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安勿躁，听韩副使解说！”赵昺听了却觉得不无可能，俗话说“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对于一人一家是如此，对于一军一国更是如此。孙子也曰过“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他压手让众人安静，看向韩振道。
“陛下，臣以为蒙元重新启用桑哥主理朝政，解决财政之困，其实施的‘钩考’之策与我朝奸相贾似道的‘打算法’有着相似之处，甚至如出一辙。”韩振此人向来是不苟言笑，且为人正直，治军严格，与同僚之间也少有往来，即便是同出帅府的诸将也向来是公事公办，私下少有往来。现下被众人嘲笑也是面带愠色，听陛下发问，向上施礼道。
“韩副使是不是想多了，即便他们用的是同一方法又与当前战事何干啊？”枢密院水军司都统刘洙有些不解地发问道。
“刘都统有疑问稍缓再问，先听韩副使言。”赵昺脸一沉道。他知道贾似道的‘打算法’，并对此也有所了解，“打算”一词的含义，此时的意思与现代不同，意思为核算，会计之意。而打算法简单来说就是对在外诸军进行的一次大范围的财务审计，与桑哥当下实施的钩考法却有相似，其继承于当年败落身死的阿合马，而深究两者倒是殊途同归。
“当年奸相贾似道推行打算法，起因是我朝与蒙元之间交战二十余年，财政已近于崩溃。国家版图日蹙，财力日耗……闻主计之臣，岁入之数不过一万二千余万，而督视之行，缗以七百万计；襄阃之犒赏，以五百万计；沿边命帅，以三百万计；诸将招军，以二百万计；蜀中抚谕，亦以一百万计，一兵之遣，一镪之支，皆仰朝廷，不可枚数。……诸路和籴子本不继，行赉居送，在在枵然。所出乃至二万五千余万。显见每岁支出以超出收入的两倍有余，朝廷已经无力承受！”韩振言道。
“淳佑十二年时，朝臣李曾伯上札子说：自开禧、嘉定以来，军政日坏，各路有制阃，各州有节制，往往侵夺诸戎司权柄，创招军分……，以此各处之新军日添，戎司之旧军日减……积而至于今日，沿江诸戎司遂致倒坏，盖不独鄂州都綂司一处也。其言直指彼时弊政，其时衙门林立，新的出现，旧的还在，外加像多要赏钱、一些钱款被挪用等等，就造成了财政出现问题。”
“韩副使越说越远了，以汝之意奸相贾似道实施‘打算法’岂不是消除弊政，治世之良策，又怎么会被时人视为亡国之道呢？”陈任翁这时插言道。
“陈尚书所言是也不是，彼时军中腐败，将领虚报军费，贪污钱粮，理应整治。但错在奸相心怀祸心，贾似道既罔上要功，恶阃外之臣与已分功，乃行打算法以诸路，欲于军兴时支散官物为罪系去之。成为其打击异己的手段，以致引发不可预知的动乱。”韩振解释道。他的说法也令几位曾亲身经历者深以为是，尤其是吕师文，他们吕氏也是深受其害，为后日叛宋埋下了伏笔。
“嗯！”赵昺暗自点头，知其分析正切中要害。他明白对于国家来说，钱主要来自税收，但如果税收不上或钱不够咋办呢？而一提及税收，在历史书上常常会出现“与民争利”的字样。但实际上不会那么简单，而且史书上的“民”和我们一般认为的“民”，很多时候可不是一回事。具体说来，国家感觉财政吃紧的时候，基本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从一些人手里抠钱，让他们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吐出来；另一种是找新的赚钱途径。
南宋实行打算法，一是因为没钱了，二是因为军队太腐败了，所以朝廷要从那些将帅身上抠钱。不过打算法作为南宋解决财政措施的手段，一直备受争议，一些将领无辜躺枪。
如号称‘一生以儒治军’的赵葵，就因为两件事挨整第一是张灯宴钱；第二是招军钱超支。严格的说这两件事并不算出格，只能算上瑕疵，却被扩大化，成了此项政策的牺牲品。更点背的是曹世雄、向士璧，他们在战场上立了功，但是因为以核诸兵费，……皆坐侵盗官钱贬远州。且因此逼反了悍将刘整，直接引发了襄阳沦陷、南宋灭亡。所以便成了亡国之策。
然而赵昺以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实施打算法看起来没错，也是好办法。但错在实施不当，并不是那么个搞法。贾似道将打算法弄成整人的工具，且那些施政的官吏节操也靠不住，导致因此法获罪的将帅甚多，江阃史岩之、淮阃杜庶、广西帅皆受监钱之苦，累及妻子，徐、李、杜逮系狱，杜死后，追钱犹未停止。结果造成刘整叛变，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而当下真金启用桑哥再度实施钩考法，其本意也是为了解决失去江南后产生的财政困难。但桑哥却是另有打算，他意在借此打击汉法派，保证宗族派的利益，如此一来就变了味儿。玉昔帖木儿同样也怀着这种心思，意图借机拉拢河南山东行省的官员，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其对策就是发动南侵来延迟，或是破坏朝廷的钩考。
“韩副使所言，吾仍不敢苟同。”陈任翁却没有被说服，反驳道，“敌酋玉昔帖木儿意欲南侵正是以此来避免受钩考之难，如此也可避免了所谓的缺钱之虞，韩副使所言还是令吾难以信服。”
“陈尚书言之不错，玉昔帖木儿的对策正是如此来避免山东河南行省的动荡。但世事难料，前时桑哥又有新政出台，修改钞法、增加课程，使得其所辖行省负担大增，秋税几被耗尽，如此便无力在实施南侵了！”韩振听了却难得的笑笑道。
“这……这，吾怎么未曾听说呢？”陈任翁有些尴尬地道。
“韩副使所言不假。”这时枢密院机宜司郎中茅湘接言道，“今年端午后，桑哥向真金奏报建议增加课程税收，盐引自中统钞三十贯增加为一锭，茶引自五贯增为十贯，酒醋税课两淮增额十万锭，内地五万锭，只输半赋的协济户增收全赋。又增征商税，腹里地区增至二十万锭，两淮二十五万锭。”
“与此同时，又建议改钞法，称钞法虚溃，意颁行新钞——至元宝钞，与中统钞同时通行，但至元钞一贯文要折合中统钞五贯文。”
“如此一来，岂不是尽敛天下之财，使得朝野动荡，而如此大事，吾竟全然忽略了。”陈任翁听罢免有愧色道，而心中已有八分认同了韩振所说。
“陈尚书忙于公务，且这些事情又无关本部事务，可能有所忽略了。”韩振没有为刚才的争执记仇，反而为其开脱道。
“为将帅者，不仅要熟知天文地理，观天下大事，亦要了解事实变迁，缺一者不可！”赵昺叹口气道，可此言其实既是提醒众将，又何尝不是有自省之意在其中。蒙元政策的变动，事实上他比其他人要先知一步，但并未与当前的战事联系起来，韩振之言也是点醒了自己。
在农业时代，土地是主要的财富来源。在古代情况下，朝廷没钱了，往往会采用暴力手段对非法侵占土地的人进行严厉打击，当前蒙元侵田是极为猖獗的时代，宗王贵族和地方官员本身已经占有大量土地，但在贪婪的趋势下，又将手伸向族民和自耕农，甚至军田。而享有的种种特权，又使他们可以逃避税赋，最终的后果是有钱的不交钱，负担全落在贫苦百姓头上，使得朝廷和百姓的矛盾激化。
另一方面，此番增加课税，不仅调高了地方缴纳的税额，还将收税的对象扩大到此前半税的协济户，使得中央财务状况得到改善，却是地方财政陷入了困境。而地方屯军兵丁不仅要缴纳税赋，自身还要承担出征所需的钱粮、马匹、兵器，但是税赋的增加使他们无力承受。
钞法是关系到一国兴亡的重要金融政策，要想修订都要慎之又慎。而当前蒙元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如此轻率的发行新钞，并强行推广使用，短时间内确实可以敛取巨额财富，但定然也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富裕之户破产，普通百姓陷入绝境。
总的来说，古代社会在财政收入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出现支出过高或者说许多该收的钱没收上来的情况，这就容易没钱养军，导致军备废弛，内忧外患一起来。一旦出现这种现象，出兵也就成了妄谈，也就没有然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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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65章 战略调整（）
赵昺知道在历史上许多朝代都实行过军屯，在早期的时候都曾为巩固边防，筹措养兵所需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是后期却往往成为腐败的温床，最终崩溃，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宋和明两代的军屯。
宋朝因为自立国一直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加上以重金拉拢武臣，养兵费用一直是高居不下。而解决财政困难的的方式无非是从百姓身上抠钱，没钱了就需要开源，比如搞点产业。而南渡之后因为土地兼并导致朝廷可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所以就搞出了公田法。
公田法的思路是买田养兵。通过收购百姓手中的土地，以耕种所出用以支付驻军全年的军饷、春冬衣赐、习武费用、官吏请给等花销；除了买田以外，还有屯田营田，所谓营田，则是将绝户土地和某些官田“召人使耕，分收子利”。
总之，所以南宋后来搞公田法，花钱重新向大地主买土地。但是，什么问题都怕个但是，本来南宋朝廷钱就不够，于是直接用纸币购买，谁都知道那东西贬值很快的。后来因反对声太大加上度牒，这东西可以带来许多便利，所以也是当时的硬通货。因此公田法得罪了许多人，对民间造成很大影响，不过总算是缓解了南宋眼前的困境。但是也导致了阶级矛盾愈加尖锐，于是农民起义愈演愈烈，后面发生啥大家都知道。
再往后的明朝也是如此，明末的环境，熟悉历史的读者都知道，是典型的内忧外患。最要命的是明王朝税税收不上来，兵也征不到。当时占有大量土地和人口的大户，不但大肆兼并土地而且还侵吞军屯。因为没人动他们所以他们有恃无恐。
在军屯制度名存实亡的明末，被逼无奈的西北守将孙传庭根据这种局面，甚至做出了不需朝廷拨军饷，由自己解决所需的方法，而他的底气是利用手上的武装夺回被某些人侵占的田产。明朝时西安周围原屯积军队24万，田地二万余顷，后来田地都被当地豪门大户霸占，兵丁也成了虚设在花名册上的符号。
孙传庭在主持陕西军务期间，为了扩充的军力和粮饷，经过治理，对当地大户采用各种手段夺回军屯，最终获得士卒11万，年收税计银145万两，米麦135万石。明军的兵力和财力得到很大的恢复，但在崇祯皇帝的干预下，孙传庭被迫提前出关迎战，其措施也就此付诸流水。
赵昺在收复江南之初，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然下旨严禁军队屯田，参与经商活动，便是担心重蹈覆辙。而蒙元军队进入中原后依然采用游牧民族的征战方式，国家不负担军费，依然由各军各自解决。因此分封土地，实施军屯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可是蒙元并没有有效的措施来防止军屯产生的弊端，种种恶果便随之而来。贪婪的本性让贵族和领兵将领变本加厉的侵夺土地和人口，并利用种种特权敛财，压榨虏户和兵丁的所得，这也是导致蒙元军队战斗力下降的重要原因。而当下桑哥不仅钩考地方财政，清查侵夺的财物，可谓是放了他们的血。加上增加课税，使得地方军将的收入大为减少，可出兵的费用朝廷却不会负担，自然也就不如此前积极了……
“韩枢密，汝这一番分析，吾怎么觉得愈加糊涂，既然玉昔帖木儿缺钱难以发动南侵，为何又反对撤伏呢？”听了半天韩振对局势的分析，大家都深以为然，可陈任翁越听越不对劲儿，其说法岂不是自相矛盾，忍不住反问道。
“陈尚书，吾所言之意是指蒙元当下迟迟不肯动兵的缘由之一，却非指玉昔帖木儿已经放弃了南侵的念头！”韩振却不觉自己的话有丝毫问题道。
“哦，愿闻其详！”陈任翁听了一愣，有些尴尬地道。
“陛下，各位同僚，吾以为玉昔帖木儿并没有放弃南侵之念。原因有三一者蒙元对我朝沿江地带的袭扰有愈演愈烈之势；二者，桑哥的新政导致蒙元朝廷与地方的矛盾激化，大有一触即发之虞，其作为一地守臣若想化解，发动南侵依然是转移矛盾的最好方法；三者，桑哥与其应属同党，两人虽有默契，却非没有矛盾。因而他们即是相互利用，又相互提防，当下两淮增加课税数十万贯，已经超出了一地的承受能力，并引发屯驻各军的不满，其必然也是有所不满，以为桑哥有意打压。而蒙古人最重军功，发动南侵不仅能够解除自己面临的危机，且能得到真金的进一步信任！”
“嗯，有些道理，汝继续说。”赵昺点点头道。他听明白了，韩振之意是说蒙元虽说迟迟没有动手，但南侵的基本面并没有消除，只是缺乏一个契机而已。
“臣以为蒙元之所以没有采取行动，主要还是有所顾忌。首先真金当前力主和议，以求争取时间稳定朝局，改善财政，因而其主动挑起战事有违真金的初衷；再有，玉昔帖木儿一直主持北部军事，对抗叛军的侵袭，非是鲁莽之辈，应该对我军的战斗力有所忌惮，毕竟他率先突袭要面对江东近二十万大军的围攻；另有恐怕是惧于陛下的威名，且麾下还有数万精锐的御前护军，其要想夺取临安就必有一战，而其又没有必胜的把握！”韩振在解释道。
“韩副使之意，蒙元大军迟迟不肯过江，却频频遣兵骚扰昆山一线是为了制造紧张局势，意在将我朝主力调离临安，吸引到江口一带喽！”赵昺摸摸下巴皱皱眉道。
“嗯，臣以为敌军正是此意！”韩振点点头道。
“韩副使的想法是不是过于自以为是了！”这时刘洙接言道，“韩副使此言与当初制定的诱敌深入之策已是南辕北辙，完全颠覆了当时的设想，可是与圣意相勃的。”
“不错，韩副使之意是要陛下御驾亲征，而当初商议时几位宰辅及太后都极力反对，如今汝又出言怂恿，不怕被众臣弹劾吗？再者当下分明是玉昔帖木儿布下了陷阱，陛下前去岂不是以身涉险，万一有失，汝将是千古罪人！”陈任翁也眉头紧皱地道，言辞间已带有狠厉。
“吾只是就事论事，并非有其他杂念，更无欺害陛下之意！”面对一顶顶大帽子，韩振并没有退让放弃自己所想，不冷不热地顶了回去道。
“韩副使，陛下离京总需理由，难道率领御前亲军巡游，玉昔帖木儿就会出兵南侵吗？”刘洙觉得有些好笑地道。
“这……吾尚未想到合适的理由！”韩振被问住了，他清楚皇帝离京乃是大事，非是自己所能左右的了的，而打着御驾亲征的名义前往昆山，恐怕玉昔帖木儿就真的放弃南侵了。
“大家以为就此放弃此战，是否可惜？”赵昺听着众人的争论，沉吟了片刻，压手让他们噤声后问道。
“陛下，此战谋划已有数月，更是动员了水步两军近十万兵力，内迁上万的人口，筹措了大量军需，就此罢手，臣觉得十分可惜。”陈任翁听了叹口气道。
“臣也觉得前期付出太多，若是就如此不声不响的撤兵，必遭文臣们弹劾吾等无能，也必然会影响军中士气，让将士们蒙羞！”吕师文言道。
“确是如此，蒙元频频犯边，而我军无所作为，不仅被以为惧敌怯战，徒费粮饷，还会失去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