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半夜上厕所的孤单保安，还有车里蹲守的警察，边吃甜甜圈边等凶手露面。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却有了疑虑。
第五个女人诺琳·维拉诺波利斯打电话报警，声称有个可疑的男人企图哄骗她当他的模特，克雷终于落网。审判时他不承认有罪。他坚称所有遇害的女性全是自愿接受他雇用的模特，离开他的地下工作室时都心情愉悦、毫发无损。陪审团听得很恶心，受害者的亲属更是拒绝承认。在他家地下室发现的DNA证据（毛发或血迹）将他和受害者联系在了一起，证人指证他（或一名符合其相貌特征的男子）出现在两次绑架地点附近。克雷锒铛入狱，不允许保释，经过漫长而熬人的庭审后，所有指控均落实有罪，他被判处死刑。他最近这十年一直在死囚牢房，消耗剩下的上诉机会，孤零零地坐在牢房里——按照这封信说的，他花了很多“自由”时间阅读我用化名写的色情作品。
克雷始终没有坦白。那些头颅仍告失踪。
11
从照相馆一回来，克莱尔就开始搜索资料，再来找我时变得更加热忱。这事情显然有利可图。
“假如他向你独家坦白，我们就能拿到六位数。”克莱尔说，“这还只是预付款。会出平装本，这种书通常走的超市渠道主要卖平装本。小报会登你的书摘。谁知道呢？搞不好能系列化。”
“别用那个词。”
“什么词？”
“系列化。”
“哦，好的。”她很兴奋，扭来扭去，这儿拍拍那儿摸摸，看不见平时的泰然自若，总算露出了孩子气。她涨红了脸，瞪着眼睛，瞳孔放大，说是性欲勃发都可以。我尽量假装没看见。“还有电影拍摄权。DVD。有线电视。普通电视。”她像唱歌似的吐出这些字眼，看我的眼神甚至有了一点尊重，就仿佛我或许能引来财富和文化货币，无论机会多么渺茫，都给我笼罩上了不一样的光环：假如真正的文化力量和权力能受我吸引，那么我肯定在某些更深刻的虽说肉眼看不见的方面拥有一定趣味。
“你这么起劲到底是为什么？”我问。
“少来了。”她说，“家教季节即将结束，让我和你一起弄这个吧。”
“咱们走着瞧。”我尽量维护自己，“也许你可以在旁边观察我——假如事情能成真的话。”
“酷！”她说，“我来算几个数字。”天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会有什么区别呢？她反正从来不听我的。
接下来，我不得不和监狱管理局走完一整套无聊的手续，留我的指纹，核实我的背景情况。我收到一份指南，列举什么东西不能带、什么事情不能做。最吓人的是“别穿帆布衣服”。那是囚犯的制服，万一发生骚乱什么的，警卫会尽量不朝穿灯芯绒的开枪。
我还会见了克雷的辩护律师卡罗尔·弗洛斯基。她的办公室在公园街，离法院不远，所在的大楼要我说已经老朽但很有律师味道：电梯吱吱呀呀，走廊昏暗，一度华丽的大堂地面缺了黑白双色的八角形瓷砖，换上的一律是浅绿色的方块浴室瓷砖。她的办公室里，书本和文件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平底锅叮叮咚咚接着漏水，但这个房间很宽敞，摆满大件家具，全都是皮革和实木制品，隔着广场能看到整幢法院大楼。开门的姑娘同样美得惊人。
她满头黑发，身材娇小而匀称，打扮时髦，戴着眼镜和发卡，穿黑色羊毛正装。她介绍自己是法务助理特蕾莎·特雷奥，然后领我去见卡罗尔·弗洛斯基。卡罗尔外表邋遢，金发，五十多岁，穿羊毛衫，眼镜塞在头发里。她从办公桌前起身，抽着烟，挥手叫我过去。我伸手想和她握手。
“很高兴认识你。”我开口道。
“他妈的滚！”她叫道。
“什么？”我愣住了，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手还软绵绵地举在半空中。
“对，对。”她说，对我摇摇头。我意识到她的交谈对象不是我，只是用眼睛看着我，嘴巴对着蓝牙听筒在说话。她不耐烦地朝堆满文件的椅子打个手势。我搬开那些文件坐下，把文件放在大腿上，假装被房间里唯一的艺术品吸引住了，那是一张老套的黑白照片，拍的是雪地里掉光了叶子的树木。桌上有个比餐盘还大的烟灰缸，里面塞满烟头，房间一股陈腐的烟臭味，仿佛这儿是彻夜熏制火腿的作坊。
“完全是狗屁！”她对着我的脸吼道。
我微笑点头。
“太对了，你个傻蛋！”
感觉有点奇怪，我傻乎乎地坐在这儿，她直勾勾地瞪着我大喊大叫：“对！不对！放屁！操！”于是我转向窗户，望着法院门前的台阶。那天风很大，加深了我和世界隔着一层玻璃的感觉，我就像在看一部无声电影。人们艰难爬坡，身体拉直、摇摆，头发和裤子在风里飘动。礼服和长裙发狂般地勾勒出女主人的曲线。一顶帽子滚下来。一个塑料购物袋盘旋飞腾。
“好吧，我跟你实话实说，”弗洛斯基说，“我觉得这事情臭烘烘的。”
我不确定她在对谁说话，于是好奇地指了指自己。
“对，就是你，”她用长指甲指着我说，“恶臭。”
“啊，”我尽量不予置评，“我明白了。”
“但达利安想这么做，那就只好是你了。”她挥挥香烟，烟气在空中画出一朵小菊花，她坐下去，若有所思地狠狠吸了一口，“咱们先把话说清楚。我对他要和你讨论的事情一概不知情，往后也不会知道。谈话内容仅限于你们之间。”
“好。”
“可是——”她站起来，我吓得一抖，“有几点我们必须先谈一谈。第一！”她竖起大拇指，“他建议和你五五分成，我想你应该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百分之五十已经非常慷慨了。克莱尔要我叫价百分之三十五，二十五就可以成交。按照她的解释，另一方面，克雷的份额将用来结清债务，包括高额的律师费账单，然后悉数转为受害者赔偿金，因为他不能从罪行中获利。我说：“非常感谢。”
“别谢我，”弗洛斯基答道，“又不是我的钱。”现在还不是，我心想。她竖起两根手指。
“那么就有第二条了。他告诉你的哪怕一个单词，你得知的所有事情，他妈的林林总总都不允许出版、转告、在访谈中讲述、泄露或以任何方式对外散播，直到克雷先生自然或非自然死亡为止。言下之意是，如果我能得逞，你将有很长时间都见不到一个子儿。”她微笑道，“当然，我也一样。”
我尽量报以微笑，但她忽然变得面无表情。“哈啰！”她说，“哈啰？”她敲敲话筒，“杰克，王八蛋，你他妈要搞什么名堂？”
我挥挥手，点点头，后退离开。特蕾莎·特雷奥正在噼里啪啦敲键盘，塞着耳塞，没有和我交谈也没有抬起头，于是我自己出去，回家向克莱尔报告。
“该死！”听我说完我的遭遇，她说，“就知道肯定有名堂。”她很喜欢五五分成那部分，说它“美得很”。可是，如果克雷的死刑判决被推翻，或者得到减刑，或者无限期推迟，那么我就什么都拿不到。然而，克莱尔去咨询的律师帮她冷静下来。他们说克雷已经死定了。他的案子已经走完了全部过程，处决日期定在三个月之后，他基本上只有死路一条。只有州长下令才能救他一命，但那在政治上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或者找到新办法上诉，但那在法理上没有任何基础。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决定开口，卸下良心的重担（假如他有良心的话），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可以了无牵挂，把这些东西一股脑留给我。
12
我搭夜班火车去州北。我要一早赶到监狱，登记手续烦琐复杂，因此我决定干脆提前一晚动身，在监狱附近找个旅馆过夜。第二天搜身检查过后，我就能见到达利安·克雷了。
直到坐上去新新监狱的火车，过去一周的紧张和兴奋渐渐消散，更加发自肺腑的紧张和兴奋开始浮出水面：我正要去会见一名多重杀人犯。我即将会见一个恶魔，甚至有可能为他做事。这个恶魔可不像我十四岁打工时遇到的健康食物店老板，那家伙的刻薄仅限于逼着我洗刷洗面筋机罢了。克雷是真正的恶魔，属于那种非人类的恶魔。他和一般的罪犯不同。普通罪犯做坏事是出于自私或愚蠢，恐惧或憎恨，总之都是普通人性的弱点，不难理解。克雷却不一样，他是与众不同的异类。无论他犯罪的根源是什么，他都踏过分界线，抹杀了自己的人性，因此变成了魔鬼。
我害怕和魔鬼见面。我承认。我在车上坐立不安，惊恐得可笑，就像试胆会上接近鬼屋的孩童，在光天化日之下按理说什么也不该害怕，又或者就像我们去看玻璃鱼缸里的鲨鱼，一步步后退只是为了以防万一。害怕还因为我将要踏入监狱，哪怕只是以访客的身份。他们再也不放你出来的可能性永远存在，对吧？还有更深层的恐惧——玷污：迷信，原始，但正因此而难以动摇，害怕邪恶会传染，与魔鬼接触会对我造成损害，会对我的“灵魂”造成不良影响。
说实话，我其实挺想回家，钻进已经被我改造成书房的旧卧室，在我写下那些幼稚诗歌的书桌前坐下，幻想从佐格去某个温暖潮湿的星球旅行，那儿的居民用面具遮住头脸，靠生殖器官彼此辨认，或者琢磨如何争分夺秒阻止有史以来最大一批强效可卡因运达哈莱姆，揭露秘密策划阴谋的白人政客。挡住这些人渣去路的只有一个人：莫尔德凯·琼斯。
窗外黑夜降临，列车向北疾驰，城区变成村野，我们似乎渐渐回到冬天的怀抱。外面仍有积雪覆盖死气沉沉的农田和悄然无声的建筑物，还有电话线和围栏柱。树木光秃秃的，只有松树除外，它们是黑暗中的一团团黑影。群山依然冰封，天空无比晴朗，星辰不计其数。我对面是法务助理特蕾莎·特雷奥，她背对着列车前进的方向，我要是这么坐非得晕车不可。
特雷奥带着几份要克雷签字的文件，她同时也是我的向导，告诉我怎么去旅馆和监狱，陪我完成登记手续，不过我和她将分别会见克雷。她从商务装换成牛仔裤配风雪衣的旅行装，不过车上很热，她脱掉风雪衣，底下是一件松松垮垮的美国公民自由协会运动衫。背包上的像章催促我去“中东散播和平”。我还注意到一点：她并不害怕。
“你不怕吗？”我笑着问她，“走这么一趟？”
“不怕。”她说，“你要是动歪脑筋，我有胡椒喷剂。”
我哈哈大笑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去监狱见一个凶手。”
“你指的是一个遭到错判的人。我为他的律师工作。”
“好吧，对不起。总而言之，我的意思是……”话题越扯越远，我开始后悔。我更愿意闭上眼睛装睡。也许还要打两声鼾。“我的意思是肯定很有趣吧？我是说身为律师，你需要跟各种罪犯和讨厌鬼打交道。”
“比方说色情写手？”
“哈！”我又笑道，“说得好。连中两元了。我是混球，这我知道。我忍不住。你是律师，应该能有同感。”
她没忍住，露出一丝笑容。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勉强笑容。
“总之，”我耸耸肩，“管他的，就这样吧。”我转身盯着窗外。树木。积雪。星空。视野内一切都是一个模样，也许我们根本没有动过地方。
“其实我还不是律师。”她说，“我还在见习期。我是志愿服务的助理。”
“是吗？为什么要跟弗洛斯基？”
“因为我认为死刑很野蛮，因为就算克雷——还有其他死囚——确实有罪，确实杀了人，但我们杀死他们也同样是犯罪。一个社会不可能既这么做，又自称它是文明的。”
“我们几时是文明人了？”我问，“这一点很值得商榷。当然，我并不赞成死刑，”我飞快地加上一句，“我也反对。州政府掌握这种权力让我不太舒服。死囚区可没几个有钱的白种人。”
“没错！”她叫道，坐直身体，总算显得热络了起来。
“可是，”我忍不住又说，“我忍不住要想，有人杀死了那些姑娘，有人做了那些坏事，这个人很邪恶，那么，这个邪恶的杂种难道不该去死吗？”
“唔，如果你有这种想法，如果他很邪恶，活该去死，而你自认是个好人，是个文明人，又为什么要接这个活儿呢？”
“你为什么总这么说？谁说我是好人了？”我问，“我只是个码字的。别担心，等你当上律师就会明白的。”
她翻个白眼，笑容消失，她收回先前伸出的小小一截橄榄枝。谈话到此结束。她从包里取出眼镜戴上，开始读西碧莱恩·洛琳度—高尔德的《猩红黑暗降临》。
我这是第一次见到别人读我的书。我当然知道肯定有人在什么地方读它们，我承认早几年甚至会去书店，到书架上找我的笔名，然后像观鸟似的在附近逗留，等待名为读者的怪异物种飞过来选中我。但这种事没有发生过，一次也没有，我的假想读者始终是一团模糊的黑影，比我创造的角色还不真实。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告诉她，但立刻意识到让她、她的老板或克雷知道我是谁或我有什么身份恐怕不太明智。再说她多半也不会相信我。再说要是她相信，但认为我写得很烂怎么办？
我清清喉咙，尽可能随便地问：“写得好吗？”
“什么？”我似乎很烦人。
“那本书，写得好吗？”
她点点头。我觉得这比说不好当然好，但不怎么让我满意。
“写什么的？”
“什么？”我这会儿显然是在骚扰她了。
“写什么的？”
她对我射出能杀人的眼神，叹息道：“吸血鬼。满意了？”
“唔，有意思。”
“喂，荡妇密语先生，你少对我的选书口味指手画脚。”
“我没有，也不会这么做。其实我听说她的书相当不赖。”
她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想判断我是不是在取笑她。
“我认为她很了不起。”她说。
我估计我多半脸红了。我知道我必须垂下眼睛。她是我的书迷，我心想，真正的书迷。我的书迷。然后，因为我实在按捺不住，就像我看书时忍不住要往后翻，我必须去想接下来的这件事。虽说我真的不该去想，但我忍不住。身为作家，身为诗人，哪怕是最糟糕的诗人，这是我的天职。尽管我和特蕾莎开过玩笑，但我们诗人确实是蛮子：文明依赖于压抑，而诗人总要往下想，无论多么不该想，无论多么不该说出口，我们也非得说出来，哪怕只是悄然无声地说，用文字说，对自己说。于是我看着特蕾莎·特雷奥，心想在牛仔裤和松松垮垮的运动衫底下，有没有什么粉红色的软肉穿了洞眼，有没有什么柔嫩之处需要轻轻啮咬。
她读着小说，我尝试在脑海里陪她沿着故事线前进，猜测她什么时候微笑什么时候皱眉。在刚开始的几个章节里，我的女主角萨莎——主修考古的大学生——得到纽约的一份暑期实习工作，为一对避世隐居的富豪夫妇整理藏品。我很高兴地看见特蕾莎全神贯注地读着这个部分，皱起眉头，用手指把玩头发，有一次甚至咬住丰满的下嘴唇，流露出夸张的同情，因为萨莎来纽约后的第一晚，去中央公园散步险些遭到强奸，还好有条野狼赶走袭击者，她因此得救。可是，就在我们（特蕾莎、萨莎和我）踏上神秘夫妇的优雅排屋的台阶，悬疑气氛应该近乎无法忍耐的那个时刻，她却突然合上书开始睡觉。她合上黑色的睫毛，一根细长的手指夹在书里做标记，直到我们抵达奥西宁，这里的地面有新鲜的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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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西碧莱恩·洛琳度—高尔德的《猩红黑暗降临》第三章：
我遵照指示，在日落后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