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上下打量着道。
“是吗？看来太后让姐姐主持尚衣局还是颇有眼光的，这种见识只怕宫中再无二人了。”赵昺转过身子道，可心中却颇为感慨，这一件衣服只怕一大县的赋税都不够，若是在盛世也无可厚非，高消费还能拉动ＧＤＰ，可当前无异于饮鸩止渴，为了面子连里子都拆了。
“奴婢也是勉力而为，还是得太后抬举。”苏岚将冠帽给小皇帝戴上，又看看笑道，“这件还颇为合身，官家再试试那件裘服，用不了几日就要穿了！”
“这些衣服都要试穿吗？”赵昺却有些为难地道。
“当然了，这些皆是官家要用的。”苏岚点点头道，“天子之服，一曰大裘冕，是皇帝在大朝会、大册命等重大典礼时穿着的；二曰衮冕，为国典所用；三曰通天冠，绛纱袍；四曰履袍；五曰衫袍，六曰窄袍，乃是天子祀享、朝会、亲耕及亲事、燕居之服；七曰御阅服，是我朝中兴之后则有的天子之戎服。”
赵昺来的这个是对最烦的就是换衣服了，十分繁琐不说，就别想一个人能穿利索了，几个人伺候着没有半个小时也穿不上。当下王德出去督促整理大殿上的嫁妆，现下皆由苏岚领着两个新入宫的小宫女侍奉，穿上再脱下已经累的鼻头见汗了。
换上的这身裘服，在赵昺看来还不如衮服华丽、漂亮，是绛色纱袍，以织成云龙红金条纱为之。白罗方心曲领，白袜黑舄，头上戴通天冠、二十四梁，加金博山。用于正旦、冬至、五日朔大朝会、大册命等仪式，为首服。其实历代皇帝的朝服皆是依据周礼，因而历代相传皆是如此形制，也正所谓的传承，不是他以为不好看就能改变的。
大宋的皇帝常服，就是这种黄色或红色的团领袍，玉装红束带，皂文靴，却没有龙纹，自然不是俗称的龙袍了。而宋代上自皇帝，下至百官，除祭祀、隆重朝会需服冠冕之外，一般都戴幞头幞头的形制，也和前代有明显的不同。官宦形象多用直脚，仆从、公差或身份低下的乐人，多用交脚或局脚，而皇帝则戴直脚幞头。
皇帝的衣服花样不少，那后妃们也不可能就一身衣服。赵昺随口问问，皇后的衣服也分有四种，一曰祎衣，二曰朱衣，三曰礼衣，四曰鞠衣。
祎衣是皇后在受册、助祭、参加朝会时穿的。其衣深青色，上有翠翟（一种小而鲜艳的鸟）图案。衣领上有黑白相间的花纹，袖口、衣边用红色的罗为缘饰。腰服大带，带与衣色相同。蔽膝随裳的颜色，上绘翟为图案，青袜，舄加金饰，白玉双佩。皇后亲蚕时服鞠衣，用黄罗制成，形制如同祎衣，但无翚翟图案。平日宴见宾客则服钿钗礼衣，颜色不限。
另外女人虽然不带帽子，却需要首饰，因而皇后服祎衣时，头上也要盛妆，配以华美的九龙四凤冠，插十二支花，两鬓做宽。不过让赵昺欣慰的是皇后的祎衣和自己的裘服一般，都是最为贵重的服饰，平时很少穿着，只在受皇帝册封或祭祀典礼时服用，这样一来磨损的少，可以用很多年，不必年年更新。而其他妃嫔的服饰仿皇后的冠服之制，当然要比之简约，以用于各种礼仪穿戴……
很快日子到了十二月，赵昺在取得诸多证据后，将吏部侍郎王真传唤至都统府询问，随后下旨将其羁押，并通报两省，称其因对圣上不满，进而利用职权网罗亲信，营私结党，诽谤圣上之名，欲借此阻止陛下亲政。现下除去其官，严加审讯，进一步深挖其党。
圣旨一下，满朝皆惊，王真自行朝建立便在朝中，给众人留下的印象颇好，加上其擅于结交，因此朝中与其交好者不少，但谁也没有想到王真竟然暗中策划了此事。而后又不断有与其关系密切者不时被护军士兵带走问询，有的人是一去不归，不免让朝中官员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唯恐被牵扯其中。
在接连几日的询问后，让赵昺欣慰的是王真虽然对自己不满，却没有做出勾结蒙元叛国之事，这也避免了一场清洗。毕竟经其是当朝礼部左侍郎，经其手为官者不知凡几，若他叛国，为保证安全这些人都得暂时停职，一一审查，甚至全部逐出朝廷。而与王真交往密切者也必会受到牵连，即便不被勒令致仕，起码也要调离中枢去坐冷板凳，再难升迁、启用。
在经过番审查后，赵昺禀告太后又与几位宰执商议后，决定此事不再扩大范围，就止于王真。随后由尚书省下发诏令，将王真免官罢职，流放郴州监管。主要参与者李宽和丁琦等十余人则分发边关充军，而加入南屏社的四十余人根据其参与程度，或被直接罢官，或是贬黜到地方降职使用，皆被逐出京城。
另有与其交往密切的官员虽未被处分，但皆被申饬，令其思过。而陆秀夫则自请处分，要求致仕还乡，太后念其功劳，只是罚其三个月的俸禄。而作为事发部省的主官邓光荐和陈仲微，皆因监管不力，用人不当被降级留用，罚俸半年，责令痛思其过。
靴子终于落地，众臣无不暗自庆幸小皇帝没有借机清洗，不过却也都心悸不已。要知道当时的情况大家都是亲眼目睹，小皇帝发现情形不对便立刻调集军队控制局势，而城中的所有武装力量却无人违令，更连质疑声都没有。京畿地区的驻军则在接令后，在不明缘由的情况下也皆遵圣命即刻结束一切行动返回营地，可见其在军队中的威信和强大的掌控力。
再有此事牵扯到尚书省左司，那是左相陆秀夫所辖，小皇帝却敢于向其中伸手，其却不敢当堂质疑。且在小皇帝自辩之时，殿上出来作证者不乏身居要职的帅府旧臣，大家才发现其不仅能有效的控制军队，即便在文臣之中的实力亦有操纵形势的能力，如此情况下再无人敢生挑战之心了。
处理完此事，也就到了‘磕头’的日子，本来按照惯例每逢年终，皇帝不仅要祭拜太庙、天地，举行郊祭，还要遣使祭陵。但今年又有不同，赵昺大婚的日子定在了腊月二十五日，亲政在明年元日大朝会之上，而这两件大事同样要祭告祖宗和天地，也就是说剩下的日子他要三次祭告太庙、天地和先帝陵寝。
赵昺当然不干了，先不提花费多少，自己就是不干其它的事情，只是这些就能将他折腾够呛，磕头都得膝盖磨出血，磕出脑震荡来。于是乎，赵昺召集众宰执商议是不是可以简化下仪式，免去重复劳动，以免扰民，节约些国孥，而他觉得大家能答应，毕竟自己磕头他们也都得陪着……
第８９５章 步步带坑（）
眼看皇帝的婚期日近，众臣也考虑到时间有些紧迫，行程安排起来有些局促，再一个皇帝仪仗出出进进太过扰民，且年终事情又多，大家都去陪祭，朝廷非得瘫痪不可。而小皇帝也言，朝中老臣众多，每日车马劳顿不说，便是陪祭身体也吃不消，因此大家也就坡下驴，开了个会商议一番，以为如此也合礼法，太后也就准了皇帝所请，将年终大祭和告庙之事一并办理。
当然这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大臣们知道陪祭是个辛苦活儿，不仅早出晚归，且仪式冗长，只是起来跪下就能累个半死，能偷懒为何不偷懒；至于小皇帝怎么想的，他们也十分清楚，一者是心疼钱，二者其也是不耐烦这些仪式。既然如此，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意思是这个意思，不过这个理由是说不出口的，自然要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因此经过慎重考虑，中书省和尚书省及临安府联合发文告知百姓：因天下初定，国事繁重，为节约国孥，不扰百姓，陛下决定年终大祭一切从简，仪仗削减三成，与告庙一并举行。经查阅典籍，上合天道，下合民意，与礼相合，太后谕准！
“读书少挨欺负啊！”赵昺却恨不得扇自己俩嘴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被那帮老油条给耍了。
确切的说是自己被利用了，原来依照惯例太后颁下谕旨，则由太常寺选择吉日吉时，大学士撰写祭文，并有礼部官员给赵昺讲说礼仪和规矩，而他就是从礼部官员的口中想明白了一些事情。让他刚刚还为自己得计而沾沾自喜的好心情也顷刻一扫而光，不禁暗恨自己为何小时候没有多读些书，以致屡屡掉进坑里。
说起来郊祀就是在郊外祭祀天地，也是中国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国家盛典，但是，由于历史的演进，郊祀制度本身，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就随之不断地产生变化。先秦时期，是郊祀制度的原始鼎盛时期。而秦汉时期，则是其政治成熟时期。魏晋南北朝，由于中国政治上的分裂及少数民族的侵入，郊祀制度空为具文。这是郊祀制度的衰落时期。隋唐时期，是郊祀制度的恢复讲求、重新立制的时期。而五代和两宋，则是郊祀制度的政治变异时期。
从形式上看，郊祀制度自汉以来，每岁亲祀天地，或合或别已不可常矣。至唐代开元以前，郊祀的举行亦无定制，也是参错无定期。到唐开元中，始定每岁常祀皆有司摄事，一如三代旧典。郊天之礼，唐制：每岁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亲祀则并设皇帝祇位。
然而，宋代并不是一承不变地因袭着唐制，特别是在亲郊制度上。首先在郊祭的时间上并非依照唐制一年一祀，时间并无定制，直到真宗年才改为三年一祀，成为定制。而传到赵昺这，其还是继位八年来第一次举行郊祭，不过他也不是开了先河之君，而是大宋历代皇帝早就坏过规矩。
大宋祭祀制度的改变应该是源于明堂制度的产生，且出于偶然。仁宗皇祐二年，应当进行郊祭，可由于日在至晦，应当宜有所避的缘故，宰相宋庠便请季秋大飨于明堂。赵昺觉得仁宗肯定也跟自己似的见有空子可钻，便偷懒了，诏罢当年冬至亲祠南郊之礼，有事祭祀于明堂，此后就渐成制度，使宋代的亲郊从室外走进了室内，明堂逐渐成为亲郊的重要礼制。
要知道郊祀是把儒家天命思想具体化的礼仪，郊祀是中国历代都要讲行的国家重大典礼，而遵礼又是儒家治国的重要依据。对于礼制的变化，宋人自然也能强烈地感受到。哲宗时任礼部尚书的苏轼就提出了宋礼“皆非周礼”的看法，并指出：
“古者，一岁祀天者二，明堂享帝者一，四时迎气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庙者四。此十五者皆天子亲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类，亦皆亲祀。此周礼也”。而宋代，天子亲祀却“三岁一郊”。“夫周之礼，亲祭如彼其多”，‘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古者以亲祀为常礼”，而“今世以亲祀为大礼”。
荐飨太庙、祭祀祖宗，是仅次于祭祀天地的东西。连宋人自己也说：“谨按百王之礼，沿革不同，而祀天地于郊丘，祀上帝于明堂，祫祖宗于太庙，此三者万世不易之礼”。据周礼规定，宗庙之祭有二：一为正祭，即时享、禘祫是也；一是告祭，即国有大事，告于宗庙；皆由人主亲行其礼。
然而，自汉以来，礼制堕废。郊庙之祭，人主多不亲行。至唐中叶以后始定制：于三岁一郊之时，前二日朝享太清宫、太庙，次日方有事南郊。宋因其制，于第一日朝享景灵宫，第二日朝享太庙，第三日于郊坛或明堂行礼。
告祭如此，正祭又如何呢？按宋代制度，太庙岁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荐食荐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但宋代的正祭为常祀，虽祫禘大礼，亦命有司摄事。累朝惟仁宗嘉祐四年十月亲行祫禘礼一次而已。宋人对此是有些不满的。
富弼在《上仁宗乞亲行祫禘大礼》中说：国朝崇奉祭祀，严而不渎。每三岁天子必亲行南郊之祀，其于祀天之道可谓得礼。独于宗庙，只遣大臣摄行，时享而已，亲祀未讲，诚为缺典国史所书亲享太庙，大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蔡襄也曾批评仁宗：“周制，四时享亲之礼有九。今寺观则车驾一岁再临，未尝荐献宗庙，非奉先教民意！”宁临幸寺观而不荐献宗庙，这确实违背了传统的宗法精神。
赵昺觉得既然儒者们感受到了礼制的变化，却又为何没有坚决反对，而是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呢？他当然不会相信祭祀制度的变化只是表面上的变化，其中定然有深层次的东西在其中。现代人只要学过几天政治的人就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因而他觉得‘礼’，既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便是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变化有着密切联系的。
果然在赵昺的百般询问下，礼官给出了个模糊不清的答案，可其在解释中引用了仁宗在答复蔡襄的批评时的一句话，其言：“三岁一祠郊庙，而赉及天下。若岁亲行之，则人有觊赏之心。朕朝夕奉三圣御容于禁中，未尝敢怠也”。这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皇帝并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亲自主持正祭。因为亲祀所需的高额花费迫使其不敢去！总而言之就一句话——都是缺钱闹得。
对于皇帝亲祀其实不止是弄点贡品，御驾亲往拜祭，花点小钱那么简单，其实还有三件事要做：一者郊而四赦；二者荫子；三者亲祀赏赉。
赵昺对于‘四赦’还是知道的，一为常赦，其赦免范围为除十恶、斗杀、劫杀、谋杀并为己杀人者，及放火、官典犯正枉法赃至死不赦外，其余罪咸赦除之；；二为大赦，凡大赦及天下，释杂犯死罪以下。甚则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三为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别京，或畿内；四为德音，则死及流罪降等、馀罪释之，间亦释流罪。
在这个问题上，赵昺以为郊而肆赦的主要功能还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其实换个角度看，大面积的实施赦免也反映出阶级矛盾的空前激化。因为宋朝一直实施重税，进而造成为数众多的、已丧失偿还能力的农民、商人、中小地主，使得他们因此成为罪犯。
而如此不仅使得阶级矛盾激化，且丧失了民心，失去统治基础。而为了缓和这种日益尖锐的矛盾，除去赦免之外，是别无它法的，进而也给丧失生产能力的人以喘息再生的机会。且把这置于亲祀的场合，无疑又直接表现着天子的慈悲，还能为皇帝涂脂抹粉。
荫子则实际上就是一种变态的世袭制，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处处都可以找到影子的。但把它作为亲祀制度的政治附加，亲祀荫子在宋代已有一个本质的变化。这是优待以士大夫为主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在亲祀制度中的反映，也是封建特权思想在亲祀制度中的反映。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宋人一般都赞同有所限制，而不像在“郊而肆赦”的看法上存有明显的对立。即使荫子也是造成冗官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官僚阶层才是这项制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自然不会有人真心的去反对，否则便会受到群而攻之。
至于亲祀赏赉则是赏赐军队官兵。此属于起于唐朝的‘旧例’，但赏赐的范围有限，仅为卫队和仪仗队。不过到了五代时期赏军的范围就大为扩大了。在赵昺看来其实可以视作皇帝和军队交换特权的一个政治条件，而宋朝之所以还要继续维持这项制度，他以为纯粹是太祖赵匡胤篡权夺位后留下的心病。
实际上，正是五代连绵不断、此伏彼起的兵变，给赵匡胤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而他代周立宋也是在五代以来长期战乱局面以后建立起来的，使得其在亲祀赏军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