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政部，怀特是带着一腔空古绝今的极大热情来追求实现美国对全球金融的主导权。有鉴于此，他居然在文章中对使用这种主导权以“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国家”表示反对，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怀特希望美国与谁分享权势呢？文章在这一点上说得很明确，它用了一半的篇幅讨论苏联，通篇都对美国对其崛起的大国对手的看法持批评态度。
怀特指责道，美国存在一个“势力非常强大的天主教统治集团，很容易与反苏联势力结盟；而其他集团则担心与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的任何同盟关系，只会加强社会主义而削弱资本主义”。同样，如果外界得知这份文件的存在，怀特对定义不明的“天主教统治集团”的抨击必然使他面临朝不保夕的命运。
怀特继续展开，指出美国及西方盟友在对苏联的态度方面像个伪君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充满敌意的对立状态……构成了一个危险的导致分裂的因素。”他对此感到痛心不已，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真正的经济与政治差异被夸大了。美国有许多公有制的著名案例，例如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国家公园系统以及石油储备体系。在运输、电话服务、水务、燃气以及电力方面，价格被法律所固定。私人的市场竞争“受限于数不胜数的限制和资质要求”。与此同时，“在苏联，数以十万计的小农场由个人承租并运营；木匠、鞋匠以及各种各样的服务，都以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的方式出售给消费者；人们可以获得出版物的版税，可以拥有政府债券并获得利息；工资价格虽由政府决定，但仍受供求原则的影响，且受影响的幅度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然而关键的一点是，怀特预计资本主义国家将在战后发生转变，“而且所有的转变都将朝着加大政府对产业的控制、加大对竞争和自由企业运营的限制的方向”。因此，未来将朝着苏联模式的方向趋于大同。
接下来怀特问道，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要反对苏联？是因为政府的形式？怀特认为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既可以实践像美国和英国那样的民主制度，也可以实践像西班牙、葡萄牙、尼加拉瓜或者洪都拉斯那样的独裁制度。事实上，意大利、西班牙、巴西、波兰以及中国基本没有我们所说的民主，但是这并没有导致任何对这些国家的根本性敌意，也丝毫没有影响到我们与它们的贸易和金融安排”。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既有可能像战前的苏联一样采取独裁统治（战时的政治模式不能构成一个公平比较的基础），也有可能拥有高度的民主，就像苏联于1936年通过但从未完全生效的宪法中所倡导的那样。……因此，政治体系的差别显然不能构成反对苏联的基础”。
怀特关于苏联“从未完全实施”“高度民主”的轻描淡写的评论颇为引人注目，这非常强烈地表明他对斯大林的国内政治体制的观点过于乐观。关于宗教自由呢？“与流行的见解不同，苏联从未取消个人自由崇拜神灵的权利，”怀特坚称，“苏联的宪法确保了该项权利。”而且，“德国自1933年以来对宗教自由发起了更加恶毒的攻击”，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对德国提出异议，直到它们感受到了军事威胁。关于苏联在海外煽动社会主义革命呢？“第三国际的衰落，以及苏联当前采取的不积极支持其他国家开展此类运动的政策，应当有助于大大消除此类摩擦的根源。”
在西方反对苏联的真正原因中排除了内部政治、宗教和对外政策之后，怀特得出结论，冲突的真正根源一定是经济意识形态：“基本上就是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那些真心认为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的人，”怀特似乎并未把自己算在内，“担心苏联将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源地。”在文章的结尾，他写道：“苏联是第一个付诸实践的社会主义经济案例，而且它成功了！”68美国政府最重要的经济战略家得出了这一结论，不能不令人震惊。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成功了”，资本主义国家将转向政府加大对产业和竞争的控制，怀特的上述结论，使人们更加相信一则关于怀特经济观点的颇有争议的记述。这是记者乔纳森·米切尔1954年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内务安全小组委员会上的一段证词。米切尔曾在1939年为摩根索写过讲话稿，他回忆起1945年8月与怀特的一次午餐会，就在日本投降前不久。据说当时怀特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在战争期间兴起的受政府控制的贸易体系将在战后继续下去，因为缺少资本（美元和黄金）将迫使政府严格控制私人跨境贸易。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无法改正这一问题，一个可以被称为基金组织之父的人说出这样的观点是令人震惊的。怀特继续说道，美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有能力使私人企业制度再延续5～10年，但是最终不可能在一个国营贸易的世界中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孤岛生存下去。据米切尔记述，怀特提及了英国社会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所著的《信仰、理智和文明》一书，这本书提出苏联创造了一个将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制度，怀特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写出的最有意义的一本书”，而且“以惊人的准确性和洞察力预见了世界发展的方向”。69
拉斯基的书赞扬苏联的共产主义，称之为一种新的信仰，可以填补过时的基督信仰和道德上破产的资本主义所留下的精神和物质空白。“自十月革命以来，”拉斯基宣称，“更多的男人和女人们获得了更多自我实现的机会，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多。”70在冷战结束后几十年的今天，这类观点看起来显得怪异；但是1945年拉斯基是英国工党主席，属于西方政治主流的中心人物。怀特的文章虽然缺少拉斯基学者般的历史广度，但显然与拉斯基的论辩有观点相同之处，尤其关于资本主义盟国虚伪有罪的观点。两人都认为，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容忍德国和意大利对民主的镇压；直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开始转向对外侵略之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才编造了保护政治和宗教自由的迫切需要。就苏联而言，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接受的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取得的成功。
怀特的兄长内森于1956年出版了一本书，强烈质疑米切尔的可信度，为他的同胞兄弟辩护。鉴于当时怀特广为人知的思想印迹，米切尔的叙述确实听起来并不可信。但是，这篇新发现的怀特的文章表明，米切尔讲述的故事实际上是完全可信的。
“怀特与苏联人关系密切，这一点毋庸置疑。”伯恩斯坦在几十年后回忆起怀特时说道，而且“怀特也正是这样一种人，他认为自己可以对所有人提出建议”。71但是，怀特并非只是提出建议，而是步入歧途并越走越远，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二战期间，有一批数量惊人的美国政府官员暗中向苏联提供了帮助，他们从未认为自己对美国不忠。按照伊丽莎白·本特利的说法，“他们是一群被误导了的理想主义者，为了一些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而那样做。……他们强烈认为我们和苏联是盟友，认为苏联承受了战争的主要冲击，因此苏联必须得到尽可能多的援助，因为政府里的人……没有向她提供我们本应提供的东西……那些我们提供给了英国却没有提供给她的东西。而且他们感到……自己其实有责任为苏联搞到这些东西”。72
按照钱伯斯的说法，怀特在战前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大约就在苏联于1933年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1934年加入国联之后不久。显然，怀特认为在未来几年中，美国的政策应该并且将会朝着与新近获得合法性的苏联政权更深入接触的方向转变。西尔弗曼与钱伯斯本质上是为怀特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怀特在任何官方的机会到来前，就能够证明他对这个仍然十分神秘的外域大国的真诚和善意。
贝科夫送给怀特一张地毯，这并不是苏联人唯一一次以失当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怀特努力的感激。钱伯斯声称，多年后，当他成为《时代周刊》杂志的一名撰稿人时，曾经听说了下面的故事。
有一天（很可能是在1945年），华盛顿的一个木匠在家中收到了一箱鱼子酱，之后又收到了一箱伏特加，再之后是一封刻印的邀请信，邀请他出席苏联大使馆举办的一场社交活动。木匠目瞪口呆。最后，他接到美国财政部一个名叫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打来的电话。木匠的名字也叫做哈里·怀特。财政部的怀特追查到了他那些礼物被送错了地方。他提议木匠怀特把一半东西寄还给他，另一半自己留用。“我本打算全都寄还给他，”木匠对记者说道，“但是我想，”在回忆了他与财政部的怀特的对话后，“他应该是那种即便我全都寄回去，也会认为我留下了一半的人。所以我就索性留下了一半。”73
1938年初，在得知斯大林开展大清洗运动之后，钱伯斯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安全，因此他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脱离共产党。此时他必须唬住那些为他提供情报的人，让他们闭嘴。就怀特的情形而言，钱伯斯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走进怀特在财政部的办公室。但是他迅速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到了财政部大楼之后钱伯斯才发觉根本没法说通站岗的警卫放他进去：怀特只知道他叫做“卡尔”。所以他从附近的商店里给怀特打了电话。他本以为怀特会对这种违反规定的举动感到很震惊，但却奇怪地发现怀特很高兴听到他的消息。
怀特与钱伯斯在财政部附近碰头，随后两人开始散步。“要不要掉个头回去检阅一下岗哨？”怀特欢快地问道。他们走进一家饮料店坐下，点了咖啡。怀特异乎寻常地健谈，东拉西扯地讲了很多财长和西尔弗曼的事，之后才问起钱伯斯“回到华盛顿是不是有工作”。钱伯斯直截了当地提出，怀特必须脱离“那个组织”，不然他就会公开指认怀特。怀特一头扎在咖啡杯上。“你不是认真的吧？”怀特抗议道。钱伯斯保证，如果怀特按他说的去做，他就不会揭发怀特。两个人在尴尬中分手。离开时，钱伯斯发现了一个街头摄影师，于是迅速地推着怀特调转方向。错愕不已的怀特在被钱伯斯推着转身时，目光掠过他的肩膀发现了远处的相机，并庆幸躲过了镜头。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74
根据伊丽莎白·本特利的陈述，在钱伯斯叛变之后，怀特对妻子保证“今后将远离间谍活动。他的妻子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喜欢他的革命活动”。75他可能在之后的几年里确实信守了这一承诺。
关于怀特通过钱伯斯给苏联传递的情报的价值，在过去几十年中争论不休。有人说重要，有人说不重要，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正如钱伯斯自己总结道，虽然怀特和其他线人“非常想要提供帮助”，但是“众所周知，外交部门的秘密被大大高估了”。76少许历史知识加上一些基本的政治想象力，能够获得的收益就至少不会亚于政治间谍行动。77问题的关键在于，敌对外国势力的特工被安插到了一国内政和外交机构的核心部门。“有了阿尔杰·希斯和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这两个钱伯斯招募到的重量级人物，“苏联军事情报机构就像坐到了美国政府核心部门的旁边”。78希斯后来成为美国国务院特别政治事务办公室主任，怀特成为财政部部长助理并在政策和人事上拥有巨大权力。怀特知晓财政部长的言谈和想法，并能在很多问题上对财长产生影响。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怀特对苏联的好感与他多年来所执行的一些重要政策立场之间并非毫无关系。
1936年，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他的思想也迅速传到华盛顿。特别是关于政府应当果断使用赤字支出方式来对抗衰退的观点——这种观点今天已经成为主流，但是在凯恩斯之前一直被普遍认为是不负责任的——在美国当局内部获得了有影响力人士的支持，包括联邦剩余物资救济署署长兼公共工程管理署署长哈里·霍普金斯（他于1938年成为商务部部长）、财政部法律总顾问赫尔曼·奥利芬特以及美联储主席马瑞纳·伊寇斯（其思想要早于凯恩斯）。怀特自己直言不讳地反对平衡预算的传统观点。“通过增加税收或者削减政府支出等通货紧缩措施来平衡预算是错误的。”1937年10月怀特在与摩根索和维纳的一次会谈中说道。79但是，摩根索不为所动，没有被增加联邦支出的收益所说服，甚至多年后他也未能改变这一立场。他继续主张通过出台货币政策措施解决危机，而怀特则对此提出了具体建议，包括削减银行储备金要求、联邦储备银行更大规模地购买证券（这两项措施都将把更多的现金注入金融体系）以及美元进一步贬值等。80
摩根索没有得到罗斯福的支持，罗斯福决定是时候通过支出措施使美国摆脱衰退了。这提升了怀特的地位。1938年是非常残酷的一年，经济自1933年以来第一次陷入衰退，幅度高达3。5％。摩根索知道自己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于是更加依赖怀特提供政策上的指引，并于当年3月将怀特提升为货币研究局局长。4月，他将怀特纳入高级顾问小组，这个小组又称作“9点半小组”。当月，总统宣布了40亿美元的紧急支出计划，包括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项目。财政部当时的预测是，1939年财政赤字将达40亿～50亿美元，这令摩根索一度想要辞职，但他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考虑到这样做将会严重破坏总统所做的努力。
对于罗斯福而言，尽管他非常希望能够专注于国内事务，但是来自国内和国外越来越大的压力使他不得不对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的军事侵略行为作出回应，特别是德国大规模的重新武装、德国与意大利干预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以及日本占领中国。1937年10月5日，他用一篇著名的《隔离侵略者》的讲话作出回应，表示美国的立场是反对轴心国，但并未具体点出国名；同时他还强调其治下的政府致力于实现和平，以避免激起美国人孤立主义的情绪。演讲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将和平与商业和贸易联系起来，自1914年一战以来，这一主旨思想在美国政治思考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与此同时，摩根索稳步扩大了财政部在外交事务领域的职权范围，为怀特创造了新的责任和机会。中国便是这方面一个很早的例子。美国于1934年通过了《白银采购法》，这部法律是白银生产商、通货膨胀支持者以及对银行家强烈不满的人所组成的游说集团施加强大政治压力的结果。法律要求财政部大量购买白银并提振其价格。这一做法对中国的货币造成了毁灭一击，因为中国的货币与白银绑定。虽然中国国内并无白银供应，但是白银长久以来一直为这个国家所珍爱。81中国的白银储备被走私出境，并在海外销售，导致了货币供应的削减并进而引发了通货紧缩、信用收缩以及经济衰退。
对于日本侵略者而言，这一做法不仅使他们获利不菲，而且可以有效地破坏蒋介石政府。而蒋介石政府则恳求美国改变其政策。摩根索对此表示同情，他也将《白银采购法》视为一件头疼的事。但是他没什么可以操作的余地。赫尔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反对财政部的建议，迫使摩根索指责国务院过于在意日本的意见。而总统则无意改变美国的购银政策，也不允许财政部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