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逐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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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逐鹿传- 第2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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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黩武,好战必亡!”

    完颜宗翰笑了笑,道:“大辽天祚,内政不修,外侮邻国,畋猎不时,女色无厌,耽酒嗜音。我家大圣皇帝知其必亡,躬行天讨,以顺伐逆。大辽社稷变邱墟,是天祚自取其果,何云我家无德?

    尔家国主,屡次遣使海上,与我家结盟,可又屡次败盟。太祖武元皇帝存大体,不欲出师问罪。后赵良嗣、马扩等来,我家皇帝责其败盟,乃不遣使,本不欲通和。良嗣等再三请求,乞依旧好。大圣皇帝才降旨说:当初,南朝失信,两朝已断绝矣。只因有南朝皇帝御笔亲书在,故愿重归和好。

    然而,你家却派詹度使人招我家知平州张觉,加其节钺,使其世袭平州,又将不系交割民户招诱南去,还诱天祚去你家。

    自古败盟之君,有如此者乎?

    去年冬,我家皇帝遣二太子郎君与我等,分兵问罪。天兵抵达汴京,你家君臣哀鸣请和,请割三镇二十州以赎罪。太子矜怜,从其所请,遂乃班师。然而誓墨未干,盟言又变,三镇不还,以兵袭我。又使萧仲恭策反耶律余睹复辽。自古违盟,不克享国。今再奉敕命,复行吊伐。汝宜自新,吾当用汝。”

    张孝纯说:“朝廷之事,我未尝预闻,唯受命帅此一方。世受国恩,焉敢背弃?我闻不战屈人之兵为上,尔数次攻城,未尝得志,今因我兵饥乏,故城为尔所得,又况攻城为下策,何足道哉!孝纯唯有一死,以报朝廷,勿复多言。”

    说完这话后,张孝纯便闭目等死。

    完颜宗翰见张孝纯不配合,面色不悦。

    几名金兵冲上去将张孝纯及其儿子张浃提起来,又扑通一下扔在地上。

    完颜宗翰威胁说:“顺我,则可以生。不然,吾将以万种之刑,来惩罚你们父子。”

    张浃大声说:“我不负朝廷,宁愿受惩罚!”

    张浃极力反抗,不肯屈服。

    此时,张孝纯和张浃父子二人都抱着必死之心。

    完颜宗翰杀气腾腾地说:“你父子不畏死,那就先取其余官员来,杀给你们看看。”

    金兵于是将统制高子祐、统领李宗颜、转运副使韩总、转运判官王毖、提举官单孝忠、廉访使狄充、通判方笈、张叔达等三十余人带来,皆当场杀害。

    张孝纯父子脸色不变,毫不惧怕。

    完颜宗翰其实并不打算杀张孝纯,想让其为己所用,因此他转头吩咐高庆裔:“押下去,勿令自尽。”

    张孝纯被俘后一度绝食,想一死了之。

    后来在身边人的劝说下,才开始喝点粥食。

    完颜宗翰见一时半会儿不能降服张孝纯父子,便派人将他们押赴云中。

    张孝纯在太原城被围之初,曾动摇过,想要投降自保。

    后来,又不能坚死志。

    历史如果不发生改变,张孝纯还将任伪齐宰相。

    在这其间,张孝纯又多为宋国谋划,秘密给宋国送情报。

    后来,张孝纯回到南宋,自感羞愧,忧郁中病死了。

    总结,张孝纯虽非忠贞死臣,但也不失为是一个忠国良臣,强过太多太多同期之宋臣。

    从太原被围到失陷,这长达八个多月的时间里,宋国先后组织了三次救援太原之军事行动,出动了数十万大军,其中包括姚古、种师中等名将率领的精锐西军,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

    何哉?

    皇帝昏庸,朝廷之令不严,将帅纪律不一,大臣战和不定,使然。

    悲乎哀哉!

    ……

第六百零二章 十不管(求订阅!)() 


    “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

    这是东京汴梁城目前最流行的《十不管》,表现了东京百姓对朝廷的失望。

    而这失望,主要是冲目前的宰执徐处仁和吴敏。

    徐处仁在担任太宰之前,曾在北京大名府担任留守,社会声望很高。

    太学生与京城百姓都认为徐处仁比较老成,性格刚廉,又富有政治经验,若让他出任宰相辅佐年轻的赵桓,肯定能有所作为。

    徐处仁从三月初担任太宰,到八月初,正好五个月。

    这五个月,正是宋国多事之时,也正是宋国扭转危局的关键时期。

    各地符檄如雪片般飞来,急需朝廷做出英明的决断。

    可是,诸多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等问题,弄得徐处仁有些头晕。

    徐处仁虽然有从政的经验,但他却缺乏处理国家危难所需要的政治远见与睿智——他对一系列问题的处置,要么不及时,要么出现重大的失误。

    比如,为防金人秋天再次入侵,种师道建议集中诸道兵力屯驻在河阳一带,守住黄河防线,但徐处仁不予采纳,他认为金人既然已撤,岂能复来?不宜先自扰以示弱。

    其政治眼光之短浅,政治洞察力之暗弱,由此可见一斑。

    徐处仁出任宰相,是吴敏向赵桓推荐的。

    吴敏觉得他自己年轻,资历较浅,担心不能控制朝廷目前多灾多难的局面,于是广招贤能,大造声势。

    徐处仁初到朝廷时,与吴敏、李纲政见比较一致,大家合作还算顺利。

    但后来徐处仁和吴敏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吴敏年轻气盛,处理政事经验很不足,当办事人员将各种军政文牒呈报给他请他做出批示时,他竟茫茫然不知如何裁处,只是说“依旧例可也。”

    徐处仁很看不惯,吴敏无能又喜欢揽权,加上吴敏从之前的主战变成主和,被徐处仁视为叛徒,因此,两人开始明争暗斗。

    慢慢的,徐处仁与吴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糟糕,每次开会议事,二人都互相诋訾,互相拆台。

    吴敏曾向吏部推荐了几名官员,其中有他自己的亲戚。

    徐处仁审查名单时,毫不客气地将吴敏亲戚的名字一笔勾掉。

    吴敏气冲冲地来到东府(即都堂),找徐处仁商量名单之事。

    可二人交谈了没几句,就激烈争论起来。

    当时,徐处仁正拿着毛笔起草文件。

    一怒之下,徐处仁将毛笔猛地朝吴敏扔了过去,正中吴敏面额,以至于吴敏唇鼻皆黑。

    这件事很快便传遍朝廷内外,影响很坏。

    唐恪、耿南仲、聂山早就想将徐处仁和吴敏赶下台,由他们取而代之。

    因此,他们立即抓住这件事不放,趁机指使御史中丞李回上奏弹劾徐处仁与吴敏。

    李回上奏说

    “太宰徐处仁,当初因蔡京推荐而得到重用。自金人退师,陛下以其有治理地方的才能,提拔为太宰。然而,其器局凡陋,不识大体,智识滞暗,不通时变,完全不能领导百官。少宰吴敏,其实是蔡京死党。其在相位,悉效蔡京,意在专权固宠。徐处仁与吴敏不和,致使天下之事日渐坏缺。现今,金人猖獗,重兵压境,河东之役师老粮匮,天下之忧日甚一日。徐处仁与吴敏,误国负恩,罪在不赦。伏望陛下亟罢二奸,别图任用。”

    徐处仁和吴敏主政的这几个月,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宋国朝廷本应抓住时机,从总体上进行战略部署,积极做好应对金人再次南下入侵的各项准备,并做好各种预案,包括皇上适时撤出京城的预案。

    然而,徐处仁和吴敏对边防之急,重视不够,措置无方,白白浪费了大好时机。

    吴敏还上奏建议读书人都要增加一门《春秋》课程,又说王安石《三经新义》都是邪说,等等,皆非当时之先务。

    另外,通过萧仲恭策反耶律余睹这个馊主意,也是徐处仁和吴敏给赵桓出的。

    作为宰相,徐处仁与吴敏的确都不称职,至少,以他们之才,当不了这个混乱时期的大宋的宰执,他们开不好这艘快沉了的大船。

    很快,搬到了徐处仁和吴敏的唐恪、耿南仲、聂山等人掌权了——唐恪升为少宰,因为没有太宰(在金营里当人质的张邦昌是挂名的太宰),唐恪就属于是宰相。聂山同知枢密院事。耿南仲为尚书左丞。

    新任宰相唐恪,是哲宗绍圣元年进士,历任县尉、知府、转运判官等地方官职。

    他是从基层干起,逐步被提拔到中央朝廷的。

    宣和元年五月,东京城遭暴水淹没,情况十分危急,时任户部侍郎的唐恪临危受命治水。

    有人建议决南堤,以纾解宫城之水患。

    唐恪反对这种害民之举,他说“水涨堤坏,淹没居民,此无可奈何,今决而浸之,是鱼鳖吾民也。”

    唐恪不顾个人安危,乘坐小舟,现场勘察暴水实情,以求因势利导。

    最后决金堤,将暴水注之黄河。

    不到半月,京城水退,赵佶对唐恪大为称赞“宗庙社稷获安,卿之力也。”

    此次治水,显示出唐恪具有一定的解决危机事件的魄力与能力。

    金军第一次兵临东京时,唐恪在杭州任知州。

    李邦彦举荐他回京,任同知枢密院事,希望他能参与军事决策。

    他回京后,赵桓决定重用,直接任命他为中书侍郎。

    当时,大臣们都热衷于讨论宣和年间政事,致力于揭批“六贼”,希望改革时弊,拨乱反正。

    唐恪对此不以为然,他对赵桓说“改革时弊应逐渐进行,今日边事甚急,应先讨论边事。言者不顾大体,纠缠于从前之事,以快一时之愤,岂不伤太上道君之心哉?蔡京、蔡攸、王黼、童贯之徒,既已贬斥在外,姑且可已矣。他日边事既定,然后告知道君,请下一诏书,与天下共弃之,其谁曰不可?”

    可以说,唐恪这时看得还是很准确的。

    赵桓也觉得唐恪很有见识,于是,在免去徐处仁、吴敏宰相后,拜唐恪为少宰。

    赵桓对唐恪寄予厚望,期望他能像当年治水那样勇于负责,敢于担当,挽救时局。

    朝廷于是组成了以唐恪为宰相的新班子,班子其他成员为何栗任中书侍郎、耿南仲为尚书左丞、陈过庭为尚书右丞、李纲知枢密院事(仅挂名而已)、聂昌(赵桓给聂山改的名)同知枢密院事。

    以唐恪为宰相的新班子,对此时局势的判断与对策仍然分歧很大,仍然争论不休。

    聂昌刚上任时反对割地议和,对战胜金人很有信心,赵桓于是命聂昌全面负责军事工作,并可便宜行事。然而时间不长,聂昌见河东官军屡战屡败,于是改变看法,转而赞同议和。

    深得赵桓信任的耿南仲,自始至终力主议和。他主张效仿澶渊之役的办法,以三镇赋税来赎三镇土地,以换取两国和平。如果金人不同意,则必须忍痛割地求和。在他看来,战则必亡。

    以扳倒王黼而闻名于朝野的何栗,则坚决反对割地求和,他说“三镇,国之根本,奈何一旦弃之?况金人变诈罔测,安能保其必信?割亦来,不割亦来!”

    唐恪审时度势之后,最终也选择了议和。

    而赵桓则还是老样子,战和不定,一会战,一会和。

    在这个危急时刻,宋国上下竟然还无法形成统一,如此一来,搞得整个宋国更加乱七八糟。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就算有心做事,也难以做事。

    就以李纲为例。

    李纲被吴敏等人排挤出朝廷之后,本欲练支精兵与金军决战。

    可朝廷隔过李纲直接指挥各军将领让他们出战,然后战败,令李纲心灰意冷!

    李纲消极地滞留在怀州,按兵不动,每天与幕僚邹柄、张牧高谈阔论。

    诸将若要向李纲汇报事情,需先请示邹柄和张牧。

    将士们因此对李纲颇有怨言。

    后来,吴敏被罢免,朝廷中的人都说,吴敏是蔡氏党羽,是蔡攸安插在朝廷的心腹。

    这让李纲无法接受。

    李纲认为,这一定是唐恪、耿南仲、聂昌这帮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蒙骗了赵桓。

    同时,李纲也忽然产生了一种不详的预感,他觉得不久之后,自己也很可能步吴敏的后尘。

    因此,早已经意兴阑珊了的李纲,去意已定。

    李纲在朝廷时,就不仅与唐恪、耿南仲、聂昌等宰执大臣道不相同,而且在许多方面他们都格格不入。

    所以,与其被勒令罢官,还不如自己主动辞官。

    然而,对于李纲的请辞,赵桓皆不批。

    李纲并不死心,他连续上奏,反复诉说自己才力不能胜任,还说自己最近得了一种昏愦之病,若不罢职,肯定会耽误国事。

    李纲在奏章中还特别提及赵桓的榻前之语。

    当初,李纲本不想当河东宣抚使领兵去救援太原,因为他觉得自己不知兵,胜任不了这个职务。

    可赵桓非让李纲当,非让李纲去,而当时从主战派倒向主和派的吴敏也想将主战的李纲踢出朝廷。

    所以,李纲在不情愿之下,接受了河东宣抚使之职。

    不过临离京之前,李纲和赵桓有个约定。

    赵桓为让李纲出任河东宣抚使,领兵前去解围太原,曾将李纲招至榻前,向李纲承诺“卿替朕巡视完边防,就可回朝。”

    李纲则请求说“万一朝廷决议不坚定,则臣应请求去职,陛下应明察臣之忠心,以保持君臣之情义。”

    现在,朝廷对金国外交方针已由抗战又转变为议和。

    当初李纲所担心的“决议不坚定”之情况,已经出现。

    赵桓理亏,只好答应李纲的请求,命种师道以同知枢密院事身份巡边,前去怀阳,与李纲交割宣抚司职事,同时,命李纲回京赴阙,并让他沿黄河岸边巡视防守之准备情况。

    李纲接到诏令后便离开怀阳,启程回京。

    可李纲刚走到封邱(后世河南封丘),忽然得到尚书省劄子,说皇上有旨,任命他为观文殿学士、知扬州,令他不必回京,可直接前往扬州赴任。

    赵桓突然改变主意不让李纲回京,是有原因的。

    因为目前的大宋已经乱成一团,而且政令、指责混乱,以至于,太原城都丢了一个来月,赵桓才知道消息。

    赵桓认为,这是李纲救援不利造成的,而且李纲还不及时上报。

    墙倒众人推,加上李纲一系又都倒台,再加上屡战失利,战已经不太现实了,所以,开始有人弹劾主战的李纲。

    中书舍人刘珏说李纲,轻脱寡谋,强执自任,前后败师覆将非一,数有败衄,以致士气益沮丧,金人益嚣张,且耗财疲民,难道可不加黜责以示惩戒乎?

    如果说刘珏说得还有那么一点点道理,那么另一个大臣所奏,则显然是歪曲事实另有图谋。

    那个大臣在奏疏中历数李纲十大罪状,直接掀起了一场揭批李纲的浪潮。

    简单一点说,那人指责李纲,无才,是蔡门党羽,贪功让姚平仲出战,鼓动太学生上书逼宫,担任守御使时滥赏,包庇蔡攸,为蔡京抱打不平,排斥同僚,以蜡书付金使妄结耶律余睹,抗命不去担任宣抚使,救援太原不利。

    那人所说的事,不少都是赵桓所主张的,有些甚至跟李纲一点关系都没有,结果全都扣到李纲头上。

    赵桓对此其实很清楚,可他还是下旨免去李纲知扬州一职,令其前往杭州,以观文殿学士身份提举杭州洞霄宫。

    可宋国的那些大臣们还不满意,继续揭批李纲。

    实话实说,对李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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