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点什么，又忍住了，只是喘气。爱丽丝盯着我，目光里渐渐有了喜悦：
“我刚和一个男人约会——他是个白痴。看来你还是不错的。”
然后她一笑，拍了拍我的头。我更嫉妒了，但终于没说什么。爱丽丝说：“难得今晚有空，我还不想回宿舍，你想不想陪我喝杯咖啡？”
说完她站起身，亲了我一下，拉起我的手往外走。
哈佛广场上照旧是喧闹的车辆和人流。今天没有业余乐队的演奏，地铁站出口散坐着一群奇装异服的人。一家商店门口站着一个无家可归者。他眼眶深陷，表情呆滞，胸前挂着块硬纸板，上面写着：“无家可归。四个孩子的父亲。请帮忙。”行人经过，他就抖一抖手里拿的百事可乐纸杯，里面的硬币当当响。
爱丽丝叹了口气说：“不错，你是个好男孩。好男人太少见了。”
她看我的目光那么柔和；我的嫉妒全没了。我在她脸上亲了一口，心里暖融融的。
“但你只是个男孩，谁知你将来会怎样？说不定就变了，跟别人一样。”
我们都笑了起来。这时一个高个子黑人从面前经过，手捧一叠报纸。他在卖“零钱报”（慈善机构办的报纸，意在帮无家可归者赚点食品钱）。有人走近，他就大声问好，说：“多么美丽的女士”、“年轻人”，或者“尊敬的先生”。即使别人不买报纸，他也礼貌地说：“再见，祝您晚安。”
“您好，多么可爱的女士！”他对我们说，“年轻人，您有一位美丽的女朋友！”
我付了一块钱，爱丽丝接过一份报纸。她的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小明，我总担心你长大了就变坏了。男人长大后没几个负责任的，总喜欢把生活的担子扔给女人。”
听见“负责任”几个字，我低下头，想起自己和方晴的事。爱丽丝是在教育我。
接着爱丽丝说起她妈妈认识的一个女人。她四十多岁，嫁给了一个售货员，有两个儿子。丈夫原先没失业，她还得做各种工作——餐馆服务员、清洁工、超市职员等等；现在丈夫失业了，呆在家里，什么也不干。两个儿子也不省事。其中一个当小偷，进了监狱；另一个念高中，因为数学不好，没法毕业，也找不到工作。
“也就是说，家里的一切全靠她，”爱丽丝说，“幸亏她丈夫不酗酒，不然我都不敢想象她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
“爱丽丝，”我插话说，“我对不起你。但请你相信，如果我们在一起，我一定承担我的义务。”
“你别急呀——我只是有点担心。不过现在失业的人真多。”
“不如中国的多，”我一笑，“中国流行下岗。”
“失业麻烦极了！”爱丽丝脸色仍然严肃，“比方说，哈佛广场上有很多无家可归者，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无家可归吗？”
我用心听着。
“有人是因为吸毒或酗酒，也有人本来有工作，经济萧条的时候失业了，没钱交房租，就被赶了出来。”
“如果不是吸毒或酗酒，只是失业，他们能再找到工作吗？”
“找工作要面试，公司再跟你联系——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公司怎么找他们？所以一旦无家可归，他们就很难再找到工作。没有工作，没钱租房子，就继续无家可归——这是个恶性循环。”
“存款呢？如果有存款，就能先支持一段日子。”
“存款不顶事。再说我们美国人通常没有存钱的习惯，买房子都是先住着再慢慢付钱。”
“那么他们无家可归之后一般住哪儿呢？”
“有的慈善机构为他们提供临时住处。不过这不是固定住所，一早他们会被赶出来，只好整天四处游荡。”
爱丽丝的话让人沮丧。我们喝完咖啡往回走，又碰见那个卖零钱报的人。出于礼貌，我展开报纸读了起来。报纸上有一些无家可归者写的诗。
“啊，上帝！幸运的先生——多么美丽的妻子！祝您晚安！”
四、卡拉和雪莉
跟爱丽丝约会一多，跟中国同学的来往就少了。爱丽丝跟着我参加中国人的聚会，一群人中，她经常是唯一的美国人。中国人聚在一起一般说汉语。（丁宜圆和徐国强还很客气，爱丽丝在场时，他们说英语。）爱丽丝听不懂大家在说什么，所以一言不发。有人说笑话，大家都笑，她也随着笑笑。一次爱丽丝坐在两个中国人之间，那两个人扭头用汉语交谈，她挺直身子，手叠放在膝盖上。我明白她的尴尬：那两个人对视，爱丽丝的感觉却是他们都盯着自己，仿佛她阻碍了他们的交流。
我只好坐在爱丽丝身边，给她翻译周围人说的话。可聚会上的闲话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有时一个人兴致勃勃地讲一个并不好玩的笑话，爱丽丝问我他在讲什么，我勉强翻译几句，自己也觉得索然无味。还有一次，我和爱丽丝参加中国学生组织的野餐，人们聚在一棵大树下表演节目。有人朗诵了他创作的一篇散文。这文章堆满了形容词，句句煽情，朗诵者的声音又富有磁性，听得人直起鸡皮疙瘩。爱丽丝追问我文章的大意是什么，我急着小声说：“没什么大意，通篇都是瞎说。”
一场聚会下来，爱丽丝和我都累得慌。真是荒唐，我们本来好好的，干吗找这个罪受？
有时也随爱丽丝参加美国人的聚会。这些聚会通常是在一个大房间里，桌上摆几大盘子甜饼、水果，几瓶柠檬水、橘子汁，人们各自拿盘子取些东西吃，三三两两聚着聊天。聊天的内容很宽泛——政治、体育、昨晚的动画片、电影明星。大家尽量显得诙谐风趣，偶尔也谈些有意思的东西。不久，我也变得“幽默风趣”，能跟他们谈笑风生。
不过，人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对别人的生活没兴趣，也极少谈起自己的生活。就算提到了也只是浮在表面上，无非是最近忙什么，闲了去过哪里等等。如果有大事难以决定，只怕没人会跟一个聚会上碰到的朋友吐露心声。爱丽丝认识许多人，绝大多数只是见面随便聊聊的交情。
“爱丽丝，”有一次我问她，“美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跟我讲讲。”
“瞧你问的问题！生活不就是生活吗？”
“人们天天都干些什么？”
“干些什么？工作。”
“工作烦了呢？”
“工作烦了看电视——体育比赛、情景喜剧、真人真事秀。”
“还有呢？”
“不看电视就去舞会、买东西、看电影、读闲书，有钱的去旅游。”
我想了想说：“这样说来，生活挺无聊的。”
“生活到哪儿都一样。法国人说的：‘生活是一片劳碌和痛苦，中间撒了几点希望和欢乐。’”
爱丽丝注意到我对聚会没兴趣，也不勉强。我们时常单独相处。印象里我的生活空间一下子缩小了，却更有意思。我们在路上走，碰见一只猫懒散地躺在几片落叶之间，爱丽丝就向猫招招手说：“你好，杰克。”
我问：“你怎么知道他叫杰克？而且她可能是母猫，不是公猫。”
“我只是觉得他的名字应该是杰克。”
这时猫迷糊地睁开眼，看了看我们。爱丽丝叹道：“可怜的杰克！现在它还睡得好好的，等到了冬天它就受苦了。”
“冬天怎么了？它们不回屋里睡吗？”
“它们傻。它们喜欢睡在车盖上——车刚停下来，车盖是热的，它们就美滋滋地睡着了。等到了半夜，下了霜，车盖比什么都冷，它们就都冻醒了，你说可不可怜？”
爱丽丝接着学了几声猫叫，逗杰克玩。她学得很像，杰克也叫了一声，算是回应。我也学了几声，杰克转过身，慢慢走开，理都不理我。
感恩节，爱丽丝的两个最好的朋友来波士顿玩，我也作陪。爱丽丝的这两个朋友从小跟她认识，一块儿长大，又上了同一所大学。其中一个叫卡拉，戴黑框眼镜，在计算机公司干活；另一个叫雪莉，做心理学咨询。雪莉是混血儿，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韩国人。卡拉和雪莉都比爱丽丝大，很会欺负她。据爱丽丝说，她们三人逛街常常迷路——卡拉和雪莉的方向感不如爱丽丝，却从不听她的意见，一意孤行。
每逢圣诞节和生日，三个人就相互送礼。多年以前，雪莉给爱丽丝的圣诞礼物是nutcracker（坚果钳），做成木偶样子，面相各异，但都留着胡子，张开大口（等着胡桃落进来粉身碎骨）。如今她爱给爱丽丝买书，其中一本名叫《50种紧急情况下的逃生术》——书中的紧急情况在现实生活中都绝对不可能发生。卡拉总是送给爱丽丝化妆品或衣服的礼品券。
卡拉送礼务实，说话却愤世嫉俗。那天我们聚在PHall的lounge，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很多频道在谈感恩节——火鸡、玉米、苹果馅饼等等。爱丽丝和雪莉正讨论吃什么饭好，卡拉突然说：“是啊，感恩节，长周末，火鸡，玉米。咱们抢了印第安人的土地，把他们快杀光了，然后说‘感谢上帝给我们的食物！’”
过了一会儿，一个频道播放公益广告，鼓舞人们向某慈善机构捐钱，资助非洲饥饿的儿童。卡拉又长吁短叹：“这些开明的绅士们！只知道号召别人捐钱。他们干吗不把自己的存款数额公布一下？”
爱丽丝和雪莉倒不在乎。雪莉仿佛听卡拉说烦了，提议道：“咱们去唐人街买Kimchee吧？”
爱丽丝和卡拉都摇头。Kimchee是韩国泡菜，我喜欢吃，所以大力赞成。看我感兴趣，雪莉又介绍说Kimchee其实是中国人发明的，源于山东，孔夫子还吃过呢！
我笑道：“这不足为奇，许多东西都是中国人发明的。”
“是啊，”雪莉说，“不过我妈妈说中国人只是发明东西，我们韩国人改善它们——Kimchee和方便面都是例子。”
雪莉以亚洲人和Kimchee为荣。她又说她们小时候，爱丽丝和卡拉一见到她妈妈就不停地问关于韩国、中国、日本的事。
“但她们根本不喜欢吃Kimchee。她们是美国人，怎么会理解亚洲人？我们有亚洲血统的人都喜欢吃Kimchee！”雪莉不满地说。
“是啊，”我点头说，“豆腐也是一样——那么好吃，美国人倒不喜欢，真是难以置信。”
爱丽丝和卡拉都说：“我们不是不愿意买宝贵的Kimchee，只是刚来一场寒潮，外面冻死了，干吗要跑去唐人街？”
我和雪莉只管竭力鼓动，说买些东西自己做饭，又美味又有成就感。最后卡拉和爱丽丝都动了心。
于是大家去唐人街。出了PHall大门，一阵风吹得人呼吸困难，脸上立刻麻了半边。女士们赶忙把羊毛大氅和羽绒服的帽兜套到头上。我自告奋勇，帮她们拿随身的小提包。等到了唐人街的超市，买了Kimchee和蔬菜、肉食，再出门一看，风更猛了，正卷下一场鹅毛大雪。四个人面面相觑，最后爱丽丝说：“要不在唐人街吃饭吧。宿舍那么远，肚子又饿了，麻烦透顶。”
“爱丽丝你不是喜欢冬天吗？一场零星小雪，就怕成这样了。咱们在雪里走走多好。”
说这话讽刺爱丽丝的时候，卡拉自己也在风中抖抖索索。
最终我们在唐人街找了一家餐馆。几样菜中，除了烤鸭，要算上雪莉买的Kimchee——这顿饭还挺丰盛。
五、吃饭，吃饭
学校规定，研究生——一年级除外——如果住宿舍，就得在DudleyHouse吃饭。据说研究生院一直为学生的伙食操心，不断更换DudleyHouse的厨师，甚至让大家吃龙虾，虽然每学期只有一次。去那里吃饭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能和同学交流。大家都交流什么呢？我跟着爱丽丝去吃过几次。有人抱怨饭菜难吃，价钱却跟餐馆一样贵；也有人抱怨功课重；还有人说教授的闲话。
有时，爱丽丝和我在DudleyHouse能碰见徐国强和丁宜圆——他们仍旧住宿舍，徐国强住PHall，丁宜圆住CHall。问好之后，大家取了食品，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吃边聊。
那时丁宜圆常提起学车的事。她虽然还没买车，却觉得学开车有好处，以后总用得着，因此暑假就开始学，又多亏徐国强指点，进步很快。她的计划，等完全学会了，还可以教教赵荣。爱丽丝一听忙说：“千万别教他开车——学车有时很烦人，教的人和学的人容易生矛盾……”
“哪里，”丁宜圆说，“徐国强特别耐心，根本没矛盾。”
“夫妻或男女朋友就不同了——听说有人因为教开车，两个人吵架，最后离婚了呢！”
徐国强对爱丽丝的理论不置可否，只称赞赵荣和丁宜圆：“你们两口子还挺恩爱的。”
徐国强这时打算在国内相亲，等圣诞节放假回国和女方见面。女方是他父亲的同事介绍的，他还不认识，只见过照片。一起在DudleyHouse吃饭时，徐国强通告了这个消息，大家都祝贺他，唯愿这门亲事能够中意。
“还是认识的人好，”我插话道，“细水长流感情深。”
爱丽丝和丁宜圆都瞟了我一眼，那意思是：“你乱发表什么意见？”
“我觉得感情还是随缘好，”丁宜圆说，“光计较性格、人品、地位，到最后成了买卖商品了。”
徐国强从碟子里叉起一小块牛肉吃了，叹道：“丁宜圆你样样实际，只是在感情方面太浪漫。我不在乎性格、人品、地位，也不在乎感情，只希望她负点责任，不脚踏两只船就够了。”
大家闷闷不乐。看我吃完了一盘子，爱丽丝忽然说：“小明真能吃。”
“他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徐国强说，“中国有句俗话：‘半大小子，吃穷老子。’”
爱丽丝笑着对我说：“小明，记不记得？几个月前，你在印度餐馆吃自助餐，连吃了三大盘子，外加一碟子甜点，最后走都走不动……”
“小明别的方面不图实惠，”丁宜圆说，“只在这方面讲究，花钱一定要花得值。”
“我看他是炫耀自己特别能吃，”爱丽丝说，“最后……”
“唉，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哪有心思管这些，”我哀求说，“爱丽丝，你就别再提了吧。”
爱丽丝住了口，丁宜圆倒来了兴趣，还在问：“最后呢？”
“是啊，”徐国强也笑着问，“小明不会又吃了一盘子吧？”
爱丽丝忍不住说：“最后我们付了钱，要离开了，他却坐着不动，只看着我。我问：‘你怎么了？’他说——”
“哎呀，爱丽丝你何必说呢……”
爱丽丝更来劲了：“他说：‘我吃得太饱，走不动，你扶我一下。’我就扶他出去了，在肯尼迪公园的一张长椅上坐着歇了半个小时，然后慢慢走回去。他还摸着肚子说：‘我确实能吃吧？’”
众人都笑。
“分明是我们打赌，”我气了，“爱丽丝你硬说我不能吃三大盘，结果呢？不过我们说这个干什么，都是大人了。吃饭，吃饭。”
笑声中，一个高高壮壮的女生突然在离我们不远处重重坐下，大声抱怨：“上帝呀，全身都软了！今天累得快晕过去了！”
她是中国人，长脸，长相一般，说话摇头晃脑。
旁边桌上立刻有人响应：
“上帝呀，真希望放假！”
“博士生没个休息的时候！”
“真希望有人能帮帮我做那些讨厌的作业！”女生又说。这时一个男人大步走过来，微笑着感叹说：“上帝呀，邓辉你今天真漂亮！”
这男人三十多岁，中等个子，瘦脸，留连腮胡子。
“真的吗？”邓辉眼睛一亮，悠悠伸出一只手。那男人抓着她的手，捏了一下，挨着她坐下。两个人边吃边凑在一处聊天。邓辉一直大声抱怨，那男人的声音则很小。
这两个人有点奇怪。邓辉脸色枯黄，眼眶外围着两个黑圈，很难说“真漂亮”；那男人的眼睛则闪着一种琢磨不定的光。有意思的是丁宜圆和徐国强都怜悯地看了邓辉一眼，然后埋头吃饭。看他们的神色，仿佛与邓辉颇熟，却不大愿意和她来往。
半小时后，邓辉和那男人吃完饭走了，我忍不住问：“你们认识刚才那个女孩吗？”
“她也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