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婷与校方作了详细的交谈。从交谈的情况看，这个学校崇尚小班教学，并把英语教学作为他们的突破口，与国外多家大学有教学交流，学生可以出国培训乃至深造。此外，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是在市内，每个星期往返方便。但是，这家学校，除了教学设施等硬件完成了规模建设外，师资水平、学生入学规模、教学质量都还是一个未知数。
可以这样说：如果将两间学校做比较，这家的缺点，就是那家的优点，反之亦然。
在夏天的同事中，两间学校都有他们的子女在读。徐东海把自己刚读小学三年级的儿子送到了新安高级学校学习，每个星期接他回来与父母亲团聚一回。在夏天征求徐东海的意见时，徐东海说：“教学质量还说得过去，就是太远了一点。”
夏天问道：“你小孩那么小，能独立生活吗？”
徐东海说：“他们有生活老师，一层楼一个，管理了不少人。如果要让生活老师特别关注的话，要找他聊，红包还是要给的。”
夏天说：“这也有点问题，啊？”
而李国兰的儿子则在亚太学校上一年级，夏天找她了解情况的时候，她说：“我儿子是从幼儿园转到那里的幼儿班的，算是这个学校的第一批学生。读了两年了，那里的老师很负责任。学校每个星期六把我小孩送到体育馆，我去那里带回来；星期天下午则由家长把小孩送到体育馆由校车接走，挺方便的。”
夏天问：“你小孩惯吗？”
李国兰说：“有什么不惯？学校有吃的、有玩的、有朋友，到了星期天下午吵着要上学呢！”
夏天笑着说：“看来，你家要出博士了！”
“那也未必。”李国兰谦虚地说。
时间飞快的过着，转眼到了八月底，夏天一家将要确定要不要到桂园中学为夏宇注册的问题了。
晚上，一家人吃过晚饭，商量起夏宇究竟读哪间学校。
樊婷决意要把夏宇送到贵族学校去学习，认为花大一点的成本在小孩身上值得。但是，夏天的看法是：不见得花了钱，小孩就成才了，有的时候事与愿违，那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买卖，得不偿失。
夏天说：“国家恢复高考后，你看到了：那么多山沟里出来的大学生，他们为什么能考出来？华罗庚没有读大学，但他要当大学的教授，他为什么能成才？还有一个更加经典的故事：建国初期，陈赓大将不是当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吗？当时，国家要从军队里招收一批学生学习大学课程，在部队选派学员的时候，恰恰当时有另一个任务要指派一些人去完成，结果指挥员拿出两张纸对列队士兵宣布名单的时候，一张纸的名单是站在左边的，另一张纸的名单是站在右边的。当中有一个没有文化的战士站错了队，站到了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员的队列里，阴错阳差地成了大学生。最后，这人还不是成了国家军事科学方面的栋梁！所以，一个人成不成才，关键是意志。当然还有天分，会读书的在哪里读都能读出身，也就是说，是金子放在哪里都会发光。反过来说，是牛的话，你就是把它牵到北京去，再牵回来还是牛。”
这时，樊婷不耐烦地说：“你就是不舍得投资，死死捂住自己的钱包！”
夏宇也起哄说：“是啰！十足的钱钻子一个！把一分钱看得比铜锣还大！”
夏天拗不过樊婷娘俩，只能退而求其次，同意到亚太国际学校去报名。
第二天，夏天到储蓄所支出五万元现金，与樊婷、夏宇一起来到亚太国际学校，为夏宇注了册，几天后，又交了学习筹备金18万元。按规定，这笔钱在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会返回给家长的，只是在读期间占用其利息补充学校的支出。这样计算起来，每学年的费用最少是三万多元。
交完这些钱后，夏天在心里想：“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学费才是三元，而这三元也是来之不易呀！当时的三元钱相当于一个国家干部十天的伙食。我当时体谅家里的困难，每到星期六、星期天回到家里，就上山砍柴，晒干之后挑到学校抵交学杂费，根本不用父母动什么心思。如果后代能有我的创业精神和生存能力，才是自己应该高兴的。”
就这样，夏宇成了这间“贵族学校”的初中一年级学生。
一九九七年八月三十日，是夏宇上学的日子，夏天因为单位有事出差在外，夏宇、樊婷就由夏宇的姨父解丰开车送到学校，开始了在读寄宿生涯。
夏天出差回来问了樊婷，樊婷说：“印象还可以，四人一间。但是他们同间的是从山东来的一对双胞胎，他的父亲走后，双双都在房间里哭鼻子，那样子很可怜。”
有人说：世上最牵挂的是母子连心，由此而阐发出母爱伟大和母亲博大情怀的理论。当年，古人孟郊（唐朝）也不知道是触动了哪一根神经，一个大男人竟然儿女情长地为此写了一首诗，起名《游子吟》，声情并茂地描绘了母爱的深厚无比。你别说，现在看起来，还真成了千古绝唱。其诗云：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无独有偶，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樊婷把夏宇送到深圳亚太国际学校住了一个晚上，一颗悬挂着的心始终没有办法放下来。那情景真是：
母亲对儿念，昨夜可掀被？
早上吃饭否？上课去了没？
老公快开车，一起去西丽；
看了心才安，心安慢慢归。
于是，夏天开车载着樊婷迅速往亚太国际学校开去，不到一个小时赶到了学校。夫妇二人找到夏宇的课室，在窗口外边偷偷张望，看到夏宇坐在后排，看他那神情，还是很有信心地听老师作新学期开始前的补课辅导。樊婷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九月六日，是夏宇在亚太读了一个星期回家的日子，他一回到家就说个不停，说：“学校的菜做得可好吃了，家里的千篇一律，难吃死了。”
当问到他在学习上的事时，他说：“我当上了生物课的科代表，当了英语和语文的学习小组长。”看他那神情，对新的环境还是适应的。
第二天傍晚，夏天夫妇送夏宇回校，到了宿舍，看到没有回家的双胞胎兄弟俩，眼睛哭得红红的，免不了安慰一番。这两个小孩子看到有人同情，更是大哭起来，让谁听了都为之动容。
后来，在回家的路上，夏天对樊婷说：“看到他俩哭鼻子的情形又使我想起了读高中住宿的第一个星期六回到家里的事。”
樊婷问：“当时怎么样？”
夏天说：“我当时在学校寄宿读书，心里本来是很舒适的感觉，早上起来做操、早读、吃早饭，一放学就有饭吃。而晚上吃了饭，则马上洗澡、洗衣服，上晚自习，一切十分有规律。一个星期下来，就像现在夏宇的感觉一样，比较满意。但是，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先是小妹妹说了一句：‘哥，你好像瘦了！’然后是大妹妹边看边问：‘是吗？啊，是瘦了！’这时，妈妈很关心地说：‘瘦了，是不是在学校吃不饱？是不是有同学欺负你？’这话一出，我禁不住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竟然‘啊，啊，啊’地大哭起来。”
樊婷说：“你也是，男人有泪不轻弹啊！”
夏天辩解道：“还有一句是：只因未到伤心处。但是，被人一说，尤其是一有人同情，不就伤心了吗！”（未完待续。）
二二二、“要老婆，还是要工作？”（）
上章讲了八月底在夏天家庭、朋友之间发生的一些事。在这章里，同时要讲的是湖贝支行乃至市民银行总行的一些事，也就是老艺人说书时惯用的口头禅：“花分两朵，各表一支。”
话说市民银行准备召开全系统的党委工作会议。
总行党委在研究开会的形式和议程时，确定了有大有小，有分有合的形式。所谓大，将组织全体党员参加一至两场大会；所谓小，就是请会议的代表静下心来讨论市民银行的发展方向等严肃的问题。所谓合，就是代表或全体党员聚在一起开会或讨论；所谓分，就是按照各专业的党员代表或是以支部为单位的党员同志开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立体的会议安排。
在湖贝支行，王显耀、夏天、许爱群三人是党委工作会议的正式代表，而副行长陈作业还不是党员，根据支部分工，正在由王显耀、夏天负责发展培养他。
这天上午，深圳宝安顺鹏工贸公司的的陈大明前来谈他的同乡，也就是深圳老兴梅贸易有限公司的陈雄所借的100万元贷款的处理问题。其实，这两个客户都是夏天在担任特区总公司审计部长期间认识的朋友冯人文介绍来的。
陈大明是有根基的：一个不小的工业城在宝安西乡拔地而起，仅一个月的租金就有数十万元，而负债却是微乎其微。他的问题只有两个：一是现在手头上的现金不多，要一时拿出钱来还款手头上有点紧；二是陈雄的100万元贷款虽然分属于不同的法人，但是，其抵押物是陈大明在罗湖住家的一套房产。这就导致陈大明着急起来。
陈雄从内地来到深圳打工有了第一桶金后，弄了一张香港身份证，然后回到深圳开办了深圳老兴梅贸易有限公司，做起了房地产生意。他在湖贝金融服务社贷款100万元，到期后没有办法还，便不敢出面了。但是，夏天与他虽然可以沾上老乡和朋友的情分，当了解到陈雄在园岭有一套房产，仍然毫不含糊地请法院实施了查封。这样，陈大明和陈雄的父亲才愿意坐下来商量怎么样妥善处理老兴梅贸易公司所借的100万元贷款问题。
陈大明等人首先来到夏天的办公室，大家寒暄过后，开始时比较客气，陈大明商量了几个方案，夏天都不反对。期间，陈大明说：“我不是没有资产，作为本村人，他那100万也不见得我背不起，就是帮他还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问题是现在拿不出钱来，我那工业城还在扩建，还要掏钱。现在就是有人帮着还他的两万元利息，我也愿意负担利息并还他。”
夏天问道：“陈总，你当初拿房地产给他抵押，用了他的贷款吗？”
陈大明回答说：“大家五五分，我承担五十万元。”
夏天已经心中有数。
这时，陈雄的父亲冷不防冒出一句话来：“我在检察院有人，说不好，捅到政法部门去。”
夏天板着脸孔看了这个年近七十的老头子一眼，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情。
陈大明看到后，对老头子说：“陈伯，夏经理是帮助我们的人，你说的检察院那一套，在他身上用不着。况且，你儿子是铁公鸡，做贷款时连一顿饭都不请的。不要说得那么难听。”
这陈老头气咻咻的在一旁不吱声。
后来，夏天问陈大明：“你是否真的想清掉利息，延缓一下房地产评估程序？”
陈大明说：“是啊，是真的。”
夏天说：“那好吧，我以朋友的身份，帮你还那两万多元的欠息。现在去王行长那里，把这事敲定。”
夏天来到行长室，看见信贷员李朝阳带着他的同学正与两个行长洽谈购买被本行查封的贵Z招商（深圳）发展有限公司的房地产事宜，陈作业在修改着双方的《购房协议书》。
夏天还没有谈事，两个行长忙不迭地向夏天解释一番，以免引起误会，夏天表示没有关系。
后来，这老兴梅贸易公司的事就按夏天的意见办。
当天下午，夏天个人拿出25000元，作为陈大明暂借夏天个人的，叫经办信贷员舒光荣拿着这钱把老兴梅公司的利息清了。为了规避风险，该公司的老贷款准备以陈大明的公司贷出新贷款后还掉。
第二天，市民银行的党员参加总行党委工作会议。第一天的议程是全体党员参加大会。全系统200多位党员云集总行会议大厅。首先由罗艺副行长传达市委工作会议精神；接着由黄鹿行长介绍市民银行下半年工作思路；原本还安排了董事长申一枫讲话的，因为他到市里开会没有赶回来，只能作罢。
下午，总行党委请来了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教授，以华为公司为蓝本评价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与会者对教授的演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教授也是精心准备，认真演绎，足足讲了一个下午。演讲结束后，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的会议便由党员代表参加的分组会议，王显耀参加领导组，许爱群参加党群监察组，夏天参加业务组。
话说这个业务组集中了计划、信贷、防损、会计、法律等部门。从总行的指导思想上来说，三句话离不开搞活存量、优化增量的重头戏，其实就是“三清”工作。只要“三清”工作仍是一潭死水，无论是经营班子，还是董事会，还是党务工作就是乏善可陈。因此，在这个大组里，集中了罗艺、吴清、何人友、冯老刀等副行长。而各代表所作的发言也是围绕清收工作而展开的。
前文讲过，夏天这人不到一定要他讲的场合，像这种随机发言的机会，他只会认真地听大家讲话，一般不会主动讲些什么。
在领导做了一番启发式讲话之后，各支行的代表陆续壮着胆子发言，而且越讲越随便，不一会儿就没有什么顾虑了。
防损部的陈山石说：“我看我们行党委要切实关心我们在清收一线的员工，搞清收不要把它看成简单的清收旧贷款本息的劳动，其实是在经济战线与一些不良企业、不良商人，甚至不法分子斗智斗勇的斗争，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的。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原来的古丁力行长的被袭事件，还不见得是跟社会上不法分子的斗争，这事可能是不法分子干的，但主要还是触动了行内一些人的利益，就被人家打了一顿。而现在我们所做的事呢，触动的是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的利益。譬如，发现了躲债户的财产，我们去查封，这就要了他的财，他还不跟你拚命？这样，我们的人身安全就可能有问题了。我们也可能被造谣中伤，也可能被人打，变成残废。我要问的是：如果我们真成了残疾人，总行能给多少钱补偿？”
有人马上说道：“看来为了安全起见，现在就要给大家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福田支行信贷部门的原经理杨乐说：“我也是搞清收的，我最害怕跟法官打交道，但又不能不跟他们打交道，这真的让我很烦。我们跟法官一来二去熟了，连星期天都陪上了，邀我去打麻将。搞得我老婆意见很大，几次与我闹矛盾。现在我的困境是：不打麻将搞不好工作，可能会被行里炒鱿鱼；打了麻将吗，老婆跟我没完，好像也会被她炒鱿鱼。所以，我也要总行党委给我指明方向：是要工作好，还是要老婆好。”
大家听了觉得有点好笑。总行防损部的陈韵开玩笑说：“杨经理，我看你都享福享傻了，这还不好选择！我教你几招：第一，如果你的老婆够温柔，你确实还喜欢这个温柔乡，你就要老婆，如果你老婆能养你，就当个小白脸算啰；第二，如果你担心你老婆养不活你，你就要注意啰，对你老婆不要太投入，拿出一半精力来投入到工作上。来个鱼和熊掌兼得。第三，如果你觉得你老婆把你折腾得够呛，你想喝瓶酸奶，但是买酸奶喝比养奶牛喝奶更合算，我看你也该解放解放自己啰。那就是，宁可要麻将，也不要黄脸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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