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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我一直在拖延时间：智障变态杀人狂和他新近被残杀的精神情妇之通信实在不是我愿意去挖掘的东西。那天晚上我完全没这个心情。我已经足够抑郁和惊恐，脑袋里丑陋的念头一辈子都消耗不掉。但我还是打开了盒子。信件整整齐齐摞成两叠。我随便拿起一封，从信封里抽出信纸。和克雷写给我的信件一样，这封信也用蓝色圆珠笔写在廉价线格信纸上，线条很粗，纸张纤维中能看见木屑，就是小孩用的那种练习册。
半小时后，克莱尔终于爬出浴缸，裹着毛巾走进我的办公室，这时我还在读信。
“你可以去撒尿了，对不起。我必须洗头来着。”
“什么？”我没有抬头。我把一页信纸反着拍在桌上，开始读下一页。“狗娘养的。”我咕哝道。
“怎么了？”
我抬起头，我的表情使得她皱起眉头。“狗娘养的王八蛋。”我说。
“怎么了？谁？”
“克雷。”我挥舞着信纸说。
“他怎么了？”
“狗娘养的变态孙子王八蛋写得比我好。”
62
第二天早晨，我动身去见克雷。我断断续续睡得很不好，一次次被我庆幸已经忘记的噩梦惊醒，神经绷紧在恐惧和愤怒之间。身份不明的跟踪者现在想杀我，我的保护神达妮有可能精神不正常，而我与真相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我的线索只有信件，因此克雷成了解决案件的唯一希望。这个念头与早餐的咖啡和维生素相处得不太好，像石块一样沉在我的胃部深处。
我出门走向地铁站，一边肩膀背着小旅行包，另一边背着手提箱兼电脑包。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有人跟踪我。我将其归咎于神经紧张，不去理会害得我左顾右盼的怪异感觉，就像有舌头在舔我的后脖颈。
肯定是风，我心想。今年春天气候多变，春天一次次尝试突破冬天的桎梏，一次次失败，今天又开了倒车，早晨还很温暖，这会儿突然冷了下来。我经常在这种时候生病。我熬过冬天的袭击，却在春天的第一轮爱抚时倒下。我停下取出包里的套头衫。一个男人从我背后走近，他很高，身穿海军蓝运动衫，戴着兜帽；他在前进的轨道上停顿片刻，然后绕过我继续走。他拐进梅西百货。我穿上套头衫，走进源记烧腊，想买几个肉包路上吃（一块钱四个，全城最低价），出来走进地铁站。
要我说，从皇后区乘轻轨到曼哈顿是进市区最美丽的走法，尤其是黄昏时分或者天空阴晴不定的白天。列车从地下钻出，悬浮于屋顶之上，然后再次入地过河。高架轨道的边缘没有护栏和挡板，你穿梭于水塔和天线之间，低头俯视街道。你能看得很远，视线越过窗口充满生机的红砖公寓楼和浑身涂鸦的仓库，越过轨道如蛛网的车场，一直能看见法拉盛草地公园的绿色条带和硕大如建筑物的钢球。列车停进谢伊体育场（抱歉，亲爱的编辑，现在叫花旗球场了），它平时在大型停车场和汽车坟场之间沉睡，到了比赛之夜突然生机勃勃，变成灯光巨碗。再过去，随着我们从东方飞来，市区越来越近，对我们露出更古老也更华丽的灰色与银色的立面：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桥梁，码头，东哈莱姆一眼望不到边的橙色公租房。
然后我们进入黑暗，在大地与河流之下行驶，再次钻出地（8○○ΤxΤ ˋc○Μ面时车上的所有人都眼花缭乱。时代广场显得那么狂野，声音、人群、难看的灯光突然爆发。我换一号线去佩恩车站，穿过中央大厅赶去州北的列车，头脑还没完全清醒。
这时候我又看见了他，那个穿运动衫的男人。我在佩恩车站和平时一样迷路了，在二楼月台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圈，转身看轨道号码时我看见了他。这次我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尽可能快地向前走，按捺住想跑的冲动。我穿过一间杂志铺，沿着自动扶梯上下两次，突然拔腿就跑，跳上我要乘的列车。直到这时我才敢回头。他不见了。至少我没有看到他。前提是刚才我真的看到了他。回头再想，说老实话，我很难形容那个人，只记得他脸很白，佝偻着肩膀，穿牛仔裤。经过昨天的事情，我当然有理由神经过敏，看见不真实的东西，比如穿帽衫如鬼魂般跟踪我的人，比如鬼魂。
我缩在座位上假装读报，直到列车开动，我的呼吸也没有恢复正常，直到我们离开城区，穿梭于街区背后连绵不断的隧道和轨道之间，就仿佛列车也想不为人知地溜走。但我没有再看见他。我在奥西宁下车，搭出租车到监狱门口，经过现在已经很熟悉了的各种手续，走进访客等待室，迎面撞见两位伙伴：特蕾莎·特雷奥和卡罗尔·弗洛斯基。
“你他妈来这儿干什么？”弗洛斯基问候我。
“你以为呢？”我说，“来理发。”
弗洛斯基一咧嘴，露出几颗金牙，说：“我以为你应该已经想到了，在法律问题解决之前，这本书的写作暂时搁置。”
“什么法律问题？抓凶手？和你的案子有关系吗？”
“那是警察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已经洗清了罪名。我的任务是让当事人得到自由，他没有杀过任何人。”
“好吧，肯定有人杀了人。另外，昨天他们也想杀我。”
她的笑容消失了。有一瞬间她看上去似乎真的在乎我，但立刻恢复原样。“太不幸了。我把我的担忧告诉过你了。你应该通知警方。”她说。
警卫出现在门口，弗洛斯基进去见克雷。特蕾莎抱歉地笑笑，但我看得出她很开心。
“她在盘算什么？”我问，“什么法律问题？”
“你昨晚没看新闻？我们一整天都在法庭上。”
“对不起。我没那个心思，因为有人朝我开枪。”
“真的？”她顿了顿，“总之，法官决定暂时停止行刑，考虑是否接受她重启案件调查的诉请。看上去达利安有机会接受新的审判了。”
“我明白了。”我说，重重地坐下。
63
漫长的十分钟过后，弗洛斯基走出会见室。她耸耸肩，掏出一根香烟，被警卫提醒后又耸耸肩，一屁股坐下。达利安还是决定见我。
“我劝他别见你，但谁知道呢，他想聊天，”她说，“但不许录音，不许记笔记，什么都不许。还有，记住了，这不是一次正式会面。”
我同意了。警卫让我把物品存进锁柜，然后领着我走进会见室。克雷身穿橙色连体服和拖鞋，戴着镣铐，咬着一根牙签，桌上放着一个厚厚的档案夹，他看上去心情很好。从他的角度看，情况确实很乐观。
“哎呀，看看是谁来了，”他说，“我的博斯韦尔。”
我假笑两声，没有笑容。我坐下，用低沉平稳的声音说：“你利用了我，狗娘养的。”
“什么？”他像是真的吃了一惊——也许有点太夸张了。
“那本书，”我说，“只是个幌子。是计划的一部分，为的是把你弄出死囚区，甚至彻底脱罪。”
“你到底想指控我什么呢？我在监狱里不可能杀人。连杀你都做不到。”他晃晃手铐，“我利用了你？怎么利用的？你是想说我这个面临死刑的无辜百姓，利用你这位作家，让大众得知我的故事吗？没错，这个是真的。”
“但你还没有说过你的故事呢，对吧？”
他耸耸肩说：“有事情发生，又不是我的错。”
“你为什么不自己写呢？”我问。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读了你的几封信，写给玛丽·方丹的信。你很会写。你饱览群书。博斯韦尔？我之前在这儿见过的那个蠢笨色情狂，他可不知道谁是博斯韦尔谁是海夫纳。”
他微笑道：“唔，我喜欢你对我的文笔的看法。你是职业人士，我是业余的。”
“戏是演给我一个人看的吗？弗洛斯基呢？她认识的你是傻瓜还是聪明人？这是无辜大戏的一部分吗？太蠢，所以不可能杀人？”
他嚼着牙签。我耸耸肩。
“我知道你不会回答我，”我说，“但我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要那几个色情故事？对，你需要一个白痴替你代笔，一个绝望的九流作家帮你执行计划。但为什么要我写性爱故事呢？你显然能自己写这种色情幻想嘛。为什么需要我？”
“为什么？”他取出牙签，“因为我不在外面。我没见过那几个该死的姑娘，忘了吗？我是无辜先生。我需要你是因为我自己去不了，没法进她们家和她们见面。我需要你替我实现。”他凑近我，眼睛闪着恶毒的光芒，“但你，你去过，却什么也没有注意到，什么也没搞清楚。她们笑、尖叫、高潮时发出的是什么声音？她们的身体她们的头发她们的腋窝她们的下体闻起来是什么气味？性交以后气味有变化吗，是更浓了还变淡了？她们出汗多吗？她们能湿成什么样子？她们的下体是什么样子？阴唇、阴蒂、阴毛。请描述她们的肛门。她们的房间是什么样子？白天的光线从哪个角度进来？夜晚的黑暗呢？周围有什么声音？汽车、鸟儿、其他房间的声音？她们死时听见的是电视里的笑声音效还是老妇人的鼾声？她们穿什么？呼吸好闻吗？是什么气味？这些女人吃什么？是素食者吗？假如是，有没有影响体味和尿的颜色？她们有没有吃什么荒唐可怜的食物，希望能为我苗条下来？开膛破肚时她们肚子里装着什么？糙米和有机豆腐？巧克力和红酒？尿和精液？鲜血洒在床上是什么样子？她们有没有恳求饶命？有没有哭？她们临死前的眼神是什么样子？”
他翻开档案夹推给我。一叠信件洒向我。我看见一张颠倒的照片，照片上的金发女郎赤身裸体。“想再试试吗？”他问，“因为我总能收到来信。她们不会停止给我写信。难怪你只是九流写手。他妈的老天在上，你要学会描述生活原本的样子。想当真正的作家吗？我就是现实。描述我。想写文学作品吗？我就是文学。你应该感激我才对。”
64
我出来的时候，特蕾莎和弗洛斯基已经走了。我叫了辆出租车，在汽车旅馆沉思度过夜晚。电视机固定在桌上，衣架卡在横杆上，毛巾磨损得近乎透明，全都让我打心眼里想走，但同时又无法动弹，躺在包得紧紧的床罩上一动不动，直到深夜。天知道这张床这条毯子上发生过什么悲哀得可怕或可怕得悲哀的剧情？这是我想象中克雷和母亲在皇后区居住的房间。一个人会住进来酗酒致死或饮弹自尽的那种房间。在这种房间里，你可以把电视开得震天响，杀人时不必担心邻居，他们不是在酣睡就是在交媾，你在浴缸里慢慢分尸，把尸块像起皱西装似的塞进塑胶保护袋，然后起身上路。
来去加拿大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停在旅馆外，半挂车头呼哧呼哧晃晃悠悠拐进停车场过夜。我去咖啡馆，吃了个干巴巴的“豪华”芝士汉堡，柜台前除了我就是几个低头弓背的司机，还有一个女人，我估计她是来探望囚犯的，她打扮得挺体面，褶边人造丝衬衫、羊毛大衣、长裙和高跟鞋。几个司机尝试和她搭话，但她置之不理，他们很快发现她一直在哭，于是也就不打扰她了。廉价的性感装束加上眼泪让她显得很悲惨，我忍不住要想象她有晒斑的双乳之间插着一柄牛排刀。里面的一张饭桌前坐了一家大块头，其中一个用旅行笼带着一条小狗，他们弄出许多噪音，又笑又叫，令年老的女侍者很头疼。我想象他们被剁掉的脑袋放在各自面前的盘子里。进入杀戮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哪怕你是以侦探身份：每个人都变成潜在的受害者，变成尚未倒下的尸体，还能走路的肉块。
我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看电视，最后不知不觉入睡。卡车的声音在清晨吵醒我。我下楼喝旅馆的免费咖啡兑奶精，回房间的路上，我看见几个女人爬下停车场里的卡车，她们穿着高跟鞋，小心翼翼地落地。其中一个身材纤细，头发漂染成金色，穿脏兮兮的白色迷你裙，膝盖磨得通红。还有一个黑发女郎，身材过于丰满，勉强套上的黑色牛仔裤使得肥肉从其他地方挤出来。第三个是瘦得像毒虫的黑种女人，头发染成红色，穿小短裤和红色高筒靴。她们是车场蜥蜴，也就是到卡车里过夜的妓女，但在此刻的清晨，黑夜的蓝色还笼罩世界，她们不可能不显得美丽。她们走向一辆等在那儿的别克（车门与车身不相配）。她们纵声大笑。黑种姑娘在坑洼地面上绊了一下，另外两个女人扶住她的胳膊。第一缕晨光开始蔓延。山区散发着积雪融化、湿润树木和柴油尾气的气味。柏油路面闪闪发亮。
我冲了澡，用掉所有的毛巾（要我说，这才是真正的奢侈享受，哪怕在最糟糕的旅馆也一样），出门赶火车。我等待列车启动，眼神空洞，喝着淡而无味的咖啡，吃着像变质甜甜圈的百吉饼，这时我看见了他，穿牛仔裤和运动帽衫的幽灵。他背着一个小背包，沿着过道走向我。我震惊得有一瞬间忘了害怕。他看见我，我和他对视，他也吓了一跳。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他微笑，轻轻挥手。他似乎很恼火，立刻转开视线，不理睬我，沿着过道快步走出这节车厢。
我一时心血来潮，起身跟上他。列车启动，我抓住连接门的把手，连接门前后摆动。我走进下一节车厢，看见了他，他坐在第一排，诧异地看着我。
“嗨。”我说。
他扭头看窗外，假装我不存在。
“哎，”我说，“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跟踪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不肯看我。
“行啊，”我耸耸肩，“佩恩车站再见，然后是法拉盛。”
他叹了口气，向四周看了一圈，估计是想确认没有人盯着他，然后从衣服口袋里摸出皮夹。他向我出示证件，照片里的他身穿黑西装。特伦斯·贝特森，联邦调查局。
结果我们坐在了一起。对他来说，这比远远地跟着我轻松；对我来说，可以减少不安的情绪。知道自己有个保镖，我感觉安全多了。特伦斯刚开始不太情愿，但我再三保证说我不会告诉别人我发现了他，等我答应让他偷偷跟踪我回公寓，他就欣然同意了。这个任务只有他一个人执行，没有人和他轮班，所以他累得筋疲力尽。我们聊了大半程，剩下的时间在心照不宣的沉默中读书。我尽量详细地向他描述克雷，而他在学校里研究过克雷。他向我描述汤斯。汤斯是个传奇，特伦斯觉得能和他共事真是三生有幸，但在我的逼问下他不得不承认，大家都认为汤斯是个混球。
最后我问他：“你不会真的以为是我杀了那几个姑娘吧？”
“应该不是你。”他吃了一粒嘀嗒糖，把盒子递给我。我摇出两粒。我的口气肯定不好闻。“但汤斯知道你和案件有关，多半是被坑害的，”他亲切地说，“我们认为向你施加压力，有可能挤出点什么来。”
“对，”我说，“我的脑浆，我的牙齿，我的肾脏。”
他皱起眉头说：“我不该告诉你的。他还说你搞不好是个非常精明的变态狂。”
“算了，”我耸耸肩，“别给我打气。我多半是被坑害的那种人。”
特伦斯被逗乐了，我们继续低头看杂志。后来他睡着了（他无疑监视了我一整夜），我望着窗外。他的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可怜的特伦斯。我觉得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