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之群芳寻踪- 第284部分

　　　　武器装备不同只是外在表现，纪律其实也只是外在表现，靠金良自己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也只能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日后招募更多的军队时，征战更远的地方时，纪律靠什么来保证？靠外在的宣传和刑罚是远远不够的，军队纪律的来源应该以内在为主，外在为辅。内在是什么？是信仰。

　　　　一个军队没有信仰，没有一个为之可以拼命牺牲的目标，一时半时维持起来的纪律是不会久长的。后世的革命先烈击败日寇、白军、美军、越军、印度军，几无败绩，靠的就是有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的信仰，大家觉得有奔头，才会听话，才会拼命。

　　　　当年的天平天国自天京之乱以后一蹶不振，不是因为死了一些将领，而是洪秀全自己带头摧毁了自己的建立的宗教信仰，依照太平天国当年的所作所为，他们的宗教就是邪教，但邪教信仰也是信仰，所以早期太平军在同样的文明，同样的装备，同样的训练条件下能够狂踩八旗和绿营，甚至能够在军事天才石达开的带领下击溃曾国藩的湘军。但是天京之乱证明原来这个宗教信仰就是一群野心家编造出来的忽悠下面的人为他们卖命的，太平天国的信徒们都不相信了，太平军的士兵们也没信仰了，结果尽管有天纵奇才陈玉成、李秀成试图力挽狂澜也难以挽回溃败之势，一代英才石达开兵败大渡河。

　　　　金良特别研究过近代的西方民主国家为什么那么嚣张，那么厉害，除了坚船利炮火枪外，他们还有什么法宝呢？答案很明显，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

　　　　民主国家之所以会成为世界近代以来最疯狂的侵略者，世界几乎所有大屠杀的刽子手，就在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并不是建立在大众政治基础上的人民民主，而是建立在集团政治基础上精英民主，虽然集团政治的精英民主较之于集权政治的个人独裁的确是一种历史进步，但是这种历史进步仅仅限于对信仰基督教的白种人而言，因为集团政治比集权政治具有更强大的战斗力，能够保证白种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殖民战争中成为殖民者而不是殖民地。

　　　　建立在集团政治基础上的精英民主模式，特别适合信仰基督教的白种人社会，借用那句时髦话来说就是，精英民主是具有白种人特色的基督教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基督教统一的价值观，形成了国家统一的行为准则，对富人穷人同样具有约束作用，消除了集权国家多套行为准则的内乱根源，使国家成为强大的统一整体，并保证了屠刀始终对外。这就是纳粹德国残杀犹太人却没有残杀日尔曼人，纳粹美国残杀印第安人却没有残杀白种人的原因。所以，西方国家内部采用什么样的政治模式，只会影响和改变其国内政治斗争的状况，绝不会改变对其它国家的征服和屠杀。

　　　　正是近代基督教国家屠刀始终对外的民主制度，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纷纷走上西化道路，结果是失败者多，成功者少。原因就就在于西方民主的前提必须是具有统一的国家信仰，而深谙此道的西方国家为了巩固其世界统治地位，总是打着信仰自由的旗帜，率先打掉对方国家的统一信仰，把对方变成一盘散沙。这就使绝大多数落后国家的西化道路一开始就陷入了悖论陷阱道：西化越彻底，就越是偏离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就越是成为不堪一击的一盘散沙，就越是陷入无休无止的动乱纷争中难以自拔，最终除了做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庸之外，没有其它任何选择。

　　　　世界近代史上中日截然相反的西化命运就是典型。中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的西化结果，就是百年战乱，几乎亡国灭种。日本则是按照西方基督教的上帝模板科隆出了一个天皇，拥有了国家的统一信仰，从而成为极少数真正走上欧美国家发展道路的非基督教国家。

　　　　想明白这些问题以后，金良决意成立一个教派，一个中国式的基督教，当然肯定不是搞洪秀全那一套信上帝教。不过洪秀全搞的那一套还能吸引那么多信民，金良即将要搞的宗教效果会更好。要想建立一个吸引人参加的教派，既要与众不同，也要有中国特色。

　　　　看看东汉末年宋境内有什么宗教，儒教、道教、佛教是三大教派，真正要想让教派发展起来，就要从儒释道三家的长处分析，取长补短。

　　　　儒生一般讲究子不语鬼怪乱力神，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信奉那种神格宗教。而且他们信奉孔子的根本原因是这样能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好处，很多儒生天天读儒家经典，内心深处却不相信它，那些儒生有对广大的平民百姓“仁”和“礼”过吗？他们只对外族凶猛势力和上层势力讲仁和礼。搞这种信奉者根本不信的宗教，是中国的悲哀，很根本的悲哀。

　　　　佛教，这个宗教究其内涵，还是很有深度，有它的意义的，但是凡俗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这个悟性，他们领会不到佛教的真正要义，只能被佛教外表的消极思想给侵害住，而且大部分中国人信奉佛教讲的就是“临时抱佛脚”，根本没有什么人是真的信奉佛教的。不单单是中国，其他非常信奉佛教的国家现在都落后的不像样子，看东南亚那些小国。

　　　　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坏多于好，不仅仅是在思想上麻醉约束了普通民众，而且它这个组织对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也有非常不好的影响，像南北朝时期和唐朝中后期，寺院恶性膨胀，寺院占尽名山良田、不事生产，既没有产出也无法流通，对社会生产资源的占有和浪费非常突出，尤其是南北朝时代，本当艰苦修为、清静无为的和尚们坐拥大量地产，成为大地主，富甲一方，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

　　　　当时平民面临苛捐重税，没有田地耕作又无处谋生，很多选择了出家一条路，因此寺院人员闲散冗余状况也相当厉害，甚至到了要耕田的时候没有劳力、要打战的时候没有兵源的地步，佛教的兴旺鼎盛与萧条混乱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公元六世纪，北周灭北齐后立即推行灭佛政策，限制寺院人数，有三百万僧尼还俗，这个数字是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唐武宗时期强迫还俗的僧尼也有26万人，数千万顷的良田被收缴，拆掉寺庙4600所，使社会上的劳动力和生产财富凭空得以成倍增加。

　　　　不仅如此，佛门还是特权集中之地。北魏镇压盖吴起义的时候，在一所佛寺里发现大量的兵器，又发现大量地方官和富人寄藏的私物，这给了魏太武帝暴力灭佛的借口，“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令“一境之内，无复沙门”。唐代开国时立下一个规定，进入佛门的人“可免死”。因此招致很多叛军被击溃后就往寺庙里躲。“安史之乱”期间，郭仪与当时的禅宗神会达成协议，默许后者通过私卖度牒的手法换取钱财。佛教徒因此数量失控。种种内乱外患，致使一个本应与世无争、良性运作的宗教组织不断异化，变成了社会肿瘤，非但于政权之外，还与世俗社会的利益相冲突，令统治者欲除之而后快，终于招致灭顶之灾。

　　　　作为一个宗教，佛教因为膨胀过快而失控。已经逸出了本身作为一个出世的宗教组织本身的权力和职能范围，与世俗社会争夺起资源和财富，甚至于与政权争夺起对社会的控制权。

　　　　所以金良对佛教自然是半点好感都欠奉，不过他对道教则另有看法。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东汉时期在民间兴起，由现在五米道领袖张鲁的祖先张道陵创立，道教的思想。来源于战国时期老李聃、庄庄周的道家思想以及先秦的神仙方术，它主张修身养性，炼制丹药，以得道成仙。道教假托《道德经》之名，学问成分较少。实际成分却是引气、炼丹，荒诞不经，除了哄骗皇帝修炼长生不老之药暂时求得一时发展，实际上对后世文化的影响要比佛、儒两家要弱得多，想想后世那些白莲教之类的邪门教派多脱胎于道教，想想多少皇帝因为误服金丹而提前死去，就让人对道教在这个国度的发展不报什么希望。

第337章：否佛要道（）　
所以金良对佛教自然是半点好感都欠奉，不过他对道教则另有看法。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东汉时期在民间兴起，由现在五米道领袖张鲁的祖先张道陵创立，道教的思想。来源于战国时期老李聃、庄庄周的道家思想以及先秦的神仙方术，它主张修身养性，炼制丹药，以得道成仙。道教假托《道德经》之名，学问成分较少。实际成分却是引气、炼丹，荒诞不经，除了哄骗皇帝修炼长生不老之药暂时求得一时发展，实际上对后世文化的影响要比佛、儒两家要弱得多，想想后世那些白莲教之类的邪门教派多脱胎于道教，想想多少皇帝因为误服金丹而提前死去，就让人对道教在这个国度的发展不报什么希望。

　　　　《道德经》是好的，道教的基本教义也是好的，修身养性、追求得道的理念也可以引申开来，转化为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相对于从印度阿三那里舶来的佛教，金良认为土生土长的道教三观更正。

　　　　金良准备改良道教，使这个本土出产的宗教发挥出它本来应有的作用。

　　　　道教是要改良，特别是张角利用道教派系的太平道造反，让东汉末年所有诸侯民众都对道教有一股偏见，若还是道教，根本无法让人接受。

　　　　金良本人虽然通晓一些心理暗示之类的洗脑方法，但他却不是最适合创立新教派的人物，他只能做幕后操手，在幕前表演的另有其人。

　　　　东汉末年，道教里面有几个峥嵘人物，张角三兄弟都俱往矣，不再提了，张鲁兄弟身在汉中无法利用，剩下还有两个具有大神通的人物，一个是南海仙人，另外一个是于吉。

　　　　对于于吉这个人，金良一直心有存疑，他不确定，这个于吉到底是不是汉顺帝时期存活下来的那个于吉，还是一个假借汉顺帝时期那个于吉之名招摇撞骗的假于吉。

　　　　汉顺帝时期有个于吉，据《后汉书？襄楷传》记载，“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青领书》”，于吉说是神人所授，实际上是自己创作的，于吉的门徒宫崇到皇宫进献其师所著“神书”《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多巫觋杂语，被视为妖妄不经，顺帝命有命藏之，并未为其立学，故其书未见皇室重视，后来辗转到了张角手里，张角跟后世那个得了圣经的洪秀全一样，从一本书开始发迹。

　　　　汉献帝建安五年，有一个于吉，正是在演义上被孙策杀掉的于吉，《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道：“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于吉寓居在东部某个地方，经常往来于吴、会稽两地，烧香给人治病，东汉献帝建安五年，即西元200年，称霸吴地的孙策统治时，于吉批评孙策自制力不足，认为“伯符将军，名而虚之”，孙策闻讯大怒，下令杀死于吉，当地居民都说会有报应，不久后孙策在战中受暗箭所击，因而引发重病而死，有人说他是被于吉的亡灵缠身而死。

　　　　现在问题来了，汉顺帝在位是公元125到公元144年在位，于吉在汉顺帝时期已经成为琅邪太平道掌教，身为宫崇的师父，即便推算他是在汉顺帝末年进献太平经的，到汉献帝建安五年被杀，保守估计亦已过百岁，是以有人怀疑活跃于东吴的道士于吉是不是原来汉顺帝时期的于吉，不过著作《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把这两个于吉当成了一个人。

　　　　其实金良倾向于将这两个于吉当成一个人，因为于吉这种道人修行多年，至少对养生之术有所心得，活上百年稀松平常，要知道那个身份从来没有疑惑的南海仙人生于156年，死于289年，寿至134岁，金良揣测，若是于吉没被孙策所杀，估计也能活到那么大的岁数。

　　　　不过奉命去征召于吉的士卒，在琅邪一带转，耗费了大半年时间，却一直找不到于吉的踪迹，只能回来襄阳，向金良通报，金良依稀记得历史上记载于吉是琅邪人，至于‘寓居东方’是什么意思，金良却只能推断为于吉暂时寓居在大汉东部某个地方，到底是徐州还是青州还是扬州，一无所知，只好暂时宣布放弃，等到机缘来了，于吉会自动上门。

　　　　至于南海仙人，实有其人，字元放，庐江人，精通五经，晓房中术，也懂得占星术，他从星象中预测出汉朝的气数将尽，国运衰落，天下将要大乱，就感叹地说道：“在这乱世中，官位高的更难保自身，钱财多的更容易死，所以世间的荣华富贵绝不能贪图啊！”于是南海仙人开始在天柱山精修苦炼道术，在一个石洞中得到一部《九丹金液经》，学会了使自己变化万端的方术，金良更相信那本经书是一个古代魔术宝典，南海仙人是东汉末年的大卫科波菲尔。

　　　　金良在洛阳的时候，就派人去天柱山征召南海仙人。

　　　　金良当时派人找南海仙人，一是看重他出神入化的魔术，这样厉害的魔术技能应该会对金良创立新宗教有所帮助，可见金良当时就有了创立新教派取代旧道教的想法，二呢金良有寡人之疾，老婆会越来越多，恐怕应付不过来，南海仙人这家伙因为通晓房中术在历史上活了一百三十多岁，金良就要向他学一下这个房中术，活长一点儿才能把中国带入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奉命去征召南海仙人的士卒姓王名全，本就是庐江人氏，后来跟随父亲迁移到洛阳做买卖，再后来便加入北军五校，因为他是庐江人，对天柱山熟稔，金良便派他来天柱山征辟南海仙人。

　　　　王全在天柱山转了三四个月，将金良交给他的盘缠几乎花光了，都没有探寻到南海仙人修道所居的洞府，正待王全万念俱灰，准备返回襄阳禀告主公之时，他遇到了南海仙人新收的弟葛玄。

　　　　葛玄在道教的发展史上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葛洪的从祖父，在道教里被尊为葛仙翁，又称太极仙翁，在部分道教流派中与张道陵、许逊、萨守坚共为四大天师。

　　　　葛玄原本是琅琊人，后迁丹阳句容，高祖葛庐为汉骠骑大将军，封下邳侯，他祖父葛祖矩曾为黄门侍郎，他父亲葛德儒历大鸿胪登尚书，素奉道法，所以葛玄出身宦族名门，自幼好学，博览五经，十五六岁名震江左，性喜老、庄之说，不愿仕进，后入天台赤城山修炼，遇左元放得受《白虎七变经》《太清九鼎金液丹经》《三元真一妙经》等，后遨游山川，正好遇到王全，知道金良派王全来的意图，意图重兴道教，葛玄便欣喜若狂地带着王全前去拜见葛玄。

　　　　王全拜见了南海仙人，此时的南海仙人已经入山修炼十载，虽然年龄已经有三十五六岁，看起来却只有二十出头，王全见了，心里一头雾水，将信将疑地不肯把金良的书信呈递出来。

　　　　南海仙人披着一身青色道袍，一脸云淡风轻，朗声一笑，王全迷惑于南海仙人的笑容时，却发现自己兜里的书信已经落在南海仙人手里，南海仙人展开书信，仔细一看，原来金良诚心诚意，愿意请南海仙人出山重兴道教。

　　　　自从张道陵创立道教以来，道教在中土的发展一直很顺利，毕竟这个国家的民众还是很需要宗教崇拜，儒教是政治信仰取代不了宗教信仰，佛教从天竺胡人出舶来被大部分汉人不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