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灭亡东汉的第一推手,董卓也是推行掠夺式财政政策的典型代表。攻克了城池之后,他的军队都会将城市的财富洗劫一空。根据以往的经验,更看重货币。他认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到一切。他劫持了皇帝之后,就废除了五铢钱,铸造另一种小钱来流通,希望持有更多数量的铸钱。
在和平时期,这种做法可以直接从民间抽取大量的财富。但在战争时期,由于民间已经抛弃了货币,董卓的做法最终失败。但不管是劫掠钱财,还是铸造更多的铜钱,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军粮。有了军粮,才能招募更多的士兵,才能形成战斗力。但在战乱时期,许多百姓都无法耕种田地,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这时,不管出多高的价格,都无法买到军粮,钱币又有什么用处呢?
董卓被吕布刺死后,部将郭汜、李傕继续作乱。当时的物价已经涨到了一石粟五十万,一石豆麦二十万,大约是和平时期物价的一万倍。由于没有足够的粮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白骨成堆,腐烂的人肉和残缺的尸体处处可见。
以劫掠作为财政支柱向来是暂时的,正是由于董卓、郭汜、李傕等人大肆掠夺西部,导致农民无法种粮,至于曾经繁华的长安城,更是一无所有,连人都看不到,整个关中平原成为一片荒地。随着粮食的枯竭,军队也成了受害者,战斗力下降,最终西北军阀被东部的军阀所消灭,正是这种暴虐的做法促成了他们的败亡。
在东部的中原一带,与曹操争天下的二袁——袁绍和袁术,同样不知道后勤的重要性。在争霸战争进行期间,他们的军费是临时筹措的,也以掠夺为主。彼时中原一带尚分布着大面积的水域,有丰富的水产,可以暂时解决军队的食品供应。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这些水产却无法成为辎重。以致袁绍的军队要靠路边的野枣糊口,而袁术的军队则寻找贝壳充饥。
在军阀混战时期,货币经济也已经停止,中国重新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时代。当战争向着长期化发展时,谁第一个反应过来,从掠夺式财政政策走向可持续的生产式财政政策,谁就会成为受益者。而最早发现战争财政秘密的是曹操。
当所有的人都关注军事,曹操却强调农事。他四下招募流民,把他们安置在许都一带的空田进行耕作,得到了百万石的粮食,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保障。之后又将这个经验四处推广。许昌屯田成功后,他将经验向全国推广,每年粮食产量已经达到了几千万石。
定都邺城后,由于局势的稳定,除了屯田之外,曹操将普通农田的税收加以制度化:普通的耕地要求每亩收租四升,每户每年再缴纳两匹绢、二斤绵,除此之外不得擅自征收。自此,屯田成为惯例,他及此从强大的北方军阀中脱颖而出。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举动,成为他统一北方的关键步骤。
而曹操也最早意识这条规律:战乱时期,最擅长筹措军费的人,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统一北方后,曹氏的魏国已经到了人人谈论发展经济,讨论如何获得更多粮食的地步。在这个阶段,精通各种经营的能臣辈出,经济头脑已经成为谋士必备的素质之一。
在三国的竞争中,曹魏也是最重视粮食生产的一方。为了快速生产粮食,政府招募大量的流民,令其耕种土地,这些人称为屯户。按照当时的规矩,如果屯户自己有牛,种地的粮食就和政府对半分;如果屯户没有牛,由政府提供牛,那么种出来的粮食由屯户分四成,剩下的六成给政府。而政府则保证这些屯户不缴其他的税,也不服兵役。屯户的生活反而比普通的农民还要舒服。
江东在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小,意味着孙吴并不迫切需要屯田;而门阀势力更强大,意味着皇帝的命令无法贯彻得那么彻底,行政效率更低下。但孙吴政权仍然进行了一定的屯田工作。由于曹氏统一了北方,江淮一带成了争霸的主战场,孙吴的财政需求也在增加,故而陆逊上表请求屯田。孙权亲自劳动,鼓励农耕,也获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三国中蜀汉的地盘最小,也有过短暂的屯田。丞相诸葛亮平南蛮,开拓了云南市场;他在四川也大力务农;在陕西境内,也有计划进行屯田,以供征伐,同时姜维在甘肃境内进行了屯田。然而,蜀国的粮食却浪费在了连年的北伐战争之中,这些战争大都没有结果,几乎每一次撤军,都受困于粮食的不足和运粮的困难。且蜀国缺乏应对危机的物质基础,最终蜀汉成为最早灭亡的国家……
赵昺的发家史是从两艘被其引进浅滩的元军战船开始的,其后他又攻取广州和泉州,也可以说是变相的劫掠财政。彼时他甚至对这种来钱快的买卖十分惬意,甚至有一旦在琼州无法立足就转行当海盗,专干这种没有本钱的买卖的念头。
行朝同样如此,失去了大片国土后,财政开支只能依靠逃出时携带的资财和爱国人士的捐献,随着流亡日久也将耗尽,没有了银钱支撑,别说招募新军,吃饭都成问题。也幸亏赵昺醒悟的早,知道仅靠劫掠和捐献是难以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行朝也就是形如流寇,早晚要灭亡的,所以赵昺在继位后一直谋划将行朝迁往琼州。
但是这条路也是走的十分艰难。赵昺十分清楚自己继承了大宋的衣钵,获得了前朝的‘统治权’,却也继承了前朝政权积累下的诸多毛病。虽然只是个流亡政府,可政权内部结构盘根错节,形成了巨大的惯性,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重新设计政治和经济制度,只能在前朝的基础上做些许的改变,政权也就只能是维持式的,而不是革新式的。
赵昺在依靠忠于自己的帅府军和近臣的支持下削弱相权,确立了皇权主导地位后,想到的就是自己要想保持皇权独立的状态,就要控制财权,从而才能进一步左右朝廷的走向。所以他利用陆秀夫急于解决财政困难的心情,半强迫的与其达成协议,获得了盐税的分成和吸引人口进行民屯等经济政策。
与此同时,赵昺又利用事务局的特权,大肆进行走私和海贸聚起了大量的财富。而朝廷获得的财政收入一直处于饿不死也撑不着的状况,必须依靠向内藏库借贷才能维持运转,如此便又借机让总计司参与朝廷的财政,控制了钱物的走向,迫使朝廷不得不与其在政治问题上向他妥协。
当然手中有钱,也让赵昺可以壮大自己的私军——御前护军和事务局,拉拢行朝中的臣僚,掌握了人事权,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让他更加深信财政为王的道理……
第1191章 不败之地()
在收复江南后,形势虽然对赵有利,但是他也明白在政治上自己继承皇位是得予流亡政府的拥戴,而非是正统的皇位传承,且德帝依然活着,所以在有些人的眼中,他的皇位是有瑕疵的。财政上税源随着人口和地盘的扩大,定然会得到缓解,但是在经过蒙元残酷的盘剥后也需要休养生息,因而也并不乐观,更严重的是土地高度的集中化。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这个局面直到现代社会才有所改变,而农业社会财政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和人。如此耕者有其田则是最为理想的社会形态,也是历朝开国者用来收买人心的口号,赵占领江南后自然也希望能够借此获得江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并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可他发现这却不容易。
首先,由于自靖康之变后,大量北方军民因战乱逃亡到江南,许多北方的贵族世家也跑到南方来购买和霸占土地,土地更加成为稀缺资源。这造成了人多地少的现状,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其次是蒙元侵占江南后,权贵们大量掠夺土地,再加上宋朝不抑土地兼并的政策导致田地集中到官僚世家的手中,难以进行土地的再分配。
蒙元占领江南后,只是将此作为自己的钱包和粮仓,并没有实施有效的土地再分配,也就难以改变土地占有结构。而宋朝当时实施优待士人的政策,官员不仅可以比普通人多占几十倍的土地,他们的土地还都是免税的,同时包括他们的亲属,甚至还可以庇护一定数量的佃客和衣食客。
因此许多自耕农为了逃避朝廷的税赋,便将自己的土地挂名在官员名下,甚至将自己的土地白送,充当佃户,进而形成了大量的逃户。如此导致大量的佃户就从依附于国家变成了依附于官僚和世族,他们在国家的户籍上没有登记,也不需要服兵役,只需要向他们依附的世族缴纳粮食。
官僚世族阶层的人数是有限的,但他们却可以拥有众多的“客户”阶层。当“客户”阶层人数一多,纳税的人就会大幅度减少。当佃客越来越多时,政府的税收和兵源就都受到了影响。剩下的土地已经不足以养活整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和军队。
赵占领江南后,首先做的就是清查土地和人口,来作为课税的依据。而当时就有人提出,这么早清查户籍和土地不妥,因为当年秦朝正是因为建立了严密的户籍制度来防范百姓,征收严苛的税,所以百姓才抛弃了他们。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不要建立严密的户籍网络,也不要干扰人民的生活,让他们安乐。只有人民安居乐业,政府才会富足,否则,登记户籍和土地也没有用。
赵知道这些人的意图是想保留自己的特权,并恢复失去的土地权属关系,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利用士人集团来统制整个国家。但他却不是这么想的,皇族在蒙元的镇压下已经是所存无几,导致自己在江南的根基不深,且他不想被士人集团挟制,重新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中,那就必须打破固化的国家结构。
因此在制定财政制度时,赵借口由于江南战乱,土地多次易主,已经难以恢复前朝的土地权属关系。因而在朝廷重建制度的时候,趁机将权力收紧,而他也算是以武力打天下的,决定了行政效率要高,趁清除蒙元势力和汉奸的机会,弹压了诸多地方豪族及世家,没收了大量的土地,为朝廷统一规划土地进行分配打下了基础
为了能够顺利清查人口和土地,赵打破了千百年间以丁授田的惯例,实施按口授田和官民一体纳税的方式分配土地,从而使诸多逃户重新入籍,并脱离官员和世家的控制,重建社会体系。其实这种办法类似于朝三暮四的故事,将女子纳入土地分配的范围,并取消了丁税,看似增加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其实却也增加了税源。
为了稳定人心,让民修养生息,赵又实施了轻税薄赋的政策,使得朝廷的财政收入减少。因而有朝臣提出利用公田实施军屯,从而解决军粮供应问题,但是他知道军队参与经营必然会产生**,导致战斗力的下降。且军屯在和平时期总是表现得效率低下,这种带着国有企业成分的屯田制度由于无法激励人们生产的积极性,成为产量的拖累,也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且一旦军事目的达到,屯田要么改为私田,要么逐渐被废弃。
为了解决军粮和地方财政开支,赵的主意就是将没收的土地变成公田,并招募大量流民耕种土地,实施民屯。按照政策,屯户可以长期租赁公田,如果屯户自己有牛,种地的粮食就和朝廷六四开;如果屯户没有牛,由政府提供牛,那么种出来的粮食就要与朝廷五五分。
同时朝廷则保证屯户们除了田税外不再缴纳其它杂税,也不会强制服兵役和徭役,从而使得屯户的生活反而比普通的农户还要舒服。为了解决生产上的问题,朝廷还出台政策鼓励人们学习技术,利用农闲发展手工业和养殖业,赚了钱之后就可以购买牛和生产工具,还获得了肥料,大幅度提高耕种效率。
良好的收益,使得屯户生产热情提高,为了多生产粮食自觉的参与到兴修水利和改造农田等基础设施。而朝廷不仅可以保证了军粮供应,获得了稳定的肉食来援,还将这些百姓归于朝廷的直接统治之下,并获得他们的支持,使得士族难以再操控民舆。
由于这套制度是全新的,没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冲突,也没有无法化解的社会结块,立刻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所以无论是民屯,还是按口授田政策的实施,即使在实施轻税薄赋的政策下,粮食的生产还是获得了大幅度提高。虽然朝廷看似并没有得到什么实惠,但是民间还是存储了大量的粮食代售,如有需要只要有钱就能买到,这也是赵并不为官仓粮食储粮不足担心的缘由。
除此之外,赵知道来钱还是需要发展海贸,这不仅填满了他的钱包,其实对国家和百姓也都是有利的。朝廷可以获得大量的关税和商税,并得到巨额金银的流入作为发行货币的准备金,从而保证币值的稳定。而对外贸产品的需要大量增加,也必然会产生引导作用,促进了陶瓷业、纺织业和制茶叶、造船业的繁荣。
经贸的繁荣同时也会带动如餐饮业、修造业、运输业等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得失地农民获得一份工作,缓解了江南人地之间的矛盾,对社会稳定也有着不可估量作用。
赵的一系列财政政策,虽然离“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丰实”还差的很远,但是也踩下了经济加速的油门,而货币作为财富流动的介质需求量也会增加。所以他选择在这个时机增发货币,并不会产生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却可以通过政府购买繁荣市场,促进物资的再生产。
因而赵能够从琼州一个弹丸之地起兵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也正是因为在征战的同时,走到哪儿都会发展经济,保证朝廷可以获得足够的财政来支持战争。也正是他高瞻远瞩的气魄,才使他能够使国家获得巨大的支持战争的潜力。
更重要的是,只有在财政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才能在平定中原之后,仍然保持着政权的稳定性,而不是随着开支的扩大,增加新的不稳定。对于赵来说,其实一场战役的胜负,远没有完善的财政系统重要。即便此次北伐失败,他依然能够通过完善的财政系统迅速恢复元气,继续完成北伐大业。
反观现在的蒙元政权,与赵几乎同时继承‘祖业’,他试图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政治改革强行采用汉法击碎社会结块,想尽一切办法发展财政,试图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却只是碰的头破血流。而这也正是因为他虽然继承了祖辈的统治权,同时也继承了前朝政权积累下的诸多毛病。
政权内部结构盘根错节,形成了巨大的惯性,使真金束手无策。让他明白这样的政权难以重新设计政治和经济制度,只能在前朝的基础上做些许的改变,只能是维持式的,承认现实采取修修补补的做法,其雄心勃勃的改革可以有蓝图,却永远没有结果,最终也会发现一切只是徒劳而已。
所以赵以为蒙古人的胜利可以说是一群天才的胜利而非制度的胜利,他们一直无法有效的组织财政,再经过权贵和官僚的侵蚀,加上连年的战争引起的财政超支,已经埋下巨大的隐患。如今面对大宋的北伐,只能继续腾挪着最后的资源,在财政的紧箍咒下挣扎着,但最终让难逃分崩离析的命运,从这点来说赵已经是立于不败之地……
第1192章 世事无常()
赵昺在泗州会议后,随御前护军都指挥司前往符离,他弃马乘舟走水路沿运河北上。由于新运河修通之后,旧运河的作用下降,不再及时的疏浚,导致泥沙淤积河道收窄变浅,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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