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
同时它的发展史也告诉我们，制度的制订在执行过程中，自然随着利益关系而异化，制度设计的目的与效果往往会出现反向的运行，故制订法律和制度固然重要，但如何执行则更加重要，还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修订制度。但赵昺以为除了制度，根本还是人的问题，人的价值观念异变以后，他对待制度的态度，不是如何遵循完善制度的设计，而是如何钻制度的空子，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那么任何制度都有它的变异，形式与实质可以反向而行，走形式往往会变成掩盖违反制度的贪渎行为。所以严格地监察行政的全过程才成为制度执行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不仅在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教训也实在太多了。如今虽说没有一部完整的宋律，但是继承和颁布的敕令不谓不多，可效果如何，执行状况又如何，依然是一个大问题。
因此不要以为有法就万事大吉了，实际执行的情况因人、因时、因地而相差甚远。因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在有一些人心目中，制度是给人看的，办事自有潜规则。而单靠制度治人有它的局限性，最根本要管好官员，要摆正社会风气，在观念上要正能压邪。
赵昺通过与应节严两人一番长叹，一番梳理后感触颇深，但也有了另外的认识。他深知一个国家制度的建立，与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统治思想及社会变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唐宋转型后，经科举制的有力推动，一个士大夫官僚阶层迅速崛起。他们中的精英分子自许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实际担当者，向皇帝发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吁请，展现出迥异于前代士人的自觉意识。即以理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而论，就是旨在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功夫，最终落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
所以宋代的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百姓怎样生存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念情怀的经典表述。
晚唐五代以降，忠义廉耻扫地以尽。新儒学重建过程中，表彰名节操守尤其不遗余力，至北宋中叶已“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名节操守敦促优秀的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进”，自觉信奉“刑赏为一时之荣辱，而其权在时君；名义为万世之荣辱，而其权在清议”，将当世与后代对自己的评价视为高过赏罚、超越生命的永恒价值。
宋朝士大夫独立人格之养成，当然有社会变动的深层原因，但最高统治者的政策保护与思想导向，其作用也不可忽视。尤其对于承担权力监察功能的台谏言事官，宋朝君主大都以“崇奖台谏”“不罪言者”相标榜，“借以弹击之权，养其敢言之气”。正是最高统治者能够“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促使士大夫官僚“所以自待者愈不敢轻，上下交相待，而人才日以盛”，他们才得以相对充分地议政论政，实现其政治抱负。
再纵观宋朝制度，其顶层设计之完善与统治思想之进步亦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同步展开的。统治者的思想已达到了“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始立。”的共识。在确立重用文臣、抑制武将基本国策的同时，开国者特立不杀士大夫和言事官戒誓，作为后世君主必须恪守的制度保障。
这种政治宽容度，在中国帝制时代堪称空前绝后，故而宋代朝政在中国历代王朝中称得上是最开明与宽容的。作为影响深远的政治遗产，为后代所继承。直至近代以前的帝制时代，除却王朝鼎革之际，从未再上演过皇权倾覆与地方割据的大乱局面，说其泽被后世，也是绝不夸张的。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同样不会有完美的制度，自然大宋留下的遗产也有消极因素，而且利弊得失往往藤缠葛绕共生在一起。但以赵昺的体会，大宋非是后世人眼中那么美妙的黄金时代，亦非那么不堪的‘弱宋’，更多的是时代的选择。
不可否认宋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确实出现了新气象，但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毕竟未脱君主专制与地主经济的大框架。误读者往往抽离大前提，不分时段区域，观过度美化宋朝者，以偏概全的认知性误读，但也有极度美化者将宋朝政治等同于当下的中国模式。将若干新元素绝对化、普遍化与一贯化，进而作为过度夸饰的支撑性依据，其结果必然有违历史事实。
就政治遗产而言，其制度设计固然确保了君主集权，根绝了分裂割据，但时时处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军事上，各自为政、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弊病如影相随，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门、官员冗滥、效率低下等现象也司空见惯。于是，强敌压境、时局纷扰之时，缺少活力、短于应对也就在所难免。
就精神遗产而言，作为精神文化内核的新儒学确为时代注入过许多新元素，但随着外部环境的压力与内部专制的强化，自理宗起，理学作为宋学主流获得尊崇，升为官学，创立期的兼容精神日渐泯灭，而“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教条经过后代的发酵，最终成为明清专制帝国控制官僚、驯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宋朝士大夫官僚确享有一定的言论自由，那是相对其它专制王朝而言，但即便宋朝也仅限于政治生态良性运作期。南渡以后，政治生态明显恶化，秦桧在宋高宗的默认下，屡兴文字狱置反对派于死地；韩侂胄以“伪学逆党”倾陷政敌，厉禁道学与道学派，都是众所周知的。误读者不论前提与时段，全面判定宋朝是“没有思想禁区”与“没有文字狱的时代”，显见是大谬不然的。
新儒学确有砥砺人心之功，也出现了范仲淹、包拯、文天祥等一批士大夫精英。精英有榜样的力量，但士风从来随政风互动。在良好政风下，庆历、嘉祐时，士风相对振作，操守自然高扬。政局一旦污浊，虽仍有少数士大夫不为所屈，但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专政时，士风窳败，斯文扫地，何来风骨气节可言，而这些权臣与麇集其麾下者，十之八九不都是士大夫官僚吗？足见笼统断言宋朝是“君子时代”，无疑也是误读。
有人将宋神宗与宋哲宗时期有新旧党争说成“以王安石为偶像的改革党与以司马光为偶像的保守党两党轮流执政”，用以论证宋朝已“有共和的因素”。这种说法把古代帝制下两党轮流辅政与近代意义上两党轮流执政混为一谈。一字之差的症结，旨在抹杀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的本质差异。
宋孝宗与宋理宗都以旁支宗室而入继皇位，有人将其曲解为政治上“‘谁都可以当皇帝’的开放性”。纵观中国历代王朝，因君主绝嗣而旁支承统的权变做法，并非宋朝独有，若将其美化成宋朝已具“皇权开放的观念”，实在匪夷所思。君不见，皇权依旧在赵姓皇帝后代中私相授受，“皇权开放”从何谈起。
有人把宋朝对皇权及其决策程序的相对制约，解读为“皇权成为最高公权力的象征”。殊不知宋朝这种相对制约，最终必须以皇帝自觉接受权力制衡为前提。这也决定了代表皇权的宋朝皇帝不可能像近代立宪制那样彻底虚君化，也就谈不上宋朝“以制度保障了国家公权力最大限度地属于全社会”。
所以说宋朝在政治文明上有着长足的进步，但其所有进步都是相对的，而且是在专制政体下展开运作的；皇帝仍是国家最高决策者，祖宗家法下所有顶层设计无不服务于君主专制集权。说宋朝国家政权已经超越利益集团，是缺乏依据，也违背史实的。
赵昺一番思索后，觉得自己现下的正确做法应该是理性的区分宋朝遗产中的新生儿与洗澡水，全单照收与一起泼掉的做法都不足取，在转过身时心中已经有了定算……
第1036章 烫手山芋（）
“朕同意遣重臣主持征西，但遣何人前去，又如何授权呢？”赵昺看向俩老头儿沉着脸言道。
“这……”刘黻听了面色一喜，可转眼即逝，他看向应节严却没有作答。
“陛下以为何人合适呢？”应节严也没有马上作答，沉吟片刻又看向小皇帝道。
“朕以为此次出兵虽是以夺得重庆为作战目标，但是战争可能会随着局势的发展有所扩大，如此也将主持整个川蜀的防务及牵制陕甘之敌的重任，因而此人不仅熟知军事，且要有主政一方的能力。”此前两人力求遣重臣主持征西，但说到人选又犹豫起来，赵昺想了想言道。
“陛下所言极是，但是此人要德才兼备，尤其是要忠于陛下！”刘黻点点头道。
“嗯，川蜀远离中枢，主持之人确是要选一个干臣。”应节严点点头道，不过面色也是有些沉重。
皮球踢了几个来回，双方都冷了场，赵昺看着俩老头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又有些好笑。其实谁都知道主持川蜀军政乃是位高权重，但也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南渡以来主持川蜀的历任官员都是下场凄惨，让人视之畏途，避之不及。
川蜀地区地形封闭，也是少有的富庶之地，可与江浙相媲美，但也是山高皇帝远之地。这块平和之地在朝廷南渡之后却骤然成了军事重地，抵御金、蒙入侵的前线，为朝廷所重视，派遣重兵大将防守。
宋廷针对四川防御体系布置之措施，大体而言，宣抚使为指挥单位，可对四川防御体系发号施令，川北诸军为作战单位，制置使权位低于宣抚使，对川北诸军亦有指挥权，都统制仅可控制该都统司之部队，无法统率川北诸军，后勤单位可控制财权，宋廷先后以随军转运使、都转运使以及转领掌握之。
为南宋为抗击外敌，于建炎三年五月，以张浚为宣抚处置使，前往四川设置防御体系，高宗因对张浚信任，而以其宣抚处置四川，并授以便宜权，可掌理四川之全权。但由于张浚将便宜权授予属下程千秋及王以宁，或是属下官员滥用便宜权。
建炎四年九月，高宗下令‘宣抚司所遣官，如有合从权措置如事，自合申听本司’，仅限宣抚处置使司掌有便宜权，并下令京西、湖南北路勿隶川、陕宣抚司节制。其后因张浚属下李允文杀朝奉郎知岳州袁植于鄂州，宋廷诏李允文落职，令其还川陜宣抚处置使司供职，此事件虽未导致张浚受罚，限缩张浚便宜权范围，却显著减弱高宗对于张浚之信任，宋廷因此逐步限制张浚便宜权。
宋廷此时仅是限制张浚在四川之权力，仍希望张浚在四川筹措防务，但在富平之战后，由于宋军大溃，张浚谋求挽回颓势，极力筹措粮饷，遂与宋廷发生财政争论，终导致宋廷将张浚召回。但赵昺以为张浚去职主要还是因为其职权过度膨胀，招致宋廷疑惧，且出身武臣之故。
自张浚去蜀后，宋廷为符合宋金战争之需求，亦为调整四川军权及财权关系，在四川施行一连串措施，逐步将四川军权与财权分割，并调整宣抚使职权，不复在四川常设，任期不定，且事毕则罢，使四川分而治之。但在开禧北伐之后，宋金重启战端，其后又需面对蒙古之挑战，宋廷遂再次改变对四川政策。
由于宣抚使手握便宜权，掌握四川之全权，宋廷恐惧其职权过大，遂逐步对其裁抑。将宣抚使司对六部之行移由札子改为申状，压制宣抚使职权，并为分王似之权，以知夔州卢法原为副使，又削夺宣抚使之军权，改由都统制吴玠负责措置边防。
在富平之战后，宋廷便开始限制宣抚使之便宜权，却导致都统制吴玠之崛起，因独掌军权而为宣抚副使，更将宣抚使兵权改由都统制吴玠掌理，承认其对川北诸军之指挥权，四川因此进入武臣宣抚使时期。吴玠掌握军权后，其职权逐渐向财权扩张，宋廷因此陷入两难之尴尬局面，必须依赖吴玠等吴氏家族成员在四川筹备防务，以高官厚爵笼络之，另一方面又必须防制其权势过大，不复在四川常设宣抚使，以分化四川事权。
宋廷同时针对宣抚使之人事权进行限制，武臣方面，按南宋武臣官名，地位由高到低依序为都统、同统制、副统制、统领、同统领、副统领、正将、副将、准备将，军中武职原由大将或宣抚使自行任命，绍兴议和以后，宋廷规定统制官以上武官由宣抚司推荐，枢密院授予付身，都统制可自行辟任其余军官，23藉由掌控高级将官之任命权，以强化对四川军权之控制。
至于文职之派授，原可自行任命四川官员宋廷遂逐步限制宣抚使之军权，但张浚出蜀后，宋廷限制宣抚使军权，都统制吴玠因此掌握军权，宋廷承认其对于川北诸军之指挥权。但吴玠以拥有军权而为宣抚副使后，其职权逐渐向财权扩张，宋廷又在四川暂时取消宣抚使之设置，改以职权较低之兵部侍郎胡世将为安抚制置使，以避免与吴玠之职权爆发冲突，仅有官员部分人事权。。
由四川粮运问题冲突观察，宋廷此时之地位颇为尴尬，一方面为安抚吴玠，以其人马任职转运使司，默许其对财权之控制，一方面又恐惧吴玠掌握财权后之不良后果，试图压低吴玠人马权位，且由中央派任转运使以分其权。
绍兴九年九月，因吴玠病死，原安抚制置使胡世将由权主管宣抚司职事改为宣抚副使，又因指挥宋军抵抗金人，导致其声威日隆，便宜权自‘如遇军事及赏罚等，待报不及，许一面便宜施行’，仅及军事和官员赏罚，扩大至官吏黜陟，等同于张浚之便宜权。对武将之控制力亦因此提高，由于杨政及吴璘仍必须听命宣抚使节制，郑刚中仍能以其职权强迫两人听命。
但伴随着郑刚中因兼掌财权，招致朝臣攻击而去职，宋廷因此裁撤宣抚使司，右护军都统制吴璘因统领吴玠旧部，又因胡世将为分郭浩之权，以吴璘同节制陜西诸路军马，逐渐在陕西诸将中居于领导地位。但宋廷对于宣抚使一职除授相当慎重，吴璘虽荣宠已极，但直至绍兴三十一年五月，金海陵王南侵，宋廷急需四川发动对金军反攻，以减轻东南之军事压力，才不得不以宣抚使之职授予吴璘，命其率蜀军北伐。
吴璘虽与其兄吴玠先后以武臣身份出任宣抚使，但观察两人之职权，吴玠拥有四川军权，且对财权有一定影响力，吴璘仅有军权，虽曾命武人知州，如以阿林哲同知洮州、王宏知兰州等，但当时是基于宋金战争之需要，且宋廷规定‘凡文臣执政官为宣抚使，则总领官用申状受约束，武臣为宣抚使则抗礼平牒焉’，以限制吴璘职权向财权之侵夺，其职权显然远不如其兄。
赵昺以为武臣宣抚使之勃兴在吴玠为宣抚副使时代，宋廷虽以吴璘为宣抚使，但其职权受宋廷限制，局限于军权，其后吴挺虽世袭兴州都统制，但宋廷始终不以宣抚使要职授之，显示宋廷对武臣宣抚使忌惮之深。绍兴九年六月，吴玠病死，宋廷鉴于其之跋扈，又因其后宣抚副使郑刚中兼领财权，宋廷认为宣抚使权力过大，进而裁撤宣抚使司。
自吴璘死后十余年间，宋廷调整宣抚使职权，以其入蜀处置事务，且事毕则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