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政府的不正当干预，往往也使正在成长中的民营企业遭遇危机，某些政府部门利用权力参与不正当竞争，更是把企业推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1996年，福建某地一家民营企业在政府的鼓励下，愿意搞基础设施建设，修建大桥。双方约定，多少年内在旁边不再批新桥，保证建好后可以收回投资。桥建好了，有关部门一看不错，又批准别人在他的旁边修了另一座桥，条件更优惠，这条路更方便。政府部门的毁约，毁了当地政府的形象，也毁了这家民营企业。
来看这样一个现象：某饼店，小本生意，坐落在某公园门口，一度兴旺。引起了“有关部门”（即市环卫处）的注意。市环卫处要求他们交纳80元/月的门前清洁费。饼店拒交，结果，不久之后，这家饼店前面四、五米处立了两个大公用垃圾桶。再一个月后，饼店关门。不合理的费用你也得交，不交？想看脸色。如狼似虎的“有关部门”。
很多民营企业老板都有弃商从政的严重倾向与这个比喻不无关系，比如要数重庆力帆集团尹明善，他现在是重庆工商联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再如，安徽某地的民营的轮船运输公司在近几年发展迅速，从几条破船发展为拥有8000多万元的企业了，董事长也突然摇身一变，干起当地交通局副局长。
这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对私人产权的保护非常不够，有些地方出现了政府任意侵犯私人产权和人生权利的现象。因此我们的民营企业家“理性”地知道，只有获得了一官半职，或者与政府官员相勾结后，对他们的产权保护才可能稍微完整一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正是因为民营企业看到我们在没有与官员勾结的情况下容易被侵扰，那么自然地，一旦我们同官员勾结，我们就会和官员一样，去恣意侵扰他人的私人产权——尤其是干扰甚至赤裸裸地霸占别人的产权，扩大自己的私人产权。当然在此过程中，也会接此机会，侵占国有资源，扩大自己的私人产权。例如海南曾经为民间“反腐”事业而英勇牺牲的何海生先生的亲生经历所揭示的，他的公司一夜之间被篡改到别人门下，如此大胆且如此简单的侵犯产权行为居然和法院还纠缠不清。
第一个提出要把中关村办成“中国的硅谷”，第一个在中关村创办民营高科技实体的陈春先先生，因为公司间的纠纷就被人绑架过两次。而相比与其他被绑架的民营企业家，陈春先又算是幸运的。2000年12月15日，江西省德兴市待业青年朱胜利、潘德生将民营企业家张某年仅10岁的儿子绑架，勒索人民币150万元，最后以撕票了结。1998年4月4日晚10时20分，家住深圳市笔架山庄一位事业有成的民营企业家明某，开着奔驰车从外面回来，走近他的住所时，被早有预谋的两个人绑架杀害，该案被列为广东省的大要案。
一些民营企业家，在遇到这样的敲诈与绑架时，采取了私下了结的办法，让这些黑恶势力更加肆无忌惮。一些民营企业家不得不接受当地黑恶势力的“保护”。另一方面的威胁让民营企业家们更加束手无策。
几年前的雷献强被绑架案在许多民营企业家心里都留下了阴影。被誉为“东南亚第一大排档”的海口市狮子楼大酒店是海南省一家著名企业，而且成为海口的一大饮食景观。他们组建的狮子楼京剧团也是海南省唯一的一家京剧团。
然而，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雷献强不幸与其合作伙伴某市公安局创办的汇通贸易公司，就狮子楼夜食城的有关合作问题发生了纠纷。雷献强先生依法向海口市振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诉讼的另一方——某市公安局却在庭审后不到一小时出动十多名特警，将雷献强先生从海口直接抓往南昌，制造了一起轰动海南的“狮子楼事件”。
该市公安局为了达到彻底制服、控制雷献强的目的，在双方正在法律诉讼期间下，在举报雷犯有侵占罪不能成立的情况下，无视法律，违法将雷抓捕。其后该市公安局派人强行侵占了雷的公司，赶走公司管理人员；
多次搜查雷的私人住宅，强行扣押、没收雷私人及公司财产100多万元；对雷的父亲和女儿及亲属断绝经济来源，致使雷的女儿辍学，雷的父亲无钱医治去世，使其家破人亡，他们还强行解散由雷创办并经海南省文体厅批准成立的狮子楼京剧团。同时，他们为了给其违法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还对雷关押了八九个月之久，并对其多次刑讯*供，*其撤销对公安局的民事起诉，并承认自己犯有“流氓罪”、“赌博罪”等。人民日报内参指出：“这是一起无视法律尊严的违法事件”。
民营企业的商业秘密和商业利益缺乏保障，这也是民营企业最担心的问题之一。这几年已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一些民营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工作一段以后，掌握了公司里面的技术秘密或者其他商业秘密，然后跳槽，或被高薪挖走，跳槽时他们就会把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甚至把一些客户关系也带走。2000年11月2日，在4年内一手将创维电视的销售业绩从7亿元做到43亿元的创维中国区域销售部前总经理陆强华，发表《致创维销售体系全体员工公开信》，将其与创维集团4年来的恩恩怨怨彻底公开，并携150多名精兵强将投奔竞争对手高路华，一个原本简单的高层员工流动变成对原企业的致命打击而收场。
这在外企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它们的聘用协议里有一条严格的规定，离职后多少年内不能到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公司工作，离职多少年内应该为公司保密。但在中国的民营企业里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条款，看到的却是一些企业的高管投奔到竞争对手的怀抱，而原企业对此束手无策。
同时，知识产权的问题已经严重威胁着民营企业。2002年春天，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连续遭遇“知识产权”的伏击，先是DVD厂家在欧盟被扣货，跨国公司飞利浦拦路收取专利费。其理由是中国企业使用了飞利浦的专利而未付专利费。虽然人家早在1999年6月就已经发出过通知，要求生产厂家购买专利使用权，但国内企业未在意。中国入世后，对方就采取了扣货行动，使国内企业措手不及。据《中华工商时报》报道，1月17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日本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诉天津港田集团公司、天津港田发动机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商标侵权案，诉讼标的3000万元。这是我国入世以来最大的一起知识产权案。然后，日本摩托车企业联合代表团来华“打假”。“打假团”包括本田、雅马哈、铃木、川崎重工等，他们在北京拜会国家经贸委、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工商总局等与打假有关的中国政府部门，并向中方递交了大量指控中国同行侵权的材料。日方提交中国的材料称：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数字，中国每年生产的大约1100万辆摩托车中的近900万辆是盗版日方产品，其中200万辆出口到亚洲各国，有的仅仅把日本产品换个商标而已。力帆、隆鑫、宗申，中国最大的从事摩托车生产的民营企业均在调查之列。
这是中国经济在转轨中遗留下来的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以民营企业20多年的历史，和国有企业相比，技术积累和开发能力薄弱，只能普遍仿制国外的产品打开市场。而仿制别人的产品涉及到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早就引起外国企业的注意，中国入世使对方终于等到了机会。
银行贷款难仍然是绝大部分民营企业面临得一个最头痛、最现实、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民营企业短期资金来源中的50％依*银行贷款。贷款的方式以抵押、担保为主，信用贷款非常少。民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中长期贷款仅占民营企业贷款的5％，只能弥补流动资金缺口。但民营企业非常需要长期限的资金，以进行技术改造和厂房设施建设。许多企业为了发展，往往不得已动用流动资金来搞技改和基建，结果加剧了流动资金紧张的状况。为满足长期资金周转的需要，一些企业不得不采取短期贷款多次周转的办法，从而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一份调查资料清楚显示：目前，我国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我融资。分阶段看，初创时的启动资金有90％以上来自资金持有者、合伙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后继投资中至少62％的资金依*业主自有资金或企业的前期利润。平均而言，中国商业银行在民营企业融资中的作用相对较小，只有29％的民营企业在前5年中得到了有保障的贷款。
这个问题首先要从我们国家的银行体系来说，在我们国家，企业与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关系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关系完全颠倒了：企业围着商业银行转，要贷款，还不还并不重要；商业银行围着中央银行转，要再贷款；中央银行发钞票满足贷款需求却不能造成通货膨胀。反正大家都围着“领导”转。“官本位”是其最明显的特征。
银行为什么不愿意贷款给民营企业的原因也很简单。银行依然是国有企业，它对国有企业发放贷款即使出现了坏帐，政府会出台“改革措施”比如成立“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等形式替银行的错误决策买单。但是对民营企业发放贷款则未必能享受相应的待遇。而对民营企业发放贷款如果出现了坏帐，则有“贷款终身责任制”悬在信贷员的头顶。所以国有银行一般都不愿意对私有企业发放贷款。除非民营企业能按照某种“潜规则”来与国有银行有权决策者达成交易。而之所以被称为“潜规则”正是因为它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其中的奥妙。那种另类的人，不遵守银企之间的潜规则，不买银行的帐，比如说孙大午，他的事业只能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孙大午不愿跟“公家人”合作共事，是因为他不愿看人家的眼色。2000年，孙大午发展1000亩的葡萄园，需要贷款600万。当时，大午集团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劝孙大午走走后门，孙大午被说服了，给一家信贷机构的老板送去了1万元，但是，1万元没办成事，孙很气愤，非要将这1万块要回来，最后要回了6000元。从此之后，孙再也不跟这家信贷机构做任何关系疏通。当然此后，大午集团也断了这条贷款财路。走投无路之下，民营企业老板们只好走民间融资这一险棋，于是又牵出“孙大午非法集资案”。
其次在像东部沿海城市温州这样的地方，民营企业家们目前都向地下金融网络寻求贷款，这一地下金融网的服务质量在许多方面要远远优于国有银行体系。仅仅凭借自己的信誉，企业无需回答任何问题就能从地下钱庄获得营运资金贷款，不过每月为贷款支付的利息也高得惊人，折合成年利率可以高达20％。民营企业还从自己的工人中吸收存款，然后再根据企业的利润状况向他们派发红利。工人们对此是求之不得的，因为国有银行的存款利率只有1。2％，已赶不上物价的涨幅。
就民营企业自身来说，民营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老板的经营管理水平很低，企业竞争力差，民营企业家的信誉度低，信用等级达到AA级以上的企业很少。现在经常出现的事例就是，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为了回笼资金，通过自己的员工、亲戚、熟人充当购房者“购买”自己的物业，通过办理“假按揭”共套取贷款，达到了提前收回楼款的目的。
正是银行贷款困难重重，每当正果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民营企业就成了炮灰。比如1993和1994年政府试图给过热经济降温，当时，紧缩措施造成经济的巨大混乱，由于银根缩紧，民营企业无法从银行贷到款，烂尾项目比比皆是。各行业的发展也是兴衰交替：在上海以南的工业城市温州，打火机生产商的数量，当然又是民营企业，在短短几个月之内由寥寥几家激增到3；000家，然后又随著经济发展减缓而回落到几家的规模。就今年来说，国家宏观调控，让这出悲剧又再一次的重演。
面对如此之多的社会性障碍，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段永基不无感慨的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任何一个企业都是一个生命体。一个生命体如果能诞生、成长、强大，除了自身努力以外，还需要外面有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态环境。在欧美等国家，政府对企业不怎么管、企业也不太乱；而在国内，政府是拼命地管、企业是使劲地乱！很多人问我，中国民营企业能不能出五百强，我说出不了，为什么出不了？就是生态环境不好！〃
第二节 全球化的冲击
所有称霸世界的伟大民族都是好战的民族，而当某一民族失去其好战性格时，它也就失去了与其他优秀民族处于平等地位的自豪权利。
全球化的特点就是资本的欲望不断膨胀，发达国家的资本随着营销网络的急剧扩张来不断的销售产品以赚取经济利益，如同野草一样在任何可以生长的地方都不断蔓延，因为资本的天性就是不断攫取利润和增殖。在殖民主义时代例如19世纪，欧美帝国主义往往是用强制的军事武力手段到第三世界抢夺土地和自然资源来赚取利益。诸如英国法国在非洲有很多的殖民地，他们就在那里强取豪夺，依*殖民统治利用广大的土地和廉价劳力，将原材料运回自己的国家；再如，日本在据台期间也是从台湾把大量的木材和食糖运回本土。在目前的后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国家就较少使用强制性的武力，而是用一种亲密暧昧的关系，像跨国合作或是文化工业的输出来赚取经济利益。麦当劳文化或是肯得基的产品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在中国不断建立加盟店，四处扩张。吃惯了蒸煎煮炸饭菜的国人们也都是心甘情愿的掏出腰包，争相抢购，让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润。
以前一个国家是不是发达国家的标准就是工业化，也就是说，你这个国家是生产农产品或是生产原料，还是生产工业化产品。可是现在这个标准慢慢打破了，全球经济进入所谓产业重组阶段。发达国家，诸如美国、欧洲、还有日本这样的国家，开始把生产制造的过程，把它国际化，放到很多落后国家去作。现在这些工业化国家已经不太制造产品，世界上很多的重要的工业产品，事实上都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是比较落后的国家来制造。
发达国家所从事的是高附加价值的商业活动，诸如金融、产品关键部件设计、IT行业等。判断一个企业是否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并不是看你有没有融入全球化之中，而是说，你在一个商品从原料投入到成品的零售消费过程的每一个生产环节中，站的是什么位置。比如说，全球有一个Nike鞋制造销售的分工，从原料投入开始，这原料可能是橡胶、或塑料，有些人是负责供应原料，然后有就负责制造加工，做出鞋子后，有些人负责做运输行销，在有些人把它运到比如美国纽约的第五大道上去贩售。这整个过程，所谓的产业链中，谁从事的是比较核心的活动，也就是附加价值比较高的活动，谁就赚取最大的利益。再比如说，简单的组装与装配，中国的VCD、DVD、电脑等行业大抵如此，核心的知识产权都掌握在上游的跨国公司手中，自己只能赚个加工费。由于处在产业链的下游，就意味着产业的门槛不高。当这种行业有钱可赚的时候，就会有大量民营企业蜂拥而上，结果导致供大于求，而且各个民营企业的产品基本没有什么差异，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恶性的价格战。到了这时候，行业内所有民营企业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