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或者嘲笑他。正是主观想象导致了他的悲惨处境。想象力已经在他身上建立了一个负面的自动失败机制，这一机制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给他带来了无边的不幸。好在我开导他几次之后，再加上家人的帮助，他开始慢慢意识到自己想象的力量是导致所处困境的根源，并且通过成功运用创造性想象而不是破坏性想象，树立了真实的自我意象，获得了应有的自信。
你也许会说他需要在情感上“动手术”，而不是用一把真实的手术刀实际地做手术。
在担任外科医生后期的那些年里，我谈起自己即将洗手不干时竟然也驾轻就熟了！
可能许多人的经历与此类似，包括你。不，你也许不为自己的鼻子、耳朵或外表的其他异常表现而羞惭，也许不会足不出户。但是许多人总固执地认为自身有某种缺陷使别人看不起他们、背后奚落他们、拒他们于千里之外——有某种东西阻止他们在某些领域取得进步。
我认识的广告界人士中，有一位十分聪明、成功、且足智多谋的先生。此人一辈子都在通过奋斗获得高收入，然后又突然经历“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处境，于是只好从零开始重建名誉和经济地位。这个月他也许住在豪华公寓，下个月则在一家汽车旅馆安身。他向我和其他朋友坦陈，说他一生都在努力逃避某种东西的“追杀”，即被他称为“白鬼”（指穷苦的白人）的先辈们的控制；说他在竭力阐释《教父》电影中的阿尔·帕西诺。如他所言，他每次成功后都要经受挫折。当然，始终挡住他成功去路的“东西”，在客观世界中并不存在，只存在于他的自我意象中而已，那便是他的“丑鼻子和大耳朵”。那么，你的“丑鼻子和大耳朵”在哪里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便整个事业都只是“想象中的事业”，他仍然学会了怎样运用想象力作为情感上的手术刀，从他的自我意象中割除“大鼻子”。
创造性想象并不是专门留给诗人、哲学家和发明家的东西，它也存在于我们的每项行动之中。想象力会设定目标画面，供我们的自动机制去实现。我们做成或做不成某件事，并非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由于意志力强不强，而是由于想象力设定的画面是否客观和正确。
以下这句话是能够从本书中搜集到的最重要的一句：
人总是依据自己想象中信以为真的样子（对自己、对周围的环境）来做事、感觉和实践。
你无法长期回避或超越这一画面。
你不能剖析它、分析它、看清它里面有哪些与你不相容的内容，然后去改变它。你只能在不对历史进行“考古学”检查的情况下去修订它。但你却无法逃避。你总是依据想象中信以为真的样子（对自己、对周围的环境）来做事、来实践。这是一条基本思维定律。正是以这条定律为基础，才有了我们现在的样子。
当看到这条思维定律在某个受催眠术作用的主体身上得到生动验证时，我们往往会想：肯定有某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在起作用，或者将其看成某种错觉而拒不承认。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时目睹的现象，是人脑和神经系统的正常运转过程。
比如说，如果告诉某个受催眠术作用的主体，说她此时在北极，那么她不仅冷得发抖、看上去不寒而栗，而且身体的反应也像她果真特别冷一样，皮肤上会长出一些小疙瘩。同样的现象在处于清醒状态的大学生身上也验证过：实验者要求他们想象自己的某只手浸在冰水中，温度计读数显示，“浸入水中”的那支手温度在下降。如果告诉某个受催眠主体，说你的手指是一根通红的火钳，那么他不仅在与你的手接触时，脸部会痛苦地扭曲，而且他的心血管和淋巴系统的反应，也表现得像你的手指真是通红的火钳一样，皮肤还会产生炎症，甚至起小水泡。在一次演示中，实验者要求几位处于清醒状态的大学生去想象他们的前额有一小块地方发烫，记录的温度计读数显示，他们的皮肤温度真的升高了。
将这些基础性实验再向前延伸一步，就是孩子们所玩的很残酷但又很流行的游戏。学生们在学校时喜欢开类似的玩笑，有时候，甚至连大人在上班时也喜欢搞这种恶作剧。开这种玩笑时，一群人会私下里把某个人团团围住，然后一个接一个挤上前与“靶子”交谈，问“鲍勃，你现在感觉不好，是吗？”“你的脸色看上去特别苍白。”“鲍勃，你现在好点儿了吗？”没过多久，可怜的鲍勃就会跑到公共厕所，对着镜子看自己是否真的有问题。再过不了多久，鲍勃就感到心慌意乱、浑身无力，他甚至真病得必须躺在床上休息或者请假回家。
你的神经系统并不能辨别出想象的经历和“真实”经历之间有何区别，而只能对你“认为”或“想象”为真实的事物作出适度反应。
这种既可作为现实玩笑又可以供催眠师在舞台上作秀的现象，其实和支配多数人行为的过程一模一样，或者说是后者的例证。我们可以控制这一基本过程，而且巧妙地利用它。
消极想象的催眠力量能导致绝症
我曾就整形手术对性格的影响这一主题，为内科医生写《新面孔，新未来》这本书时，从圣路易斯的一份报纸中摘了篇文章放到书中。文章的标题是：
长鼻子导致的“自卑心理”引发大学生自杀
这篇文章报道了华盛顿大学一位名叫西奥多·霍夫曼的24岁大学生自杀的消息。有意思的是，文章说，那些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很有人缘。以下是这位年轻人自杀前留下的遗言：
致这个世界：
小时候，其他孩子就欺负我、虐待我，因为我比他们身体更虚弱，而且长得也丑。我是个敏感而害羞的男孩，总由于丑脸和长鼻子而遭到戏弄。他们越是攻击我．就越是戏弄我。我开始怕与人交往。我知道，他们许多人之所以恨我，是出于我的某些过错（不过错不能怪我）——我情感脆弱的天性和与众不同的相貌。我有满腹苦水无法向任何人倾吐，我的信心荡然无存。尽管我的名字中只有一个“F”，但有位老师却总把它拼成两个“F”，然而我太怯懦，以至于无法鼓起勇气去纠正她，只是听凭她在我上学期间始终把它拼成两个“F”。任何人遇到我这种情况，都会得到上帝的宽恕。我害怕这个世界，但我不害怕死亡。
当时，该大学有位教授认为这是有史以来关于“自卑心理”的最严重案例。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请相信我，这位年轻人的绝望（这种绝望心态先是扼杀了他的自我意象，随后又引导他走向死亡）反映了影响无数人的同样的绝望心理，这些人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完全被他们周围的人低估了。其实，青少年自杀事件尽管在媒体中谈论甚少，近年来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差不多在像传染病那样蔓延。
厌食是消极想象的催眠力量的一个令人心寒的例证。在《与内心傀儡作斗争——外表正常者的疯狂》一书中，作者戴维·维纳和吉尔伯特·海夫特博士写到，他们199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48小时》节目担任嘉宾时，曾讲到自己遇到过一个15岁少女艾伦。艾伦的体重只有82磅，脸色由于消瘦而显得病恹恹的，但她坚定地认为自己太胖。结果她躲避肉食，拒绝吃饭，甚至吃点东西就去排便。．在这个孩子的病床上，采访她的电视记者请她站到一面穿衣镜前，问她能否看到自己是多么憔悴和虚弱。“我认为自己看上去有点胖。”艾伦固执地说。记者于是试着拿事实说话：“但你现在体重只有82磅呢。你认为体重这么轻也算胖吗？”艾伦聪明地答道“不”，但随后又立即说，她的确有点胖，如果再吃东西就会更胖。就这样，只要没有人密切监督，下决心不吃饭的艾伦会拔掉通过静脉注射进食的针头。
对家长、老师、顾问和教练来说，这是一个引以为戒的故事，它以生动的事例提醒我们，要时刻警惕那些自我意象正在强烈收缩甚至很可能随之出现自戕行为的年轻人。
尽管如此，这个故事仍然生动证明了想象力那不可思议的力量。一个人可以利用消极想象无限放大自身某个缺点的重要性，或者外界对这一缺陷的反应，甚至会走向自杀之路！同样，一个人也可以用自身积极的想象去“修饰”对自身力量和机遇的理解，从而干成一番最引人瞩目的伟业。
“催眠术”的秘密
20世纪50年代，西奥多·色诺芬·巴勃尔博士对催眠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华盛顿特区美国人大学心理学系工作期间，以及在与位于哈佛的社会关系实验室合作期间，他都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他在《科学文摘》杂志中撰文说：
我们发现，催眠主体只有在相信催眠师的话千真万确时，才能做出让人吃惊的事情来……当催眠师引导主体到达某种境界，使后者相信催眠师的话是正确的言论时．主体健全由于想法和信念的变化而表现出异常行为。
催眠现象似乎总那么神奇，因为人们始终难以理解信念怎能造成如此反常的举动。似乎总有某种更强大的东西、某种深不可测的力量或威力在起作用。
然而，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当某个主体相信自己听不见声音时，他的行为表现就像他真是个聋子那样；相信自己感觉不到痛苦时，他在不经麻醉的条件下也能接受外科手术。而实际上，神奇的力量或威力并不存在。
请注意，这篇评论发表于1958年。可如今，催眠术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接受和广泛采用的治疗手段。对许多人来说，用于减肥的催眠和自我催眠，使他们没有必要接受立竿见影的外科吸脂术，这和我对有些病人采用“精神手术”疗法而不真做手术的例子有异曲同工之处。在这些例子中，催眠就是手术刀。在牙科，催眠用于帮助患有恐惧症的病人（实际上，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焦虑情绪）治牙；而在许多情况下，事实也证明，催眠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替代手段，可以在麻醉效用不明显时取而代之。
在儿时的历史、过去的经历和同伴的感觉与想象、自我意象以及伺服机制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我的结论是：人其实时时受到自己的自我意象催眠。许多人一辈子几乎都在某种无法辨认的催眠暗示的支配下“梦游”。在昆廷·雷诺的著作《直觉：你的秘密力量》中，作者引用一位催眠师的话说：“前来拜访的顾客，都希望我能帮他们进入一种恍惚迷离的状态，在那里安排他们的生活。其实，他们当中许多人都生活在半梦半醒之中，需要以现实作为药方来治疗。”
如果你小时候在一间黑暗的电梯里心惊胆战地呆过几个小时，也许在40年之后，你仍然害怕乘电梯、无法鼓起勇气走进电梯，而置那些安全数字统计、真实情况以及无数电梯使用者的证实和观察于不顾，甚至连爬上十几级楼梯这种简单的任务，也会让你畏畏缩缩。因为你仍然处在40年前那种恍惚状态中！
尽管如此，稍经反省便会发现，为什么对我们而言，按照信以为真或“想象为真”的画面去感受、去行动有时也是一件好事。所有这一切并不表示神经系统本身“不好”，你只需要学会怎样更好地运用这一“系统”就可以了。
事实决定行为和举止
人脑和神经系统具有自动对环境中的问题和挑战作出适度反应的功能。比如，如果某人在半路上遇到一只灰熊，他不需要停下来思考自己要不要赶紧跑开以图自救，不需要搞清自己要不要害怕。害怕的反应既是自动的，也是应当的。首先，这种场面使他想逃之夭夭。随后，这种恐惧感会激发身体机制为他的肌肉“加足马力”，以便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狂奔。他的心跳会自动加快，肾上腺素作为一种强大的肌肉刺激物，会涌进他的血管。身体中一切“不必逃跑”的功能都会停止下来。胃停止工作，一切可用的血液都会流进肌肉；呼吸更加急促，而提供给肌肉的氧也会成倍增加。
当然，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多数人在高中就懂得这一点。不过有一点我们不一定能迅速意识到：同样还是大脑和神经系统，会告诉我们现实环境是什么样子。人们通常认为，人在遇到熊的时候，其反应更多出于“感受”而非想法。
然而，激起所谓“情绪反应”的，正是一种从外界接收并经过思维鉴定的“想法信息”。因此可以说，真正造成行为结果的中介是想法和信念，而不是情绪，情绪发生在想法和信念之后。简言之，半路上遇到熊的人会根据自己所认为、相信或想象中的环境来作出反应。环境中带来的信号，由来自各种感官的“神经冲动”组成。这些神经冲动在大脑中接受破译、阐释和评估，并以想法或“心理意象”的方式通知我们。最新研究表明，我们作出反应的对象正是这些“心理意象”。
请注意，我刚才把“认为”、“相信”和“想象”这三个词当成同义词用。在对整个身体系统的影响这一点上，它们所起的作用的确是一样的。
你并不按照事态的真实面貌来行动和感知，而是按照大脑持有的“它们是什么样子”这一画面来行动和感知。你对自己、对自己的环境和周围的人都有某种“心理意象”，而你的行为表现就像这些意象是事实、是现实一样。你不是以它们在现实中的表现为依据的。
譬如，假设前面那个半路上遇见熊的人并未真正遇到熊，而是遇到一个披着熊皮的演员。如果他认为或相信这位演员真是一只熊，那么他的情绪反应和神经反应与前述相比丝毫不会变化。再假设他遇到的是一只毛发蓬松的大狗，而充满恐惧的想象力却让他把对方误看成一只熊。同样，他会按照对自己、对周围环境的“真实设想”自动作出反应。
由此可以推断，如果与自己相关的想法和“心像”受到歪曲，或者不切实际，那么我们对所处环境的反应同样也会不恰当、不合理。
这些“病因因素”能否改变呢？当然可以。试想有一个孩子在被种族主义者故意隔离的环境中成长。这个孩子可能是白人，他的家人是“白人至上主义者”，虔诚地相信黑人是“黑鬼”，是邪恶的根源，对他们的幸福安康是威胁；这个孩子也可能是黑人，出生于某个特别仇视白人的家族。无论是哪一种，孩子的脑子里都被灌输了某种信念，这些信念支配着她的行为。他在想象中会形成某种“真理”，长大成人后，这些“真理”变得很难改变。然而，有些人在人生某一时刻却能够使自己的信仰和行为来个180度大转弯。当前，这种现象甚至成了白天电视脱口秀节目中“面对面式”解决矛盾的主要内容，而且很受欢迎。一个人是怎样改变自己的呢？如果她拥有比家人教育她的压力和社会压力更宽广、更多样的人生阅历：如果种族中过去她痛恨万分的某些人通过某种方式给她以礼遇；如果她向自己“信以为真”的事物提出挑战、发现它原来建立在幻觉之上，并以一个真理代替另一个“真理”，那么她就能改变自己。
现在，再想想某个孩子出生于贫苦家庭。家人都深信他们悲惨处境的根源是那些可恶的富人和腐败政府，并不断向孩子灌输阶级斗争思想，还固执地认为无论他们怎样努力，也无法获得成功。这些事实会极大地阻碍此人在学习上取得好成绩、使他与大学无缘、促使他盲目地随父亲在工厂或在煤矿上班（我想，我在这里用“煤矿”两个字有些过时）。然而，即便是在今天，仍然有许许多多人还在将贫困当成“事实”而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