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飞凤舞之穿越到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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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飞凤舞之穿越到宋朝- 第1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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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大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说:“那为什么还要上升到国家发行的高度,不是当地已经有了,就让他们自己好好在当地发行就好了,何必多此一举呢?”

    我耐心的侃侃而谈:“这时候的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还有安全隐患。如果发行商拮据或破产便不能兑现,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恶意欺诈,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这样,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于是,景德年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所以小人非常迫切的希望国家正式发行货币,可以先由朝廷在CD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把关其印制过程,必须作相关的防伪认证。刚开始不用发行太多,逐步改革,可以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小人认为首届交子可以发行1256340贯,备本钱360000贯,准备金相当发行量的28%就差不多了。此外,只从澶渊之盟后,我们大宋被辽、夏、金等这些弹丸野蛮国骚扰不断,军费和赔款开支很大,朝廷也需要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

    我突然想起历史上对于大宋纸币的介绍——官交子,发行于北宋于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的货币,曾作为官方法定的货币流通,称作“官交子”,在四川境内流通近80年。交子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是中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交子,是世界最早使用的纸币,最早出现于四川地区,发行于北宋前期(1023年)的CD最初交子由蜀地民间富商主持发行。《宋史·食货志》记载:“富民十六户主之。”在交子使用越来越广泛的情况下,交子具有了统一的面额和格式,慢慢为大家所接受并作为支付工具使用,从而具有了信用货币的特征,演变为铸币的符号,成为了真正的纸币。

    看来,我也无需洋洋得意,自以为是,我的倡议发现纸币只是历史的偶然中的必然,不是我的出现,也照样会有人倡议的,它是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需要。

    转运使张若谷接着说:“太后,这位小姑娘所言及是,我们本来也有所耳闻,只是觉得时机尚不成熟,本想亲自去益州一趟,调查清楚后再上奏朝廷,没想到小姑娘就是土生土长的益州人,自然清楚无比,了若指掌,还是被小姑娘捷足先登了。我们确实可以先在设立益州交子务,作为试点,发行官交子,让交子的发行权转移到朝廷的手中。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交子的易于仿造和滥发的弱点,臣等以为这是前朝从未有之,无先例可循的事情,犹如瞎子过河,盲人摸象,所以朝廷对于纸币的发行要特别谨慎,必须完善纸币监管法律政策的出台,而我们朝廷为了保证交子发行的成功,应该深思熟虑,出台一套比较完善管理法规和政策来。“

    薛田接着说:“老臣觉得首先交子的流通期限一般以二年到三年为一界,称为兑界,期满后必须兑换为下一界交子,方可使用。创立兑界是因为交子是楮纸所制,容易出现破损和伪造品。其次每界的发行总量限定在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其面额通常为一贯、五贯、十贯等;第三,每印发一界交子,必须备有一定的准备金,以保证纸币能得到自由兑换;第四,禁止私人印刷交子,不仅私自印制交子的人要获刑罚,甚至连知情而使用者以及知情不告者都要牵连入狱;第五,限定流通区域,交子先限定在四川地区,后来可以扩大到陕西和京西等地。我们要注意朝廷必须有效控制纸币的发行量,因为一旦出现巨额财政开支需要时,朝廷往往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利用手中的权力,滥用公信力,无限制地发行纸币,最终造成通货膨胀,从而使纸币丧失了信用,也就变成了废纸,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朝廷的监管对于金融币制的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此,纸币的发行和稳定势在必行,迫在眉睫,能够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朝廷创造了财富,对解决朝廷的一时之需具有重大作用。“

    我心中暗想:“这些古代人还真是不错,不愧为政治家,不仅敢想敢做,还思虑周全,真是些有识之士呀。而且北宋交子的命运也证明了这一点。后来大宋形式每日聚下,官府也不再遵守每界固定的发行数额,而大量超额发行。《宋史·食货志》载,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年)界率赠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CD乏用,用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为了满足陕西军情之需,多发的一次交子量竟会超过一界总量的数倍,甚至导致CD地区交子的缺乏,又要增造。其结果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纸币信用的丧失。纸币的分界发行慢慢成了通货膨胀的障眼法,因为每界发行新纸币,往往规定新币值旧钞一比几,比如元符年间(1098~1100年)换发时,新交子一缗要换回旧交子五缗,即新旧比价1∶5。政府的滥用信用,从而导致了交子成为其敛财的工具,交子没有了信用,也就丧失了流通的功能,从而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封建政府于是用更改纸币名称的办法来掠夺民间财富。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令诸路更用钱引,把纸币定名为钱引,名称虽变,但其实质为敛财工具没变,甚至变本加厉。大观元年(1107年)把交子务改为钱引务,这年的发行数“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也就是说发行量由一百二十万缗增加到二千多万缗。而且没有准备金,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可见,价值一千钱的缗只能当钱十多个钱,纸币贬值是多么严重,看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也成了萧何第二了。“

第三十节慷慨陈词() 
我看效果不错,王公大臣们不再嫌弃我人微言轻,都洗耳恭听,大受鼓舞之下,继续滔滔不绝,口如悬河的在金碧辉煌大殿之上,在众目睽睽中肆无忌惮的说起来:“第三,小人想谈谈我们大宋官员的俸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当务之急,不得不谈。自从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宋制禄之厚中称,宋朝官员俸禄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之后,大家都认为我们宋朝官员俸禄最高,他们都说历代官吏俸禄之厚莫过于我们大宋,其实我们大宋开国后直到先皇元符年间,官员平均工资只相当于盛唐官员的五分之一,还经常不能发足。等《澶渊之盟》签定后,从大中祥符二年起,终于各级官员开始大涨工资,大宋的工资制度,也就基本确立下来。分为正俸,加俸,职田三类,也就是基本工资加各种奖金补贴,不过我们大宋还有个叫做省陌的惯例,也就是说,到手的工资只会发标定的百分之七十七,而且到手的工资也并不全发钱,二分现钱,一分折支,这样算起来,钱就更少。

    确实我们大宋的绝大部分官员听上去很富裕,看起来也不少,但真正落到实处,却所剩无几,所以大部分朝廷官员其实很穷。我们可以看看一些名人名言,比如先皇时期的杨亿自称曾糊口之不及,汉臣饿且欲死,难免侏儒之嗤,李宗谔禄廪不足以给婚嫁,王旦前后资借之甚多。杨亿还贵为知制诰,李宗谔还高居翰林学士之位都自顾不暇,下层官员就更惨不忍睹,放眼望去,有穷得与妻采野蔬杂米为薄粥以疗饥,欲去官卖药的,有亲属多贫,不能赡养,闻岭南物贱,因求其官的,有死后家人贫不能归,乳妪挟二子行丐于市的,有卖女儿以为归葬计,数不胜数,比比皆是,不可计数。即使做到宰执,也不能保证子女生活无忧,晏殊之子晏几道就过得十分清贫,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吕夷简为相时意气风发,儿子照样缺钱花,还不得不沦落到变卖宅院到地步。为什么宋朝的官员这么穷?养家糊口都困难?”大家脸上一脸莫衷一是,不知所云的感觉,特别是朝廷上还有些大人面面相觑到看着我,不知道我从何而之他们的这些家庭隐私。

    我继续声如洪钟的说:“那么大家知道吗?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原因首先在于我们大宋提出的不拘一格降人才,提倡科举考试后,门阀政治转向官僚政治,大批寒门之士走进仕途。凡事有利必有弊,虽然许多出生贫寒之士,出官为相,通过科举考试改变了自己,甚至家族的命运。但是相比之下前朝官员多出身门阀士族,衣食无忧,有家底,无须靠俸禄养家糊口,现在官员却普遍家底薄,家庭负担非常重,即使收入不菲,也经不起这么多人分。宋朝之前的官员,是官二代富二代,不指望靠工资过日子。而宋朝的官员是典型的凤凰男,一个人挣钱家人一起花。其次和大宋待选制度有关。同一个职位,与几个人相关,人浮于事。还要安排几年一考,只有通过考核后再给你安排下一个工作,待阙的时间一般还比较长,王安石就称盖七六年而后得三年之禄。也就是说,九年中其他六年闲着没钱。再次是我们大宋无论俸禄还是物价都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根据经济发展,而有所变化的,总体来说,俸禄的涨幅跟不上物价的涨幅。

    如果说历史上备受争议的国策,毋庸置疑就是我们的宋朝的高薪养廉国策,它看上去很美,其实问题多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特别是这种政策下的大宋朝廷的高级官员和底层公务员的差距非常悬殊。不同级别官员,贫富差距天壤之别,冰火两重天,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所以只有极少数,极个别的中央宰相级别官员拿着巨额高薪,而大部分基层官员其实清苦无比,比如县令一级,大县的县令基本工资也就不过20贯银子,当然基层官员的补贴也很丰厚,但官员任职,拖儿带女,养老扶幼,经济负担重,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无以为继。”

    我继续振振有词的说:“对了,小人手里有张大宋各个官职的对应俸禄表格,大家可以仔细看看。”大家都聚精会神,专心致志的看起来。

    我一边指着图,一遍娓娓而谈:“我们看看以下表格就可以窥豹一斑,宰执的薪俸确实高,而且除了每月300贯的料钱,各种赏赐也都是其他官员所难以匹及,望其项背的。所以,大宋宰相的薪俸水平高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细细再来看个仔细,一品宰相月俸有300贯,禄粟100~150石,绫、绢、棉、罗若干,还包括百名仆人的衣粮以及薪篙炭盐等各种杂费,以及其他名目繁多的补助,这些换算出薪饷价格不菲。各种补贴,如餐钱(餐饮补贴)、薪炭钱(燃料补贴)、刍粟(养马补贴)、傔人衣粮(保姆补贴),以及“养廉钱”(职田租金)等,真是看得我们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精神为之一振呀,这些加起来不会少于600贯,另外逢年过节,皇家祭祀,还可获得赏赐,包括金银绢缎等,折合成现金也颇为丰厚,比一年的俸禄还要高。特别是三年一次的郊祀,赏赐规模最大,对国家财政和官员经济影响大。连宋朝知府(知州)的月薪——本俸、职钱加上公使钱(特别办公费)、职田租金及各种补贴,大概也有500贯上下,”我心中暗自合计了一下,这颗不得了,相当于年薪40万美元,跟美国总统的年薪都半斤八两,差不多了,可以说是古今罕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我继续绘声绘色的说道:“接下来我们看看其他官员的薪俸水平,只有宰执和三司单纯依靠正俸能拿到100贯上,过比较体面的生活。即便是品级不高的地方官,一般也有四、五十贯的月俸,绢绫若干,仆人衣粮等,并且有政府补贴给地方官作为报酬的职田,这部分职田还是减免税收的,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其实就是变相发养廉银。这么看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生活得滋润。我们再降低标准,按每月30贯能勉强满足温饱看有多少人能够达到?从图表看要郎中这种五品官员以上才行。何忠礼先生在《宋代官吏的俸禄》中,引用了《长编》元祐元年的史料,京官自承务郎至朝议大夫凡二千八百余人,选人一万余人。何忠礼先生认为朝议大夫以上为正一品至从五品的大官,人数甚少,估计五品以上官员不到200人,合计全部文官共约13000余人。也就是说,在这13000余人中,只有不到200人能够依靠正俸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真是寥寥无几。当然,除了料钱之外,官员还会有其他的收入,衣赐,禄粟,各种各样的添支,以及郊祭赏赐。但这些收入是与官员的级别挂勾,品级越低拿到越少。

    所以广大的低级朝廷官员就过得捉襟见肘,生活拮据,日子过得干巴巴,难以养家糊口,以县令到县簿这一级,俸禄约5~15贯,禄粟5~10石,可能会加上几倾职田,不过没有其他赏赐补贴。如王安石上过著名的奏章《上皇帝万言书》提到基层官员俸银微薄,州县官月俸七,八千钱,甚至有四,五千钱者,如不另谋些营生,难以苟阙家口,这些官员还要养妻儿老小佣人书童,艰难为生。”细观周围的王公大臣们,个个点头同意,一副若有所思,怅然若失的样子。

    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说:“所以说甚至底层官员就连我们大宋普通老百姓都不如。那么老百姓的的日收入又是多少呢?根据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提供的案例,这本书写的非常精彩无此,头头是道,论证充分,有空各位大臣们可以看看,先睹为快。书上说大约人均收入在100文上下浮动,月入3贯左右。——北宋诗人张耒的一首诗写道山民为生最易足,一身生计资山木。负薪人市得百钱,归守妻儿蒸斗粟,山民卖柴每日可得100文;北宋淮西的佣工,力能以所工,日致百钱,以给炊烹,日收入100文;长江渔民卖鱼日不满百钱,妻儿三口穷相煎。朝飧已了夕不饱,空手归去芦湾眠,日收入也是100文左右;都昌县农妇为乡邻纺缉、漧濯、缝补、炊爨、扫除之役,日获数十百钱,悉以付姑,日收入100文左右。这是农村人日收入水平。舒州官营酒务的杂工,每名日支工食钱二百五十文省,日工资有200多文;饶州市民鲁四公,开食品店煮猪羊血为羹售人,以养妻子。日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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