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意义都并不是固定的，乃是随着当时政治、军事整体形势的不同而不同，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是有变化的，中国政治重心自西向东的移动趋势即说明了这点。
政治重心处于关中的时代，关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后来，在经历了一段摇摆之后，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关中地位下降，而河北地位上升。这一变化给其它地域的地位也造成了一定影响，政治重心位于关中的时代，湖北是西北与东南之间衔接的纽带，地位比较重要；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以后，随着关中地位的下降，湖北地位也有所下降，而山东则成了南北之间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联系的枢纽，地位变的举足轻重了。
当前蒙元定都大都，也就是现代的北京，正处于河北的范围之内，而山东正是东南之翼，占据东南谋取山东便可对河北形成合围之势。但是占据西川谋取中原，首先要攻取关中，再下河北，而陕甘紧邻蒙元旧都，将处于敌方的两面夹击局势。且兵出垅中处于仰攻姿态，在战术上也是十分困难的，而割据四川鲜有北伐成功的，却多被敌所灭。
赵昺在试图说服众臣的时候，大家也在设法让他从谏随流，又从人文、物产、民风等多方面劝谏。他以为其中不能说不无道理，但也存在偏颇，其中的许多情况已经大为改观。
他们称古人常言南方民风柔弱，一纸可安。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南方百姓也没什么抵抗的心思，而北方民风彪悍，尤其是西北和河北等地更甚。且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多以打猎为生，以肉食为主，运动较多，身体较为健壮；而汉人则以面食物为主，锻炼较少，自汉朝以来就推崇儒家文化，主张追求功名利禄，素质可见一斑。
赵昺对此不以为然，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这也是立足东南的政权可以凭恃的条件。《汉书》地理志记载东南风俗云：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春秋时的吴越能与齐晋等中原大国争霸、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而令秦人丧胆、东晋时谢玄、刘裕曾率以屡破北方强敌的北府兵即是这种力量的显示，都得益于东南地区劲勇好武的民风。
浙东及江西一带亦颇与之同，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潜在的武装力量。后世更有号称天下强兵的广西狼兵。
再有在物资供应上，赵昺也承认可用矿产资源和矿产开发能力上，跟冷兵器最相关的是煤铁资源，北方占优，而且一直持续到现代。粮食及肉类的供应，北方传统的农作物有稷、黍、糜、小麦、高粱等，对自然条件的适应能力是比较强的，产量比较稳定，有利于做战略储备。
不过宋代以后占城稻的引种已经改变了这种局势，一年两熟已成普遍，除非发生大面积灾害，否则军粮是有保障的。肉类的供应是成问题，赵昺在才琼州也深有体会，但是他成功的利用江海中的鱼类解决了蛋白质缺乏的窘境，各军之中食鱼也成为习惯。而南方水网密布自然不会缺少鱼类补充，且要比养殖牲畜成本要低的多。
此外由于地理环境因素，北方适合养马，尤其是蒙古草原及周边地区。在冷兵器时代，战马的作用极大，野战中骑兵面对步兵有绝对优势，步兵打不过骑兵就很难逃脱全军覆没的结果，打得过则很难追击扩大战果，赵昺承认骑兵的作用之大，也知道获得战马之难，现在琼州军也正因为战马数量不足难以进一步扩充。
不过想用步军出西川与敌军的骑兵抗衡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主意，而琼州水军敢说天下无敌，即可在海中杨帆远征，又能在内河中纵横无阻。可关中地区缺水是常态，东南确是江河密布，又何必以己之短击敌所长呢？再有江淮地区水草丰美，虽比不得北方适合牧马，但也可以一解缺马之虞。
另外众臣所言的困难，无论是取西川，还是占东南都同样存在。由于地理上北方平原居多，利于行军打仗，因此统一北方相对容易。而南方高山大江森林茂密，自然屏障很多，不利于行军打仗，因此统一南方相对很难。容易统一的北方地区容易形成集中兵力和资源优势，向南则易于各个击破。
北方相对寒冷，有较为漫长的冬季，而南方相对温暖，冬季短暂而且基本没有冰冻。这样的气候差异使从北方向南方攻击的时候气候影响相对较小，而从南方向北方攻击的时候则受气候影响因素巨大，尤其是冬季到来之后，很少见过雪的南方人在北方隆冬时节生活都是非常困难的，何况作战。而且冬季的后勤补给会非常困难，容易造成非常严重的失败。
赵昺认为如今蒙古人已经统一全国，这就是个伪命题，无论如何都要面对。而割据东南也非一无是处，他记的后世有人曾言‘集南方之所长者无如东南’。东南地处亚热带，雨水较多，河道纵横。长江、淮河呈东西向流过，横亘在南北之间，再加上它们的支流，遂形成一个密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从阻挡北方铁骑的冲力上来说，长江确是难以逾越的天堑。
南方可以利用这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发挥自己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在整个南方地区，没有哪个地区能象东南这样有这么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这样，北方势力若越过淮河继续向南深入，便会面临气候和环境上的巨大困难，而发现自己陷入了弃其所长、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东南地区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江南的开发本来相对晚于北方，但北方的历次动荡都会导致大量的流民南迁，流民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往南方，东汉后期的动荡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迁高峰，永嘉之乱后，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迁。尤其是宋的南迁更迫使北方流民陆续南迁，进一步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和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
而长江下游太湖地区本就是一个富裕的经济区，人烟稠密。隋唐时期，东南财赋为关中所倚重，扬州之富庶，常甲天下，当时号为“扬一益二”。隋开大运河、唐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仰仗东南，重新开凿的大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东南江河水道众多，交通运输方便，匮乏之物，也易于得到补充，再加上海运，其交通贸易的范围就更为广泛了。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而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这跟东南政权的社会基础也有很大关系。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权乔迁东南之后，中原先进的社会政治文化遂构成其统治的重要基础，宋王朝再度南迁，东南再次成为中原社会政治文化的荟萃之地。
这些条件为东南的政治、军事地位提供了经济基础。但也并非没有弱点，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历史上，立足东南的政权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立足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而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便跟乔迁政权的这种特性有关……
赵昺清楚打仗打的是钱粮，打的是民心所向，东南才是最好的反攻据点。这让他难以理解为何行朝的朝臣们却一心想要去西川，后来想想也许是朝廷的倾覆让他们失去了再度经营东南的信心，觉的当年靠举国之力与敌麓战四十余年都未能阻挡蒙古人铁蹄，不若前往西川这个封闭之地得以苟安。至于攻取关中，进取中原只怕他们自己也不大相信。
胆怯和懦弱及苟安的思想的存在，使得西进成为了行朝的主流。而赵昺此刻当皇帝正‘上瘾’呢，当然不想只做个西川之主了，却要恢复旧地，重返中原。可是两派争执不下，久议未果，此前他还不着急，可以坐山观虎斗，想着大家吵吵更健康。不过当下忽必烈将死，蒙元内乱将起，他自然不能再等下去，可如此形势下形成统一意见却也不容易。
如今杨琏真迦来了，使他有机可乘，赵昺相信在皇陵被盗掘的情况下，西进派对这奇耻大辱仍能忍下去。而若其还固执己见，只怕他们的官也当到头了，虽然自己做的也不光彩，甚至可以说十分卑鄙……
第697章 踌躇（）
如今宋军每年的春训后便是夏季演练，枢密司的演习计划已经在一个月前报了上来。但赵昺打算进行调整，改大规模的抗登陆作战和步骑对抗为远程奔袭及运动围歼演练，且此次水军不仅承担运输、护航任务，还将担任拦截、袭扰，并支援陆战队夺占要点的任务。
负责制定演习计划的枢密院对此十分纳闷，此前的演练提纲也是经过陛下御准后才制定的，可这突然又要推翻重来，让他们迷惑不解。但军令如山，他们也只能按照陛下的意思重新整改，另行选择演习场地，制定演习细则。另外令职方司调查编撰东南沿海详细的海图，搜集内河的水文资料；机宜司加强元军兵力配属方面情报的收集。
同时兵部也接到圣命，着辎重司整备军械、囤积三个月作战所需物资，加大对各个根据地的物资调配；兵部司要派出得力干部前往几个根据地加强领导和兵丁的整训，并对禁军基层军官加强配备，补充各部的缺编的兵额。并增募新兵两万，为每个师配备一个补充团。
众臣都觉得有些奇怪，小皇帝调兵遣将不像是在搞演习，倒似准备开战。可还未等他们搞清楚状况，其在春讲结束后便又急急忙忙的前往博鳌岛避暑。而赵昺确是知道杨琏真迦那混蛋玩意儿已经前来杭州赴任，不知道哪天就把自己家的祖坟给抛了，所以自己必须做出准备。
当下时机未到，而这话又不能对众臣明说，所以赵昺只能以演习的名义动员兵力，补充军资，并做好补充兵员的准备。但是想法有了，怎么打，达到什么目的，仗又打到什么程度收手等等有关问题都未想清楚，更不要说细节了，他躲到这里就是为了制定作战计划。
“当初也不知道那祖宗怎么想的，为何非要驻跸杭州！”行宫内廷最大的一间屋子此刻已经改造成了临时书房，只沙盘和地图占据了半间屋子，另半边也堆满书籍，两个小黄门专门日夜伺候着帮他寻找所需的资料。但这两天他只字未写，光研究地图了，可怎么看杭州这个地方做都城都不大合适，不禁抱怨道。
皱皱眉头琢磨了片刻，赵昺觉得自己这位祖宗不是不知道在杭州建都的弊端，杭州自秦朝设县治以来已有千多年的历史，曾是吴越国的都城，因风景秀丽，素有人间天堂的美誉。得益于京杭运河和通商口岸的便利，以及自身发达的丝绸和粮食产业，成为重要的商业集散中心，作为经济中心倒是十分合适，作为政治中心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辐射周围的影响力都存在欠缺。
而赵构执意建都杭州还是处于自身的安全考虑，从而丧失了北伐复土的信心，而几位继承人也并非都有复国的决心，而安心偏安一隅了。要知道当时定都临安前，自绍兴三年至六年的三年时间里，朝廷曾三次商议迁都事宜，当时知福州张守曾奏言：“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江流险阔，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可为别都以图恢复。”但都因为金军南侵而落空，最终没有被采纳。
形势直到吴玠兄弟取得了陕川保卫战的胜利，乘机收复了凤、秦、陇诸州；岳飞收复了襄阳等六郡，屯兵鄂州；韩世忠大败金兵于扬州，进驻楚州，抗金形势大好。张浚以宰相兼都督诸路军马事的身份与各路将领商议北伐，在完成了军事部署之后，高宗又在许多大臣促动下，树起“抗金”旗帜，进跸建康。
但此时女真贵族也因连年用兵，师老无功，导致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相互残杀。掌握金国实权的挞懒一派，废除了刘豫傀儡政权，对南宋政权使用了“以和议佐攻战”的策略，诱降赵构，宋金出现了对峙局面。如此一来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南宋半壁江山开始稳定下来，高宗派刘光世、韩世忠在建康、镇江置帅府，屯兵十万，加强了江淮一带军事防御力量。
赵构不顾大臣的反对，从建康前线返回临安后，也采用了“御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调集岳飞等精兵镇压了杨么等农民起义。这样，南宋赵构统治集团在重重矛盾中初步稳定了它的统治。这是高宗第三次驻跸临安，就在这一年正式以临安为“行在所”，最后定都临安。因为山河破碎，国耻未雪，爱国志士，总是未能忘情于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大业。终南宋之世的一百多年，大臣中时有移跸建康之议。
陆游在孝宗隆兴元年《上二府论都邑札子》大声疾呼：“某闻江左自吴以来，未有舍建康他都者，吴尝都武昌，梁尝都荆渚，南唐尝都洪州（今南昌市），当时为计，必以建康距江不远，故求深固为地。然皆成而复毁，居而复徙，甚至遂至于败亡。相公以为此何者？天地造设，山川形势有不可易者也。车驾驻跸临安，处于权宜，本非定都；以形势则不固，以馈饷则不便，海道逼近，凛然常有意外之忧。”
陈亮也在淳熙五年《上孝宗皇帝第一书》指出定都临安，弊病为多。他说：“夫吴蜀，天地之偏气也；钱塘，又吴之一隅也。当唐之衰，而钱镠以闾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人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六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可以张形势而事恢复也。”
“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宴安，而钱塘为乐国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余矣。故谷栗桑麻丝枲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为异地。公将卿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
吕祉给宋廷上《东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论”、“江流上下论”、“江淮表里论”三论，建议：立都建康以为兴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阳、武昌、九江以固上下游之势；守江以治内，备淮以治外，表淮而里江，如此则中原可复。山东和荆襄犹如东南的两翼，屏护着整个江淮防御体系。山东足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足以屏护江汉上游。前人曾言“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窥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
“唉，自己就是个背锅的！”现在不仅生米做成了熟饭，连锅都砸了，赵昺不但要替几位祖宗收拾烂摊子，还得设法不让他们曝尸荒野，不是背锅侠是什么。可想想他们吃喝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