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拯救了在日内瓦进行的困难重重的全球贸易谈判。面对克莱顿对帝国特惠制度的公开指责，英国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之前为了换取租借援助已经承诺要取消帝国特惠制度，后来为了获得贷款又做了一次承诺。1946年文森对国会保证，英国人如果获得了贷款将“立即接受公平和非歧视货币与贸易做法的原则”，现在已经证明这是一张空头支票。48尽管有马歇尔计划胡萝卜的诱惑，但是英国人又一次打起了退堂鼓。然而到了9月下旬，他们提出可以削减关税特惠的幅度，而非取消关税特惠，但同时也降低了他们对美国关税互惠削减的要价。克莱顿曾经希望取得更大的成果（他一直如此），但是他还是支持了这个折中方案以实现一个他更加珍视的目标，即成功缔结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当他实现了他的雄心壮志之后，10月7日，克莱顿向国务院第6次也是最后一次提交了辞呈，终于在他68岁的时候满足了他妻子的要求，两人永远地离开了华盛顿。49
“关贸总协定是个庞大的工程，与它相比此前所有的国际经济协定都显得微不足道，”10月15日的《纽约时报》写道，“它实现了克莱顿先生的梦想，使一群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能够有意识地扭转扼杀世界贸易的历史潮流。这是一大步，除了克莱顿先生以及他为数不多的同事之外，没有人能够走出这一步。”
欧洲人普遍对哈里·怀特在打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所表现出的高超技艺以及不知疲倦的干劲表示尊敬，但是无论是怀特还是他的基金组织都不曾成为受人喜爱或鼓舞人心的对象。相比之下，克莱顿被普遍视为“既是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中最具建设性的元素的代表，也是其背后源源不绝的动力”。50英国和法国的报纸极尽溢美之词，尽管（有些时候甚至正是因为如此）克莱顿坚持不懈地对欧洲政府施压，要求他们予以更多合作并采取更少的国有化措施。法国《世界报》称克莱顿是“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我们的外交官们……将对一位最熟悉欧洲事务的美国人的离去深表遗憾”。51
克莱顿试图打破欧洲旧有的国民（以及帝国）经济结构，并为一个取而代之的、新的、开放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区域打下基础。在1947年，他的努力成效甚微。但是到了1957年，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将这一点添加到他的遗产之列。1947年，他忙碌的近乎疯狂的夏季穿梭外交遭遇了强大的障碍，最先制造障碍的就是英国政府，它致力于对工业实行更多的国家控制并保留帝国的经济残余，因为它与帝国的贸易是与欧洲贸易的两倍。尽管克莱顿在国务院的同事们对此感到越来越愤怒，但是他们也认识到，克莱顿对关税同盟的痴迷念头是一个着眼长远的宏伟抱负，尽管它会树立贸易壁垒，但是有助于在短期内实现振兴欧洲工业和农业生产的优先目标。52虽然1947年9月，克莱顿未能得到他希望从欧洲人那里得到的坚定承诺，但是马歇尔计划最终是以欧洲政府采取对市场以及投资友好的政策为前提条件，而这些前提条件与法国人确保能够长期获取德国的煤炭和焦炭等资源方面的利益不谋而合。使战败的德国融入战后的欧洲经济之中，这成为马歇尔援助安排的一个重要支柱，与怀特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摩根索计划形成了鲜明对比。
1948年4月3日，杜鲁门总统签署《经济合作法案》，马歇尔计划正式成为法律。它最终承诺向包括德国在内的16个欧洲国家提供130亿美元（折合今天1220亿美元）的经济和技术援助，直到1951年底。除了立即提供食品、粮食、燃料和机械等必不可少的物资援助之外，马歇尔计划还在诸如工业和农业现代化、恢复运输以及贸易复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长期作用，并为通向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协定的达成提供了关键的推动力。53艾奇逊钦佩地指出，克莱顿比欧洲联盟的创始性文件“1957年的《罗马条约》超前了近10年”。54有趣的是，英国直到1973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后才最终取消了帝国特惠制度。
在其余生之中，威廉·克莱顿一直公开支持欧洲与跨大西洋经济、货币以及外交一体化进程。他还时常指责他自己的国家对她在世界中扮演的角色的思考过于狭隘。“如果我们不停止那些为了满足特殊利益集团自私的目的而制定国家政策的做法，”他于1958年致《纽约时报》的信中写道，“我们将失去我们现在拥有的、对自由世界虚弱的领导地位。”55克莱顿于1966年逝世，杜鲁门称他是“那种凤毛麟角的公职人员，不仅致力于服务公共利益，而且有一种世界性的视野，看到了那个使美国能够与所有国家和谐共处的位置”。56这份悼词既不吝赞美又实事求是，很少有悼念之辞能够实现这两者的统一。
1947年3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投入运行。紧接着，一个又一个的国家援引了基金组织协定中的过渡期条款项，继续保留战时的汇兑限制措施。3月31日，哈里·怀特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辞呈，称他“一段时间以来都有这样一个想法，非常希望回归私人企业”。“鉴于基金组织的运行……已经开了一个好头而且积极操作的阶段……才刚刚开始”，现在是个“好机会”让他的“继任者接手了”。杜鲁门于4月7日回信正式接受了他的辞呈，并称赞：“怀特为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稳定国际贸易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而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关于怀特为对稳定贸易作出贡献而“付出努力”的说法，实际上是承认距离实现所说的这种稳定仍然有相当一段距离。
在1947年4月提交的一份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年运行情况的乐观的报告中，怀特写道，尽管“拥有购买外汇资格的成员国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提出这种申请”，但是称这种情况是“一种失败、失灵的表现，或者说它反映出有些东西出了问题”的说法是“荒谬的”。这是不值一提的临时性因素的结果，而且这些临时因素很快就要发生变化。57
1947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对资金援助请求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公开坚持要求“审查援助请求背后的东西”，以确保它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款相一致，即援助资金将不会用于重建目的。然而，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基金组织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发放了6亿美元，作为一种临时性的应急措施，直到1948年春季马歇尔计划接手并开始提供援助资金。58此后，基金组织实际上再度陷入睡眠状态之中。
1948年5月，怀特执笔写下一份非常悲观的声明草稿，对基金协定的条款提出修订，但是这份草稿从未公开发表、甚至都没有对外提出。这与他一年之前的那篇兴致颇佳的文章形成了鲜明对比。现在他大胆地提出：“坦率地评估目前为止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实现其声明的宗旨作出的贡献，将使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取得的成就远小于预期。”“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形势确实有望发生改变”，那么现在的这个结果“还不会那么令人感到不安。但这种希望并不存在”。怀特现在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急剧增强其货币火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曾经坚决地反对凯恩斯所倡导的国际货币，但是他现在提议设立“一种国际汇兑媒介，作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的一个补充”。对英国的贷款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尽管1945年6月时怀特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面前甚至还否认英国需要特殊的过渡期援助）；马歇尔计划也发挥了作用。“但是这些努力不足以弥补世界所遭受的损失，因为‘同一个世界’至少分裂成了两个”。59
在早前那篇严词批评美国及西方对苏联态度虚伪的从未发表的文章中，怀特提出了他希望战后建立美苏联盟的想法，现在这个希望已经成为了泡影。60他写道：“我怀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中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官员会在1944年春天时认为，到了1948年，也就是战争结束仅仅3年之后，某些主要大国之间的矛盾会变得如此凸显，而且在这几年中，世界非但没有因为一个共同的事业而凝聚在一起，反倒是急速地走向分裂。”61“民主党已经不再为争取和平和建设一个更好的美国而斗争”，倍感失望的怀特将他对扭转美苏不断升级的敌对状况的希望寄托在进步党总统候选人亨利·华莱士身上。62他热情地支持华莱士，就像他1924年热情地支持鲍勃·拉夫雷特那样。用华莱士的话说，他的竞选是“献给认为苏联人诚挚地希望和平的主张”。华莱士有意恢复怀特的政治生命，作为他的财政部长。63凯南日后尖锐地评价道，“在华盛顿，若论与苏联开展战后合作的愿望，没有一个部门比财政部的想法更加复杂详尽、更加幼稚天真、更加根深蒂固（也可以说是毅然决然）”，64他想到的很可能就是怀特。
1947年8月，怀特接受了联邦调查局长达两个小时的盘问，询问他与格里戈·西尔弗玛斯特、海伦·西尔弗玛斯特、乔治·西尔弗曼、路德·乌尔曼、威廉·泰勒、哈罗德·格拉瑟、索尔·艾德勒、索尼娅·戈尔德以及劳克林·卡利的关系。9月初，他犯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10月，他在位于纽约的新家中卧床休养，期间收到了联邦司法警察送来的大陪审团传票。他的妻子回信附上一份医嘱，证明怀特身患重病无法出庭。根据他兄弟的说法，怀特卧床不起一直到12月。651948年3月24日和25日，怀特终于出庭作证。他承认他曾经与柯伊有过一次“泛泛的交谈”，是关于柯伊本人早前在大陪审团的证词；他也和西尔弗曼泛泛地谈过一次他被联邦调查局讯问以及即将在大陪审团出庭的事。怀特并不知道本特利和钱伯斯对联邦调查局所作的声明以及对大陪审团的证词，因此当他得知检察官知道自己曾经给西尔弗玛斯特打电话并要求见面时，他肯定会感到震惊，因为这意味着他的电话已经被监听了。66然而法庭对于监听获得的证据不予采信，因此不能用来对他提起指控。本特利的证词也没有包含任何实质性的证据来证实她对怀特的指控。最终大陪审团因为缺少确凿的证据而无法起诉怀特。
7月31日，本特利第一次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上引人注目地登台亮相。直到8月11日，她还将4次出席听证会并作证。第一天，她被问及西尔弗玛斯特集团的成员以及活动。在指认了乌尔曼与艾德勒之后，她被问及是否财政部还有其他人参与其中。“是的，”她回答道，“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怀特是她指认的30名前政府官员中级别最高的一个。67
怀特是共产党么？她被问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怀特先生是否是一个正式的共产党员。”他在这个集团中的作用是什么？“他向西尔弗玛斯特先生提供情报，这些情报又被传达给我。”怀特知道这些情报的去处么？“我知道西尔弗玛斯特和乌尔曼两人确切地知道情报的去处。按照他们所说的，怀特先生知道情报的去处，但是他不愿提起这件事。”除了劳克林·卡利之外，还有其他人试图将间谍网的成员安插进政府的特定职位么？“当然，怀特先生也帮助一些人获得职位。”
媒体现在变得非常兴奋。怀特迫于压力作出回应。“这是我所听说过的最匪夷所思的事情，”他在电话中对本特利的证词评论道，“我之前从未听说过这个女人。我感到震惊。”他要求委员会允许他出席听证会并“否认这些指控”。68
8月期间，钱伯斯一共6次出席委员会听证会并作证。在他作证的第一天，也就是8月3日，他被问及1939年与伯利的会谈，在那次会谈中他指认了政府中的共产党。当时他指认了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么？“没有，”钱伯斯答道，“因为当时我认为我已经使怀特先生脱离了地下组织，直到大约4年之后我才第一次对联邦调查局提及怀特先生。”他告诉联邦调查局的原因是否因为他确信怀特并没有脱离间谍网络？“是的。”怀特是共产党么？“我不能说他一定是一个登记注册的共产党成员，但是他一直以来肯定是这个群体的同路人，因此如果他不是一个共产党，这意味着双方都出了错。”69
因为钱伯斯声称认识怀特本人，他关于怀特的证词增加了本特利证言的可信度。钱伯斯关于阿尔杰·希斯的指控也是爆炸性的，两人之间随后的法律冲突将使他们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至于总统本人，他现在正在进行一场艰苦的选战，并将这场调查斥为共和党“转移话题、混淆视听之举”。
现在舞台已经搭好，轮到怀特在万众瞩目之中出席了。虽然怀特在对国会作证的技巧方面颇有造诣，但是他过去常常是在招架对财政部政策的攻击，而非对他本人的品格操守以及爱国心的指责。这将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对质。
8月13日上午，怀特在闪光灯下走进了挤满人的委员会会议室，故作时髦的花哨领带与灰色三件套条纹西服显得很不协调。他面对委员会和一大把麦克风，举起了他的右手按照规定宣读了誓言。在他的开场白中，他试图证明自己是一个符合进步主义传统的忠诚的美国人。
我从报纸上得知了一位名叫伊丽莎白·本特利的女士和一位名叫惠特克·钱伯斯的先生对我提出的指控。我来到诸位的面前，是因为我认为有必要向委员会和公众说明事实的真相。……
首先，我想要声明的是，我现在不是、过去也从未曾是一名共产党，甚至离成为一名共产党也差得很远；我不记得曾经认识一位名叫本特利的女士或一位名叫惠特克·钱伯斯的先生。……
新闻报道称，证人声称我帮助一些我知道正在从事间谍活动的人获得重要职位，来帮助这些人从事上述活动。这一指控完全是不实的。……
我所信奉并笃行的原则决定了，我不可能从事不忠诚的活动，也不可能作出任何违背我们国家利益的事情。……
美国的信条就是我的信条。我坚信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新闻自由、批判自由以及迁徙自由。我坚信机会均等的目标。……
我坚信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和责任去争取、要求以及获得更多更广的、适用于所有人的政治、经济以及情感安全。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
我坚信民众拥有自由选择政府代表的权利，不受机关枪、秘密警察或者警察国家的限制。
我反对任意及不当地使用权力或权威，无论这种权力或权威出自何处，或针对何人或任何团体。
我坚信法治的政府而非人治的政府，法律高于一切个人，无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我认为这些原则神圣而不可侵犯。我视其为我们美国生活方式的基础结构，而且我坚信它们是鲜活的现实，而非一纸空文。
这就是我的信条，……
我愿意回答诸位希望提出的任何问题。
旁听席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形势对怀特有利。到了这个时候，公众已经逐渐对委员会形成一种印象，认为它的所作所为有失体统，是在哗众取宠，而怀特充分利用了这种印象。尽管他有一个当之无愧的脾气暴躁的名声，但是这一次，他刻意避免与控告的一方发生冲突。
怀特认识惠特克·钱伯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