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要经理，不要MBA》一书中，明兹伯格教授给管理提出了一个新的定义。他认为管理是经验或者称手艺（craft）、经营洞见（art）以及科学分析（science）三者的结合。他认为，传统MBA教育过于偏重各种理性分析技能，鼓励了一种“精于计算型”的管理模式，而忽略了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经验；而经验恰恰只能从实践中学习，在课堂里是学不到的。
明兹伯格明确指出，“技术分析型”的管理者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是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企业真正需要的是均衡、有献身精神的管理者，他们的管理模式可以被称作“全心全意型”。
早在10年前，明兹伯格就一直在关注MBA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并选取了19个曾在1990年被哈佛商学院评为“MBA超级明星”的毕业生作为跟踪研究对象。根据明兹伯格的研究表明，10年后，这19个当中有10个人的职业生涯几乎称得上是灾难性的，他们或是被董事会解聘、或是其所经营的企业面临破产的厄运，其中就包括一度曾经颇受公众瞩目的美国东方航空公司（EasternAirlines）总裁富兰克·罗伦佐（FrankLorenzo）。
按明兹伯格教授的观点，美国企业的主要弊端，以及它们日渐失去公众尊敬的原因都在于美国式的MBA世界观：精明、善于分析，并确信管理技巧能从一家公司搬用到另一家公司，无需长期从事任何特别行业积累经验。……
对MBA教育持批评态度的人并非明兹伯格一个，目前美国和欧洲很多顶尖管理学院的教授们都开始对MBA教育体制进行反思。明兹伯格出版的《要经理，不要MBA》一书，被大西洋两岸的学者看作是一份石破天惊的宣言，它不仅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处在热潮中的管理学教育而且也使人们开始更为冷静地思考看待这种教育的方式。
（节选自2004年5月5日《青年时讯》文王言）
“学习是头等大事”的观念并非刘亦婷所独有，很多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学生都有这样的思维，他们一遇到就业困难，一遇到生活上的压力。想到的不是坚持，不是寻找创业的机会，而是读书，学习，继续拿学位，硕士、博士地一直读下去。这些人可以称得上“学习”的巨人，“思考”和“实践”的矮子。如果“学习”是头等大事的话，那么“独立思考能力”处在什么地位呢？实践处在什么地位呢？
在今天的社会里，独立思考能力更是杰出人才最重要的一项素质。牛津大学校长科林·卢卡斯认为，大学培养人才最重要的是必须培养独立的思维能力。如果只是机械地将老师教授的内容记忆下来，不是真正的好学生，因为这只是机械地记忆。在谈及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的印象时，他说，中国留学生勤奋，聪明，有良好的组织能力，但希望他们能有独到的见解，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也是牛津大学的教学目的所在。
而实践经验更是无价之宝，明兹伯格教授对于MBA的批判其实主要集中在这点上。他认为“经验恰恰只能从实践中学习，在课堂里是学不到的。”
可以说，“学习是头等大事”是一种典型的应试思维，真正的杰出人才只会把“思考”和“实践”当成头等大事。只有专心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专心积累自己的“实践经验”，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今日社会所需的一流人才。
科学精神依然缺乏
由于考试完全是从书本到书本，靠记住标准答案就能得高分，中国学生普遍缺乏科学精神。专门从事“学术打假”的方舟子对科学精神有如下阐述：
我认为科学精神包括不可分割的四个方面：探索、怀疑、实证、理性。除了探索精神可能是人类先天就有的，其他3个方面都需要后天的培养，也就跟文化传统有关系。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这些精神，虽然偶尔也会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教诲，但更多的是强调对权威的盲从，缺乏怀疑精神，更没有实证、理性精神。要让科学精神在中国扎根，就应该在科普的时候注重弘扬科学精神，方式有多种多样，例如批判伪科学、破除迷信就是一种很好的弘扬科学精神的方式，教育一般的人对惊人的说法、“特异的现象”不要轻信（怀疑精神），要看是否有确凿的证据（实证精神），理性地对待（理性精神）。
（引自2004年6月3日《浙江科技报》）
按理说，刘亦婷到了世界最高学府哈佛，应该很有科学精神了吧。可惜，我看她在那里只学了一些皮毛而已，而并没有领悟科学精神的实质。相反，在她的头脑中，与科学精神相左的想当然思维却仍旧大行其道。
《现代汉语词典》上说，“想当然”是指凭主观推测，认为事情大概是或应该是这样。“想当然”的反面就是强调独立思考，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的科学精神。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刘亦婷进哈佛前后的一些文字，不难看出，即使经过哈佛4年的训练，刘亦婷的“想当然”依然故我。
申请哈佛：“想当然”开道
大家知道，申请美国大学必须写一篇个人陈述，对于高中生来说，往往有着比较固定的要求，比如一些美国大学的通用申请表，对个人陈述做出了这样的说明：
1、评价一段对你有特殊意味的经历、成就。
2、评论一个你所关心的个人的、当地的、国家的或国际的问题，以及它对你的重要性。
3、指出一个对你有影响的人，并描述其影响。
4、描述对你有影响的一位小说角色、一段历史、或者一件创造性的工作（如艺术、音乐、科学等），并说明这种影响。
根据这样的要求刘亦婷写了两篇个人陈述。一篇名为《继父的礼物》，另一篇名为《顿悟》。我在前面说过，刘亦婷的作文乏善可陈，而且存在着思考方法方面的问题，接下来就《顿悟》这篇文章，详细说说我的看法。
顿悟
刘亦婷申请哈佛的作文
16岁生日前后，我常常陷入一种陌生的心境。表面上看起来，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勤奋而快乐，每天都忙着和代数符号、英语单词和作文的格子纸打交道，加上班干部和学生会的工作，经常忙得连洗袜子的时间都没有。然而我的心里却不时袭来一阵空虚和迷惘，我弄不清自己为什么这么努力，是惯性？还是环境的压力？我究竟想过怎样的一生呢？这些问题久久地困扰着我，直到暑假来临。
从学校回家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和父母去乡下的水果基地参观。我正在巴士上起劲儿地聊着学校的趣事呢，突然，一股恶臭迫使我闭上了嘴巴。探头一看，堵车了，路旁竟是一座黑压压的垃圾山，足有几百个拣垃圾的农民，正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山上争抢刚从城里运来的垃圾。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在乘客们的抱怨声中，那部描写垃圾部落的中篇小说《青城之矢》，闪电似的在我脑海里过起了电影。看起来这些人和小说里的“垃圾虫”一样勤劳，可就是得不到正常人的生活。没想到，纸上的场景活现在眼前的时候，竟会如此令人震惊！爸爸和妈妈也很吃惊，他们小声议论着：沦落为“垃圾虫”的农民越来越多了，每个城市都有几个垃圾部落，每个垃圾部落里，都有一群在垃圾中生长的失学儿童……
是的，眼前就有这样一个儿童，她孤单地站在垃圾山下，用忧郁的目光注视着我，蓬乱的头发里夹着纸屑，手里抱着一个只有一条胳膊的布娃娃。看见被垃圾车堵住的车流又开动起来，她突然咧开嘴灿烂地一笑，并让她的布娃娃用独臂和我再见。
这情景让我难过得想哭。
垃圾山迅速地从视线中消失了，那个小女孩和她的布娃娃却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半年后，我又和父母谈到了这件事。我困惑地问：“他们也是鲜活的生命，他们也是中国公民，为什么他们只能有这样悲惨的命运呢？”爸爸和妈妈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如果我想研究，可以参考刚出版的《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
我抱着这本厚书足足啃了一周。根据书中提供的统计数字和分析报告，我推导出来的答案是：这些“垃圾虫”只是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小部分。他们没有资金，也没有文化和技术。在低素质劳动力过剩，经济还不够发达的现阶段，社会还没有财力来救助他们。在中国真正富起来之前，他们只能在贫困和犯罪中继续挣扎。
这个无奈的结论深深地刺痛了我。希望中国快点富裕起来的愿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走上阳台仰望星空，点点繁星中似有小女孩渴望的眼睛。就在这一刻，我心中涌起一种强烈的冲动：我要把我的一生奉献给祖国的经济建设。我要以科学文化知识为杠杆，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让贫困的儿童都能上学；让需要救助的人都得到救助……这沉甸甸的使命感把我的心填得满满的，从此以后，我每一天的努力都有了新的价值和意义。
这篇文章的主题思想几句话可以概括。刘亦婷曾有一度非常迷惘，不知道人生意义是什么，后来在一次参观活动的路上，看到了垃圾山下有很多拣垃圾的人，深受触动，然后通过阅读一本叫《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的书，推导出这些“垃圾虫”产生的根源是中国很穷。所以她不迷惘了，觉得“要把我的一生奉献给祖国的经济建设。我要以科学文化知识为杠杆，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让贫困的儿童都能上学；让需要救助的人都得到救助……”。
我之所以引述这篇作文，并非要谈这篇作文“唱高调”的问题，而是想就这篇文章谈谈作者不良的思考习惯。这篇作文最大的问题就是想当然。我们来分析一下刘亦婷看到“垃圾虫”之后是如何思考的。
在父亲给她拿来一本厚书后，刘亦婷便一头扎进书中，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也是鲜活的生命，他们也是中国公民，为什么他们只能有这样悲惨的命运呢？
然后，在啃了一周的书本后她得出“在中国真正富起来之前，他们只能在贫困和犯罪中继续挣扎”的结论。这个结论看似头头是道，可实际呢？完全是想当然的结果，有可能与事实完全背道而驰，我们还是先看看下面这篇题为《从“破烂王”到千万富翁》的文章。
1980年夏，17岁的王旭揣着父亲给的5元钱，踏上了去长沙的路。……
捡废品是个脏活、累活，受人歧视。姑姑担心王旭受不了这份苦，劝他不要去。可对于急于改变处境的王旭来说，捡废品却是一条挣钱的捷径。……
捡了一年的垃圾后，王旭想这么多废品到底有什么用？这些东西都运哪儿了？一打听：塑料运往河北文安，铁皮罐头运往天津蓟县，玻璃运往邯郸，纸运往保定，有色金属运往霸县，胶皮鞋底运往定州……聪明的王旭想方设法搞到了上述厂家的电话，开始自己收购废品。
有和拾垃圾的人一年多的共同生活，做起收购来，王旭多了一些有利条件。虽然回收的规模小，因为少了中间环节，直销厂家，月收入由原来的几百元上升到几千元。
一年以后，王旭摸索出经验，将收购的规模扩大，逐渐将捡垃圾的人组织起来，每50人为一个“舵”，分门别类成立小组，如金属组、塑料组、玻璃组等。他建立了废品回收站，成了真正的垃圾头。
1996年，王旭抽出时间外出进行环保行业的考查，在外考察期间，他有幸接触了许多华侨企业家，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在起步之初都曾捡过垃圾后来才选择从事环保产业。
他最敬佩的是垃圾回收行业的顶级人物吴招治。1996年她在台湾成立了第二资源回收物运销合作社，所收废品包罗万象，除一般常见品，甚至还包括被家庭淘汰的大小家电及汽车、摩托车。合作社有专职人员200多人，收集站100多个，十几万人投入回收行业。
1998年她的公司营业收入逾1亿美元，她本人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地球英雄”，她的合作社被称为“地下环保署”。这一次考查对王旭有很大的启发，回到长沙后，王旭就开始了行动。
今年37岁的王旭跟垃圾打交道已有整整20年，他已经成了长沙市家喻户晓的“垃圾大王”。
（引自2000年第11期《恋爱婚姻家庭》文/林娅）
想必刘亦婷看完这篇文章后也会感到惊诧莫明，拣垃圾竟然是挣钱的捷径？“垃圾虫”里还有千万富翁？还有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地球英雄”的亿万富豪？
看到这里，也许一些读者会问，为什么刘亦婷经过一周的苦读后会得出这样荒谬的结论？进而写出这样幼稚可笑的文章呢？
我认为，这完全是“想当然”的结果。她在有了疑问之后根本就不做任何调查研究。即使就在这些“垃圾虫”身边经过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可以放下身段，走到这些“垃圾虫”跟前，采访一下这些人究竟为什么会去拣垃圾，是没有其他营生可做还是想找挣钱的捷径。
刘亦婷没有这样做。她的自称有着先进教育理念的父亲也忘记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只是递给她一本书，让她去按图索骥。
而且，就算不想去做实地调查，刘亦婷总可以找一些报道垃圾虫的文章读一读吧。然而，她又没有这样做。试想，在这样典型的想当然思维下，刘亦婷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吗？我相信，如果经过实地采访，刘亦婷写出来的文章一定会更生动、更深刻、更有真情实感。
哈佛毕业：“想当然”本色不改
进了哈佛之后的刘亦婷会怎样呢？会不会就此改掉想当然的思维习惯，而变得富有科学精神呢？当我读过《刘亦婷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一书，我完全失望了。我注意到，在这本书第一部分不长的篇幅内，刘亦婷“想当然”的痼疾仍然没有改正多少。
还有不少同学也是来自“哈佛世家”，他们都为家有“哈佛人”而自豪。我也有理由感到自豪。因为我没有特殊背景，全靠中国的父母、学校培养教育和我自身的努力，同样被哈佛录取了，而且被选进了“马萨诸塞楼”———此楼虽古老，里面的生活设施却现代着呢。
（引自《刘亦婷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第20页）
这段说法是一种典型的“想当然”的思考方式。在谈到如何进入哈佛的时候，只归纳了一些自己主观上的“努力”，而忽略了一些客观因素，其实，跟这些“哈佛世家”有异曲同工之处，刘亦婷进入哈佛也主要靠了“拉瑞的推荐”、哈佛招生政策、当时国人信息闭塞等客观因素的帮助。正面这段话更加典型的反映了刘亦婷“想当然”的思维习惯。
有些读者希望我将中国的大学和美国的大学做一番对比。可惜我没有上过中国的大学，也没上过美国的其他大学（美国的大学差异很大），很难做此比较。但有4点不同我感觉较为明显，说出来供读者参考。
（引自《刘亦婷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第55页）
“想当然”如果成为习惯会怎样？那就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都会做出来。比如，虽然刘亦婷知道自己“没有上过中国的大学，也没上过美国的其他大学”，但仍然不妨碍她讨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题———“中美大学的区别“。
当然，既然是“想当然”思维下的产物，难免会漏洞百出。比如，刘亦婷认为中美大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美国本科生不盲目追求高学历。然后又说，美国人没有这种在中国十分普遍的观念：“好学生就该硕士博士一直读下去”。
我在中国读了四年大学，跟无数中国大学生打过交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学生中有这种“十分普遍的观念”。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