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得过通不过。如果通不过，自己垫点腰包也不妨；如通得过，那就十万八万，都不谦虚。
以上十二字，我不过粗举大纲，许多精义，都未发挥，有志于官者，可按着门类自去研究。
有人问我办事秘诀，我授以办事二妙法如下：
1． 锯箭法
相传：有人中箭，请外科医生治疗，医生将箭干锯下，即索谢礼。问何不将箭头取出？答：“这是内科的事，你去寻内科好了。”现在各官厅，与夫大办事家，都是用着这种方法。譬如批呈词云：“据呈某某等情，实属不合已极，仰候令饬该县知事，查明严办”等语。“不合已极”四字是锯箭干，“该知事”已是内科。抑或云“仰候转呈上峰核办”，那“上峰”就是内科。又如有人求我办一件事。我说：“此事我很赞成，但是还要同某人商量。”“很赞成”三个字是锯箭干，“某人”是内科。又或说：“我先把某部分办了，其余的以后办。”“先办”是锯箭干，“以后”是内科。此外有只锯箭干，并不命寻内科的，也有连箭干都不锯，命其径寻内科的。种种不同，细参自悟。
2． 补锅法
家中锅漏，请补锅匠来补。补锅匠一面用铁皮刮锅底煤烟，一面对主人说道：“请点火来我烧烟。”乘着主人转背之际，用铁锤在锅上轻轻敲几下，那裂痕就增长了许多。主人转来，指与他看道：“你这锅，裂痕很长，上面油腻了，看不见。我把锅烟刮开，就现出来了，非多补几个钉子不可。”主人埋头一看，说道：“不错！不错！今天不遇着你，我这锅恐怕不能用了。”及到补好，主人与补锅匠皆大欢喜而散。有人曾说：“中国变法，有许多地方是把好肉割坏来医。”这即是用的补锅法。《左传》上郑庄公纵容共叔段，使他多行不义，才用兵讨伐，也是补锅法。历史上这类事很多，举不胜举。
大凡办事的人，怕人说他因循，就用补锅法，无中生有，寻些事办。及到事情棘手，就用锯箭法，脱卸过去。后来箭头溃烂了，反大骂内科坏事。我国的政治，大概前清宦场是用锯箭法，变法诸公是用补锅法，民国以来是锯箭、补锅二法互用。
上述二妙法，是办事公例，合得到这公例的就成功，违反这公例的就失败。我国政治家，推管子为第一，他的本事，就是把这两个法子用得圆转自如。狄人伐卫，齐国按兵不动，等到狄人把卫灭了，才出来做“兴灭国，继绝世”的义举。这是补锅法。召陵之役，不责楚国僭称王号，只责他包茅不贡。这是锯箭法。那个时候，楚国的实力远在齐国之上，管仲敢于劝齐桓公兴兵伐楚，可说是把锅烂来补。及到楚国露出反抗的态度，他立即锯箭了事。召陵一役，以补锅法始，以锯箭法终。管仲把锅敲烂了，能把它补起，所以称为“天下才”。
明季武臣，把流寇围住了，故意放他出来，本是用的补锅法；后来制他不住，竟至国破君亡，把锅敲烂了补不起，所以称为“误国庸臣”。岳飞想恢复中原，迎回二帝，他刚刚才起了取箭头的念头，就遭杀身之祸。明英宗也先被捉去，于谦把他弄回来，算是把箭头取出了，仍遭杀身之祸。何以故？违反公例故。
晋朝王导为宰相，有一个叛贼，他不去讨伐，陶侃责备他。他复书道：“我遵养时晦，以待足下。”侃看了这封信，笑道：“他无非是遵养时贼罢了。”王导遵养时贼，以待陶侃，即是留着箭头，以待内科。诸名士在新亭流涕，王导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对泣？”他义形于色，俨然手执铁锤要去补锅，其实说两句漂亮话，就算完事。怀、愍二帝陷在北边，永世不返，箭头永未取出。王导此等举动，略略有点像管仲，所以史上称他为“江左夷吾”。读者如能照我说的方法去实行，包管成为管子而后第一个大政治家。
我著的《厚黑经》，说得有：“不曰厚乎，磨而不薄。不曰黑乎，洗而不白。”后来我改为：“不曰厚乎，越磨越厚。不曰黑乎，越洗越黑。”有人问我：“世间哪有这种东西？”我说：“手足的茧疤，是越磨越厚；沾了泥土尘埃的煤炭，是越洗越黑。”人的心，生来是黑的，遇着讲因果的人，讲理学的人，拿些仁义道德蒙在上面，才不会黑，假如把他洗去了，黑的本体自然出现。
中国幅员广大，南北气候不同，物产不同，因之人民的性质也就不同。于是文化学术，无在不有南北之分。例如：北有孔孟，南有老庄，两派截然不同。曲分南曲北曲，字分南方之帖、北方之碑，拳术分南北两派，禅宗亦分南能北秀，等等尽是。厚黑学是一种大学问，当然也要分南北两派。门人问厚黑，宗吾曰：南方之厚黑欤？北方之厚黑欤，任金革，死而不愿，北方之厚黑也，卖国军人居之。革命以教，不循轨道，南方之厚黑也，投机分子居之。人问：“究竟学南派好，还是学北派好？”我说：“你何糊涂乃尔！当讲南派，就讲南派，当讲北派，就讲北派。口南派而实行北派，是可以的；口北派而实行南派，也是可以的，纯是相时而动，岂能把南北成见横亘胸中。民国以来的人物，有由南而北的，有由北而南的，又复南而北，北而南，往返来回，已不知若干次，独你还徘徊歧路，向人问南派好呢？北派好呢？我实在无从答复。”
有人问我道：“你既自称厚黑教主，何以你做事每每失败？何以你的学生本事比你大，你每每吃他的亏？”我说：“你这话差了。凡是发明家，都不可登峰造极。儒教是孔子发明的，孔子登峰造极了，颜曾思孟去学孔子，他们的学问，就经孔子低一层；周程朱张去学颜曾思孟，学问又低一层；后来学周程朱张的又低一层，一辈不如一辈。老子发明道教，释迦发明佛教，其现象也是这样，这是由于发明家本事太大了的原故。惟西洋科学则不然，发明的时候很粗浅，越研究越精深。发明蒸汽的人，只悟得汽冲壶盖之理，发明电气的人，只悟得死蛙运动之理。后人继续研究下去，造出种种机械，有种种用途，为发明蒸汽电气的人所万不及料。可见西洋科学，是后人胜过前人，学生胜过先生。我的厚黑学，与西洋科学相类，只能讲点汽冲壶盖、死蛙运动，中间许多道理，还望后人研究。我的本事，当然比学生小，遇着他们，当然失败。将来他们传授些学生出来，他们自己又被学生打败，一辈胜过一辈，厚黑学自然就昌明了。
又有人问我道：你既发明厚黑学，为什么未见你做些轰轰烈烈的事？”我说道：“你们的孔夫子，为什么未见他做些轰轰烈烈的事？他讲的为政为邦，道千乘之国，究竟实行了几件？曾子著一部《大学》，专讲治国平天下，请问他治的国在哪里？平的天下在哪里？子思著一部《中庸》，说了些中和位育的话，请问他中和位育的实际安在？你去把他们问明了，再来同我讲。”
世间许多学问我不讲，偏要讲厚黑学，许多人都很诧异。我可把原委说明：我本来是孔子信徒，小的时候，父亲与我命的名，我嫌它不好，见《礼记》上孔子说：“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就自己改名世楷，字宗儒表示信从孔子之意。光绪癸卯年冬，四川高等学堂开堂，我从自流井赴成都，与友人雷皆同路，每日步行百里，途中无事，纵谈时局，并寻些经史来讨论。皆有他的感想，就改字铁崖。我觉得儒教不能满我之意，心想与其宗孔子，不如宗我自己，因改字宗吾。这宗吾二字，是我思想独立之旗帜。今年岁在乙亥，不觉已整整的32年了。自从改字宗吾后，读一切经史，觉得破绽百出，是为发明厚黑学之起点。
及入高等学堂，第一次上讲堂，日本教习池永先生演说道：“操学问，全靠自己，不能靠教师。教育二字，在英文为Education，照字义是‘引出’之意。世间一切学问，俱是我脑中所固有，教师不过‘引之使出’而已，并不是拿一种学问来，按入学生脑筋内。如果学问是教师给与学生的，则是等于此桶水倾入彼桶，只有越倾越少的，学生只有不如先生的。而学生每每有胜过先生者，即是由于学问是各人脑中的固有的原故。脑如一个囊，中贮许多物，教师把囊口打开，学生自己伸手去取就是了。”他这种演说，恰与宗吾二字冥合，于我印象很深，觉得这种说法，比朱子所说“学之为言效也”精深得多。后来我学英文，把字根一查，果然不错。池永先生这个演说，于我发明厚黑学有很大的影响。我近来读报章，看见日本二字就刺眼，凡是日本人的名字，都觉得讨厌，独有池永先生，我始终是敬佩的。他那种和蔼可亲的样子，至今还常在我脑中。
我在学堂时，把教习口授的写在一个副本上，书面大书“固囊”二字。许多同学不解，问我是何意义？我说：并无意义，是随便写的。这固囊二字，我自己不说明，恐怕后来的考古家，考过一百年，也考不出来。”固囊者，脑是一个囊，副本上所写，皆囊中固有之物也。”题此二字，聊当座右铭。
池永先生教理化数学，开始即讲水素酸素，我就用“引而出之”的法子，在脑中搜索，走路吃饭睡觉都在想，看还可以引出点新鲜的东西否。以后凡遇他先生所讲的，我都这样的工作。哪知此种工作，真是等于王阳明之格竹子，干了许久许久，毫无所得。于是废然思返，长叹一声道：“今生已过也，再结后生缘。”我从前被八股缚束久了，一听见废举，兴学堂，欢喜极了，把家中所有四书五经，与夫诗文集等等，一火而焚之。及在堂内住了许久，大失所望。有一次，星期日，在成都学道街买了一部《庄子》。雷民心见了诧异道：“你买这些东西来做什么？”我说：“雷民心，科学这门东西，你我今生还有希望吗？”他是茫茫大海的，就是自己心中想出许多道理，也莫得器械来试验，还不是等于空想罢了。在学堂中，充其量，不过在书本上得点人云亦云的智识，有何益处？只好等儿子儿孙再来研究，你我今生算了。因此我打算仍在中国古书上寻一条路来走。”他听了这话，也同声叹息。
我在高等学堂的时候，许多同乡同学的朋友都加入同盟会。有个朋友曾对我说：“将来我们起事，定要派你带一支兵。”我听了非常高兴，心想古来当英雄豪杰，必定有个秘诀，因把历史上的事汇集拢来，用归纳法搜求他的秘诀。经过许久，茫无所得。宣统二年，我当富顺中学堂监督（其时校长名曰监督）。有一夜，睡在监督室中，偶然想到曹操、刘备、孙权几个人，不禁捶床而起曰：“得之矣！得之矣！古之所谓英雄豪杰者，不外面厚心黑而已！”触类旁通，头头是道，一部二十四史，都可一以贯之。那一夜，我终夜不寐，心中非常愉快，俨然像王阳明在龙场驿大彻大悟，发明格物致知之理一样。
我把厚黑学发明了，自己还不知这个道理对与不对。我同乡同学中，讲到办事才，以王简恒为第一，雷民心尝呼之为“大办事家”。适逢简恒进富顺城来，我就把发明的道理，说与他听，请他批评。他听罢，说道：“李宗吾，你说的道理，一点不错。但我要忠告你，这些话，切不可拿在口头说，更不可见诸文字。你尽管照你发明的道理埋头做去，包你干许多事，成一个伟大人物。你如果在口头或文字上发表了，不但终身一事无成，反有种种不利。”我不听良友之言，竟自把它发表了，结果不出简恒所料。诸君！诸君！一面读《厚黑学》，一面须切记简恒箴言。
我从前意气甚豪，自从发明了厚黑学，就心灰意冷，再不想当英雄豪杰了。跟着我又发明“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及“办事二妙法”。这些都是民国元年的文字。反正后许多朋友，见我这种颓废样子，与从前大异，很为诧异，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假使我不讲厚黑学，埋头做去，我的世界或许不像现在这个样子。不知是厚黑学误我，还是我误厚黑学。
《厚黑学》一书，有些人读了，慨然兴叹，因此少出了许多英雄豪杰。有些人读了，奋然兴起，因此又多出了许多英雄豪杰。我发明厚黑学，究竟为功为罪，只好付诸五殿阎罗裁判。
我发表《厚黑学》的时候，念及简恒之言，迟疑了许久。后来想到朱竹所说：“宁不食两庑无豚肩，风怀一诗，断不能删。”奋然道：“英雄豪杰可以不当，这篇文字不能不发表。”就毅然决然，提笔写去，而我这英雄豪杰的希望，从此就断送了，读者只知厚黑学适用，那知我是牺牲一个英雄豪杰掉换来的，其代价不为不大。
其实朱竹删去风怀一诗，也未必能食“两庑豚肩”，我把厚黑学秘为独得之奇，也未必能为英雄豪杰。于何征之呢？即以王简恒而论，其于吾道算是独有会心，以他那样的才具，宜乎有所成就，而孰知不然。反正时，他到成都，张列五委他某县知事，他不干，回到自井。民国三年，讨袁之役，熊杨在重庆独立，富顺响应，自井推简恒为行政长。事败，富顺廖秋华、郭集成、刁广孚被捕到泸州，廖被大辟，郭、刁破家得免，简恒东藏西躲，昼伏夜行，受了雨淋，得病，缠绵至次年死，身后非常萧条。以简恒之才具之会心，还是这样的结果，所以读我厚黑学的人，切不可自命为得了明人的指点，即便自满。民国元年，我到成都，住童子街公论日报社内，与廖绪初、谢绶青、杨仔耘诸人同住，他们再三怂恿我把《厚黑学》写出来。绪初并说道：“你如果写出来，我与你做一序。”我想：“绪初是讲程朱学的人，绳趋矩步，朋辈呼之为‘廖大圣人’，他都说可以发表，当然可以发表，我遂逐日写去，我用的别号，是独尊二字，取“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意，绪初用淡然的别号作一序曰：“吾友独尊先生，发明厚黑学，成书三卷，上卷厚黑学，中卷厚黑经，下卷厚黑传习录，嬉笑怒骂，亦云苛矣。然考之中外古今，与夫当世大人先生，举莫能外，诚宇宙至文哉！世欲业斯学而不得门径者，当不乏人，特劝先生登诸报端，以饷后学，他日更刊为单行本，普渡众生，同登彼岸，质之独尊，以为何如？民国元年，月日，淡然。”哪知一发表，读者哗然。说也奇怪，我与绪初同是用别号，乃廖大圣人之称谓，依然如故，我则博得李厚黑的徽号。
绪初办事，富有毅力，毁誉在所不计。民国八年，他当省长公署教育科科长，其时校长县视学（县视学即后来之教育局长）任免之权，操诸教育科。杨省长对于绪初，倚畀甚殷，绪初签呈任免之人，无不照准。有时省长下条子任免某人，绪初认为不当者，将原条退还，杨省长不以为忤，而信任益坚。最奇的，其时我当副科长，凡是得了好处的人，都称颂曰：“此廖大圣人之赐也。”如有倒甑子的，被记过的，要求不遂的，预算被核减的，往往对人说道：“这是李厚黑干的。”成了个“善则归廖绪初，恶则归李宗吾”。绪初今虽死，旧日教育科同事诸人，如侯克明、黄治畋等尚在，请他们当天说，究竟这些事，是不是我干的？究竟绪初办事，能不能受旁人支配？我今日说这话，并不是卸责于死友，乃是举出我经过的事实，证明简恒的话是天经地义，厚黑学三字，断不可拿在口中讲。我厚爱读者诸君，故敢掬诚相告。
未必绪初把得罪人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