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社会里拥有着巨大的势力。
不过，如果脱开那些有着上层支持的地主豪强的话，只是说单纯的中国农村的权力结构的话。用一句毛老人家的名言就可以说的清清楚楚，那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实际上，就是在现代中国，在农村中，人口多，兄弟多，势力大的人家，在村子里说话就是好使的。在农村的土地流转，在机动土地的使用上，仍旧遵循的谁的拳头大，谁得到的利益就多，谁的势力大，谁说话就好使的原始法则。
乡镇政府在面对乡村里的矛盾的时候，讲究的仍旧是一个“一切以稳定为重”的，民不举官不究，民举了，官还要压的政策。
只不过，在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不断的反哺和消解农业。农业、农村和农民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不再是能够涉及到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重要阶层了。
在这种情况下，王书辉在荆州地区，给佃农分土地，招揽各处土豪劣绅手下农奴的行为，虽然严重的损害了荆州地区地主豪强们的利益。从本质上说，是对封建土地制度，是对地主阶级存在的根基进行了直接的挑衅。
但是，因为王书辉郡王女婿，郡主仪宾的身份，因为王书辉的做法虽然出格，但是仍然没有公然造反，在掠夺土地上的方法上，采用的是大家全都遵循的潜规则。这就让苗伟常和包慧赞这样的在职官员们比较挠头了。
苗伟常和包慧赞都知道，对于王书辉这样的，在皇帝那里有印象，和南京守备太监有关系的宗亲贵胄，直接扣个造反的罪名派兵抓人，那是绝对行不通的。你没看无论是苗伟常给张天禄派亲兵，还是包慧赞给张天禄派锦衣卫，走的都是暗中的路数。谁也没敢大张旗鼓的打着官方的牌子做事么。
别说王书辉这种有关系有路子的郡王女婿，就是个普通的宗室，那也是和各路藩王都有着亲戚关系的。人家又没杀官，也没攻城。你说人家造反，证据在哪里。人家的藩王亲戚难道会任由你们这些地方官员折腾么。
至于像王书辉这样的上面有人的宗室，你就更不能随便对待了。你有靠山，人家也有靠山。你的靠山是吏部尚书不假，人家的靠山在内廷。一旦你把人给抓了，人家通过关系往天子皇爷那里一递话儿，把事情捅出去。很可能天子皇爷会亲自过问。
天子皇爷很可能就会说了，“这不是给我上供西洋宝镜，西洋水晶器皿的枝江王家的女婿么，怎么回事儿，把奏折拿来我看看。”
一旦皇帝要看奏折，内廷里受过王书辉好处的公公们，甚至都不用偏帮枝江王那边。只要他们据实给皇帝答话的话，那么，一个州府的卫所指挥使，一个地方的锦衣卫千户，居然在没有上级命令，没有朝廷旨意的情况下，敢把一个藩王的女婿，万历天子亲封的郡主仪宾，在完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给抓起来了。
别说是你们这样两个吏部尚书的家奴之流的人物了。就是阁老的亲儿子，也逃不掉天子皇爷的惩治。
所以说，大家现能够做的，还是像王书辉那样，按照规矩走。这个规矩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不走官方的路子，凭着各自的势力行事。你的拳头大，你说话就好使。你能调用的人手多，你的地盘就占的多。你要是有能耐，也大可像王书辉灭杀马松华，火烧张天禄那样，直接把人给灭了。
说起来，在大明朝的乡间，地主豪强们，大部分走的还是这个路数。当然了，那些藩王啊、勋贵啊、部院高官啊，人家不会弄血的呼啦的，打的头破血流的。用现代人的话讲，人家是体制内的人物。大明朝的法理规矩，就是围绕着人家制定的。他们可是由国家作为打手，给他们撑腰。
可是普通的地主士绅们，走的就是基本路线了。这才有了大明朝的乡村里，到处是乡绅们建立的堡垒式建筑。每家每户蓄养家丁，暗中招揽人手的情况发生。甚至于一些胆子大的地主豪强们，直接培养人手，伪装成土匪山贼。或者势力小些的，就直接和那些正牌子的土匪山贼暗中勾结的。
实际上，被王书辉屠灭满门的马松华家，就是大明朝最为标准的乡间豪绅的形态。
特别是从万历四十六年开始，朝廷开始征收辽饷之后。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
官僚体系大家都是懂的。就像三农问题被国家解决之前一样。朝廷不过每亩田加征九厘银子。到了下面，行省方面可能就变成每亩加征九分银子了。再到下面，州府方面可能每亩就变成是加征九钱银子了。再到下面，县里面可能每亩就变成是加征九两银子了。再到衙役公差那里，每亩加征的可变成能就是十两几十两了。
就是从万历四十六年朝廷加征辽饷开始，在地主和官僚的勾结之下，明朝的自耕农开始大规模破产。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最后才有了李自成的崛起。
这几年间，这就是再怎么迟钝的地主乡绅们，也发现了现在正是兼并和掠夺土地的最佳时机。在这种普遍认识下，明末的社会状况迅速恶化。一方面，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在小冰河气候的影响下，天灾*一起爆发，各种造反者和各式各样的土匪盗贼蜂拥而起。他们又和那些土豪劣绅勾结在一起，肆无忌惮。劣绅驱逐良绅的现象在全中国到处上演。
王书辉在枝江县的做法虽然看起来有些残酷，有些暴虐。但是，王书辉的所作所为，却是现在所有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有的明王朝的利益既得者们，都在做的事情。你说人家违法，你说人家肮脏，难道你就是干干净净的人么。
实际上，哪有什么干净人啊。就是那些自诩清流的东林党人，天天骂皇帝，骂朝廷，自家还不是大肆的兼并土地蓄养农奴的同时，还要插手商贸，甚至于和那些所谓的海商实际的海盗们勾结在一起，大肆的进行走私贸易么。
所以说，王书辉的所作所为，并不算是出格。人家在自己的土地上搞分田地，那是他脑袋有问题，不关别人的事情。只不过，作为一个新兴的势力，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偏远地带的不起眼的小小郡王的女婿，大家看不惯他又占土地，又卖私盐，又是经营各种生意的吃相罢了。
你要说人家的所作所为是造反，那天底下所有的官绅地主，宗室勋贵们，都是在造反了。
所以，在荆州卫指挥使苗伟常家的争论，虽然越来越激烈。但是，无论是荆州地区武装力量的最高长官苗伟常，还是荆州地区特务机关的首脑包慧赞，还是包慧赞带来的五个千户所的千户和他们的亲戚们，大家心里也都明白，对付王书辉，还得是暗中来，按着潜规则来。
随着大家的讨论越来越深入，大家的意见也越来越统一。对于王书辉，就得使用实实在在的武力来进行解决。苗伟常和包慧赞也都知道，对于王书辉，只能是想方设法不留痕迹的把他给暗中做掉。
到了这一步，大家也都明白了，在不能用官面手段的情况下，大家还是回归到用拳头，用刀枪解决问题的传统方法和丛林法则上了。
可是，使用这个办法，仍旧有着不小的问题。包慧赞和那些千户豪强们不知道，苗伟常这个当事人可是清楚的知道，王书辉手里的力量也很是不弱。
作为内地府一级别的卫所指挥使，苗伟常手里直辖的武装力量，就是自己的家丁。实话实说，苗伟常虽然不是世袭武官出身，是一个小厮书童出身。但是，他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有理想的武官的。那还真别小瞧了小厮书童这个出身。明末著名的武装割据势力，杀人魔王左良玉，就是崇祯皇帝时期户部尚书侯恂的书童。
苗伟常虽然不过是张问达的书童，但是人家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书童。小时候，喜欢练武的武装书童苗伟常，最崇拜的就是戚继光戚爷爷。借了主人张问达的力当上武官之后，他还专门请了个读书人给他讲解过戚继光写的《纪效新书》呢。
虽然，在明末的环境下，苗伟常没有自己练出一个戚家军的条件。可是，在太平地界当卫所指挥使的苗伟常，没有像其他的那些内陆地区的武官那样，只是练了少的十几个，多的几十个家丁。而是专门搜罗“人才”，自己大出血，弄出来二百多个，将近三百个家丁。这三百个家丁，享受的可是苗伟常个人的供奉。吃喝穿戴不说，就是训练水平，和装备水平也都能够达到边军的程度。
要知道，因为二十年前的播州之役，朝廷还调用过不少荆州地区的卫所兵呢。所以在荆州卫里，可是正经有一两百上过战场，杀过苗疆土司兵，在尸山血海里走过一遭的强兵的。苗伟常费了不少力气，把这些人都招揽到了自己的家丁里了。
可是，就是这种在苗伟常眼里，可以与北方边军媲美的家丁，就那么派出去一百多人，居然连一个回来的活口都没有。苗伟常觉得，王书辉手里肯定有不少原来马松华麾下的那些山匪巨盗给他效力的。而且，王书辉手里的人手，人数最少不少于五百人。不然也不能把一百多边军水平家丁，全都给灭杀了。
不过，苗伟常不准备把这话说出来。一方面，他是害怕这种事情公之于众，会给自己这个统兵武将的脸上抹黑。另一方面，他也看出锦衣卫千户包慧赞包藏祸心，想要把自己推到前面顶雷。
更主要的是，苗伟常可是知道，这五个千户以前对自己一直不恭不敬的。原因就是，人家都是世袭武官，看不起自己这个小厮书童出身的上司。他心中恨不得他们倒霉呢，怎么会去提醒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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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2章 第一次反围剿5（）
比较了解明清历史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樂文小說｜同样是封建王朝的末期，同样是面对全国性的，毁灭性的农民起义。为什么，清王朝就依靠地主武装和各种团练，消灭了太平天国起义，继续的苟延残喘了几十年。但是，明王朝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在史书上，好像根本就没有明末地主武装的身影出现。
对于这个问题，王书辉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制度性问题。在明朝以前的历朝历代里，地主武装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宏观意义上讲，东汉末年的各路诸侯，唐朝末年的各路节度使，甚至元朝末年的各路义军，都是地主武装。
明王朝消灭元蒙建立新的封建王朝之后，对于地主武装是相当警惕的。明朝从建立之初，就从法律上禁止地主武装、团练兵存在。所以，在明朝末年想要突然的建立地主团练，就有些不现实。
第二，是地域性问题。无论是蛮族入侵还是农民起义，都是发生在北方地区的。一方面因为小冰河的气候异常，一方面因为人口密度问题，中国北方不具备建立地主武装团练的客观条件。另外，尽管中国南方地区没有受到任何兵灾，但是，无论是地主阶层还是普通民众都缺乏危机意识，以至于在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后，南方地区都无法迅速的做出反应。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即使满清蛮族攻破江南，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但是，在中国南方地区，反抗满清的武装势力仍旧一直存在，甚至很多都延续到民国时代。
不过，也不能说，在明朝末年完全没有任何的地主武装和团练兵。虽然不像清朝那样，从清朝中期开始就在全国范围内大办团练。但是，明王朝还是有着一些团练武装的。比较著名的团练武装就是“毛葫芦兵”。
“毛葫芦军”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毛葫芦兵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山中的猎户。猎户的箭袋都是用兽皮制成的，看上去毛茸茸的。因为这个原因，这些由山中猎户为主要成员的武装团体，才被称为毛葫芦兵。
早在元朝末年，毛葫芦兵就活跃在镇压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各个战场上。元王朝将这些人编为地方武装，形同团练，使他们成了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工具。《元史》载：元顺帝至元五年，“会盗起河南……募民为兵，出库所藏银为大钱，射而中的者赏之，由是人皆为精兵。金、商义兵为兽皮为矢房如瓠，号毛葫芦军，甚精锐。列其功以闻，赐敕书褒奖之，由是其军遂盛。而国家获其用”。
明朝建立之后，虽然明王朝从法理上禁止武装团练的存在，但是毛葫芦兵并没有完全消失掉。在整个明王朝时代里，他们都隐藏在深山中，以打猎和采矿为生。直到崇祯年间，他们才重新出现。
崇祯初年，农民起义军每与凶恶的敌手——“毛兵”交战。何谓“毛兵”？明人吴伟业载谓：“刘应遇提毛兵入汉，合川将吴国辅兵击贼于略阳，十战皆捷。”“紫金梁众十余万，以秦兵、豫兵、毛兵尽聚泽潞东南，乘虚突犯东北，从沁州武县以陷辽州。”这里的“毛兵”指的就是毛葫芦兵。
在崇祯年间，毛葫芦兵已经被官方整编和收买，为明王朝作战了。
清初史家戴笠、吴芟对“毛兵”的记载较为具体：“崇祯五年，九月癸亥，贼数千掠新乡三四日。癸亥，磁州道祝万龄以毛葫芦兵八百人至，贼走陵川。毛葫芦，矿徒也。其头目称脑角。又有盐兵、盐徒也，皆临时招募者。中多亡命，难御敢死，宜于搜山。”
明代王士性载谓：“内召、庐氏之间，多有矿徒。长枪大矢，裹足缠头，专以凿山为业，杀人为生，号毛葫芦。其人千百为群，以角脑束之（角脑即头目之谓也）。其开采在深山大谷之中，人迹不到，即今之官采，亦不敢及；今所采者，咸近市井道路处也。”
不过，毛葫芦兵因为数量少，规模小，并没有像曾国藩等团练头目那样拯救了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
崇祯六年，农民起义军首领柘仙灵、李自成、刘国能、张献忠等，集中九营人马，“自武安南下，围毛葫芦兵四百于河沟村，尽杀之”，给“毛葫芦兵”以沉重打击。次年四月，农民军在武安又将“毛葫芦兵”打得落花流水，消灭了182人。至此之后，毛葫芦兵就没有再现身于任何史料了。
由此可以看出，明朝末年也是有着团练武装的，只是这些团练武装没有形成规模，很快就被农民起义军给扑灭了。
我们这里为什么突然说起毛葫芦兵了呢。那是因为，在荆州府荆州卫指挥使苗伟常家中的反动小讨论中，为了解决剿灭王书辉行动需要的人手问题，包慧赞提出了雇佣松滋县的山匪猎户的办法。
在荆州府的辖区里，松滋县是一个多山的地带。在松滋地区的群山中，有着储量丰富的大量矿藏。在后世被广泛开采的石油、煤、岩盐、硅铁石、重晶石、石灰石等二十二种矿产资源中，煤矿和铁矿在明末的时候，就已经被发现。除了官方占据的矿坑之外，大部分矿坑都是由山中的猎户矿徒们把持的。
在松滋县，武装力量最为强大的，就是这些有组织，有经济来源，配备了完善的铁制武器的松滋矿徒和猎户组成的守矿武装。
实际上，松滋狂徒武装就是一种土匪武装。他们结寨自保的同时，经常为了取得生活用品，偶尔也会到县城中劫掠，让当地官府非常头疼。作为锦衣卫荆州千户所的最高长官，包慧赞知道，在荆州地区就隐藏着这样一支实力雄厚的武装团伙。
包慧赞对大家说道，“既然不能直接调兵，不如我们各自拿出些钱财来，雇佣松滋的那群山匪动手。只要荆州卫不动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