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早在一个小时前，韩国警察总局局长金贞烈就亲自率领一队便衣警察，将梅贻琦、胡适、傅斯年、蒋梦麟、王世杰、陆志鸿、陈垣、李季谷等人幕后大佬们，秘密护送进了会场。
琉台南韩四地大佬们在龙头山会场外的草坪上，分别对记者们热情洋溢的发表了一通对亚元区未来经济发展的演讲后，才鱼贯走进了戒备森严的会场。
不得不承认，会场的布置别出心裁。近千张桌椅围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弧，将演讲台围绕在会议厅的中央。而与会人员则按照政府、科技教育、经济金融、军事四大块就坐，尽最大可能的促进琉台南韩四地官员之间的交流。
见众人都与身边的异国朋友打完了招呼，韩国外长金得西站了起来，走到会议厅中央的讲台边，宣布会议正式开始，并邀请琉共和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琉日友好协会理事、琉球共和国驻日代表刘晓忠发言。
“尊敬的崔总统、林总统、曹总统、吴议长，以及韩南台三地政府的朋友们。受大会组委员会的委托，我很荣幸地给大家介绍下日本的最新情况。”刘晓忠司长绕着演讲台给众人礼貌的点头致意后，侃侃而谈道：
“对日研究一直是我们亚洲司工作的重中之重，其间我们得到了韩国政府驻日代表处、琉日友好协会、日本华人互助会以及日本台湾商业协会的大力支持。在此，我谨代表我国外交部向上述部门和团体表示衷心的感谢”
看着得意弟子成长为一位出色的外交官，刚从国内解放区归来的邵华强教授，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盟军最高统帅部为日本制定的《和平宪法》，我想大家早有耳闻。可以说这部宪法将决定着日本的未来，这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刘晓忠司长顿了顿之后，异常严肃的说道：“在新宪法制定的过程中，日本成人教育学校和夜校老师联盟，成功说服文部省、最高统帅部和国会，主张教育不能仅仅使精英人士收益，取消之前的六年制义务教育规定。他们的游说显然成功了，新宪法里明确规定日本今后将实行六三制九年义务教育。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要知道日本国民的受教育程度，本来就比亚元区国家和地区高出许多，就算对教育投入最大的琉球和台湾，迄今为止也才实行了六年制义务教育。
如果教育上我们不迎头赶上，那亚元区的整体教育水平、亚元区的人民素质，将被日本拉开更大的差距。这将危及到亚元区的安全，以及亚元区未来的经济发展。”
对日遏制，是琉台南韩四地政府的既定政策。不管琉台南华人还是韩国政府，都不愿意看到日本再次强大起来。崔用德总统沉思了片刻后，在曹朴耳边低声说道：“总统先生，看来我们必须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了。”
曹朴重重的点了下头，深以为然的说道：“是啊，再穷不能穷教育，我们决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就在众人窃窃私语之时，刘晓忠司长继续说道：“语言在日本新宪法中，体现了最为民主的一面。和平宪法规定日本今后的法律法规、公务、教材都必须用口语体书写，这一变化具有极大的实践和象征意义，它表明法律和其他公务，不再仅仅属于特权阶层掌握的领域。毕竟日本之前的宪法以及其他法律文书，都是以文言文书就，那种古旧晦涩的文体，一般民众是很难理解的。
新宪法的采用，迫使最高统帅部与日本政府都慌忙行动了起来。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亲族法、皇室典范、全部被迫进行实质性修改，并以口语体重新起草。
同时，日本临时政府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宣传教育运动。新宪法生效的当天，政府就发行了两千万册《新的宪法，光明生活》的小册子。这一惊人的发行量，是为了确保每个日本家庭都有一册。”
这又给亚元区的国家和地区，发出了一个普法的挑战。琉台南韩四地的政府官员们，顿时皱起了眉头，一边记录着，一边考虑应对之策。
“日方在翻译盟军最高统帅部制定的宪法草案时，玩了一个将滞日外国人排除在受保护之列的文字游戏。日方使用关键词“国民”来翻译对应宪法草案的“thepeople”（人民），这不仅意味着日本政府要削弱人民主权的含义，而且还要将国家保障的权利局限于日本国民。”
刘晓忠司长走到政府首脑席前，异常严肃的说道：“当美国人试图肯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确规定反对基于人种的歧视时，佐藤及其同僚却通过玩弄语言游戏抹去了这些保障。将给日本政府成功否认包括华人，尤其是朝鲜人在内的六十多万在日外国人的平等公民权，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这种露骨的种族主义性质修正条款，在日本国会的审议中以“用语上的修正”为名加以强化。如果我们不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那六十多万日本华人、韩国人的权利将无法得到保障。”
这个情况让所有人都大吃了一惊，要知道这可涉及到几十万在日侨民的利益。让那些侨民留在日本，不但能减轻国内的压力，而且还能或多或少拖拖日本发展的后腿。而日本方面耍的这个花招，无疑是逼那些侨民卷铺盖走人。
根据大会组委会的规定，今天的会议只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则留在今后三天里讨论。对此最为担忧的崔用德总统，不得不强压着心中的怒火，脸色铁青地静听刘晓忠接下来的发言。
刘晓忠司长走到各学科专家教授席前，继续说道：“为了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也为了让日本尽快融入国际社会，日本临时政府抛出了‘一亿总忏悔’，以此表达他们愿意承担战争责任。
而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总忏悔’，比喻成乌贼遭遇紧急情况拼命逃生时喷出的黑色烟雾。尽管一些团体和个人认真对待个人的责任，并进行严厉是自我批评，但这只是极少数。官方版的‘总忏悔’早就烟消云散，很少有人真的相信，一般国民与军部和官僚负有同等责任。
一些人激愤的呼喊：‘这场战争在我们一无所知时开始，又在我们相信即将胜利时败北，那些背信和欺骗国民的人才有忏悔的必要。’一亿人中的另一位则声称：‘如果一亿总忏悔意味着战争当局企图向国民分配责任的话，那就太卑怯了’。
刘晓忠司长长叹了一口气后，凝重的继续说道：“战败之后，如何告慰亡灵？在大多数日本人去理解和接受战争责任、罪行、忏悔和赎罪时，是一个回避不了问题。而非胜利者将从道德和法律方面如何处置他们，进而占据他们的内心。
我们关注的是日本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犯下的罪行，而日本人却是被对自己死去同胞的悲愤和内疚所压倒。
有这种想法是自然的，不是因为文化的差异，而是战败之后，世界变了。当我们质问谁该为日本的侵略和暴行负责时，绝大数日本人却在思考，谁应该为战败负责？
刘晓忠司长的这番话，无疑指出了日本国民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很显然日本人的态度无法让大家满意，他们竟然不对刚结束的那场战争进行反思，反而在找日本战败的原因。
不等众人提出疑问，刘晓忠司长继续介绍道：“首先，他们把战败归罪于军部的无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东条英机为首的将军们身上。这一点从两年前东条被宣布逮捕时的自杀未遂中就能看出，日本人普遍认为东条英机应当毫不迟疑的自杀，毕竟1942年东条上任陆军大臣时，他曾颁本了有名的《战阵训》，训谕军人“不可生受囚虏之辱”。
东条英机在被捕前夕，收到了无数封敦促他自杀的信件，据说还有人给他送了一口棺材。可是他鼓起勇气赴死时，却选择了懦弱的方式，使用子弹而不是武士刀自裁。包括他没有死成这一点，都超出了悲伤的爱国者们忍耐的限度，进而坐实了军部无能，导致战败的普遍观点。”
这一点大家还是早已耳闻的，连日本知名作家高见顺都发表文章，简洁的表达了这种厌恶感：“苟且偷生，随后又像外国人那样用手枪自杀，还没有死成日本人不禁只有苦笑，为何东条大将不能像阿南陆相那样连夜自杀？为何东条大将不能像阿南陆相那样用日本刀自杀？”
想到这些，胡适回过头来，在梅贻琦耳边低声说道：“月涵兄，看来指望日本像德国那样反省，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
“正如博文所说的那样，日本人从不认为中国是战胜国。如果我们不能自强，总有一天他们还会伸出罪恶的魔爪，毕竟地理环境的资源等因素，决定了他们必须要向外发展。也许是军事上的，也许是经济上的。”梅贻琦沉思了片刻后，忧心忡忡的说道。
刘晓忠司长看了一眼手中的资料后，继续说道：“日本精英的共同阴谋论，将日本战时的举国领导者，打上了集体痴呆症的标签。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添油加醋的定义为被军阀所蒙蔽。
正如渡边一夫的《旋风二十年》所言：基于畸形精神主义教育的非合理、非理性的暴力冲动渗透军部上下，与现实的乖离使他们的策划和指挥能力成了笑柄。这种非理性露骨的体现了大东亚战争指导上极度的非科学性。”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整个军队司令部都应该被关进精神病院，都认为东条英机是巨大的愚人之船船长。
集体非理性的命题，自然而然的引申为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科技进步的推论。也就是说日本之所以战败的最终证据，在于未能意识到日本科学和应用技术上的落后。这种科学与战败责任之间的关联，已经成为了日本现在普遍的战败观念。在最广泛的象征意义上，这通常与美国扔下的那两颗原子弹联系在了一起。
核武器的骇人力量被证明既恐怖又魅惑，因为没什么比它更能具体展示美国优越的科学、技术和组织能力。战时最后一任首相铃木贯太郎在投降时就声称：‘这次战争最大的欠缺就是科学技术’。”
刘晓忠司长这充满忧患意识的开场白，终于把主题引到了科学上。让琉台南韩四地的近千名与会者们，自然而然的重视起科学来。看着众人紧锁眉头的样子，梅贻琦对组委会的安排、琉日友好协会以及琉球外交部亚洲司的准备满意到了极点。
因为他有理由相信，本次会议结束后，琉台南韩四地必然会把科技和教育，当成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他们这些致力于教育兴国的人而言，没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事情了。
“从美国刊物翻译过来的一篇文章中称，山下奉文大将在菲律宾受审时，唯一使用的英语单词也是“科学”。
退任的文部大臣发表声明，他感谢学生们在战争时的艰辛努力，并激励说长此以往，学生们的任务就是提高日本“科学力和精神力”到最高水准。新上任的文部大臣前田多门，更是多次重申了战后教育体系将“尽力关注基础科学”的说法。”
刘晓忠司长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现在的日本，“科学”成了几乎人人都喜欢的概念，被用来规划未来发展蓝图的同时，还被用以解答日本为何会战败。
吉田内阁已经将“养成科学的思考能力”，定为“建设文化日本”的关键尽管临时政府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但他们还是拨出5亿日元专款，用以“促进一般生活的科学化”。”
韩国教育部长朴喜皓再也忍不住了，立即站了起来，急不可耐的问道：“刘司长，美国对此就视而不见？难道他们愿意看到昔日的敌人再次发展起来？”
日本占领朝鲜期间，对朝鲜除了掠夺还是掠夺，并未像对台湾那样进行“皇民教育”。这导致琉台南韩四地当中，韩国的科教最为落后。而科学教育又不是短时间能追得上来的，朴喜皓部长有此反应，刘晓忠并不感到奇怪。
“朴部长，日本这种定义战败责任的实用主义作法，无疑是保守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刘晓忠司长沉思了片刻后，苦笑着解释道：“正如拆开织物的松脱线头一样，这种作法正是拆开日本帝国架构的线索。首要的是欺骗国民，虽然败在了‘鬼畜美英’手上，而造成本质上落后、非理性、压抑体制和战败的，却是不负责任的领导者。
从而使上当受骗的意识深植人心，潜移默化的让人们倾向于多元化、平等、民主、负责任而且理性的体制，而这正是美国政府所期望建立的社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美国总统杜鲁门声称原子弹的发明，反映自由民众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时，他发现日本民众竟然乐于接受这样的观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学只有在自由精神之下才能得到发展。而日本上下倡导的科学，又需要民主和自由这个大前提。可以说这与美国的对日政策是一致的，我们实在找不到美国政府反对的理由。”
刘晓忠刚刚说完，胡适就从专家教授席上站了起来，接过工作人员递上的麦克风，异常凝重的说道：“日本科学家中绝大部分学成于欧美，他们拍手欢迎‘科学’这一新的信念。战败后首批派往日本的美国科学家，就能切身体会到这一绝妙的感受。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教授朋友，接管东京海洋研究所时，在研究所大门上看到的一份通知就能说明一切。直至今天，通知的内容我仍然记忆犹新，日本科学家们是这样留言的：
这是一所具有六十年以上历史的海洋研究所。
如果您是从东海岸来的，您可能会知道WoodsHole、Mt。Desert或者Tortugas。
如果你是从西海岸来的，您可能知道PacificGrove或者PugetSound生物研究所。
这里是像他们一样的场所。
拜托您细心照料这个地方，保护我们继续和平研究的可能性免遭破坏。
您可以毁掉武器和战争设施，但请为日本研究者保留民间设备。当您在这里完成了工作，请通知大学，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科学之家。”
可怕的民族可怕的国家
他们现在的信念已从之前的武士道，成功转型为了科学。其重视程度和基础，都不是琉台南韩四地可比拟的。令人更为担忧的是，这么个可怕的豺狼国家，离韩国和琉球又是那么的近。众人赫然发现，如果不奋起直追这么个前科累累的国家，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如果说北朝鲜当局是眼前的威胁，那日本将是未来的威胁。不但直接威胁到隔海相望的韩国和琉球，甚至还会像历史上一样威胁到台湾。
惨痛的历史教训，客观的地缘，让琉台南韩四地官员们想不接受“日本威胁论”都不行。充满极度忧患意识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就高度统一了与会者们的思想，为亚元区的科教发展计划和遏制行动扫清了一切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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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一七章 合作的重要性
“SCAP（盟军最高统帅部）在过去两年里，总是以有意和无意的方式，激励特定领域的创业意愿。他们优先考虑的是生产纺织品、化肥和电气产品。”
中午短暂的休会刚刚结束，“亚洲经济论坛”组委会就委托琉球共和国商务部长管文叶，介绍〖日〗本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日〗本政府的新经济政策。
没有人比管文叶更清楚〖日〗本的发展潜力了，一边示意大会工作人员给与会者们分发资料，一边继续说道：，“SCAP要求〖日〗本政府支付的“终战处理费，里”约有5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某种意义上来说，驻日占领军通过这一变向拉动内需的方式，促进了〖日〗本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