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34）
十二月十九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这时，西安事变发生后各方面的情况已比较清楚，中共中央已有可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报告和结论。他在报告中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我们必须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盲目的拥护蒋个人而不问抗日是完全不对的。”他接着说：在另一方面，西安事变的发生是由于南京政府不立刻对日抗战、尤其是由于蒋介石的“剿匪”政策所造成的。它“能更促进抗日（力量）与亲日（力量）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这是光明的一面”。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对于好的方面发扬，对于黑暗方面给以打击”。他明确地提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说：“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当时，苏联《真理报》两次发表评论，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造成的。毛泽东不同意苏联的这种说法，指出：“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煞。”他坚持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表示：“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35）
会议讨论时，政治局内部的意见很一致。博古表示：“我完全赞成毛主席这个解释。”我们应着重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不是蒋个人的问题，“不采取与南京的对立”。（36）张闻天说：“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37）
毛泽东作结论指出：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38）
会议通过《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同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表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由于政治局内部意见已很一致，这个通电并没有等候共产国际的来电，就在十二月十九日当天发表了。
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毛泽东在十九日这一天就起草并发出十四份电报。其中，发给在西安的周恩来的电报有十一份，通报了中央的决定并提出具体的工作部署。发给在前线指挥军事的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有两份，命令他们率领野战军急行军直达长武待命，并派八十一师和二十八军开赴延安接受任务，给张杨以实际的援助。还致电在南京的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共产国际的来电，是在第二天（二十日）收到的。它的内容和中共中央已经作出的决定基本一致。毛泽东立刻在当晚八时把它转发给周恩来。共产国际来电的全文如下：
“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39）
潘汉年那时正住在南京宋子文公馆里。这是因为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急于了解中共的态度，经过宋庆龄的介绍，潘汉年从上海到南京住进了宋公馆。他收到十二月十八日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立刻把它交给宋子文转送国民党中央。他还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特殊身分，从旁支持宋美龄等力排众议，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当他接到毛泽东十九日的密电后，又把刚刚译出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立刻交给宋子文，并说：宋委员最了解张学良将军，他一定会热情欢迎您去西安的。宋子文认为潘汉年这个话反映了中共的意向，就在经过同亲日派的辩论后获准“以私人资格前往西安”。二十日上午，宋子文由顾问端纳陪同飞抵西安。张学良在见到宋子文时，坦率地告诉他：只要蒋答应张、杨通电中的八项主张，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将一致同意释放蒋介石。随后陪同他一起去见蒋介石。周恩来也明确转告宋子文：中共并未参与此事，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他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第二天，宋子文飞回南京。
毛泽东在二十一日又致电潘汉年，提出同南京政府谈判的五项条件，要他立刻向陈立夫等提出，并且表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40）
潘汉年立刻向陈立夫等提出，并且从旁促进宋美龄去西安。二十二日，宋美龄接到张学良欢迎她前往西安的电报后，立刻在端纳、宋子文等陪同下飞赴西安。
周恩来在西安极为复杂的环境中，机智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双方谈判创造了良好条件。谈判从二十三日上午开始，南京方面出席的有宋子文，后来又加上宋美龄，西安方面出席的有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一开始，张、杨重申他们在通电中提出的八项主张，周恩来也说明中共的六项主张。经过两天谈判，宋美龄和宋子文对谈判的一些问题都作了明确的承诺。
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当面向他作了表示。那就是周恩来当时向中共中央所报告的：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41）
张学良以为蒋介石已经承诺了和谈条件，又怕时间久了在内部会横生枝节，经宋子文请求，就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同意蒋介石离开西安。他事前没有告诉别人，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下午三点多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夫妇乘车直奔机场。蒋介石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42）看重义气而经验不足的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反而遭到蒋介石的扣留和囚禁，长达半个多世纪。
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对西安事变的意义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一种力量逼着他来转变。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这是客观上包含了这一意义。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
他进一步分析西安事变能够造成这个转变实现的原因：“西安事变这样的收获不是偶然的，因为国民党已开始动摇，酝酿了很久。”“他们内部矛盾发展到最高度，所以西安事变便解决了这个矛盾。这是酝酿成熟、时局转变的焦点。西安事变是划时代转变新阶段的开始。”
他也清醒地看到，西安事变虽然取得了这样重大的收获，并不是什么问题都已解决了，中间还会发生障碍，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他说：“国共合作虽然说了很久，尚未实现。联俄问题，亦在动摇中。”“西安事变仍是在发展中，我们应该教育落后（分子），更多的争取中间分子。”但他对前途是乐观的，在作结论时说：“关于内战是否结束？我们应该说基本上是结束了。至于前途，不是内战或是抗日的问题，而是抗日迅速与迟缓问题。”（43）当事态正处在发展变动中的时候，毛泽东就作出这样明确的判断是很及时的，也是富有预见性的。
西安事变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发生的。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说来，它来得很仓促，不可能在事前作准备，中间又经过不少曲折。党必须根据急速变化着的政治局势，迅速作出判断和处置，这实在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尽管在有些问题上对情况的了解和认识不能不有个过程，但从大的方面说，党对事变独立作出的各项决策是及时而恰当的，从而实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标，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成熟。
蒋介石在西安时虽然对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作出了重大承诺，但他回到南京后，态度又有变化，时局的发展出现过一些曲折。这也是毛泽东已经预见到的。
一九三七年元旦，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心下台，有最后挣扎、扣留张学良、进攻西安的危险。并作如下处置：与杨虎城、王以哲等商议团结对敌，秘密通令东北军、西北军紧急动员，防御亲日派进攻，红军准备进至兴平、扶风策应，加紧晋、绥、川、桂、直、鲁的活动，反对内战。同一天，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指出：共产党“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科、冯玉祥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44）
第二天，毛泽东针对南京政府扣留张学良后又向西安进兵、西安内部群情激愤的事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进一步提出：“自从释蒋后，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目前我们的方针，仍是要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所不同的，对军事上应有准备，对西安更要积极地帮助与团结。”“现在不仅是西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45）同一天，中革军委主席团致电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任弼时及各军团首长：为策应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积极作好准备，反对敌人的分化孤立政策，巩固西北抗日联合的胜利，推动时局的发展。
西安事变后几天，原来在延安的东北军就撤向西安一带集中。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由红军接管延安。中共中央机关随即从保安迁往延安。毛泽东也在一月十三日一起来到延安。他们在路上走了四天时间。快进城的时候，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延安，在陕北来说是个大地方，现在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我们一定要很好地联系群众，要注意群众纪律，要对群众多做宣传工作。从这时起，他在延安工作和生活了整整十年。
一月二十四日，他在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报告了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谈到国民党中央军继续由潼关西进时，他说：“对西安事件的分析，第一个阶段是进兵，第二个阶段是趋向和平。所以能趋向和平，就是因红军靠近张杨。现在已一般的趋向和平了。”（46）在讨论中，他再次发言说，对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应该有表示，应该有新的问题。比如：说明我们要建立的不是西班牙那样的人民阵线，而是民族阵线；说明西安事变中我们的立场是和平解决，放了蒋介石以后我们军队开去还是为着和平；申明不待民主共和国成立，我们就愿意成为统一的区域，苏区是特别的，但也归他管辖。
经过毛泽东、张闻天等的酝酿和起草，二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电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明确表示，如果国民党三中全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为了达到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作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47）
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新形势下在政策上的重大转变。这样做，需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气。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时说：“此电发表，各方面看法是不同的：托派必说我们投降，左派怕我们上当。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说明的，是可以表示我们真正抗日团结御侮决心的。”（48）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在第二天发出后，得到全国民众的热烈支持，并且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在二月十五日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多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虽然仍使用反共的语言，但所提的谈判条件同中国共产党所提的条件在实际上是相近的。这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后，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停止了反对国民党的活动，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准备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准备在苏区用民选的政府代替苏维埃制度等。南京方面，也作出积极的反应：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取消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而且拨发红军作为国民革命军部队应得的饷金的五分之三，即三十万元。
为了使国民党的政策进一步转变，从二月份起，周恩来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三地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红军改编后的编制、人数、设不设总指挥部，苏区地位、行政长官人选，两党合作的形式及纲领，共产党公开活动的时间等问题上。当周恩来在杭州直接同蒋介石谈判后返回延安途中，毛泽东曾电告彭雪枫：“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对方已大致承认。”（49）由于蒋介石还缺乏足够的诚意，谈判中对许多重大问题一时还没有取得结果。
为了推动“联蒋抗日”方针的实现，毛泽东多次写信或致电给蒋介石、阎锡山、杨虎城、孙蔚如、王以哲、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刘湘、何香凝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五月，他亲自布置并接待了十年来第一个担负和平使命前来苏区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表示要实现国共合作，打日本，救中国。
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多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三月初，他在延安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史沫特莱。毛泽东对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