极为妥贴，既呼应了这个师的师名，而且对于一支军队来说也是恰当的：军人就是应该保卫国家和百姓。
“齐公还为公仆师谱了一段曲，填了词。”
“啊！”这就让贺飞虎有些惊异了，据他所知齐公不是很喜欢音乐戏曲，戏剧的唱词总是记不住，偶尔哼一段也总是荒腔走板到天涯海角……至少贺飞虎从来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听任何亲近齐公的人说过他有什么曲艺天赋……至于填词，又去填了七个杀么？
“百姓公仆，百姓公仆，要努力，要努力；
竭诚为民效力，不负百姓信任；
真光荣，真光荣。“
任红城手臂在胸前有节奏地挥舞着，就把齐国公赐给公仆师的歌曲给唱了一遍。这首黄石以法国儿歌《FrèreJacques》（又名《两只老虎》）为蓝本写的曲子让贺飞虎也听得津津有味。
“这是制宪会议的建军计划，”任红城唱完歌后把一份备忘录交给贺飞虎，在制宪会议这个雄心勃勃的建军计划里，在明年二月的时候要把第十四师“诚实”和第十五师“守信”的架子也搭建起来。
“根据齐公的规定，一个师一万五千人，两个师加一些独立单位为一军。”在来江西之前，贺飞虎本以为自己会在师长这个位置上干很长一段时间，但是现在他已经是南昌军事基地群司令官和统辖第十一师、十二师的军长了。
“是的，未来会有军建制，而贺将军这几个军会成为一个集团军……”任红城以为贺飞虎是在考虑待遇问题：“到时贺将军的薪水自然会水涨船高。”
“不是，我的意思是，假如我负责整个集团军，谁来指挥下面的军呢？”贺飞虎叫道：“难道卿院要我从这些年轻人中挑么？他们总不能才指挥了一个师几个月，就被提拔去指挥三万人五千人的军吧？而且一个集团军，这对我来说……”
“贺将军，”任红城打断了贺飞虎，严肃地说道：“卿院禁止我参与讨论任何军事问题，在军事问题上贺将军享有全权，卿院只关注您的意见。”
“这是要负全责的同义语。”贺飞虎小声嘟囔着。
“贺将军，本大夫应该把这句话理解为悲观失败主义吗？”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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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节 中庸
今天下午苏大夫需要去见几个重要人物，这些商人的钱和他们手下的选票对全省的政局来说可能无足重轻，但却是府议院争衡的重要砝码。wWW！
在广州政坛挣扎数年后，苏大夫和其他政界人物一样，视妥协为生存法宝，这个词在短短几年里就完全洗净了身上携带的贬损含义。根据广州现行的法律，每个人都可以将他月收入的百分之一捐献给他愿意支持的政界人物，所以从理论上来说，能够提供最多选票的人群同样也能提供最大的资金来源。可这仅仅是理论，因为收入低的人不会捐一分钱给政界人物，虽然现在他们不再单纯希望竞选者花钱买走他们手中的选票，但他们确实是要用这来交换好处的；真正能够提供资金的只有党派和有钱人——在广州城内这就是商人的同义词。但是商人大多把钱贡献给党派和省议会，他们慷慨地把大笔的钱花在几大党中央、省卿院和总督府身上，就算没有花光法律许可的百分之一份额也所剩无几。剩下的一点点份额周围，盘旋着比秃鹫还要多、还要凶狠的府、县政界人物。这激烈的竞争常常导致人做出不明智的许诺，苏大夫看见过很多同行向商人许下了远超他能力范围的诺言，拿到了钱，但是激怒了选民输掉了选举。苏大夫一点儿也不同情他们，正是这种二百五让他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恶劣，而蠢货是无法斩尽杀绝的，当前一批人被淘汰后，更多的新人会填补上他们的位置，幸好现在商人们精明了很多，他们在白白损失了大批的钱以后，学会不仅要关心政客的诺言，还要关心他们实践诺言的能力。经费和选票，苏大夫行走在两者之间的钢丝绳上，现在他已经把妥协理解为中庸。
冯氏皮革行在广州的分厂刚刚成立没有多久，分厂的掌柜笑盈盈地在门口迎接苏大夫，称他的大驾光临让这个新厂蓬荜生辉——他也是皮革行的一个股东，在广州拥有全权。私下来说，苏大夫也和这位混得很熟了，平均每个月都能喝上几次酒。根据苏大夫幕僚的了解，这个厂的份额还有富裕，还能捐献出一笔钱来，虽然苏大夫不指望他们把所有的钱都捐献给国民党，也不指望对方将打算捐给广州国民党议员的钱都给自己，但是他希望至少能分到其中一部分。
这不是私人关系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苏大夫也肩负有党交给他的任务，现在他总是争取一箭双雕，力求为自己争取经费的同时完成党派下来的事情，这样还能从党部那边讨到一部分经费——以前苏大夫总听说什么政党就像是一个师门，只要进去了就要跟着师门混，不问是非好坏地给师门壮声色，而师门也会罩着你、提拔你。但加入国民党后苏大夫才意识到以前那些传闻都是胡说八道，党派就是一个大商会，里面完全是**裸的买卖和交易，政党用政界的前途诱惑你，按着一分钱、一分货的原则购买你的劳动和效力，根据你的成绩发奖金——而党派拥有的会计和精通算学的幕僚最多，没有谁能算计得过党魁，只有被算计的份。
和其他涉及军火制造的商人一样，广东冯氏皮革行的愿望是自相矛盾的，他希望广东政府和议院购买更多的武器，但是他们希望能够少征志愿兵，因为随着志愿兵不断被征用到军队去，工人变得越来越昂贵。以前有军火商联名请求国民党提议：因为军火厂是为国效力，所以应该提供优惠和补贴来保证军火商的劳力，比如立法禁止招募具有军火厂工人为士兵。
国民党当然不敢提出这种议题，如果提出这样的议案就会激怒其他行业、地主，虽然吕党魁很想要军火商的钱，但是他不认为有谁敢明目张胆地挑战现行商法中的商业平等原则。
“我们可是为国效力啊，”说起三大党都拒绝了军火商的要求，冯氏皮革行的这位股东犹自愤愤不平：“是在为国效力！”
“国家并没有要求你们效力，”苏大夫以朋友的身份取笑道：“国家是在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