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大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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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大滑头- 第1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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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刘宏就曾打五折,以五百万钱把司徒的位置卖给了“晋州望族”(晋州坞堡主)崔烈。

    在崔烈的受封典礼上,刘宏突然有点后悔,说:“司徒五百万钱卖给你实在是便宜你了,这应该是一千万钱的价格。”

    事后,崔烈问儿子(崔钧),自己现在位列“三公”,可曾听到外界对此有何议论。

    儿子答:“父亲曾经历任卿、太守之职,无论资历还是官声,您都应该得到三公之位。

    今天,您却通过买官获得司徒的位置,实在让天下人失望。因为,您这个司徒的位置,铜臭味道实在是太重……”

    这句“悔不千万”为刘宏留下了千古骂名,也给封建官爵留下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铜臭。

    或许汉灵帝认为,帝国已经出现了“三空”(田野空、府库空、朝廷空),既然封建官吏没有实权,卖掉又有何妨?卖官不用盘剥百姓,又能增加国库收入,这才是敛财的最佳手段。何乐而不为?

    汉灵帝没有想到的是,虚值货币,皇帝不发,有人替他发!

    买官者本就是坞堡中的军阀,现在,他们终于获得了合法的官职。他们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往往就是私铸货币—“铅券”。

    顾名思义,“铅券”就是铅质的货币。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铅券的出生地,史籍对此语焉不详,可能是有一个地方官铸造铅券,之后大家纷纷模仿。在这里,我只能为大家总结一下铅券的特点:但凡流传下来的铅券,货币单位不是可以抵多少铜钱,而是可以在某地兑换多少土地,也可以按照土地价值交换其他财富。

    乱世之中,大概大家都觉得铜钱也不靠谱了。

    铅只是一种比铁还重的金属,虽然单位价值高于铁,却比黄金便宜很多。而土地可是农耕时代最大的财富,以铅券换土地,这何止是抢劫!

    可以说,铅券是中国历史上最恶劣的虚值货币。

    经历了羌人之乱,所谓官员面对的根本不是黎民百姓,而是跟他一样强势的军事坞堡。大家都是军阀,凭什么让我挨你的刀子?既然你只是名义上的官府、实际上的强盗,那么,也只有比一比谁的刀更快了。

    结果:坞堡VS坞堡,也就是传说中的军阀混战。

    本就已经羸弱不堪的底层黎民再也不能承受军阀混战的压力,在灾害、异族战争的多重压力下,史籍再次出现了“人相食”的记录: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流民再次成为一股无法遏抑的洪流……

    当连活下去都成为奢望,一个道教的分支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信徒奉为神灵之语的《太平经》中,人们开始发泄对帝国无能的愤恨:皇帝不是隐士,天下间的事情、天下间的道理,作为皇帝却一无所知,这才是皇帝最大的错误。

第270章 人间地狱() 
这个道教分支的首领叫“张角”,他自封“大贤良师”。毫无生的希望,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给了虚无,不再相信自己的理性—理性并不能延续人们的性命。这些信徒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臣服于这位“大贤良师”,之所以有人没有得救,是因为对“大良师”还不够忠诚。

    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这些无比忠诚的道教徒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同时起义。无以为生的流民在头上围起了黄巾,高喊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中原大地再一次陷入混战之中……

    董卓之错,在于他明明是土匪,却偏偏以国家名义发行无字小钱。与其说无字小钱打破了人们对货币的信任,毋宁说自此封建帝国的信誉完全崩溃。封建帝国已经完全成为强盗,再也没有一个土匪能取得黎民百姓的信任。有时候,历史充满了诡异。

    西汉帝国曾那么强势,却无法遏制汹涌的流民—官军终究不会为剿灭流民尽到最后一分力量;东汉帝国朝廷中枢没有直接控制军队,却以极高的效率消灭了农民起义—坞堡对防范流民不遗余力,流民经常无处可以流窜。在不足半年的时间里,各路军阀把黄巾军消灭得干干净净。董卓,就是镇压黄巾军的军阀之一。

    一个人做一件坏事并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坏事。做坏事被人骂并不难,难的是被人一骂就是两千年。西汉末年的王莽、唐朝的李林甫、宋朝的秦桧……中华上下五千年出了很多坏人,绝大多数顶级的“坏人”都毁誉参半,不会一边倒骂声一片。唯独这位董卓,这么多年、这么多史书,无论正史野史,我从来都没见任何人说过他一句好话。

    据《三国志》记载,董卓年轻时勇武有力,经常身带双鞭,在马上可以左右开弓。

    西羌祸乱中原的时候,董卓凭着一身好武艺找到了一份工作—郡守派他率领乡民抗击西羌,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民兵连长。

    董卓非常热爱这份工作,为抗击西羌付出了巨大努力。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同羌人头领喝酒,酒酣耳热之际也常常纵声放歌,据说这样可以联络感情。当然,喝酒唱歌之际董卓顺带挑拨离间,挑动羌人内斗。

    挑拨离间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董卓居然成为西羌几个部族的首领,时而抢劫汉家,时而打击羌人其他部族。

    靠着这些家底,董卓参与了镇压黄巾军的战争,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这里要说,汉灵帝是一位眼光敏锐的帝王,他意识到董卓的存在对帝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公元189年,汉灵帝在弥留之际发出最后一道诏书,在没有收钱的情况下免费任命董卓为并州刺史,希望以此稳住董卓,让他不要来京城惹是生非。汉灵帝死后,东汉帝国失去了最后一位有能力统辖全局的帝王,朝廷由此变得一团糟。在宦官、外戚、朝臣的无数次斗争中,董卓找到了一个机会率兵进入洛阳,成为主宰东汉王朝的人。

    说起来很可笑,董卓进京,带了多少人马呢?

    答:三千人。

    没错,是三千名士兵,这已经是董卓的全部家底。三千军队就让朝廷束手就擒。董卓当朝后甚至鸩杀了新皇刘辩,再立刘协为汉献帝。堂堂帝国中枢,不能抵抗三千士兵,朝廷弱势到何种地步,大家可想而知。接着,董卓自封太尉,领前将军,兼节传、斧钺、虎贲……了不起,真了不起,如此多的官职,听起来真是位高权重。

    但官职的权力并非来自一纸任命状,而是来自官职背后的掠夺实力。朝廷中枢有权任命官员,基础是国家是最大、最强的土匪,如果无法震慑其他土匪,国家也就无法创造、管理甚至抢劫财富。

    大家甘心奉汉室为皇帝,是因为汉室是几百年来的正统皇室,竖起来,这起码是一面旗帜。

    听你董卓号令?说笑话呢!

    董卓这些官职,其实只能自己骗自己,颇类似于小孩的“过家家”。连正宗皇帝汉灵帝都得靠卖官搂钱,何况董卓你这个冒牌货?就算董卓把所有的官职都戴在自己头上,仍然不能拿到一枚铜钱!董卓终于明白,这个所谓朝廷,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一笔财富,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最为尖锐和现实的问题是:在洛阳这块人生地不熟的地盘上,董卓如何养活自己的军队?

    军阀混战的年代,要军队听从指挥,从来就不能靠什么“士兵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没有钱,谁又会真的服从你呢?

    董卓的军队也很愤怒,这些人十之八九本是西羌盗匪,出来当兵,就图钱财。以前凉州是穷乡僻壤,也经常有酒喝、有肉吃;现在到了洛阳这样的大城市,却混得连酒肉都没有了。

    弄不到钱,谁肯为董卓卖命?

    国家虽然有土匪的性质,但国家“讲文明、讲礼貌”。此前,汉武帝的“算缗令”、王莽的“宝货制”、汉灵帝的“卖官”都是抢劫,可谁也不会直接拔刀出鞘。

    土匪虽然也有国家的性质,但土匪不讲“文明礼貌”,最大的规矩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土匪抢钱之前也有宣传,一般是炫耀武力、杀人立威。国家一旦变成土匪,就会比土匪更可怕。所谓“匪来如梳、官来如篦、兵来如剃”,剃刀,用那玩意儿剃头会一毛不剩。

    董卓本是土匪,但又挟持着汉献帝,就是国家变成土匪。

    董卓根本不能指望郡县缴纳赋税,洛阳满城财富也只属于私商。既然无人肯上缴,董卓就发明了他自己的抢劫方式—“搜牢”放纵士兵抢劫洛阳城,以此换来羌族士兵的效忠。洛阳可是东汉帝国经营两百年的国都,董卓却以朝廷之名行土匪之实,借机在洛阳给民间财富剃头!

    据《后汉书》记载,董卓的士兵冲进洛阳人家,见钱抢钱、没钱抢粮、没粮杀人,然后烧毁房屋、劫掠妇女。董卓自己尽取皇宫财宝,每天晚上潜入宫中奸**性,上至公主,下至宫女,照单全收。凡有人提出异议,往往都会被虐杀,朝廷百官也不能幸免。洛阳之外,抢劫更为惨烈,董卓的士兵曾经冲入一个叫“阳城”的小镇,人们行走于街道之上,快马而来的士兵逢人便杀,他们把财物、妇女装在车上,车辕上挂满了人头,然后高唱凯歌回到洛阳城。

    这哪里还是国家,已经是人间地狱。

第271章 不是这样() 
无论黎民百姓还是其他土匪,没有人希望搞到这步田地。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进京不足一年,后将军袁绍、冀州太守韩馥、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包括当时无权无势的曹操,大家共推袁绍为盟主,一定要拿下这个祸国殃民的董卓!

    董卓的应对之术,无论如何我也接受不了。

    董卓自知不敌,他居然把洛阳附近公卿以上的坟墓尽数掘开,也包括东汉数代帝王陵寝,拿走殉葬珍宝。然后,一把火烧尽了洛阳的宫殿、王府、衙门、民宅、商店、街道……自己率军逃向长安。

    讨伐董卓的联军未到洛阳,洛阳方圆两百里之内已成为一片焦土。东汉两百年财富、两百年人才、两百年积蓄,毁于一旦!

    当年六月,董卓占据了故都长安。毕竟这里距离凉州较近,董卓在这里的势力较强,于是,董卓推出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史无前例(后有来者)的货币制,妄图借此尽掠长安财富。

    长安是秦朝曾经的帝都,秦始皇曾收天下金铁铸十二铜人,每个铜人重二十四万斤。此外,未央宫中还有数不尽的铜台、铜缸……董卓毁掉九个铜人和无数铜器,以此为基础开始铸行“无字小钱”。

    晋代陈寿的《三国志》这样描写无字小钱:钱面没有文字,钱内方孔也没有明显的轮廓。

    唐代房玄龄的《晋书》这样描写无字小钱:这种钱没有轮廓,钱缘太小,以至于无法刻字。

    从出土文物来看,无字小钱没有钱文,重量也不统一。我见过最重的无字小钱重08克,最轻的重03克,一般情况下重03~05克,约为西汉五铢钱的十分之一。无字小钱这里,我想打一个形象的比方:无字小钱如同大家玩过的呼啦圈。因为,无字小钱也属于方孔圆钱,只不过钱缘跟方孔的比例跟呼啦圈差不多。

    这哪里还是货币!

    为确保无字小钱流通、让别人屈服,董卓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残忍。据说董卓经常在宴会上杀人助兴,有一次在酒席中屠杀了数百人,先断舌头,再斩手足、凿穿眼睛,最后扔进开水里烹煮。席间吃饭的众人吓得浑身哆嗦,筷子掉在地上,唯独董卓谈笑自若,饮食如常。

    如此货币制度下,长安城立即爆发了超级通胀,《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同时提到,董卓推行无字小钱后,长安城内一斛粮食的价格已经暴涨到百万钱(东汉末年一斛约等于今天的三十斤)。

    很多人说,一百万枚无字小钱少说也要有数千斤铜材,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跟一斛粮食根本不对等。所以,大家得出结论,一斛粮食价值百万钱的记录只是史书中一种夸张的写法。

    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物价,那是在和平年代。

    有了董卓这样的超级土匪,长安附近根本没有人安心生产,也没有人敢到这里贩卖粮食。我找到了当时长安城的一首民谣:“你虽有千金,不如我一斗粮食,一斗粮食可延我性命,黄金万两又有何用?”我还找到了同时代幽州的粮价,不过仍旧是百钱一斛。

    如果“三十斤粮食百万钱”的记录为真,那么,无字小钱就是中国古代最高通胀纪录,此前此后,无论多么离谱的统治者均未突破这个极限。

    单纯从货币价值来说,董卓的小钱好歹还是铜币,不比东汉初年刘伯升的铁钱、东汉中期军阀的铅券更恶劣。董卓之错,在于他明明是土匪,却偏偏以国家名义发行无字小钱。与其说无字小钱打破了人们对货币的信任,毋宁说自此封建帝国的信誉完全崩溃。封建帝国已经完全成为强盗,再也没有一个土匪能取得黎民百姓的信任。

    此后三百多年,汉家天下成为一个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在这个残局中,注定不会有人胜出,最强大的土匪都会葬身其中,只有彻底毁灭所有财富才能让一切重新回到起跑线上。

    当掠夺超过被掠夺者的极限,掠夺者就会成为所有人的敌人,包括他最忠诚的同伙。何况在纷纷乱世之中,董卓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强者,他不过是挟持了汉献帝才在史籍中显得如此刺目。很快董卓开始以无字小钱支付军款,他的军队调转了刀口,董卓最后被他的义子吕布所杀,吕布戏貂蝉的故事就是从这段历史中演绎出来的。

    最无厘头的是,汉献帝居然在东汉王朝最大的敌人—黄巾军残部的保护下逃回洛阳。黄巾残部被曹操收编,汉献帝也落入曹操手中,自此中国开始了一个叫作“三国”的时代。

    小结:盛衰小农一钱间

    在西羌常年累月的劫掠中,东汉帝国消耗掉了二百四十亿枚铜钱,损失一点不亚于汉武帝刘彻征伐匈奴时。更恶劣的结果是,不但未能消灭西羌,坞堡还借机掌控了军事力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军阀。

    西汉末年,刘秀不过是众多举兵的豪强之一。由于力量太弱,刘秀不能像其他军阀一样铸造铁钱,只能尊重货币规律任由民间私铸。在优秀的货币制度下,刘秀最终成为军阀中的佼佼者。正是看到西汉帝国灭亡的原因,刘秀才故意保持了一个弱势官僚集团,东汉帝国也始终依靠民间私铸货币。

    摆脱了封建官僚的羁绊,人们对金钱的渴望再次迸发,社会生产力的发达程度更甚于西汉鼎盛时期,社会财富也再次呈几何级增长。

    “文景之治”的基础是“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小农经济”。“光武中兴”虽然缔造了华夏第一代创新产业—陶瓷业、造船业,但是,这些创新的社会组织的基础是坞堡,坞堡依靠宗族纽带而存在,只不过是“小农经济”的2。0版。

    西方经济学认为,小农家庭会精准地计算利润,在“边际投入”大于“边际产出”的时候停止投入,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不是这样的。

第272章 如何自处() 
农业生产也可能遵循利润最大化模式,这可以用来描述现代化生产的农场,但不适用于中国的小农和坞堡。中国的小农抵抗风险的能力极差,人们就像站在齐颈深的河水之中,一排细浪就可以将之淹没。

    直白地说,在封建社会,能够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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