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戳诵┬砦榷ā�11月，比利时、荷兰和瑞士也签署了协定，从而有权以与英法相同的条件与美国进行黄金交易。美国在1937年后允许英镑逐渐对美元贬值，即便如此，她也依旧继续坚持这一政策。
然而，经济稳定的微弱迹象只是昙花一现。1937年10月，股市崩盘。1938年春，法郎再次贬值，随后法郎与英镑挂钩。英镑则维持有管理的浮动，直到二战前夜，当时汇率固定在1英镑兑换4。03美元的水平。美国经济再度陷入衰退，新政计划显露颓势。
尽管如此，到了1936年，如果说美国总统还没有做好准备，美国财政部已经坚定地致力于实现货币稳定目标，并已经使美国政府的黄金美元价格成为核心国际货币基准和锚。诚然，金本位已经不复存在，货币规则已经出局，各国政府自主决断大行其道，凯恩斯获得了胜利。然而，当欧洲民主国家急需稳定却无能为力之时，美国通过信守美元与黄金可兑换的承诺，重新建立了一个形似的国际货币体系，而这一体系又不带有金本位所要求的、政治上难以接受的国内政策纪律。
尽管在财政部根基尚浅，怀特此时正不断巩固其作为摩根索最重要顾问之一的地位。1935年7月，他特别经济分析师职位的任期又延长了一年；1936年10月，他被任命为研究与统计局助理局长。然而，他的工资仍然需要从财政部的内部拨款中支付，资金来源是《1934年黄金储备法案》下设立的外汇稳定基金通过贬值所获得的利润。这一临时性的拨款程序竟然一直持续到1945年，直到那一年怀特才获得完完全全的公务员身份。
此时怀特已年逾四十，个头算是矮子里拔将军，身高不到一米七，身材壮实，圆脸盘、蓝眼睛、带无框圆眼镜，留一抹修剪过的黑色一字胡，时常让人想起德国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的小胡子。他的步伐快速而急促，仪表举止也是如此。虽然包括赫尔在内的同僚们都对怀特的职业道德及对细节的掌控给予极大尊重，但是“他有时会不好相处”，摩根索多年后回忆道。怀特“脾气急躁、抱负过高，满脑子权力欲”。46而且他还缺乏耐心，说话直截了当、冷嘲热讽。摩根索的儿子（与其父同名）曾经定期列席财政部长与幕僚的晨会，他评论道，怀特“连珠炮似的发表意见，听着就觉得他倨傲轻蔑、吹毛求疵”，只有在他直接对财政部长讲话的时候才是个例外，怀特向来都知道怎么巴结对他有利的人。他“总是对任何能够为他铺垫权力之路的人无微不至和彬彬有礼”。47怀特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主要助手爱德华·伯恩斯坦将他描述成一个“性情多变”和“脾气暴躁”的人。从职业素养上看，怀特“其实并不是一个顶尖的技术官僚，但是如果要找一个对经济政策有想法的人，怀特就是这样的人”。48怀特起草的备忘录显示出他具有一种近乎神奇的能力，能够把技术问题解释得清晰透彻和细致入微，并能够将经济学原理与实际的国际政治环境联系起来。虽然怀特的会议日程排得很满且干扰不断，但是他的备忘录给人感觉好像是在与世隔绝的静谧环境下雕琢而成。不难看出他如何能够成为现在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顾问，就算不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有哪个忙碌的内阁部长会认为这样的人没有价值呢？
但是，怀特并不听从指挥，而且“时常跳出正常的官僚渠道以规避反对意见”，摩根索的传记作者约翰·莫顿·布鲁姆评论道，“这一习惯可以被认为是偷偷摸摸的，甚至与颠覆混为一谈。”49鉴于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怀特为其自由职业而从事的外交活动，对他搞颠覆的指控也许并不总是混为一谈的结果。
怀特的同事们基本不了解他的私人生活，只知道他有妻子和孩子，并且他爱好国际象棋和音乐。501936年，怀特把家从哥伦比亚特区郊区、接近马里兰州西尔弗斯普林镇的地方搬到康涅狄格大道的一间公寓之中，当时他的两个女儿一个10岁、一个7岁。1938年，他们又搬到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住进费尔法克斯大道上一座有8个房间的房子，直至战后。
在康涅狄格大道和费尔法克斯大道的家中，怀特有一块布哈拉地毯，按照现值美元的价格折算，价值可能超过3000美元。然而这块地毯的有趣之处不在于它的工艺水平或艺术价值，而是它代表了怀特人生中极其关键的一面，一段危立于其私人生活与华盛顿职业生涯之间的阴暗而模糊的人生。
根据有关这块地毯最详细的记录，这是怀特在1937年初收到的一份匿名圣诞礼物，一位名为乔治·西尔弗曼的铁路退休员工局的官员将它送到怀特家中，西尔弗曼后来调入财政部；并在怀特手下工作。51数年后，据说一位到怀特家中拜访的客人故意向怀特指出，它“看上去像块苏联样式的地毯”。怀特本就是一个神经紧张的人，这么一说之下他明显变得焦虑不安。之后当朋友们再来拜访时，这块地毯就不见了。
那位送地毯的西尔弗曼，最终被惠特克·钱伯斯指认为内森·格里高利·西尔弗玛斯特所控制的美国间谍圈的一名成员，钱伯斯是苏联情报机构与它在美国政府秘密消息人士之间的通讯员，而西尔弗玛斯特是一名财政部和战时生产局的经济学家。根据钱伯斯的陈述，那位指出地毯产地而使怀特受到惊吓的无名拜访者是“伊丽莎白·本特利组织”的成员。本特利也曾是一名通讯员，1945年成为美国政府的情报线人。
据钱伯斯称，怀特“显然”对这份礼物“印象深刻”。当时钱伯斯委托了一位专家充当中间人，一共购买了四块，这位专家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艺术学教授梅耶·沙皮洛。钱伯斯听命于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格乌鲁）的特工鲍里斯·贝科夫上校，后者提供现金让他购买“贵重的大地毯”，送给包括怀特在内的有价值的美国消息人士。52贝科夫几乎不会讲英文，钱伯斯只知道他叫“彼德”。最初贝科夫想给他们“一大笔钱”，但是钱伯斯告诉他这是个愚蠢的主意：“他们是讲原则的共产主义者。如果你给他们钱，他们就不再信任你了。”贝科夫对此感到困惑，但还是作出了让步。他让钱伯斯告诉怀特及其他人，这些地毯“是在苏联织造的，是苏联人民送给他们的礼物，以表达他们对美国同志的感激之情”。53而“乘着这四张地毯”，钱伯斯欢欣鼓舞地说道，“我们开启了活跃的间谍活动。”54
按照钱伯斯的说法，怀特的秘密工作始于1935年。怀特是一名理想主义者，根据他的设想，未来世界事务将交由像他一样的开明技术官僚管理。怀特似乎乐于通过像钱伯斯这样的秘密步兵来加速那个新世界的到来。但是与钱伯斯不同，怀特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他按照自己的条件工作，不加入任何地下运动。如果确实有人认为他的知识和接触到的情报很有价值，他会乐于使用这些人提供的资源，从而使他的知识和接触到的信息能够物尽其用。他知道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低于他的才智理应获得的地位，因此他也渴望得到这些外人给予的认可和赞赏。55
通过与他关系密切的中间人，怀特为钱伯斯获取了财政部的官方文件。钱伯斯在自己位于巴尔的摩的工作室翻拍这些文件，而后怀特再通过相同的渠道归还这些文件。56怀特还每周或每两周为钱伯斯写一份备忘录，概述他认为有用的情报。57
怀特对这份自由职业干得越来越努力，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与苏联的正式关系出现恶化。1936年9月26日，星期六，就在《三方协定》刚刚公布后的第一天，财政部就被迫介入外汇市场以支持英镑与美元的兑换价格，因为苏联通过大通国民银行抛售了一大笔英镑。摩根索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得到这一消息时脸色铁青。他确信苏联人试图搞垮这一协定，随即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以揭露苏联人的举动并显示美国使用货币稳定基金的决心。而苏联人则对美国财长的声明勃然大怒，并令人难以置信地声称，苏联需要这笔钱，目的是为了履行一项在斯德哥尔摩的美元支付义务，而出售时间只是个巧合。
钱伯斯竭尽全力保护怀特，并为此撤换了一个代号为“威尔顿·鲁格”的中间人，因为这个人违反了地下工作中关于严格守时的纪律。1936年，与怀特推心置腹的密友西尔弗曼接替了鲁格所扮演的角色，但他一直没有将钱伯斯引荐给怀特，直到他确信钱伯斯“能够搞定那个怪人”。怀特很享受他们这种偷偷摸摸的会面，除了一点让他勉为其难，就是他得为会面保密，他通常会选择在康涅狄格大道的公寓附近找一个会面地点。
“我从来不都喜欢哈里·怀特，”钱伯斯直言不讳地写道，“我看见他在夜幕中沿着康涅狄格大道走过来，身材矮小，鬼鬼祟祟……他对接头十分紧张，走着走着不时往身后瞟一眼，显得过分警觉。”会面时，怀特显得焦躁不安，还有莫名其妙的朴实和单纯。他“不停地谈论财长”摩根索，财长的情绪也反映在怀特与钱伯斯会面时或兴高采烈、或郁郁寡欢的言谈举止之中。58怀特清楚地意识到，他对世界的影响完全依赖于他与摩根索的私人关系，而摩根索的身份和地位则依赖于他与总统的友谊。显然摩根索没有努力提升怀特在白宫的独立形象。直到1942年8月；财长仍然称：“我可不认为总统知道哈里·怀特是谁。”59如果怀特与摩根索的纽带，或者摩根索与总统的纽带被切断了，怀特将不过是官僚体制中一个精力充沛的过客，其华盛顿的任期有可能立即终止。他非但不再能享受在华盛顿街头秘密重塑美苏关系那种刺激的感觉，还随时有可能返回阿普尔顿去默默无闻地从事学术研究。
钱伯斯于1937年初将怀特直接引荐给贝科夫，因为后者抱怨怀特是他最没有用处的消息来源。钱伯斯称那次会面激发了怀特此前从不曾有过的热情，而这是因为怀特需要得到“重要的大人物”的关注。60钱伯斯向匈牙利裔的共产主义者约瑟夫·彼德斯（又名“J。彼德斯”）求助，请他从财政部找一名共产党来“操控”怀特，并从他那儿得到更多东西。彼德斯推荐了哈罗德·格拉瑟。格拉瑟是在怀特的帮助下进入财政部工作的。不久，格拉瑟就对钱伯斯保证，“怀特正在交出他所经手的全部重要东西”。61
在受雇于美国政府所承担的工作方面，怀特继续扩大自己的职能。1936年2月，他被任命为财政部参加跨部门的外国贸易协定委员会的代表。1937年12月，摩根索派怀特代表财政部出席全国军火控制委员会会议。62但在业余时间，怀特还主动开始了对苏联货币体系改革问题的研究，当然这件事他不会让行政当局知晓。
在怀特与钱伯斯秘密的街头漫步中，怀特关于货币问题云里雾里的言论令钱伯斯感到索然无味。“我告诉怀特，我对货币理论、金融或经济学一无所知，”钱伯斯回忆道，“但是，在我们的交谈中，他不是在抱怨财长心情不好或感激财长心情很好，就是在对深奥晦涩的货币计划进行大段大段的独白。”怀特敦促钱伯斯将他关于苏联货币改革的观点告诉莫斯科政府。钱伯斯转告了贝科夫，后者同样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然而令贝科夫感到意外的是，莫斯科对由美国财政部的专家指点其货币事务的想法非常感兴趣。贝科夫迅速改变了态度，并让钱伯斯立即把怀特的完整方案弄来给他。然而此时怀特已经远赴新罕布什尔州的彼得伯勒消夏，钱伯斯不得不驱车前去找他。
怀特给了钱伯斯自己草拟的苏联货币改革方案，但是对于方案的细节并没有表现得特别激动。这令钱伯斯感到迷惑不解。“我还以为他的热心和急切表明了他对货币理论无私的热爱以及对苏联的关心。但是我自己有时也感到奇怪，为什么他要为这个组织工作？他的动机总令我感到困惑。”63
至于怀特所倡导的经济政策，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在今天，他的经济政策会被称为彻头彻尾的凯恩斯主义。他坚持政府应当在支持经济活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程度上当然要比大萧条之前的传统做法积极得多；但是他从未强烈主张政府对生产资料进行广泛控制。他关于国际货币事务的文章显示出他关心建立一套体系，“以减少对私人企业进行限制……的必要性”。64至于怀特的国内政治立场，都是主流的新政主张，而且没有证据表明他赞赏共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
一方面是怀特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众所周知的观点，一方面是他代表苏联进行的秘密活动，正是这种明显的差异，导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出现了大量对怀特其人说法不一，但并没有什么说服力的描述。65《谁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在怀特去世五周年后《生活》杂志问道，但这本杂志显然未能回答这个问题。关于怀特的记述常常令人不悦地分为两个极端对立的阵营。有的将怀特描述成一个对莫斯科无条件服从的仆从，暗地里苦心经营数年，意在颠覆美国的政策。66还有的则将怀特描述成一个坚定不移的新政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偶尔出于好意而作出越界的行为，目的是努力建立与苏联的和谐关系。67两个阵营都未能描绘出令人信服的怀特的形象。
官方记录的怀特与秘密行事的怀特之间缺失了一环联系，最能够补上这环联系的，是一篇手写在一张黄色线条信签纸上的、未曾发表也未注明日期的文章。这份文件深藏于普林斯顿大学怀特档案馆一卷厚厚的杂文卷宗里，显然被怀特的传记作者们错过了。然而，它就像一扇引人入胜的窗户，向我们揭示了一位志向远大、成就斐然的怀特，在二战即将结束时，在其声望的巅峰之际，所制定的宏伟计划。
文章的标题十分简练：《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Political…Economic Int。of Future）。文章开始就提出，二战使美国“如梦方醒”；美国可能是“自其建国170年以来第一次……有意识地朝着长期的国际联盟、国际承诺和国际责任的政策方向转变”。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是在美国、英国、苏联以及或许是中国之间建立“一种紧密的军事联盟”，“旨在维护国际法。……其他大国即使联合起来也没有希望战胜这四个国家”。
怀特认为，这类联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10年之后的世界里，“战败国将恢复其部分经济实力，并且更多地重拾其尊严。他们将再次萌生成为一个强国的想法，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想要抹去其战败国和二流大国的身份。……有谁能不相信，在日本和德国这两个战败国中，那些有权有势的当权阶层将渴望恢复两国曾经的大国地位？在日本和德国历史上，有什么证据可以使人们相信这两个国家将会对长期的弱国地位逆来顺受”？
成功建立这种联盟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美国的“孤立主义”和“它的孪生兄弟，不断肆虐的帝国主义”。这一说法是如此之刺耳，以至于如果文件被公之于众，肯定会招致一片要求将怀特解职的呼声。怀特指责称，这种帝国主义“促使美国最大限度地利用其金融主导权和军事实力，以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国家”。
在财政部，怀特是带着一腔空古绝今的极大热情来追求实现美国对全球金融的主导权。有鉴于此，他居然在文章中对使用这种主导权以“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