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支工食钱二百五十文省，日工资有200多文；饶州市民鲁四公，开食品店煮猪羊血为羹售人，以养妻子。日所得不能过二百钱，然安贫守分，日收入100多文，不到200文；吴中也有两名市民，同以鬻鳝为业，日赢三百钱，每人每日也有100多文的收入；沧州一妇人，幼年母病卧床，家无父兄，日卖果于市，得赢钱数十以养母”，每日收入则不到100文；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个叫乐生的鄂人，任水鬻于市，得百钱即罢休。以其僦屋饮食之余，遨嬉于邸戏中。既归，又鼓笛以歌，日以为常，每天赚够100文，便不再做生意，回家吹笛唱歌。所以不管是当佣工，还是在城市做点小生意，我们大宋底层人的日收入基本上在“100文”这个水平线上下浮动。再需要考虑货币的购买力。在宋代维持一个人的基本温饱，每日需要20文。100文左右的日收入刚好能够养活一个五口人的家庭。宋朝是高收入加上高消费的时代。不过宋朝物价相对较高，这些钱基本也只能满足一家几口的日常开销，所以底层的官员连一般老百姓的都不如。
我继续说道：”如果我们仅看涨过工资的大宋高官的话，真是优厚到令全世界羡慕，枢密使级别的高官，基本工资月薪三百贯，心中暗想相当于人民币九万块，还有其他“加俸”“职田”这些多多益善的补贴收入，没有标准数额，官越大越多。知府都如此，宰相可想而知，不过凡事有利必有弊，高薪养廉还是有一定功效的，从公德方面，大部分大宋高官一生从不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刚直不阿，嫉恶如仇，政绩不错，口碑很高，有的出入为相三十载，不置私产，深受百姓赞誉和厚爱。但是从私下来说，我们大宋的这些名臣勋贵又有哪个不是挥金如土，风花雪月，纵享人生的富贵繁华呢？如果空洞的数据让大家不能直观的感受，那么我们再来说几个大宋的耳熟能详，如雷贯耳的名人，更能一见分明。
比如包拯，他当侍从官龙图阁直学士时候。根据嘉祐年间颁布的公务员薪水法规《嘉祐禄令》，龙图阁直学士每月有料钱，也就是我们说得基本俸禄，基本工资；每月还有若干杂七杂八的添支钱和餐钱，也就是补贴；另外每年春、冬两季还能领到一些衣赐，也就是布匹。所以包拯作为龙图阁直学士，每年有1656贯的货币收入，还有10匹绫、34匹绢、2匹罗和100两绵的实物收入。而后包拯大人鸿运登天，升官为权知开封府事，按《宋史·职官志》，包拯是开封府一把手，每月有30石月粮，其中包括15石米、15石麦。此外每月还有20捆（每捆13斤）柴禾、40捆干草、1500贯公使钱（朝廷发给包拯的可以由他随意支配的小金库）。另外作为外任藩府的高级地方官，朝廷划拨给包拯20顷职田，也就是2000亩耕地，允许他每年收租，并且无需纳粮。这2000亩耕地按每亩租米一石估算，每年也有2000石米的进项。再查《嘉祐禄令》，权知开封府事每月还有100贯的添支，每年冬天又发给15秤（每秤15斤）的木炭。包拯做权知开封府事，每年有19200贯的货币收入，还有240捆柴禾、480捆干草、15称木炭、180石小麦和2180石大米的实物收入。包拯一年的各项收入：20856贯铜钱、2180石大米、180石小麦、10匹绫、34匹绢、2匹罗、100两绵、15秤木炭、240捆柴禾、480捆干草。利用宋真宗熙宁二年时开封米价400文一石，麦价300文一石的相关物价数据，我们把包大人每年各项实物收入换成钱，加起来大致是1022贯。1022贯实物收入，加上20856贯货币收入，总共是21878贯。这就是包拯任职开封府时的年薪。工资外每月都有30石米粮补贴和1500贯公务开支补贴，他的职田每年还有2000石米的收益，这是多么高的收入呀！“
我心中暗想：“当时的21878贯是多少人民币呢？按照开封米价400文一石，宋朝一石是66公升，装米约100斤，按每斤两块五估算，能卖250元。所以不严格地讲，当时400文铜钱的购买力和现在25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是相仿的，每文铜钱折合人民币0。625元，每贯铜钱则折合625元，21878贯铜钱自然是1367万元，还加上优厚补贴，更是不可计数，天啦，大名鼎鼎，闻名遐迩的包大人居然这么有钱，回到现代社会，在福布斯排行榜都鼎鼎有名呢，如果我在其位，我肯定也是包拯第二，我肯定也是两袖清风，为民请愿，刚正不阿，我那么多钱，我还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干什么？”
我继续洋洋洒洒的说道：“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草根励志典型吕蒙正，从穷书生做到宰相，蒙正考取进士第一名，成为人见人爱的状元郎！此后，官运亨通，三次为相。此人天生是做宰相的料，心胸豁达，气度非凡。邵氏见闻录记载，吕蒙正还在卑微时，和洛阳龙门书院的温仲舒一起读书，有一天，行伊水上，见卖瓜者，意欲得之，但是手里没有钱，刚好卖瓜的人不小心掉了一只在地上，吕蒙怅然，捡起来吃了。等他做了宰相以后，买下了洛阳城东南面向伊水的一块地，建了一个亭子做纪念，名字叫”饐瓜亭。所以他吕文穆微时极贫，比贵盛，喜食鸡舌汤，每朝必用。一夕游花园，遥见墙角一高阜，以为山也，问左右曰：谁为之？对曰：此相公所杀鸡毛耳。吕讶曰：吾食鸡几何？乃有此。对曰：鸡一舌耳，相公一汤用几许舌？食汤凡几时？吕默然省悔，遂不复用。说吕蒙正少小贫困，等乌鸦变凤凰后，忒喜欢喝鸡舌汤。每天必来一碗。有一天，夕阳西下，在院子里溜圈儿，远远看见墙角有个高高隆起的东东，以为是个人造小山，就问下面的人：何人这么厉害，垒起一座山？”有人回答：这是您老人家吃鸡剩下的鸡毛山呀。吕丞相不懂说道，呜呀！我读书少，你表骗我，我才吃几只鸡？！下面人回答：老爷，一只鸡就一条好舌头，您一碗汤多少舌头呀，您每天都咕嘟咕嘟地喝呢。每天都喝鸡舌头汤，给你做碗汤就杀上百只鸡，试问哪个普通老百姓，哪个普通的底层官员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呢？
比如铁血抗辽名相寇准虽然名垂青史，万古长青，但他的另外一点，却为时人所指责，就是他生性豪奢，放浪形骸，奢靡浮华，铺张浪费，喜欢炫富、摆阔。同时代的宰相夏竦就不满的说寇准豪奢。他在个人生活上竭尽所能的追求新潮和时尚，喜好各种热闹非凡的歌舞和酒宴，寄情声色，天天晚上都要大摆豪华宴席。因为他不喜欢点油灯，所以家里喜欢用巨大的蜡烛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呼朋唤友，举办载歌载舞的宴会。所以寇准下令在其豪宅，他的豪宅如何我就不细说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上上下下都点上巨型蜡烛，亮的跟白天似的，甚至连厕所、马厩里也不例外。他家每天都要消费大量蜡烛，而众所周知蜡烛在当时对于老百姓而言是绝对的奢侈品，一般都是油灯照明，可他就是醉眠房间，也要让蜡烛燃到天亮，后来当寇准免官离开官邸后，继任者犹能看到厕所间堆满了残烛，滴滴都是民脂民膏啊，实在是触目惊心，不可直视。我突然想到宋朝时蜡烛是名贵的奢侈品，按现代社会的话可是要征收高昂的消费税的，那他不知要交多少个人所得税呢。而且寇准喜歌舞，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寇准很喜欢一种叫做柘枝大型舞蹈，宴请朋友，必重金礼聘一流的歌姬表演，不分白昼，通宵达旦，沉迷于此，被人送雅号“柘枝颠”。除了痴迷舞蹈外，寇准还喜欢喝酒，酒量惊人。南宋吴曾著《能改斋漫录》里就记录了寇准饮酒的故事，寇准请客，不论身份贵贱，只要能喝酒，必要与其比试一番，一次有人被逼喝醉后，患了病，寇准还不放过，结果那人妻子放出话来，要和寇准对簿公堂，寇准这才无奈作罢。
我心中暗想：“为什么寇准如此奢华，历史上对他如此尊崇呢，因为按照宋朝时国家高薪养廉的惯例，寇准的公务员合法收入完全能够享受优裕的生活，并没有贪赃枉法，至于他用名贵的蜡烛，闲暇之际欣赏歌舞，喜好宴请，嗜好杯中之物，是他个人喜好而已，也是他工资所能负担的开支。就如他的一幅自画像，在《蝶恋花》词中咏道：四十年来身富贵。游处烟霞，步履如平地。紫府丹台仙籍里，皆知独擅无双美。将相兼荣谁敢比。彩凤徊翔，重浴荀池水。位极人臣功济世，芬芳天下歌桃李。真是描写的恰如其分。最终他在政治斗争中沦为牺牲品，为奸人所害，晚景凄凉，客死他乡。后仁宗诏令为寇准平反，谥号忠愍，复爵莱国公，追赠中书令，仁宗亲篆其首曰旌忠，总算还了一代名相寇准一个公道，此是后话。”
我意犹未尽，继续说道：“再比如说写下脍炙人口的《玉楼春》——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的宋祁大文士，宋祁他们家非常穷困潦倒，宋庠宋祁兄弟读书时，上元节在州学吃虀饭，冬至请人吃饭没钱，把先人留下镶有一两钱的剑鞘给当掉。后来做官后，宋祁也是夜夜笙歌，天天不是酒馆就是歌楼，要么就是在去酒馆或歌楼的路上，夜夜拥歌妓饮美酒，无日不醉。其兄宋庠都看不过去，说他穷极奢侈，捎话让他检点些，相劝不要总这么骇人听闻地花钱，还记得从前我兄弟俩在州学内天天吃粗饭咽咸菜的事吗？宋祁不为所动，大笑回复——请回禀兄长，当年寒灯苦读，吃糠咽菜，不就是为了现在能活到这份儿上吗！
比如翰林学士蒲宗孟性犹其奢靡，和前面说得那些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家每天吃饭最少要十只猪，十只羊，消耗三百只巨烛用以照明。就连洗脸洗脚洗屁股这样的小事，蒲夫子都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分别，都是单独烧水，每次都要好多美女伺候沐浴更衣，一浴至汤五斛。连苏东坡都写信劝他要慈俭。后来身体糟糕的厉害，专门访问了一百多岁老道人，问对方养生之法。老道说，要清心寡欲，戒酒，戒色，戒贪，戒纵乐。蒲学生低头想了想，说：如果这样，即使活上一千岁，又有屁用！
比如说晏殊，小时候家境特别贫困，真宗朝他担任馆职时，有天别人都出去玩了，只有他埋头苦读。真宗非常赞赏他，结果他很诚实地告诉先皇说我只是没钱，有钱我也出去玩臣非不乐宴游，直以贫无可为。臣若有钱，亦须往，但无钱不能出也）。但做相之后却嘲笑别人做的富贵诗乞儿相，自称每言富贵不言金玉锦绣，惟说气象。并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来自证，称穷儿家有此景致也无？可见晏殊住得可是大别墅，家中有楼台院落池塘。
比如韩亿和李若谷。俩人结伴去考试，一共只有一席一毡，每次需要出外拜客，根本雇不起车夫充门面，轮流给对方做车夫。后来李若谷先考中，去许州长社县做主簿，韩亿帮他背着箱子送行，离长社还有三十里，要回去了。李若谷对韩亿说：“这里有六百钱，恐怕县吏来我还得给赏赐。”后来两人都做到了参知政事，韩亿几个儿子都做到了待制以上的高官。
比如说范仲淹，父亲早逝，母亲带着他改嫁，连姓都改了。可是后来还建了范氏义庄，没钱哪里能支撑？同样省下大量的钱，济乡里，办乡学，助族人。而又有几个人能走到这一步呢？他们大部分都做到了宰执，位极人臣。反过来看，哭穷的更是一抓一大把，差别待遇是天壤之别，冰火两重天。更人比人气死人的时候，高官们除了衣食无忧，待遇优厚，连退休还继续，只要没犯错误，退休照拿全额工资。子弟故旧还可以得到特赐官职，比如宰相退休后，自己拿全额工资补贴，儿子孙子外孙学生几十号人，全都授了官职吃国家财政。这就是北宋的恩荫制度，这制度发展到最后，宋徽宗年间的淮南转运使张根哀叹，自己辛辛苦苦给国家收税，每年上缴中央三亿文钱，还不够养洛阳城里这群退休老干部。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宋太宗的初衷是为了责之廉隅，为了养廉而花大价钱，但是朝廷花这么多钱养官员，结果怎么样呢？是不是尽如人意，达到了预期效果呢？我们的大宋官员真的就廉洁奉公了吗？答案是没有。这不同级别的养法，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一直没根除的顽疾——那就是基层腐败！因为基层官员工资低，小吏待遇差，但朝廷国策是层层落实，靠他们这些人在基层维持工作，朝廷到运转离不开他们。但就是这些人上下其手，营私舞弊，贪赃枉法，偏安一方，目无朝廷，我们大宋好些好国策，都被这些人弄跑偏。到后来，如李新所说，叫廉吏十一，贪吏十九，尤其是小吏，官小权力大，一有空子就钻，不单自己财源滚滚，还常把官员拉下水。屡见不鲜，严重程度，连号称青天的包拯都被坑，沈括《梦溪笔谈》说过一件事情，包拯知开封府时，有人犯法，按律当杖脊后流放，犯人私下给胥吏重金，二人相约在大堂之上合演一出苦肉戏。当包拯端坐堂上审案时，犯人不认罪且不断申辩。没等包拯发话，胥吏就大声斥责犯人藐视公堂，并大呼拉出去杖刑侍候。包拯见状十分生气，认为胥吏越权了，就下令把胥吏拖出去杖刑，同时，为了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包拯特令宽宥犯人，只施以杖刑，不再流放，他们欢天喜地骗到钱。沈括感叹曰：公知以此折吏，不知乃为所卖也。就是说，公正严明的包拯，最终也被犯人与胥吏合伙欺骗了。还有就是名噪一时，震惊朝野的贪腐大案开封小吏冯士元贪腐案件，可能在殿的人人都知吧，在审讯时，他倒是谙熟抗拒从严，坦白从宽都政策，不仅主动交待自己罪行，还检举揭发一批官员。朝廷于是下令彻查，结果查明不仅开封府前任、现任正副长官存在贪腐问题，就连中央一些重要机构如政事堂、枢密院、御史台的官吏也牵涉其中。见微知著，窥豹一斑，可以从中看到我们大宋的吏治，表面看起来花团锦绣，无比灿烂，其实现在里面成了坏掉的水果，表面名臣云集下，光鲜无比，下面却隐藏着各种贪腐泛滥，苍蝇遍地，满天飞舞，可见底层的官员入不敷出之下，不得不贪赃枉法，假公济私，现在我们大宋官场的贪腐情况是多么严重，多么危险，但官员虽然贪污，还是爱民如子，法律健全，官员追责，老百姓也可以民告官，还有穷农民和皇亲国戚打官司，还告赢了，并没有鱼肉百姓，这点很是难得。这种奇特的腐败现象，联系下我们大宋的高薪制度就可以一清二楚，真正长期拿高薪的，要么是高官，居高临下，要么是闲职，无所事事，而我们大宋广大的基层官员，虽然事务繁杂，却要面面俱到，夜以继日，埋头苦干，但俸禄却寥寥无几，相对清苦，外加监督不力，心声不满，自然腐败丛生。
所以，小人觉得高薪养廉不是错，但钱应该用到刀刃上，用到实处。第一我们必须要减少五品以上官员的巨额高得离谱的俸禄，其实少一半都还剩很多，我们应该向优秀知识分子范仲淹大臣学习，学习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向当今的太后，陛下学习。众所周知，我们的官家也是要领工资的，而且工资还不少。在北宋时期，十贯钱价值一两黄金，而大宋的官家每月可拿一百二十两黄金的工资，我心中暗想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