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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没有卫星、没有飞机的时代，大部队调动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可也只是相对。赵昺的计划是以常州、无锡、平江和昆山四地为支撑点，组成一支大网，而网的中心就是常熟。而要将围城的数万部队悄无声息，不留痕迹的在敌人眼皮底下送到江南，并开拔至战场。不仅事关伏击玉昔帖木儿部战役的胜败，也关系到留守围城各部的安危。
而赵昺在考虑如何排兵布阵的时候，还要思考下一步收复两淮地区的计划，而这个缺乏只是打一仗那么简单。其实占领一个地区，通过战斗夺取只是第一步，占领并巩固也只是第二部，长期占有并进行有效的治理才能算是将这块土地和人口收入囊中。
所以收复一片新的国土，不仅仅是依靠军队能够完成的事情，是需要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来完成的。不但是考量一个政府的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还是对一个国家财力储备和物资调度、人口动员能力大小考验。这就需要朝廷的各个部门的主动配合和坚决的执行。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兵力不足的问题，虽然当下大宋有三十万主力禁军和十余万屯驻各州府的厢军，看似不少，可不仅要留兵防守京畿，还要对巴蜀和云南方面用兵，沿边重镇也要屯驻重兵防止敌军寇边，镇压反叛，正常情况下能抽调六成兵力参与战争就相当吃力了。
如果只是打一场以破坏敌方经济基础和消灭有生力量为目的，掳掠似的战役，赵昺以为有这些兵力足够了。因为这种快进快退的战斗不需要占领地方领土，不必考虑战后重建的问题，甚至可以只携带少量辎重，就能以劫掠对方物资维持战争所需。
但是以这二十余万的兵力收复两淮便显得捉襟见肘了。诚然，赵昺相信以这些经过严苛训练，全火器装备，各级军官皆富有战斗经验的部队，在兵力空虚的两淮地区可以势如破竹，高歌猛进。可发动这次战役的目的不是袭扰和破坏，而是收复失地，并要长期的进行统治。
那么这些兵力在要承担主要作战任务，还要重新构建防线，阻敌反扑，可要同时肩负清剿残敌和协助建立政权及维护地方治安的任务就力不从心了。尤其是在战争初期，两方兼顾的结果就是顾此失彼，所以必须有军队在收复失地后，要有人担负其清剿残敌，维持治安的任务，而这就需要扩军，动员更多的兵力参与战争。
而提及迅速扩军，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全民皆兵”这个词，尤其是在古代。比如那些古典****国家，让所有男性从小开始训练，并要服兵役。比如像战斗民族斯巴达人，以及战国长平之战时，秦国征发十五岁以上男丁等等。但曾经也抱此想法的赵昺会告诉你，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全民皆兵”有可能，但全民当兵不可能。
先说说斯巴达，斯巴达人根据当代考证，人口最多时有八千户，人口不足四万。除了斯巴达本族人口，该国还有被当作奴隶使用的希洛人。根据记载，希洛人数量远远多于斯巴达人，大概在十五万左右。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给斯巴达交税的从事工商业的自由民。
一般认为，斯巴达的总人口在二十五万左右，而斯巴达人只占了不到八分之一，纯粹的完全脱产的斯巴达职业军人就更少了。根据赵昺的推算一万人左右规模，已经是斯巴达军队的极限了，那温泉关之战面对数十万波斯军，只有三百斯巴达勇士参战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长平之战中，秦国被征发十五岁以上男性人口的只是河内郡，而不是整个秦国。秦国这种极限动员的代价是全郡封爵。秦人虽然把十七岁以上的男子列入兵籍，但是也没说直接投入到军队中。根据记载，“凡三乡，其一乡卒千人，一乡七百人，一乡五百人。”“凡县户五百以上置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
所以三个乡的人口在五千户到万户之间，可见在动员率极高的秦代，五千到一万户人口，也不过是抽取两千二百人从军。秦法还规定，一户有两男丁的，不可以同时服役，以避免影响农业生产，从而尽可能的降低征兵成本。而且这些人也不是完全脱产，一年期满，便复员归农或者征调番上，作“戍卒”或“卫士”。
说明上番或者宿卫的脱产的秦国士兵，只占当地征发士兵的一半左右。按之前五千到一万户来算的话，真正的脱产服役人员只有千人左右。秦代一般一户五口，那么兵民比是一比二十五或者一比五十。所以说秦人虽然好战，但是也没有真的全民一起上阵。
赵昺从中看出，古代全民皆兵的模式，本质是保证少部分脱产士兵，以及大量的不脱产后备兵源。不脱产兵源基本在农闲时，在当地训练。这个制度保证了大量的男性人口拥有军事素养，即“皆兵”。与之对应的是《孙子兵法》里的一句话：“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处骚动，怠于通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也就是说，十万军队出征需要七十万个家庭供养，一家五口按算，春秋时期兵民比例为一比三十五。
再说说隋唐。隋炀帝征伐高句丽的百万大军，经历史学家们的考证，真正的兵力在七十万人，而后勤人员人数则要翻倍，“其馈运者倍之”。当时隋朝当时有八百九十万户，四千六百多万人。这场兵民比例一比二十的千里远征，直接导致国力耗尽，隋帝国迅速崩溃。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实施府兵制，总额六十万人的规模，兵民比例在一比二十五左右。但是大多数府兵平时以务农为主，农闲时集训，真正一线士兵不多。当进入盛唐时代后，有九百一十万户，算上隐户实际人口更多，可当时唐朝的总兵力仅为五十七万，兵民比维持在一比七十五左右。
所以在农业社会，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全民皆兵”是不可能实现的。古典军国时代的那种农闲训练，抽调服役的普遍征兵制，临时脱产的一线军人数量占人口比例，极限情况下也很难超过一比二十五。而至于完全脱产的职业兵制，以现代社会估算也就是一比一百的兵民比例已经是极限，而且国家负担很重，甚至很难长期坚持下去。
至于以职业兵制和冗兵出名的本朝，军队总数峰期超过百万，学者普遍认为在一亿左右。而这一亿人养那一百万脱产军人是相当吃力的。近百万脱产军队导致军费占了财政支出的半数以上和财政收入的七成，可真正有战斗力的很少，不少士兵待遇极差，导致逃亡成风和军官吃空饷严重。这也是赵昺极力挣钱，却不敢盲目扩充军队的原因，深怕重蹈覆辙。
相对应的，北宋的敌人如西夏三百多万人口，号称的五十万大军中，平时牧羊种地的人占了绝大多数，真正的全副武装的士兵充其量不过三四万，比例在一比三十五，这也是其无法长久支撑战争的缘由，一被逼急了便要求和称臣。
至于当下蒙元实施的军户制，因为历史已经被改变，赵昺无法用后世的数字来做比较。但是后来的明朝基本照搬了蒙元的军户制。明初时，在大约六千万的人口基础上，军队总额达到了两百万。根据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的诏令：“命天下卫所军卒，自今以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城守，务尽力开垦，以足军食。”说明两百万军队里，脱产士兵是六十万人，兵民比例其实为一比一百。
赵昺估计蒙元的人口现在虽然在自己控制江南后已经大为减少，比例应该比之要降低，而他们不但要供养军队，还要向国家交税，负担更为沉重，这也是导致蒙元军队不得不抽调更多的人参与屯垦，后果就是战斗力的大幅度下降，士气低迷的原因。
而继承其制度的明朝军户制度的崩坏，也是屯田军户不堪重负，频频发生逃亡导致的，使得将领们不得不靠豢养少数亲兵来维持战斗力，实际上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以一比一百的比例也难以养活百万之军，正常的情况下比例还应该提高。
南迁之后宋朝的人口，后世推断最高峰有近六千万人口。在长期的战争状态下，人口损失也十分严重，而蒙古南侵占据江南后，由于政策的改变，人口损失不大，但是大量降军被调离江南，又下令将江南工匠全部迁走，此后还屡次征发人口北迁，加上早些时候蒙元在川蜀地区的大屠杀，人口减少还是十分严重的。
赵昺在收复江南后，对人口进行统计造册。在现代社会科技手段的协助下，也无法精确的对人口进行统计，更不要说古代了，战争中的逃户，不服王法的蕃部和大户人家隐匿的人口都无法计算。根据各地报上来的鱼鳞册登记人口在三千余万，这也是向朝廷缴纳赋税和可以征调的人口基数。
不过古代同样存在人口分布不均的状况，大部分人口集中在沿江和临湖的土地肥沃地区及贸易发达的东南地区，其中在江东人口最多，有近两千万人，也是收复两淮征发乡兵和夫役的重点地区。这个基数看似很大，可其中有超过半数的老弱妇幼，近半的成丁不仅要承担农业生产，还要服兵役、徭役和手工业生产。
对这些赵昺并不在行，便遣王应麟回京与重臣商议，拿出一个准确可用的数字，以便计算出征发多少丁壮，不会影响到国内的生产。他不能因为痛快一时，而失去根本……
第1102章 不放过（）
赵昺与王应麟一夜深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但出于谨慎和保密计，决定让其回京当面向几位执宰禀明当前的形势。次日便以其身体有佯，需回京调养为名让其返回临安。临行前一再叮嘱其回京后一定要迅速与几位执宰会商，摸排清底数，在五日做出定议，迅速回报，不得耽搁。
与此同时，为保证能尽歼玉昔帖木儿率领的南侵之敌，赵昺开始调整兵力部署。他将敌情变化和扬州方面的回援计划通报给江东制置使赵孟启，令其统一调度各军，务必全歼南侵之敌。并命其根据敌情变化和兵力的调配，重新制定作战计划，及时回禀。
本来赵昺准备在朝中有了定议之后再行通报给湖广制置司，但是他思虑再三后，以为时间紧迫，待京中有了结果，才知会湖广置司时间未免太过仓促。先前虽然有针对淮西用兵的详细作战预案，但此次用兵规模大，作战领域广，且需要两个置司配合作战，显然此前制定的作战计划已经不适用，必须经过修改和调整。
而此战的关键点就是要趁敌军两淮大部兵力被歼，蒙元朝廷还未做出反应，调集兵力增援两淮之际，己方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两淮地区的残余敌军，迅速占据战略要点。可这就需要事先做出完备的作战计划，一得到命令便立刻展开行动。
可这一场大的战役，仅湖广制置司动用的兵力就有十数万之众，如果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完善的计划及快速反应，仓促之间就会像一群无头苍蝇一样在战场上乱撞，更不要说与友军相互配合。此外还需要庞大的后勤保障，这也需要征发夫役，调集物资，在战斗爆发后能够到位，而这都需要时间来准备。
从战役考虑计，赵昺还是决定给江钲通个气儿，免得一时间措手不及。当下湖广置司承担着征西军后勤和兵力保障任务，还要分心征伐云南的事务，能够有抽调多少兵力参与收复两淮都需要斟酌。同时还要警惕安南和占城这两个‘流氓’趁火打劫，骚扰广西，这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
正是由于湖广置司承担着更为繁重的军务，兵力部署分散，在动用其兵力上赵昺就要做更多的考量，免得顾此失彼。因此他给江钲的信中要求其对收复两淮之事暂时要保密，但是部队要以准备增援淮东战场为名提早动员，向交通便利的地域集中，并按照大战役级别将弹药和粮草发放到团级辎重队。同时收拢水军，征集商船，做好渡江准备。加强对当面之敌的侦察，尤其是襄阳方面的州府敌军部署、交通和人口等情况，做好攻取襄樊和收复淮西地区后的防御计划。
赵昺也知在未经两省会商后，自己便发布战争动员令，有专权之嫌，可能会引发众臣的上谏。可他意不在此，当下表面上积极征询两省的意见，听取重臣的建议，但是在内心中他早已有了主意。一旦时机成熟，即便众臣反对，他也会毫不犹豫的发起收复两淮的战役。
从前赵昺一直对是否攻取两淮十分谨慎，并多次驳回臣僚有关对江淮采取攻势的上奏。一是担心刚刚收复江南，根基不稳，需要先行稳定内部；二是底子太薄，贸然发动攻势，又难以一战而下，双方陷入胶着。不仅难以休养生息，还不得不消耗巨资与敌对战，从而重走老路，导致经济崩溃，动乱不止，终归亡国。
所以赵昺答应蒙元方面的议和提议，期间双方冲突不断，但是都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只是以打击其南侵的念头和破坏他们经济为目标，并未酿成大规模的战争。双方谈谈打打也就维持着虚伪的和平，但是谁都恨不得一口将对方吞掉，可又相互忌惮，哪一方也不敢挑起大战。即便此次赵昺率先挑起边衅，也是意在打击玉昔帖木儿的‘南侵’之意，使其不敢再生南侵之意，为自己的发展赢得时间，而非以收复两淮为目标。
不过谨慎不代表不想，赵昺一直将收复两淮作为战略目标，因为两淮对江南太重要。‘守江必守淮’，这已经是历代南方统治者的共识。南方政权皆是以建康为核心，即便南宋以杭州为临安之地，其实依然无法摆脱。依靠建康，南方政权可以享有太湖地区的人力粮食和长江地区发达的水运交通，以便和北方政权长期抗衡。
而要保住南京，必守长江。长江虽是天险，但却不是保险箱。长江天险从荆襄到九江，再到南京，如此之长，根本就无法处处设防。如有一点突破，那么北方的大军就会以高屋建瓴之势瓦解整道防线。当年的隋灭陈，北宋灭南唐莫不如此。
如果想要长期固守，只能进行纵深防守或机动防守，扩大自己的战略纵深，这时候淮河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淮河至长江地区水系茂密，支流众多，例如淮河的支流颍水，涡水，泗水等等，而且淮河的终点洪泽湖也是长江以北地区的大型湖泊。
一般来说“北人骑马，南人乘船”。如果北方的大军南下，必然要沿着颍、涡、泗三水前进。南方政权在此三河与淮河的汇集处修筑城市，形成了寿春、钟离和淮阴这三座军事重镇。他们可以凭借坚城顽强抵抗，利用水流让自己的水军快速机动，拖住北方骑兵的进攻锋芒。
当年前秦皇帝苻坚为了南伐东晋，就曾经出动重兵争夺淮南地区。结果在寿春一带遭遇了晋军的顽强抵抗，白白错失了战略良机。而此时晋军将领谢玄指挥水军等机动兵力利用水路和苻坚展开决战，以少胜多，大败秦军。
另外京杭大运河的开通给江淮地区赋予了更重的使命，可以说大运河让江淮地区变成了更重要的战略枢纽。隋唐的建立者都是关陇贵族，所以他们的统治中心都在关中。然而随着关中地区土地肥力的下降和人口的急剧膨胀，这里生产的粮食不能再像秦汉一样支撑起一个特大城市了。
唐朝将首都部分职能转给了临近的洛阳，建立“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