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联公开发表驱张宣言，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决定一致罢课。
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这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地发动起来的第一次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他以小学教师的身分成为这场驱张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长沙各校总罢课的同一天，派出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处请愿联络。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率领赴京的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住在北长街一个叫福佑寺的喇嘛庙里。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
到京后，经与各方协商，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毛泽东很注重新闻舆论的力量，又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起草发出大量驱张的稿件、呈文、通电、宣言，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
为了要求撤惩张敬尧，代表团在京先后进行过七次请愿活动。毛泽东还作为请愿代表，义正词严地向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提出了驱张要求。
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上各种驱张通电和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日益病重的杨昌济特地致信当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可惜，毛泽东的这位恩师不久就病逝了。毛泽东曾多次到医院探护杨昌济。杨昌济病逝后，他到法源寺与杨开智、杨开慧兄妹一起守灵，并发起募捐，抚恤遗属，操办后事。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又同蔡元培、章士钊、杨度等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启事》，公布杨昌济病逝的消息，介绍他的生平。
驱张运动发生了明显效果。张敬尧的罪行逐渐大白于天下。在各方一致声讨下，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但最终迫使张氏溜出湖南的，靠的还是直系军队和湘军的武力威胁。已参加国民党的谭延辏г谀戏秸钠旌畔侣氏婢偃氤ど场Ｊ奔涫且痪哦鹉炅隆�
在一九二○年六月，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从武昌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认为包括驱张在内的“这两年的运动，效力还不十分大”，今后“要预备充分的能力”，“锻炼一班好同志”，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毛泽东曾在这封信前加了一个按语，对自己倾全力投入的驱张运动作了反思。他说：“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但驱张“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22）。
的确，第二次北京之行，是为着驱张而来。但毛泽东却是把驱张放到改造社会的整个方案中去思考的。湖南究竟应该如何改造？中国究竟应该如何改造？新民学会应该向何处发展？这些，都是盘旋在他脑际的大问题。
对新村式的改良，毛泽东仍保持着一定的热情。到北京后，他就和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取得联系，并正式加入了这个团体。一九二○年二月，他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并写信向长沙的新民学会做了介绍，说：“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23）一种学理是否正确，最终要靠实践来检验。看来，毛泽东对工读互助运动，既喜欢又茫然。他还需要继续观察它在实践中的效果。他曾到周作人的寓所，拜访这位中国新村运动的倡导人。谈话内容，不见记载，但可以推想也是以“新村”为主要话题的。
驱张以后，湖南怎样建设？毛泽东起草了一份改良性质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于三月十二日寄给在京的老师黎锦熙，表示这些虽然是“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但在中国如果连这样一些事也不去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
驱张以后，一班志同道合的湖南进步青年做什么？毛泽东设想，自己邀上一些人，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试试看，在里面“实行共产的生活”（24）。
这个时候，毛泽东和李大钊接触更是频繁。他们多次讨论了赴俄留学和女子留学之事。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进北平前，还在西柏坡这样讲到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由于李大钊的影响，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了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当时，和毛泽东交往甚密的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举办的“亢慕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油印了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九二○年一月四日下午，黎锦熙到北长街九十九号福佑寺平民通讯社会晤毛泽东，在他工作的香案上便看到一本《共产党宣言》，还有一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他二月间给在湖南的陶毅的信中说：“即我，历来狠懵懂，狠不成材，也狠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狠有研究的价值。”三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又前往黎锦熙住处长谈到深夜，讨论改造中国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社会主义的问题，黎锦熙也主张中国的问题应该从“根本解决”下手。
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对问题如果不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透彻了解，他是不肯轻易地作出判断的。问题越重要，就越是如此。他觉得，自己对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25）。通过驱张运动的实践，再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了解，他意识到，“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自己也一样，未曾详细研究，因此如同“睡在鼓里”（26）。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似乎一时还不愿去做“详细研究”。他历来不是一个只从书本里寻求真理的人，再加上他“脑子不能入静”（27），更想做的还是在他看来更现实的一些具体事情。一九二○年四月一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一个寻求如何改造和建设湖南的群众性政治团体。由彭璜、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由旅沪的一些新闻界、教育界人士组成。毛泽东决定到上海，同彭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会合，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同时，萧三等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也将要从上海启程，可以乘便送行。
四月十一日，毛泽东离京赴上海。中途，他特意下车去游览了孔子的故乡——曲阜，还登了泰山。对孔子这一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人，他仍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二十五天后，五月五日，毛泽东一行到达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今安义路六十三号）。这时，新民学会从北京、长沙、天津到上海的会员达十二人。五月八日，由毛泽东主持，在半淞园开了一天会，送别赴法会友，同时讨论了会务。讨论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学会态度：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润之主张……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28）五四时期，不少讲新思潮的青年，常常耳食了些新名词，立刻生吞活剥，虚骄浮躁地大发种种议论。新民学会这次讨论会强调“潜在切实”，正是有感而发。大家还议定了介绍新会友的四个条件：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29）
五月十一日，在沪会友送别了萧三等六人。毛泽东还想试一试他一度醉心的工读互助生活，和彭璜、张文亮几个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实验过互助工读团的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经过亲身实践，他很快察觉这种团体生活中难以克服的弊端，立刻写信告诉北京的黎锦熙，“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30）
上海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商讨湖南建设问题。毛泽东同彭璜等几经讨论，草拟了《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在上海的《天问》周刊及《时事新报》发表。六月十一日，湘人痛恨的张敬尧被逐出长沙，湖南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如何在湖南建设民治这个新问题，立刻提到湖南人的面前。十四日，毛泽东将原先写好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发表于上海《申报》。这个月内，毛泽东还接连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阐明他的主张。毛泽东深深感到，张敬尧走了，还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根除的办法是废除督军，裁减兵员以“推倒武力”统治；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等，达到“实行民治”的目的。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他认为，一省一省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合起来便可以得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
陈独秀这时也在上海，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求意见。谈话中，自然也谈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31）
在他“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和南陈北李这两位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巨人相继晤谈，可说是毛泽东第二次离开湖南的巨大收获。他又要回湖南了，他这时的事业还在湖南。
六月二十六日，张敬尧军队全部撤出湖南省境。在外从事驱张活动的湘籍人士相继回到长沙。七月七日，毛泽东经武汉返回后，应聘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校长），不久，又被聘为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级任（班主任）。这时，他的心情是愉快的。
回湘后，毛泽东就着手办两件大事，一件是关于当前的，一件是关于长远的。
关于长远的，他着力于新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把眼光主要地转向俄国。还在北京的时候，毛泽东便两次写信告诉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表示自己不打算到法国勤工俭学，而准备“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毛泽东还准备在两三年后组织一个“留俄队”，他说：“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32）为什么想要去俄国呢？因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33）。
回到长沙，毛泽东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易礼容等创办文化书社。七月三十一日，湖南《大公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宣称：“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文化书社所面对的工作对象，比新村和自修大学时要广得多。他当时说的新思想、新文化，也不再是宽泛的“新思潮”。他说：“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可以看出，他已经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开始寄托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榜样上。
他们租了长沙潮宗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三间房子，作为文化书社的社址，还请刚刚就任湖南督军的谭延辏戳苏信啤Ｃ蠖浴疤乇鸾簧嬖薄钡纳矸郑喾匠锝枳式穑┐笥捣段В群蠛褪⊥饬呤龅ノ环⑸滴裢础Ｎ幕樯缇氖榭纭缎露砉芯俊贰ⅰ独团┱胫泄贰ⅰ堵砜怂甲时韭廴朊拧贰ⅰ渡缁嶂饕迨贰返纫胫约吧虾９膊饕逍∽楸嗉目铩独投纭罚继逑至嗣蠖非蟮摹靶挛幕钡南Ｍ狻Ｕ庑┦榭己艹┫缋镒苁枪┎挥η螅从吵龅笔焙仙缁嶂卸越樯苄滤汲钡某霭嫖锏钠惹行枨蟆Ｎ幕樯缟缰罚罄词率瞪弦渤闪撕瞎膊饕逍∽槎阅诙酝獾拿孛芰缁亍�
创办文化书社后，毛泽东又和方维夏、彭璜、何叔衡等筹组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八月二十二日，筹备会议在长沙县知事公署举行，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具体工作安排是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实地考察，提倡赴俄勤工俭学。九月十五日，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在文化书社正式成立，毛泽东被推为书记干事。经毛泽东推荐，湖南《大公报》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的一批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在青年中产生广泛影响。俄罗斯研究会还先后介绍了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十六名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然后赴俄国留学。
关于当前的，是和驱张运动一脉相承而来的湖南自治运动。这是毛泽东回长沙后投入的第二件大事。
当时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腐败而又专横，打着“武力统一”的旗号，连年发动对南方的征伐战争，许多人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地方自治或联省自治上面。李大钊、陈独秀等也曾表示赞同。李大钊甚至说过：“依我看来，非行联治主义，不能改造中国。”（34）这种流行的政治主张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不小的。在北京，他就同罗章龙讨论过，想把湖南搞成中国的先进地区，就像西方古希腊的斯巴达、德国的普鲁士那样。（35）从上海回湖南后，尽管他已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但对社会改良的手段仍抱有某些期望。不在实践中尝试一下，人们是很难轻易放弃自己选择过的思想武器的。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曾在七月九日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七月二十二日，新任湖南督军的谭延辏Х⒈砹吮怀莆魇∽灾卧硕班闶浮钡摹暗l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他的目的是笼络人心，维护他还没有巩固的统治，抵制北洋军阀政府的再度干预。但湖南社会各界，由于长期深受北洋军阀之苦，由于谭延辏У笔贝蜃欧炊员毖缶У钠旌牛鞒鲆恍┛鞯淖颂偌由厦蠖却饲岸院献灾蔚墓惴盒矶嗳硕蕴返呐笛约挠韬艽笙Ｍ８髦稚缤藕椭督缛耸糠追追⒈碇髡牛岢懊裰沃饕濉薄ⅰ昂献灾巍薄�
谭延辏Х⒈怼暗l电”时，毛泽东正在韶山乡下休息。九月一日，他赶回长沙，立即参加湖南自治的讨论。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个人或联名在长沙《大公报》和上海的报纸上连续发表十四篇文章，系统地提出实现湖南自治的具体主张。
谭延辏己献灾危幸獍选跋嫒酥蜗妗焙汀跋嫒俗灾巍毕嗷煜抵适窍虢韬先说募蚁绻勰睿钦馀臼〖墓倭耪桶旌险慰贰Ｃ蠖岢觯先嗣褚蟮模皇恰跋嫒酥蜗妗保恰跋嫒俗灾巍薄Ｒ蛭跋嫒酥蜗妗笔恰鞍焉偈厥馊俗鲋握撸岩话闫矫褡霰恢握撸话阎握咦鲋魅耍驯恢握咦雠ァ！保�36）他要求把“湖南自治”搞成发自下层的政治运动。他心目中的榜样是俄国，“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