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叶兆楠身上，寄托着几代人的梦想。从他父亲上溯三代，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扛长工，当佃户，糠菜半年粮，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解放后，日子好过了一些，叶兆楠的爷爷省吃俭用，供养儿子上学，不料奶奶的一场暴病把家里搞穷了，父亲叶宗盛小学没有读完就下学了。
叶宗盛虽然识字不多，但头脑机敏，喜欢品事儿，性子直，善辩解，在村子里公认是一个“爱咬槽”的人，得罪人是常有的事情。村里的大小队干部基本上被老穆家把持着，连招工、当兵这些乡下人最眼热的事情，都轮不到外姓人家。姓穆的家族，虽然内部矛盾激烈复杂，但对外姓人却很抱团儿，容不得其他家族在村里抬头。叶宗盛年轻时，是最气盛的时候，对村里的一些不满就要发泄，经常与穆家对急，这个喜欢“咬干理儿”的叶宗盛，就成为姓穆的干部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大大小小的运动，总要想办法找茬子搞叶宗盛一下子。
姓穆的整治叶宗盛最厉害的一次，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场叫做“拔钉子”的政治运动。在那个年代里，人们曾经遭遇过一场浩劫，人祸超过天灾。为了偿还苏联“老大哥”勒索的债务，整个中华民族的血汗源源不断地通过西伯利亚长长的铁道，输送了过去。春荒时节，我们这一带饿死了一大批人。叶宗盛的父亲和叶兆楠的姐姐，就是因为吃大雁屎、吃坏红薯中毒，浑身浮肿死去的。饥荒过后，上边转嫁矛盾，把责任推卸到基层干部头上。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的苦主也正是这些搜刮地皮时，如狼似虎的大小队干部。那年头，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多如牛毛，过一段时间就来一次。其他运动多数是针对“地富反坏”这些“四类分子”的，这一次“拔钉子”运动却是针对干部们的，群众们都感到解气。就连姓穆的一族人中，也有很多对干部不满的。所以，当公社领导派来的工作组，到村里一点火，这烈火就熊熊地燃烧起来。姓穆的几个群众和其他胆小怕事儿的人，不敢挑头揭发大队干部，就找到了叶宗盛，夸奖他的口才好，把叶宗盛当枪使，点燃了叶宗盛的炮仗脾气。通过几个晚上的密谋，他们整理了大队干部的几十条罪状。在群众揭批查大会上，叶宗盛头一个跳了出来，一口气揭发批判了一个上午，博得了群众欢呼喝彩，也引出了一些群众更加猛烈的揭发批判。产生的重大效果，就是公社来的干部们怒不可遏，把大队支书、大队长两个人，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钉子”，五花大绑地带走了。
正好过两个月的时间，上级批评下级“拔钉子”运动扩大化，两个大队干部从县里的“钉子”培训班里被放了回来。他们二人被折磨得不像人形，头发很长，胡子拉碴，瘦骨嶙峋，一点也没有了当干部时凶神恶煞、趾高气扬的样子，但不久就被公社领导宣布，官复原职。大约过了一年多时间，两个大队干部严重违背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规律，使出狠招，以乱搞男女关系的罪名，突然让派出所把叶宗盛抓走了。经过严刑拷打，叶宗盛也没有承认有这桩罪行，干警们又审查来审查去，终于查出叶宗盛乱搞的男女关系，其实只有一个人，还是他自己的老婆。但进了派出所，就肯定不会有好人，叶宗盛仍然以阶级异己分子的名义，被判了六十天的劳动改造，发配到唐都市北山的劳教所里吃苦受罪。放出来时，扣除在派出所审查时间，劳教的天数不多不少，正好是两个干部受训的天数。
干部们受训后继续戴上了官帽，叶宗盛也不例外，从劳教所出来，就给戴上了一顶帽子，叫做“劳教”分子，又叫做“劳改释放犯”。在那些政治运动频繁的岁月里，戴上“分子”帽子的人，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动不动就会被拉出来批斗一阵子。长此以往，苦难的岁月，把血气方刚的叶宗盛，折磨得没有了一点锐气，但心底里的怨毒从此积蓄了起来。
父亲的帽子，对叶兆楠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从小就经常受到穆姓孩子的歧视、打骂。在十几年非人的日子里，父亲叶宗盛信佛信风水，叶兆楠的妈妈却信主信上帝。贫贱夫妻百事哀，两口子经常为过日子吵吵闹闹，而且信仰的不同，也常常是吵架的导火索。虽然如此，但两个人的目标却极其一致，烧香拜佛和祷告祈求，都是为了叶兆楠赶快长大成才。
在叶兆楠十岁那年的一天，他鼻青脸肿地从学校里回到了家里，父亲并没有问他是谁打了他，只是从床底下拉出来一只木箱子，对叶兆楠说：
“小楠，挨打的滋味好受不好受？”
叶兆楠“哞”的一声哭了起来。
叶宗盛打开箱子，指着里边一堆破破烂烂的书籍说：“孩子，要想不挨打，就要好好读书，长大当干部，出人头地。”
叶兆楠庄严地接过了这一箱子书，从此，无论再受欺负，也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这一箱子书，是红卫兵破四旧时从全村识字人家里收上来的，叶宗盛在他们即将焚毁前，偷偷地藏了一些。叶兆楠回想起来，里边也没有几本有用的书籍，主要是农家历和一些政治读物，只有《封神榜》和《说岳全传》还能够读。
但这些书却是叶兆楠人生的动力。四改革开放以后，叶家才逐步摆脱了受迫害的阴影。叶兆楠的学习成绩并不十分理想，但他非常刻苦，终于，在复习一年后，考上了省里的一所财经类专科学校。叶兆楠是这个村子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给全村人了一次惊喜和惊讶，父亲叶宗盛才感到，他们一家在村子里真正彻底翻身。儿子被分配到市政府工作后，叶宗盛有点微驼的脊背好像直了起来，差不多回复到了年轻时心气高昂的状态，说话间在村子里就占了地方，有了权威。特别是叶兆楠当上了市委副书记的秘书以后，叶宗盛更加受到全村人的敬仰，谁家娶媳妇、嫁女儿，都要把叶宗盛请到。精神富有以后，有时往往比物质富有更有作用，多年不来往的亲戚就有了来往。市中心医院的老院长夫妇，就是从叶兆楠进了政府机关后，才恢复起来的远门子亲戚关系。热心肠的院长夫人多次给叶兆楠介绍女朋友，也就有了叶兆楠和孙丫丫的婚姻关系。
叶兆楠结婚时，在唐都市待了十几桌客，的确风光。叶宗盛仍然感到不过瘾，逼着儿子媳妇回到老家去，在村子里大操大办了一场。从此，老两口逢人便说自己娶到了一个在大医院当医生的好媳妇，并且还有海外关系，你看，我儿子不动一枪一刀，就有了宽大明亮的一套房子。
孙丫丫虽然出生在农村，可能是早已失去父爱母爱的缘故，总感到自己的公公婆婆俗不可耐。所以，常常推说工作忙，不愿意同叶兆楠回去，两代人之间就没有产生亲密的联系。甚至到了春节期间，孙丫丫宁可在医院值班，也不愿意跟叶兆楠回到那个山村里去。所以，除了新婚的那一个春节，叶兆楠和孙丫丫在家里过了一个年，再也没有回去过。对此，叶兆楠挺有意见，但拗不过孙丫丫。叶宗盛夫妇却不怎么生气，他们关心的只是儿子的前程和急于抱上孙子。一晃几年过去了，却始终没有盼到理想的结果。
在途中，叶兆楠心里不断思索，到底该不该把自己和孙丫丫离婚的消息告诉二老。最后决定，还是不告诉他们为好，就让二老为儿子当上副县长一事好好地高兴高兴吧。
轿车七拐八拐，进了叶兆楠家所在的村庄时，溅上了不少泥巴。小张说，叶县长，你们家的道路真不好。
叶兆楠告诫小张，到了村里，你可千万不要这么说，这个村里的干部，不仅对老百姓搜刮，对上级也敢张开血盆大口要东西。他们听说我到市委办公室工作后，就赶紧送去两壶小磨油，要我帮他们批修路的项目，我哪有这本事？他们就一度瞧不起我。要是他们听说我当副县长了，说不定又要我帮他们办些什么了。
小张说，县长大人放心，我不胡说什么就是了。
一群孩子和几只黄狗，追逐着缓缓开行的轿车，进了叶兆楠的家。正在院子里打草绳的父亲和正在喂猪的母亲揉着昏花的眼睛，见儿子进家，非常意外，因为过去儿子是从来没有自己坐着小车回来的。
叶宗盛洋溢着喜气问：“小楠，齐书记是不是也来了？”
小张抢着说：“大伯，你儿子现在当县长了，不跟齐书记了。”
叶宗盛像受到什么一击，一怔，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叶兆楠和妈妈立刻慌了神，和小张三个人赶紧把老人搀起来，又呼又叫，揉心拍背的，折腾了好大一阵子，叶宗盛才缓过气来，口里喃喃自语：“好，好，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小张感到过意不去，脸红红地说：“叶县长，你看，你看，都怪我，本来是报喜，却把老人家吓着了。”
叶兆楠说：“小张，你别介意，没有什么，老人家是一时高兴糊涂了。”
不多一时，叶兆楠的叔叔、邻居和村支书、主任都赶来了，妹夫也骑着摩托车，把妹子和外甥带来了。叶兆楠平静地告诉大家自己要去丰阳县任职的消息，大家都很激动。一个邻居婶婶说，哟，咱村终于出大官了。叶兆楠的叔叔说，小楠，你要是坐堂断案时，可要把惊堂木拍得响一些，不然镇不住台！村主任说，去你的，你以为叶县长是坐在戏台子上啊？
村支书宣布，宗盛大伯，今天中午你们不用做叶县长的饭了，叶县长回来了，我们要拉他到村里的“穆家外餐饭庄”里好好招待招待，庆贺庆贺。叶宗盛夫妇眉开眼笑地说，好，好，你们年轻人去好好地热闹热闹吧。
于是，拉了一阵子闲话以后，一伙人簇拥着叶兆楠，来到了村里仅有的一个路边饭店里吃饭。嫩春天气，还没有苍蝇飞舞，雅间里收拾得还算干净。
坐下来，叶兆楠说，行啊，山沟里也有商品经济意识了，开起了饭店。然后问支书，这里怎么起了个“外餐饭庄”啊？支书说，就是对外营业的意思。叶兆楠说，咋还弄了两个英文字母“WC”？老板娘边抹桌子，边笑着说，县长大兄弟，这是你侄子上了初中后，出的点子，说是“外餐”的什么缩写，要加强加强什么什么的。叶兆楠笑道，嫂子，缩写可不能这么乱用，“WC”在英文里，是厕所的意思，你让我们吃饭呢，还是吃屎呀？一屋子人“哄”地笑了起来。老板娘急忙表示，听县长兄弟的指示，下午就赶紧把这两个字母擦掉。
小张说，是啊，乡里人弄啥事情，总是既讲究又不讲究的。叶县长，我们老家有一个乡亲进城，见到“太阳能”广告，怎么也想不通，只说这太阳能，太阳“能”，月亮和星星难道都是“傻把儿”了？（注：“能”字在我们这里的方言里，有聪明的意思。）
到底支书的文化水平高，也顺嘴说了一个笑话，说村东头老穆叔到集市上去，看到一个汽车修理部，上面的“汽车配件”四个字油漆剥落了一个单“人”旁，就揣摩了半天，“汽车配牛”，八成是要生小拖拉机娃娃了。所有人又是哄堂大笑。
说话间，本乡本土的家常菜，开始一个一个地端了上来。趁着开始敬酒的工夫，村支书和主任果然又提到了向上边要钱修路的话题。叶兆楠说，我去丰阳县当副县长，又不在本县，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支书、主任的脸寒了寒说，你当上县长了，终究要有一些办法的。叶兆楠情知躲不过去，就答应上任后，跟龟顶县抓交通的副县长沟通沟通。支书、主任听到这个承诺，非常高兴。支书说，还是自己村里出来的领导向着自己的老家。主任也说，官官相卫，我就不信，咱们龟顶县的县长不给丰阳县的叶县长面子。支书又交代村主任，回头帮叶县长家里安个电话，以后，家里有了事情，好让宗盛大伯和叶县长联系，村主任连忙答应下来。
吃过饭，叶兆楠觉得自己的脑子有点不清醒，就给父母撇下了几百块钱，和小张离开了家。坐上车，小张说，叶县长，你们这里的手机信号不好，我也不敢说，怕他们逼你修通讯设备。可咱们出来了一大晌，没有跟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领导联系，也不知市里有没有什么事情？
叶兆楠说，真是的，我怎么把这茬儿给忘了？急忙打开自己的手机，红光一闪一闪的，有时，也闪动一下绿光，马上就蹦出来一些短信和一堆乱码，看一看，都是李静娴发来的，就厌烦地再一次把手机关了。
正文 第四章
刘鎏觉得余乐萌这个人，当官确实是个政客，做人却是一个无赖。余乐萌经常为了名次排列顺序而小肚鸡肠，把领导与领导之间的位次看得极重。就在一次酒后，余乐萌犯了一个冒犯上级的低级错误。一有的人少年得志，有的人大器晚成，更多的人一生碌碌无为。任何人都不要为自己一事无成而感到羞愧，因为人的一生走出的道路不同，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不是你想什么就会得到什么的。新中国建立前，上海《申报》就有人在上面发表过一篇文章，谈“命运”两个字，没有迷信色彩，却很有辩证的味道。他说的大意是：“命者，主观条件；运者，客观条件，二者只有正好结合起来，一个人才能有所造就。”荒乱年间，有枪就是草头王；和平年代，你纵有满腹文韬武略，指挥千军万马的才能，也不一定派上用场。有人就打比方说，人的命运就好比做生意，算处不打算处来。要不然，“依个人打算没有穷汉”，人人都可以成为百万富翁的。
项明春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后期，新进来一个同事叫刘鎏的，就是命运不薄、捷足先登的典型。
自古至今，学而优则仕，中国文人对前途命运的企盼，总是要步入政坛，才算找到最终归宿的。你可以想想眼下，一个公务员指标，上百个大学生去争，远比球场上抢篮球发疯，正说明古风犹存。然而，尽管大学生们同为天之骄子，但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却是受社会大气候制约的。运来土生金，运去玉无光。改革开放初期，凡是有幸被选为定向培养的大学生，经过一段时间锻炼，很快就能“噌噌”地上去，自以为是真材实料，领导起人民来，绰绰有余。后来，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一闹学潮，大学生们就渐出佳境，落架凤凰不如鸡了。
刘鎏是在师范学院学习的文科专业。文科学生，整天在诗情画意和离合悲欢的文字中畅游，容易激情迸发。刘鎏就曾经认为，自己有通天彻地的本领。他考上大学，进的是少年班，不到二十岁就拿到了学位证书。本来可以很快步入辉煌的，却不料事不遂愿。那一场学潮，差一点让他找不到工作。
刘鎏赶上的，正是那几年大学生分配的低潮期。上级政策强调，师范院校的学生，只能分配到学校教书。所以，刘鎏毅然决然放弃了在省城学校里能够分配到的教学工作，回到丰阳县，投奔了在县委组织部当常务副部长的远门子姑夫。
实践证明，刘鎏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当时，愿意到县级工作的本科大学生不多，刘鎏是分配到基层工作众多学生中的凤毛麟角。正好赶上县委办公室先后出去了几个同志，亟须进人，刘鎏的姑夫没有费多大劲儿，就和史长运主任达成交易，让刘鎏顺利地进入了县委办公室工作。
刘鎏一生都不能忘记，办公室老公文侯主任给他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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