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和我一个队员计较，我有点接受不了。我们就这样吵起来了。这时候双方教练都上来拉，李矛被韩国队的助教拉住了，我们的钟波教练也来劝我。当时李矛教练在冲过来的时候指着我，钟导为了保护我，就上去把他推开了，结果他又指着钟波骂，一副要动手的样子。我非常气愤，也不够冷静，结果就把球拍给丢了出去。最后这起事件被媒体称作是“韩国口角风波”。
这件事如果是韩国队其他教练说我什么，我理都不会理。可李矛教练和我们毕竟都是中国人，如果韩国队对我有什么意见，我也不觉得第一个站出来的应该是他。他作为一个中国人，表现得比韩国人还激动，这真的激怒了我。虽然后来有媒体说我“没有修养”“没有道德”，但是韩国人这样操控比赛真的很不光彩。媒体不了解情况，我也不想多作辩解，清者自清。
作为冲突的第三方见证人，捷克籍主裁判莫米亚事后也承认场上当时确实出现了错误判罚。不过因为视线被挡，又受到了边裁和电视裁判的误导，他才作出了错误的判罚。不光是我这一场比赛，之前李宗伟在第二轮遭遇李炫一时，在双方战至1比1平后，突然以发烧为由退出了比赛，据传也是对裁判不满的一种抗议。
大家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不光是2008年这一次，之前的釜山亚运会，就曾发生过陶菲克因抗议裁判而罢赛的事件。中国女双高崚∕黄穗在比赛中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当时把李永波急得都上去拍裁判的后脑勺了。但说到底，还是国际羽联没能起到监管作用。让大家愤怒的这种事情，每一年都在上演。
但是事情过去以后，我倒也能理解了。当时，我觉得大家都是中国人，李矛又是教练，怎么能帮着韩国人来对付我一个队员呢？可冷静下来后，我也明白了，李矛教练是一位职业教练，他拿着韩国羽协发的薪水，就会做他应该做的事。他当时是为韩国队服务，他就应该心向韩国，这没有错。
李矛是一位很优秀的教练员，这毫无疑问，至少我觉得他的效率很高。之前他带过我的前辈孙俊、董炯，他们是当时中国男单最顶尖的两位选手。他还带过曾经比较低迷的韩国男单孙升模、李炫一，孙升模还获得了雅典奥运会的亚军。再到后来，他又去了马来西亚执教李宗伟。你会发现，他在有限的时间里，帮助这些运动员提高了一截，让当地的男单水平有所起色。
因为他没有带过我，所以一般见面我都叫他“矛叔”。我们都只是普通人，只是挣我们的薪水，养活自己的家人。我作为队员，拿出我最职业的状态，那么李矛作为教练，他当时也没有错。只是，我们俩的情绪都有点失控了。
体育的职业化、国际化本是一种趋势，否则也不会有郎平执教美国女排，不会有梅西加盟巴萨，诺维茨基也不要去NBA打球了。无论是教练还是运动员，代表的都是这项运动的职业精神——既然来了，就要为这个俱乐部、为这支国家队效力。
韩国的风波才平息不久，我们去福建晋江备战当年的汤尤杯，结果又爆发了所谓的“殴师门”。我一下又被媒体当作是“坏小子”，成了羽毛球队的“恶人”。
事情的过程很蹊跷。当时我们在训练馆打了一次队内比赛。比赛结束后的第三天，突然有媒体报道说：“林丹当众拳打教练吉新鹏。”因为忙于训练，我压根就不知道这个新闻。直到在晋江接到无数电话，都还感觉莫名其妙。
其实这是很小的一件事。那天打汤杯的模拟赛，全队被分成两组。比如说我、谌龙、杜鹏宇三个人加两对男双，我们是A组。B组的男单有陈金、鲍春来等。比赛打到第5场，是双方的第三单打。这时谌龙赢了，那自然就是我们A组赢喽。结果钟波教练搞错了，他把谌龙算作B组的人，宣布B组获胜。当时我们这些已经打完的队员正在场边休息，突然教练宣布我们输了，那肯定就急了，就上去跟他们复盘。当时每个人都很投入地在打这场比赛，突然间说我们输了，肯定不愿意，肯定急嘛。何况如果谌龙是B组的队员，岂不是变成我们在给对手加油了？说实话，我也不是性格特别温和的那种人，当时就远远地喊了一句：“怎么可能呢？”
事情本来根本怪不到吉新鹏。他是助理教练，也不是排兵布阵的那一个，他当时只是负责宣布结果。我这么一喊，他可能也有点茫然。他也不客气，就跟我吵。两个人嗓门都不小，在场的媒体都转过头来看。这时候，钟波已经反应过来是他弄错了，也不作声，但是当时已经收不住了。因为很多媒体都在，谁都不可能有很过分的言语，只是双方的态度都不太好。说来也是不巧，如果当时只有我们队员自己在，可能吵吵就过去了，也没什么事。可当着媒体的面，我跟吉新鹏这么一嚷嚷，他作为奥运冠军，又是教练，肯定觉得面子上挂不住。
谁都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也确实没怎样。谁知到了第三天，突然有媒体，而且是当天不在场的深圳一家媒体突然爆出这样的消息，那不是很奇怪吗？当时的局面有点失控。因为那时候这件事已经被炒作成不是林丹自己的事了，而演变成整个羽毛球队的一起恶性事件，甚至有人开始攻击李导，指责队伍管理松散。李导这才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找到吉新鹏，说：“这时候你必须出面解释一些事情，因为已经伤害到队伍了。”但是吉新鹏说：“我要征求一下我家人的意见。”
然后谁也想不到，他居然就这么消失了。打电话关机，人也不在队里。队伍正集训的时候，他就突然离开了两三天，谁也找不到他。
这件事情越闹越大，全队都特别不高兴。因为这本来也没多大个事，完全可以内部解决的。李导就跟我讲：“这段时间你可能会不太好过，因为很多矛头都会指向你。但你还是要好好备战，别因为这些事情太过分心。”从他的言语中我发现，那会儿李导已经有点伤心了，吉新鹏毕竟是他培养过的运动员，怎么能置队伍于不顾，平白无故地失踪两三天呢？
我自己就更加想不通了。2007年底我们在珠海集训的时候，吉新鹏就住我隔壁，每天都来我房间打牌。那时候他跟钟导一起住，晚上吃完饭也没什么事，就到我房间说：“来，炸一锅。”那会儿我们打连珠炮，几乎天天都在一起。到了2008年集训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闹了这么一出。
几天后，吉新鹏更新了他的博客。在这篇名为《我的回答》的博文中，他写道：“4月8日，林丹与我发生了一些不愉快，昨天下午林丹已对我作出道歉！为了国家利益、为了队伍安定团结，我不希望影响备战奥运，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谢谢球迷朋友对我的关心，让我们安心备战奥运！感谢大家！”
吉新鹏是我的前辈，悉尼奥运会男单冠军，大家都叫他“老吉”。老吉在羽毛球队算得上是一段传奇。他参加悉尼奥运会是最后5分钟才定下来的。本来教练选的是陈宏，不是他。而他的职业生涯就获得过两个冠军，一个日本公开赛冠军，一个奥运冠军。这就是他的命，你不服不行。
后来事情调查清楚后，听说也许是当晚回去后，吉新鹏给家里人打电话，可能说的是：“今天特别不舒服，跟林丹吵起来了。”甚至可能说到了“小队员还想上来动手”。结果消息被捅给了不知情的媒体，一个小火苗最后被扩大成一场灾难。头儿（李永波）后来也问吉新鹏：“你了解你的家人吗？”
出了这样的事情，最受伤的肯定还是队伍。我们都是中国队培养起来的，可因为这样一件事，在队伍需要他的时候，他选择了消失，最终伤害了他和队伍之间的感情。我作为一个年轻队员，跟老大哥说话有点激动自然有我的不对，但这都是家事，可以关起门来说的。最可惜的是，老吉人不坏，可是最终却不得不离开国家队。因为全队都知道了这件事，队员很难再跟他心贴心地交流。教练和队员之间失去了信任，就没有办法再合作。这对队伍、对他而言都是损失。
等这件事再过去五5年甚至更长时间后，老吉可能也不会再去计较我们之间当时的一些不愉快。只是，他肯定没有想到，会因为这么件小事，他的人生会发生这样的改变。
北京奥运会后，我也一再跟媒体说，我一直想用我所能取得的成就告诉大家，我不光球打得好，也是个非常健康的运动员。我不是别人以为的那样，拿了冠军就觉得了不起了，就会冲动，甚至打教练，根本不是那样。
经过这些争吵也好、误解也罢，我也在反思：时代不同了，教练与队员之间沟通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变。以前小的时候，我们被教练踢上两脚，或者教练上来扇扇你，那都很常见。家长还恨不得拍手称快：“好，教练管得严。”当然，我也承认，管教严厉对男孩子是有好处的。但是面对现在的年轻人，千万不能用这样的姿态跟他们交流。他们根本就不屑。他直接顶你一句“世界冠军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就没话说了。只有先跟他们交上朋友，用更巧妙的手段让他们信任你，他们自然而然愿意与你交心。对待不同性格的小孩，你还不能一锅粥煮了大家一起吃，那样效果肯定不好。
在我看来，一个教练手下最多带三个运动员就顶到天了，不能再多。一碗水，你让大家都喝一点，那只能是解渴。但科学的训练，队员需要的不仅仅是解渴，他要的是教练帮他补充需要的“微量元素”。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你的创意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而我们目前的情况多数时候还是一个主教练带10名队员，那样的效果也只能如此。只有做到一对一、精对精，训练才会更有效果，更有针对性。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第十八章 好运，北京
2004年8月15日—2008年8月17日，这是充满磨难的四年，却又最终换来了完美的一天。
和雅典奥运会之前巧合的是，2008年的汤尤杯也是在印尼的雅加达举行的。同样的赛场，同样的酒店，同样的结果。在汤杯三连冠后，东南亚三站比赛中，我选择只参加了泰国公开赛。在拿到冠军后，我开始进入一级备战的封闭状态。
在迫近2008年最重要的那一战前，我想了很多。在中国，一名运动员好像只有参加奥运会并拿到冠军，才有可能被认可。而其余人留下的全是模糊的面孔。你无法改变这一切，你只能承受。
然而，运动员只有两种：一种是他的命非常好，受到了上帝的眷顾，虽然他没有什么辉煌的故事，却拿下了最重要的冠军；还有一种是，他虽然创造了自己的时代，但是在提到某次比赛时，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遗憾，就像足球界的巴乔。真正像乔丹或者舒马赫那样完美的人，只能说是命运使然。
我没有给自己算过命，但我知道，我是个争议性的人物，这说明我还得努力，让自己更强，赢到让别人无话可说。我只能成为这样的球员，只能是脚踏实地的那种类型。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就更没有什么幸运可言。如果我拿钱去买股票啊、彩票这些，那一定是打了水漂，因为我不可能有中大奖的命。
人的一生很有限，运动生涯更是非常短暂。可以说，从开始拿起球拍的那天起，就进入了倒计时。从我2000年进国家队，2001年开始在国际比赛亮相，到北京奥运会的7年时间里，每一天我都在尽力，都在不断地证明自己。
我对自己说：不管北京奥运会的结果如何，事业和生活的道路还很漫长，打不好顶多就是等着被人骂呗。但是我有一个前提——我不允许自己什么都没打出来就输掉，这是我的底线。而就算拿到了冠军，那也只是这一次的辉煌，只是生命长河中的一点。
因为我把各种好的坏的情况都想到了，在北京奥运会前，我已经可以感觉到那面墙的背后是什么了，心里因此就踏实了一些。
然而，要说不紧张，那是不可能的。那段日子，因为全情投入地做一件事情，所以感觉时间过得很快。我每一天都练得非常投入，汤导也在，身边的教练都在全力以赴地帮助我，同心协力地希望我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变得更强、更稳定，并且也在帮我找更多的方法释放一些压力。
以前每到星期天，我都会睡到中午，睡到自然醒，然后去吃饭、逛街或者看看电影什么的。但是到了备战的那两个月，我基本上每个星期天都会像往常一样上午9点就去跑步。并不一定有多么大的强度，我只是希望自己每一天都能保证很好的状态。这样到了下周一，我就能很快、很直接地进入到训练状态。我只希望自己每天都能有一点收获。
然而，训练总局的那堵围墙并不能真的让你与世隔绝。随着全世界的媒体涌入北京，北京的体育馆路——中国体育军团的重镇，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倒计时从100天、50天到30天，你甚至都能感觉到擂响的战鼓声越来越近。所有人都跟我说：“林丹加油，战胜李宗伟，战胜朴成焕……”认识的、不认识的、以前不怎么打招呼的，见到我都说“加油”。我知道他们是好意，可我本来就有些心烦意乱，他们这么一说，好比火上浇油。
压力过大的时候，我也会焦虑，在别人看来甚至会有些“不可理喻”。小时候在八一队有过因为摔拍子被停训20天的经历，但在备战北京奥运会的日子里，被我摔掉的球拍大概可以编成一个排。
有时跟陈金或者小鲍打队内比赛，大夫帮我打固定超过15分钟，我也会着急，我会抱怨“为什么这么慢”；吃饭要吃多少，我也烦恼，吃多了不行，吃少了没力气。那段时间的我，经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好在我提前适应了这样的压力。时间在一天天地磨掉我身上的刺，这总比我到了奥运赛场上再焦虑要来得好。
这是我不得不承受的压力，很多人都在看我2008年奥运会究竟会打成什么样。有的球迷当然是祝愿我能在家门口实现自己的冠军梦想，但也有很多人在等着看我怎么一败涂地，我能感觉到我的周围有这样一种气场——有人不想我赢。
但越是在险恶的环境中，越是需要信仰。我知道一个人的能力一定是有限的，我希望能集所有队友、同伴、教练和工作人员的力量，来帮助我闯过这一关。
就在奥运会前一个月，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想要在球包上征集全队的签名，请大家给我写一些鼓励的话。写在一个我天天能看到、无时无刻不在陪伴着我的东西上，那种力量的传递会不一样。历来都是别人找我签名，这次终于换我找别人签名。一开始我是让小队员帮我去办这件事。但后来，我觉得自己去也没什么了不起。
带着全队的祝福进入奥运村以后，那种压力更加让我逃不开、躲不掉。无论我走到哪个角落，都会听到“加油，林丹，我们很喜欢你”这样的声音。
奥运村地处北京西北角，而奥运会羽毛球比赛场馆所在的北京工业大学地处东南方，这样单程的时间就需要40分钟。再加上奥运村里并没有合适的训练场地，我们每天还是要回到训练总局保证日常的训练。而且，陪练队员不能进入奥运村。为免舟车劳顿，最后队里决定，我和汤导还有担任我陪练的师弟文凯依然留守天坛公寓，保持原来的备战节奏。
然而到最后，真的让我抛下一切并且真正领悟到奥林匹克精神真谛的不是别人，而是谢杏芳。
随着盖德、陶菲克这些主要对手，甚至我的好朋友鲍春来都提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