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拒绝了蒋介石的建议。他认为，目前的革命形势迫切需要国共合作，对待共产党的唯一办法是，将他们置于国民党的领导和控制之下。这样，就能进行北伐，而一旦北伐胜利，就能实现三民主义。 蒋介石徒劳的努力使国民党领导人开始有所戒心，回答他的是一连串的反问：难道苏联没有承认国民党是唯一能领导民族革命的党吗？难道不是苏联敦促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接受其领导吗？越飞不是承认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吗？ 根据国民党的官方档案，孙中山的最初政策是“联俄容共”，但是中共按照自己的做法，将其理解为“联俄联共”。 蒋回到广州后不几天，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忧心忡忡的蒋介石参加了大会，他发现国民党党员已经开始受新加入的共产党员的影响。 这些中共党员很好地利用了他们与苏联的特殊关系，第一个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李大钊在大会上发言说： “我们作为个人而不是组织加入国民党。也许有人说我们是双重党籍，但是不能说国民党是党中有党……我们加入国民党并同时保留中共党员的资格，这是公开的值得赞扬的行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行动。” 蒋回忆说，李大钊的讲话起到了预期的效果。国民党的所有疑虑都消失了，国民党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然而，中共党员通过秘密组织，迅速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 大会正式通过了鲍罗廷起草的章程，李大钊和毛泽东等八名共产党员被选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1月24日，大会即将闭幕时，蒋被任命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主席，筹划在距广州14英里处的黄埔岛开办学校，并被提名为军校校长。蒋对与共产党合作越来越表示怀疑，再次提出辞职，并将筹备工作留给廖仲恺，自己回溪口老家去了。孙中山又一次发信和拍电报催他，提醒他要服从革命的需要。直到4月份，蒋才听从催劝，返回广州。 孙中山认为军校是国家统一不可缺少的工具。他迫切需要一支训练优良的队伍去扫除军阀势力。 苏联答应提供武器和训练人员来支持军校。在莫斯科时，蒋介石就与苏联红军高级将领讨论过有关的细节问题，在他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途中，他还会见了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加伦将军。 蒋介石最后同意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他提出由加伦将军作他的参谋长。苏联方面同意了这个要求，这样加伦来到了中国。 廖仲恺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国民党党代表，他的副手是留法的年轻有为的中共党员周恩来。 蒋对加伦十分敬重。“在我看来”，蒋写道：“他是个杰出的苏联将军，也是个很有理智的人和很好的朋友。最不同寻常的是他身上丝毫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迹象。” 在后来的日子里，蒋又多次要求斯大林再派加伦来华，这些请求多数未被答复。1939年，斯大林告诉国民党驻苏大使，加伦由于迷恋一个日本女间谍而不忠于国家，已被处决。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宣布黄埔军校正式创建，这表明中苏之间、国共之间的军事政治合作已经开始。
第六章孙中山逝世前后
第六章 孙中山逝世前后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展开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在开始的时候，蒋介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竞争者。 权力在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三人中角逐，因为孙中山生前认定他的同乡广东人比其他省份的人更聪明，更富于革命性，不想外省的一匹“黑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孙中山一边与当时的背叛和种种欺骗行为进行斗争，一边继续带头表现出高尚的品质和对他人的纯朴的信任，其他人似乎并不急于仿效他，在他58岁及随后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他再次将精力集中到基本理想的实现上。 每个人都知道孙的革命意味着推翻清朝统治，取消不平等条约，保障中国的主权和统一。但这些雄心抱负是模糊不清的。 少数完全坚持自己思想观念的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这些共产党人知道自己所要做的是什么，并且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在力法措施上得到了良好的指导。但是什么是国民党自己要做的呢？什么是国民党自己所确切主张和坚持的呢？ 孙博士的三项原则——三民主义——已得到表述，但却未得到解释。他目前正试图通过持续数月的每周一次的系列演说来弥补这个不足。 孙逸仙曾被批评为一个空洞贫乏的理想主义者，但这种批评并不完全公正。 由于中国语言的特点，使三项原则本身的确切含义显得含糊不清。 第一项原则——通常被解释为民族主义，在中文里其字面含义是种族，而更广泛的含义则是强调国家的团结统一；第二项原则通常被称为民主主义，它有着两个类似于第一项原则的中国汉字：民权，意思是人民的权利；至于第三项原则“民生”，它有时被描述成社会福利或社会主义，并且孙博士本人就曾论述说它并不比共产主义逊色，但民生的字面含义无疑更接近其原来的精神。 孙博士试图吸收包括象卢梭、杰佛逊、马克思等人在内的外来的政治思想，使之适应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实际条件。尽管孙逸仙所做的关于三顶原则的十四次演说只是偶尔才显示出朴实真切，而且无法与体现政治哲学家才智的最伟大的著作相比但它仍不失为凝聚中国人民共同情感的好方法。 孙博士对中国和西方制度进行的最有独创性的结合是政权结构的新形式，即五权分立的政府，其五个分支机构是立法、司法、行政、考试和监察。虽然，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经选举而产生的委员会（中文称“院”），但是，人民主要是通过运用以下四项“权力”来实现其主权的：投票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一个严重的不足是孙博士没有制定任何细节来详细阐明人们怎样使用上述四种权力。 在当时混乱和野蛮行径充斥的情况下，孙博士的政治主张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然而，在1924年，对孙博士来说主要的问题并不是如何规划他那遥遥无望的三民主义乌托邦，而是如何有效地控制和领导他所发起的这场革命。 他在1924年4月12日颁布的“民族复兴大纲”中简单叙述了其革命的方法，这个大纲制定了运用武力排除障碍、以和平方式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避免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的原则。 蒋则把这一大纲称为“国民革命基本宪章”，并在孙中山去世后援引该宪章作为其屠杀共产主义者的根据。 尽管勉强存在同军阀及其雇佣军进行合作的机会，但孙仍主要寄希望于黄埔军校。蒋介石曾拒绝在军校工作以表现他似乎对此漠不关心，然而，一旦他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他便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很明显，黄埔军校校长这一职务是他获取大权的一个台阶。 在当时，蒋的资历以及政治上的天生弱点使他还不能进入更高的国民党政治决策机构，不论人们是征求他的意见还是仅仅采纳他的建议，他的主张都不可能被当作命令来执行，但作为被任命来训练未来的国家军队的人，他的影响则在逐步扩大，他至少已开始组建一支军队，使之听命于实际存在的中央权威，而不是满足某个军阀的强权和贪婪。 很难说那时候蒋就考虑在短期内攫取个人最高权力，因为孙逸仙仍然健在，而且只有58岁，相对而言还是年轻的。 在1924年6月16日举行的军校开学典礼上，孙博士以简单明了而又引人注目的词句清楚地阐明了他的目标： 我们共和国的基础几乎没有存在过。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革命一直是以革命党的斗争而非依靠革命军队而开展和坚持的，由于缺乏一支革命的军队，我们的革命一直由军阀和官僚操纵。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的话，我们的革命是决不会取得成功的。 从现在起，我们的革命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所军校是革命军队的基础，而革命军队是以诸位同学为核心的。 蒋每日凌晨5时起床，清理卧室后便开始巡察，严厉地叫醒仍在蒙头大睡的人。首期500名军校学员是从3000名申请者中通过公开考试入选的，他们在军校正式开学五、六个星期前的5月5日就被录取了。 军校资金缺乏，教员素质参差不齐，蒋的俄国朋友加伦将军领导着这支苏维埃式的学员队伍，并采纳了鲍罗廷的意见，即以托洛茨基的红军为模式训练军队，使之能在正式操练中正步行走，而且熟悉现代战争的技能——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政治目的的。 学员们肯定都被相互对立的学说弄糊涂了。共产党人在给学员讲课时带来的是热情和苏维埃式的作风，国民党则有很多人忙于宣传孙博士的新思想。 然而在国民党这一边，已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不统一的迹象。 军校的政治委员廖仲恺代表了左派，他们热心于同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全面的合作。国民党宣传部长汪精卫是中间派人物，他最先组建国民党，支持与俄国人联系，是因为孙博士倡导这样做。而保守的右派胡汉民则公开反对这样做。 蒋介石的立场是模棱两可的，而且使其同事们颇感困惑。 在赴莫斯科之前，他满腔热情地与布尔什维克合作。他从俄国回来后改变想法这一事实几乎无人知晓。 孙逸仙忽视了蒋的具有相反意见的赴俄考察报告，廖仲恺也未重视他的来信。这时，他还未决定公开反对共产党人，他仍然亲近地同俄国人共事，特别是加伦将军。因而他通常被看作是左派阵线中的一员。 军校的资金很缺乏。因为革命政府本身就很穷。 当时，云南和广西的两支军阀部队占领着广东，他们被认为是“友好的”，因为他们曾帮助孙打败了陈炯明。事实上，这两支军队的司令杨和刘对革命并无特别兴趣，只想饱肥私囊。 与其它地方的大军阀和土匪一样，他们也非法强征税款，而且从富裕的地方商人那里敲榨勒索。孙的税收法和实施权力是有限的。杨和刘对黄埔军校持敌视态度，因为这所学校正在训练一批似乎要给这些军阀制造麻烦的军官，所以，他们继续为自己大肆进行掠夺。 孙仍不能得到海关税的收入。北京政权拥有获得在付完庚子赔款后的海关剩余收入的权利，而这是被与此利益相关的各国列强们所承认的。1923年春天，孙博士曾要求允许他的政府获得广东海关收入的余额，列强拒绝了孙的请求。 同年11月，孙公开宣称他将通过武力夺取海关收入的余额。列强们在英国的煽动和唆使下，派出一支强大的国际联合海军舰队开赴广东，孙博士义愤填膺，他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如果列强们不帮助他，他将转而求助于苏俄。 当英国工党政府于1924年1月上台执政时，孙的希望上升了，并以国民党的名义发贺电给拉姆齐、麦克唐纳，但麦克唐纳没有承认国民党。当时国民党正在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不久，列宁去世的消息传到广东，国民党发出了一份电报。不久，收到了契切林的热情谢电，不过，从心理角度上讲，这种气氛并不可能更有利于与莫斯科合作。 广州的商人以特别的厌恶眼光来看待孙的“中央政府”，这不仅是由于孙的权力机构尚未成定局，更重要的是由于孙的政府正在和国内外日益壮大的共产主义者进行联合。商人们于1924年5月威胁说：如果向我们征税，我们就罢市。 几星期后，使人不安的报告送到了孙那里：商人们正在武装一支9000人的私人军队以反抗孙的政府，一艘载有9000支来福枪的挪威船只不久将驶进广州港。这一新的挑战打断了孙的演讲计划，怎么办？他所信任的大部分军官正忙于他事，这使得孙转而起用蒋介石。 接下来发生的这场危机颇有喜剧色彩。蒋毫不妥协地派他的全副武装的军校学生登上挪威船只，将来福枪转运到军校。 商人们继而进行罢市，蒋则通过宣布实行戒严法来进行反击。 此时，北京发生的混乱事件象磁铁一样吸引着孙的注意力，他准备开始发动拖延已久的北伐。但孙缺乏资金，而商人们却有很多钱。 这时，背信弃义的杨（“友好的”云南军队的首领）夸下海口：如果将来福枪还给商人们，他将负责从他们那儿征收100万元（中国银元）的罚金。 这不是那种蒋介石感兴趣的建议，蒋坚决地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不要相信这些商人。 这时英国驻广东总领事也插手了这件事，看来，如果激怒商人，英国皇家海军有可能炮击中国军队。 孙怀着不安的心情于9月9日写信给蒋：“广东现在是死亡之地，英国可以用舰队炮火将我们的司令部化为灰烬，‘永丰’号军舰和黄埔军校在炮火下也同样不能幸免，” 在东江，陈炯明发动了新的进攻，云南和广西的军队也是不顺从的和贪婪的。 孙中山在给蒋的信中继续写道：“我们必须抛弃一切去寻求一种新的生存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向北进行征罚性的讨伐。我们必须沿着我们漫长而崎岖的道路去战斗。用战场作为我们的训练学校，这将产生惊人的收获。我党同志决不应犹豫不前。” 战斗——甚至用北伐的形式——这并非蒋的爱好。当孙将其指挥部和部分忠于他的军队调集到惠州并委托胡汉民为名义上的军事指挥官时，蒋静静地呆在黄埔进行对抗。 孙要求蒋前往惠州增援，蒋则通过电报不停地质问孙为什么。10月9日，孙回电给蒋，命蒋离开黄埔前来惠州参加行动。 “立即行动”，孙敦促蒋，“我决不再返回去依靠广州。请速决定，不要再犹豫了。” 然而，蒋仍坚持自己的立场。蒋回答说：“我已决心保卫这个孤岛。直至牺牲，现在我正等你率领军队早日返回解救我们。” 他提出将武器交给许崇智，以便妥善保管。 与此同时，商人们一直在讨价还价，并获得了一些成功。 在杨的劝说下，孙同意把罚金减少一半，后来又降至20万元。 在准确地估计了形势之后，他们说服胡汉民接受20万元，但不是罚金而是借款。 接着，孙同意并命令蒋把武器交给商人，蒋痛苦和忧虑地执行了孙的命令。 孙的电报，蒋的回电，孙的命令，蒋的执行，这些事都集中发生在10月9日这一天。第二天是双十节——辛亥革命日，商人武装将他们崭新的来福枪枪口对准了忠于政府的部队并开枪打死了数人，最后，孙断定蒋是正确的。 10月13日，孙任命蒋为粤军司令部训练部部长。惠州的增援来了，蒋率领部队投入了战斗，经过两天的巷战，商团的武装暴动被平息了。10月17日，罢市被迫停止，秩序得到了恢复。 北伐的情况如何呢？可以说甚至连那些最热心的倡导者们也灰心丧气了，常言道：“天无二日”。然而，在1924年的中国却有两个政权，每个政权都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但获得国际承认的却不是广州政权。事实上，这两个政权都不能对无法无天的军阀们强加任何超出礼仪形式的权威，这些督军或军事长官不断掠夺这个国家的财富并依靠武力而生存。 当时，中国北方的形势同南方一样混乱。三个主要人物支配着北方的权力斗争，他们是吴佩孚、张作霖和冯玉祥。 吴控制了北京及其周围的省份。张是东北军阀，他的头衔是“东北各省总司令”。冯那时是吴的部属，已成为西北军阀，他们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吴是有学问的将军，是一名十足的军官，他那长长的脸上刻着一条伤痕，并长着一小撮胡子。张那冷酷的胖脸上突出地留着一撮胡子，日俄战争时他是一个土匪并受雇于日本人；后来作为一名中国正规军的军官，他升为东北某省的军事统帅。 形象最生动的是冯。他心宽体胖，脸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