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们合作的方法，怀特说他的妻子……愿意作出任何自我牺牲。”怀特“自己并没有考虑他的个人安全，但是如果连累到他……将引起一场政治丑闻并且……会导致所有支持新事业的人名誉扫地，因此他希望非常谨慎地行事”。电报还进一步建议怀特采取措施来隐瞒他们会面的情况，就像他处理与钱伯斯的会面那样。“怀特没有适合用作常设集会地点的住所；但是他所有的朋友都是家里人”（家里人这个词指的是“新事业”的追随者）。怀特建议“可以在他们的家中召开会议，每隔四五个月便从一家换到另一家。他还提议可以偶尔在他开车的时候进行不超过半小时的对话”。
破译的电文还显示出，怀特的妻子利用了她丈夫的地位来使他们家获益。根据1944年11月20日的一份题为《对“理查德”的资金援助》的电报，特瑞·安·怀特对西尔弗玛斯特称，她的丈夫正试图在私人部门寻找工作，“以缓解他们沉重的开支压力”。西尔弗玛斯特心领神会，并“对怀特的妻子（她知道她的丈夫在与我们合作）说，我们愿意帮助他们，并且考虑到各种因素不会允许他们离开迦太基”，迦太基就是华盛顿。西尔弗玛斯特认为：“定期提供资金可能会被怀特拒绝，但是他也许会接受用来表达我们感激之情的礼物。”阿赫梅罗夫对西尔弗玛斯特说，“他认为我们可以为怀特女儿的教育提供经费”，这笔开支“大约是一年2000美元”，但是“明确劝告西尔弗玛斯特、乌尔曼以及其他人不要试图向怀特直接提供资助”。电报结束时写道，怀特“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个资助的建议”。
1953年，惠特克·钱伯斯写道：“作为苏联特工，如果非要说哈里·怀特的重要性排在第二位的话，他也是仅次于阿尔杰·希斯一人而已。”他说，怀特是一个“绝佳的官员”，为人低调但却逐渐升任高位，从而能够“影响美国政府政策并服务于苏联政府利益”。92在钱伯斯与本特利对联邦调查局作出惊人的间谍指控50年之后，已故的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领导了一个美国参议院委员会重新研究维诺纳电报，并于1997年得出结论：“国务院的阿尔杰·希斯同谋的罪名似乎是板上钉钉了。财政部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也是一样。”93
＇21＇1945年4月25日至6月25日，“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在旧金山召开，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宪章》。——译者注
第11章 尾声
发生在1947年的英镑危机，激发了英国人对美国的美元外交及其导致的悲惨后果的愤怒指责和强烈不满。“在这个国家中，并没有多少人认为美国的政策是刻意地、有意识地要毁灭英国，毁灭世界上英国所代表的一切，”《经济学人》写道，“但是证据显然可以被这样解读。如果每一次延长援助都附加条件，使英国永远都得索要更多援助，而获得这些额外援助要求我们更加卑躬屈膝且后果更加严重，那么结果必然如同共产党所预料的那样。”1
在马歇尔计划出台之前，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在固定汇率水平上争取自由的多边贸易。贷款协定的条款即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强加于英国的。但是协定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随着英镑可兑换计划的彻底失败，美国匆忙抛弃了怀特与赫尔打造的、建立在将英国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和政治竞争对手信念之上的外交武器库。事实证明它不仅荒谬可笑，而且在与苏联即将爆发的冷战面前，对振兴英国以及西欧这个当时最重要的目标构成了严重障碍。“英国的紧急状况令这个国家感到震惊，”《纽约时报》写道，“它使我们脑海中突然间浮现出这样一幅景象，世界上再也没有强大的英国，没有中庸温和的英国作为平衡的摆轮，民主的天平少了英国这个砝码。在我们生活的经济和政治世界中出现这种真空，其后果令人感到不安；一如当时对英国战败的担忧，这种担忧迫使我们早在还未公开宣布参战时就向英国提供了援助。”2
战争的严重破坏使全世界都急缺美元，因为它是唯一可靠的黄金替代物。这也导致整个世界都处于一种危险之中：容易受到美国在任何时点可能遭受的经济病患的影响。1946年，美国放松价格管制后出现了通货膨胀，推高了欧洲的进口价格。1948年和1949年，美国出现衰退，抑制了美国的进口需求。1949年中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董事为他们的战时目标写下了一段辛酸的墓志铭，他们不得不承认，在世界进入和平年代4年之后，“对双边贸易和不可兑换货币的依赖远甚于战前”。3
英国继续加严货币管制，但是仍然无法阻止黄金和美元储备的外流。1949年9月18日，英国将英镑贬值了30％，现在1英镑仅能买到2。8美元，而非4。03美元。最终，怀特与凯恩斯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国改变汇率平价中的作用所进行的无数次辩论仅形同于闲聊一场：英国在贬值前24小时才通知基金组织。一周之内，另外23个国家也相继贬值，此后还有7个国家很快也如法效仿。
贬值有助于缓解美元短缺的状况。就英国而言，储备水平的下降得到了遏制，并且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增长了3倍。但是，美国的经常账户仍然继续维持顺差状态，在1950年的上半年即达到30亿美元的年化水平。4当年，在美国的支持和资助下，欧洲支付联盟成立，目标是打破欧洲内部的贸易和支付壁垒。此后的很多年之中，拥有18个成员国的欧洲支付联盟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欧洲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尽管其宗旨是通过歧视稀缺的美元来促进欧洲的贸易，而非促进全球多边贸易。虽然成立时最初只有两年的权限，但是欧洲支付联盟一直持续运行到1958年。195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遗憾地指出：“在实现基金组织关于不受限制的多边贸易以及货币普遍可兑换的宗旨方面，几乎没有取得稳固或持续的进展。”但是，欧洲内部的贸易现在取得了迅速的增长。5
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以尖锐的、令人震惊的方式提醒英国人，他们此前在世界舞台上进行外交和军事运作的广阔空间现在严重地受到他们对美元需求的限制。埃及总统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7月26日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后，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密谋入侵埃及并推翻纳萨尔。10月29日，以色列对西奈半岛发动进攻，英国和法国立即根据事先策划好的方案对以色列予以支持。虽然进攻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是在外交上却是一个灾难。英国人以卑劣的手段明目张胆地挑战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特别是影响到了美国防止苏联军队染指该区域的核心利益，这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及其内阁愤怒不已，他们决定镇压英国人，以最无情的方式施展美元外交，远甚于哈里·怀特或亨利·摩根索曾经的做法。美国利用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权，拒绝了英国对基金组织提出的美元贷款要求，而英国亟需这笔贷款以遏制英镑的挤兑；此外美国还采取措施阻挠英国获取紧急的石油供应。英国人对此难以置信，他们本已经准备要无视联合国的要求，但随即便迫于形势而不得不耻辱地撤退，因为她最重要的盟友可能会对她的经济实施毁灭性的打击。6
尽管20世纪50年代英国、法国和德国都经历了经济和政治上的挫折与危机，其经济仍然恢复了增长，贸易水平迅速提高，而且在美国大规模对外援助和军事支出的支持下，美元短缺的状况消失了。1958年12月27日，欧洲支付联盟中的14个国家宣布实施经常项目可兑换。1945～1971年这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期常常被人称作“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但是布雷顿森林协定所要求建立的货币体系可以说直到1961年才真正投入运行，当年第一批9个欧洲国家以及秘鲁和沙特阿拉伯正式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第8条规定的货币可兑换承诺（使全球接受该条款的国家总数上升至20个）。但是此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受到了此前众多分析家都未曾预见的压力。
战争刚刚结束后的那段时期，正如大多数人所担心的那样，美国确实保持了大额的国际收支顺差，并因此加剧了全球美元短缺的状况。但是，这些顺差不久之后就开始逐渐减少。除了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短暂时期以外，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西欧的经常账户国际收支状况一直呈现明显下行的趋势，并于50年代末转为大额逆差。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美国的资本出口和对外经济援助水平大大超出了这个国家对全世界的总盈余水平。资金的缺口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外国持有的美元数量迅速上升，以及美国黄金的大量流失，后一种情况是由于外国人为从欧洲更高的利率水平中牟利而汇回资本所引发的。于是，美国在解决了美元短缺这个全球性问题的同时，又创造了另一个问题，即用来兑付外国持有的多余美元的黄金出现了短缺。
简单地说，哈里·怀特错了。美国不可能同时实现以下两个条件：既向世界供应充足的美元，又使其黄金储备维持在满足黄金可兑换承诺所要求的水平上。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都无法担当这一重任。比利时裔的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他著名的1959年国会证词中清晰地阐述了其中的原因。他解释了“使用一国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资产所连带产生的荒谬结果”。7这种安排成了国际货币体系中“内在的不稳定因素”。1958年12月欧洲的货币可兑换承诺，非但不是进入新货币时代最后的关键一步，反而“仅仅是使世界退回到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那种混乱无章、民族主义的金汇兑本位制度”。8
当世界积累美元而非黄金作为储备资产时，美国就被放到了一个难以两全的位置上。外国人将多余的美元借回给美国。这增加了美国的短期负债，也意味着美国需要增加其黄金储备以维持美元与黄金可兑换的承诺。但是这里问题就出现了：如果她这么做，那么全球美元“短缺”就将持续下去；如果她不这么做，那么美国最终将以越来越少的黄金为越来越多的美元提供担保。美国释放出的美元既要足够多以满足全世界的交易需求，又要足够少以确保它们总能兑现固定数量的黄金，要让这种局面稳定地、长期地持续下去是不可能的。如果美国满足了世界的流动性需求，她就完蛋了；而如果她不能满足，她也完蛋了；对于世界其余国家也是一样。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悖论”。
特里芬解释道，如果国际上不协调一致采取行动来改变这个体系，那么它就会释放一种极具破坏性的源动力。美国必须通过紧缩通货、货币贬值或者实施贸易及汇兑限制来阻止其黄金储备流失殆尽。这将导致全球金融恐慌并引发全世界采取保护主义的措施。根据特里芬的说法，怀特缔造的这个体系是一个正在形成的经济末日之灾。
有什么能够阻止它发生呢？1962年，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对约翰F。肯尼迪总统说：“如果使黄金价格翻一番达到每盎司70美元的水平，大多数的问题都会消失。”9虽然这个建议解决不了特里芬悖论，但是它很可能为从哈里·怀特的体系中平稳过渡出来争取到更多时间。但是和20世纪20年代初的丘吉尔一样，肯尼迪不允许美元贬值，他将这种情况视作一种危机。同样，采取经济紧缩政策也是不行的。于是，美国诉诸税收、管制、干预黄金市场以及央行间互换安排等措施来填补缺口，并对银行和外国政府进行道德规劝，就像特里芬所预料的那样。
不是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全心全意地予以配合。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就严厉指责道：“两场世界大战使其他国家沦为一片废墟，只有美国独善其身；因此全世界不得不赋予美国的货币一种巨大的、超常的特权地位。”他表示，世界“别无选择，只得接受被称为‘金汇兑本位制度’的国际货币体系，其中美元被自动视作黄金的等价物”。美国“不愿意放弃她的霸权，导致她持续不断地……发行美元用来对其他国家提供借贷、支付美国的债务或者购买货物，且远远超出了其储备资产的真实价值”。而且，美国利用她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权来阻止其贸易伙伴将多余的美元兑换成黄金。1963年9月，戴高乐命令法兰西银行“要求美国从此以后用黄金偿还其对法国国际收支差额的80％”。10
1965年2月4日，戴高乐召开了一场著名的新闻发布会，会上他从经济逻辑的角度详细解释他的有关结论，即美元不可能作为“一个公正的、国际性的贸易媒介……事实上它是仅供一个国家使用的信用工具”。11戴高乐不是经济学家，所以他的准确分析显然要归功于某些接受过这门学科训练的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就德国一战赔款问题与凯恩斯进行思想辩论的老对头雅克·吕夫，尽管他“断然否认自己是戴高乐将军的笔杆子”。12和特里芬一样，吕夫成为了20世纪60年代最著名的末日预言家，四处宣传以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终将崩溃的思想。13虽然两人的诊断相同，但是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却相去甚远。
特里芬直接回到了凯恩斯针对怀特计划提出的“班科”的替代方案。他提议设立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他提出设立一些官僚机构程序方面的保障措施，来预防该体系潜在的通货膨胀倾向，但在其他方面仅满足于大段大段地援引凯恩斯的观点。14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吕夫提倡回归1914年之前的古典金本位。他坚称“他对黄金没有宗教式的信仰”；尽管黄金得到了历史的支持，原则上其他商品也可以适用。实际上需要的是一种真正的金本位机制，通过盈余国信用扩张、赤字国信用收缩的方式确保全球失衡的状况自动得到控制，换句话说，“阻止本国人民消费那一部分必须留作出口之用的国内生产”以抵销国际收支的赤字。15在吕夫看来，特里芬（以及凯恩斯）关于设立新的国际储备单位的替代方案“纯属随意性地创造一种对外支付手段”；或者更加直白地说，“是一种装扮成货币模样的虚无缥缈的东西”。16没有一个官僚机构能够控制它内在的通货膨胀源动力。而在特里芬看来，吕夫的设想“意味着完全放弃国家主权……放弃各种贸易和支付限制措施，甚至是对汇率的控制”。他称：“这种放弃控制权，转而青睐某种不过是19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做法，完全不考虑各国的就业水平和经济活动状况，这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17
现在，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改革的政治舞台已经搭好。这场改革对于各国政府而言意义重大，但是对于市场来说则微不足道。这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于1968年批准设立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18对于凯恩斯“班科”设想的支持者来说，特别提款权是朝着一个真正的国际法定货币迈出的小小的第一步。对于法国以及其他反对以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家而言，这个与黄金挂钩的新工具是朝着废黜美元、恢复黄金作为国际首要储备资产迈进了一步。而对于美国而言，它是一种权宜之计，为美国采取措施停止其黄金储备的流失赢得了时间，使她可以实施新的政策，要求将黄金交易限制在各国货币当局之间，而美国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