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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朱棣之所以修纂《永乐大典》，是要事事向老爹朱元璋看齐（包括修书的内容和方式），加强自身合法性，归根结底还是心虚所致。
而不管是这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都可以说，朱棣修纂《永乐大典》的目的不纯——《永乐大典》的诞生，只不过是朱棣为了掩饰他篡位的事实，用一些其它功绩来掩饰朱棣自己的心虚而已。
所以，如果按照这些人的说法，《永乐大典》的价值，其实并不是很大，只不过是一个帝王粗制滥造的政治工具罢了。
姑且不论说这种话的人都是些甚么目的。
但这其中的确有几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第一、修纂《永乐大典》时并没有像修《四库全书》时那样一次次的批阅、改进，有粗制滥造的嫌疑。
第二、《永乐大典》并没有像《四库全书》一样手抄了七部（加上原稿，共八部），然后分地藏之。
第三、《永乐大典》修成了以后，不让人看，普通读书人，乃至朝中大臣，永远都只能闻有其书，却不能见其内容，这也让《永乐大典》失去了其最大的价值。
第四、朱棣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下令毁掉了所有书籍的原版本，令很多文化成为绝响。
最为让人遗憾的是，到了后世，《永乐大典》遗失了绝大部份，只剩百分之四。
这是人类永远无法弥补的文明上的巨大损失。
那……是不是说，《四库全书》就要强过《永乐大典》？
屁！
乾隆修《四库全书》是比朱棣修《永乐大典》用心，而且还弄出来了八部之多，甚至大多传于后世。
可这些根本掩饰不了一些更恶劣的事实。
这个更恶劣的事实就是，在编修《四库全书》期间，清朝廷大兴文字狱。
如乾隆三十九年，乾隆借口屈大均的诗词文章中有悖逆语，遂禁止将他的著作编入《四库全书》，还刨毁了屈大均的坟墓。
而所谓的“悖逆语”大体上存在三种情况：
一是明末清初的学者在他们的诗文中表达一定的反对满族统治的情绪；
二是有思念明朝的文句；
三是在行文作诗时不避清朝的讳，如皇、玄、烨、胤等字不能随便用，不能避开时需采用缺笔或加笔的方法。
其实，更多的情况是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捕风捉影和牵强附会。
如周亮工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诗句，本来只是一种偶感：在夏日读书时，从窗中吹来的风把正在读的书翻乱了。
可清朝最高统治者却以为在讥讽满族人不识字，进而处置了周亮工，何其冤也！
而每一次文字狱，都有大量珍贵的典籍遗失。
乾隆上谕：“第其中有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例。节经各督抚呈进，并敕馆臣详晰检阅，朕复于进到时亲加披览，觉有不可不为区别甄核者，如钱谦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复身事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则又循迹缁流，均以不能死节，靦颜苟活，乃托名胜国，妄肆狂狺。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以励臣节，而正人心。”
理由虽然说得冠冕堂皇，但是本质上就是，出于维护清朝的统治以及维护他乾隆爷至高无上的尊严，他乾隆爷要毁书。
而且，说毁就毁，并且不是按本毁，而是按种毁，完全不想他修《四库全书》的初衷。
据《咫进斋丛书》所载的书目：
被清朝廷毁的古籍约有二千余种。
甚至连明末清初的一些石刻，如触犯者，也要磨毁，被毁石碑和摩崖石刻，山东有七种，山西有十四种，
为了使这一文化专制政策落到实处，乾隆和其亲近的大臣甚至开列了《禁毁书目》——四库馆臣在完成了全书的编纂以后，还开列过《四库全书未收书目》。
跟乾隆一比，在编修《永乐大典》的过程没有出现过一起禁书、毁书的文字狱，对选录的图书没有做任何有意的篡改，连需要的参考书籍也基本上是由朝廷出资收购，而没有以权力威逼利诱藏书家们自愿捐献的朱棣，不知要强出多少倍。
而纵观《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其最终结果都是，为人类留下遗憾，让人类遗失文明。
李衍没有朱棣得位不正的顾虑，又是根正苗红的汉人，不用像乾隆一样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更为关键的是，李衍是开国皇帝，甚至有可能是千古一帝，所以，李衍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换而言之，李衍没有朱棣和乾隆那样的政治目的，他就是纯粹想保住人类的文明，保住人类的文化。
说实话，在此之前，李衍其实没太将这当成是一个大事——在后世，一个人只要有一部电脑甚至是只需一部手机就可以写书，修纂一部书而已，多大点事啊，哪怕修纂的是一部旷世大典。
而李清照，是千古第一才女，自幼颖悟绝人，文章雅劲奇古，诗豪宕丰赡，书法小楷精绝，就很适合整理修纂这部大典。
所以，李衍很随意的就将此事交给李清照去办了。
却不想，在李衍眼中没多大的事，却被文人当成了天大的事，还想逼李衍换人。
咋的？
你们想让朕换人，朕这个皇帝就必须换人呗？
这个天下让你们这些文人说得算呗？
你们是不是忘了北宋是怎么亡的？
还不就是皇帝没有主见造成的。
所以，别说李清照能胜任修纂大典之职，就是李清照不能胜任修纂大典之职，在这种情况下，李衍也绝不能换人，否则，他这个皇帝以后说话还不跟放屁一般？
换而言之，哪怕这件事真是李衍做错了，但为了维护李衍自己的威严，李衍也必须将这错误进行到底。
因此，就在文人等待李衍收回成命的时候，李衍突然下令：
将原蔡京府画出来，作为修纂旷世大典的处所。
由李清照任总监修。
由李衍钦点的十位高官和一百名当世大儒任监修、总裁——十位高官，也皆是当世名儒，包括陈公辅、李光、胡铨。一百名当世大儒，皆是当世首屈一指的大儒，各个闻名于世。
新科进士，与当世布衣名儒，出任纂修，人数不设上限，皆由总监修李清照定。
暂拨一千名太学生听用——表现凸出者，升赏官职。
责令各地官员平价购买市面上流通的书籍。
借天下之书——肯借者，实报其往返路费，并给于高额的补助，另将其大名记载于大典之上，随大典流传万世，立功大者（比如借的书多，比如借的书珍贵），酌情升赏，一经抄录完，立即将典籍原物奉还。
有书不肯者，也会将其名记载于大典之上，随大典遗臭万年，并且，其家族所有人员（九族），朝廷永不录用，“你手上有孤本不肯借给朝廷抄录？行，那你就留着，不过，我会让后人知道：那孤本在你手上，如果你弄丢了，那你就承担后人无尽的谩骂吧。而且，你和你的家人永远别想在我大中当官了。”
修纂大典一部，抄录九部。
书成之后，允许天下之人借阅和印售。
立即着手修纂旷世大典！
……
李衍的这个命令一出，文人又是大哗！
他们不闹还好，一闹，李衍反倒直接任命李清照为总监修了，并且立即着手修纂这部旷世大典了。
而且，很多闹事大儒的名字，竟然也在征召的名单之上。
更让这些大儒愤怒和惧怕的是，没过多久，锦衣卫就来“请”他们前去修纂大典了。
这件事无疑让李衍在文人中的名声下降了不少。
可李衍根本不在乎。
笑话！
李衍都不怕自己所做的一切被如实写进史书当中了，难道还怕当世的文人说几句吗？
而且，数千年的经验告诉李衍，跟文人办事，就不能商量，那话怎么说来着，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跟文人办事，就得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如果这样事还办不成，那就让胡萝卜再甜点、大棒再粗点，准能成。
换而言之，李衍其实还是原来的那个李衍——做事，目的性极强，为了成事，甚至可以不择手段的李衍。
当然，最关键的是，李衍有这么干的底气。
现如今，李衍已经尽收赵宋原来被金人所占的领土，而且，中军还收复了平州，正准备全面收复燕云，逼得南宋派遣使节前来乞降，逼得西夏派遣使节前来大中交好，甚至逼得金人都请求跟大中坐下来谈谈，大中如今所拥有的领土已经超过北宋，并且形势大好，有望赶超汉唐。
在这种形势之下，这些许小事怎么可能影响到李衍的统治？
而李衍正好还可以借此机会敲打敲打那些被赵宋惯得没边了的文人。
所以，于情于理，李衍都得力挺李清照到底。
……
……
PS：这章是二合一的大章，所以今天就这一章。/12_12048/
第七百四十五章 西夏使团（求订阅！）（）
…
在天下文人都反对的情况下，李衍还力挺李清照，让李清照极为感动，进而暗暗发誓一定要帮李衍修纂成这部旷世大典。
另外，在李衍的建议下，李清照还在汴梁城里建了史上第一座图书馆。
此图书馆的具体位置就在，景龙门内以东，封丘门内以西，东华门内以北，景龙江以南，也就是艮岳寿山边上。
说起艮岳寿山，不禁有些让人感到可惜。
甭管因为甚么建的艮岳，它毕竟已经建成了，成了一座如诗如画的园林，成了人类创造的一个奇迹，成了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赵佶当皇帝的能力不行，但他在艺术上的造诣却是不容怀疑的。
上一世，金兵南下时，部分正向东京发运的太湖石遗弃途中，成为后世江南园林中的珍贵景观——上海豫园“玉玲珑”，高四米，宽三米，细巧秀润，有七十二个天然孔穴，若以一炉香置于石底，便会孔孔出烟。苏州留园中有一冠云峰，高五点六米，以秀挺剔透见长。苏州环秀山庄、网师园、南京瞻园有名的太湖石。这些均为“花石纲”遗物。
上一世，金兵攻陷东京汴梁城之后，将艮岳的一批秀石不远千里运往燕京，后来堆放于北京的中山公园、北海等地，中南海瀛岛上也有用艮岳遗石堆砌的假山。
这些仅仅得了艮岳寿山点点滴滴的遗留，就成为人们叹为观止的存在。
因此，赵佶亲自设计监工的艮岳寿山如果能够得以保留，到了后世，它必定是一个名胜奇迹，能为汴梁城带来无法估量的旅游收入。
只可惜——
当初金人第一次南下攻打汴梁城时，赵桓命人取艮岳寿山的山禽水鸟十余万，尽投之汴河，听其所之，拆屋为薪，凿石为炮，伐竹为篦篱，又取大鹿数千头，悉杀之以啖卫士云。
在赵桓的那个命令之下，艮岳寿山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难以复原的破坏。
李衍入主汴梁城之后，对赵桓这一暴殄天物的行为嗤之以鼻，他让人将那些原来被人当成炮石的太湖石捡回来，将伐掉的竹子再种上，恢复了艮岳寿山的一些原貌。
不过——
李衍这么做，并不是想像赵佶一样，自己享受这艮岳寿山——这么做之前，李衍就昭告天下，艮岳寿山修复了之后，除去连在皇宫的一段以外，其它地区全都对外开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主题公园，所得收入，一则用于艮岳寿山的维护，二则用于发展教育，兴建学堂。
而史上第一座图书馆也建在艮岳边上。
这让那些文人墨客可以一边读书、一边享受这大好景色。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目的——这样一来，也能让艮岳更好的创收，要知道，这个时代的文人墨客，可都是有钱人，他们绝对愿意为了这诗情画意一掷千金。
大典修纂，必将是一个很长久之事。
《永乐大典》的修纂，前后一共历时了五年。
《四库全书》的修纂，前后一共历时了七年。
而李衍要修纂的这部大典，指定要强于《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所以修纂的时间也一定要长于修纂《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历时有可能要长过十年。
李衍要搞的不是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而是想干点实实在在的事。
因此，李衍不想白白浪费这十几年时间。
所以，李衍给李清照出了这图书馆的主意，让李清照将编纂好的大典分批放入图书馆以供天下人观看学习，另外，将他们所用文献，也就是他们抄录的天下之书，一并放进图书馆，以供天下人观看学习。
这样做其实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让天下人监督李清照他们修纂的大典，有错误也可以及时改正。
后来，天下大定，李衍将天下画成了九个大州，设置了九京，在每个京都建了这么一个图书馆，不过这是很久以后的后话了。
现如今，历时了十七年的大典运动，才刚刚开始。
就在这个当口，西夏的使团来到了汴梁城。
西夏原来并不是一个独立国家，而是党项族拓跋部在很早以前建立起来的一个附属于汉人王朝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
关于党项族拓跋部的族属问题，一直存有争议。
有人说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原居吐蕃高原，后来内迁到陕北，他们以姓氏为部落名称，以部落为划分单位，拓跋部是党项八部中最强盛的一个。
还有人说他们是鲜卑族后裔，因为鲜卑族里也有一个拓跋部，五胡十六国时的北魏就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也自称是北魏拓跋部后代。
甚至还有人大胆猜测，党项族拓跋部的上层贵族可能是鲜卑拓跋部后裔，而底层群众则有可能是羌族拓跋部后裔。
唐朝时，唐朝廷就已开始在党项族集聚区设立行政机构，任命有威望的部落酋长为州刺史，实行羁縻统治。
唐末黄巢起义时，党项族宥州（后世内蒙古鄂托克旗）刺史拓跋思恭出兵抗击起义军，一度收复长安，立下战功。
于是，唐僖宗封拓跋思恭为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节度使，赐号定难军，后又封为夏国公，赐姓李。
从那以后，党项族拓跋部首领便世代姓李，形成一个以夏州为中心，拥有银、夏、绥、宥四州地区的陕北藩镇政权。
宋王朝建立后，夏州节度使李彝殷向宋王朝称臣，宋朝对其继续实行羁縻统治。
所谓羁縻统治就是笼络控制的意思，这是唐宋时期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统治政策——朝廷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单位，任用其酋长或首领担任地方官吏，允许世袭，保持其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除了在政治上隶属朝廷按时朝贡外，其他事务均自行管理，中央政府一般并不干涉。
这项政策，说起来并不太好听，但实际上对于巩固国家政权、稳定社会秩序、促进民族交流与发展，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唐朝地域辽阔，名下的羁縻州比宋朝多很多。
而宋朝的羁縻州，主要集中在南方尤其是西南边远少数民族地区。
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夏州李氏宗族出现内乱。
赵匡义认为这是一个消除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