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对其感到厌恶的银行家们的代号。他委婉地表示，这一决定是不可更改的。14
凯恩斯与莉迪亚乘火车向南行驶750英里抵达了乔治亚州萨凡纳附近的威明顿岛，凯恩斯期待此行将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后续的一场轻松愉快的胜利之旅，这一次是为了创立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理事会而召开的国际会议，会议还将就少数遗留问题作出决定，诸如两个机构的选址以及执行董事的职责。这个南方小镇温暖舒适、景色迷人，凯恩斯立即为之倾倒，称它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她的脸庞蒙着一层精美的蕾丝”。15
300名代表、观察员、工作人员以及媒体参加了这次盛会。3月9日，文森作为大会主席致辞欢迎宾客们的到来，他回忆起代表们在布雷顿森林的集体创造，称其不亚于“一个经济的大宪章”。英国财政部驻华盛顿代表保罗·巴瑞称他这番话是“长篇大论、空话连篇……充满了情绪化的以及本质上很虚伪的希望之词”。16而文森自己则对凯恩斯的一番发言感到非常恼火。凯恩斯借用不久前上演的舞剧《睡美人》中的形象，编造了一个与仙女有关的比喻：他希望仙女们能将智慧和好运的雨露撒向新设立的布雷顿森林机构。他在结束时说道，让我们希望“没有恶毒的仙女”施加诅咒将它们变成总是怀有黑暗和不可告人的动机的“政客”。因为那时，“可能发生的最好的结果……就是让它们进入永恒的睡眠，永远不会醒来，不会在人间的法庭和市场上听到它们的消息”。
雷鸣般的掌声让文森怒火中烧，他认为这番话是对他的人身攻击。“我不介意别人说我恶毒，”他抱怨道，“但我确实介意被人称作一个仙女。”1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体架构早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前就已经敲定了，但是还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悬而未决，暴露出了英美长期的观点分歧。对于美国人而言，基金组织是一个手段，赋予美国政府新的权力来监督和管理国际金融活动，其中既包括其他国家的政府行为，也包括私人银行家的活动。相比之下，对于英国人而言，他们希望基金组织能够被动地提供国际信贷资源，从而摆脱美元外交的威逼利诱。
第一个问题是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的选址。凯恩斯的观点得到了其他代表团的支持，于是他忽视了文森这个月早些时候的警告，继续力争将两家机构设在纽约而非华盛顿。他坚称，这样做是必要的，以确保它们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属性，并独立于任何政府。他还提出，将它们设在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并且接近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这种方案在技术上也具有优势。巴瑞写道，美国人“无情地对此毫不理会”。18威廉·克莱顿的回应是，英国人的立场自相矛盾，因为他们同时还坚持提出执行董事应当代表国家利益，并且大部分时间应该待在本国国内。他指出，作为政府间机构，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设在华盛顿能够使其更少地受到私人金融与商业利益的影响。
凯恩斯后来声称，他得到了大多数代表团以及纽约联储的支持19（位于华盛顿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委员们自然是全力支持美国当局）。但是，美国人坚决反对外国干涉美国在自己本国的城市之间进行选择，于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有印度人只得放弃了他们反对将两个机构的总部定为华盛顿的立场。凯恩斯在致道尔顿的信中写道，文森“强迫大会通过了这一决定，并且得到了一队可悲的跟班们的大声支持，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其中最突出的是埃塞俄比亚（由一位美国银行家代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墨西哥和中国，其余绝大多数代表谨慎地默不作声”。20
董事们的职责问题，尤其是基金组织董事的职责，是另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象征意义上不亚于选址问题，而且是一个更具实质性的问题。按照美国人的设想，基金组织应当积极监督并纠正各国采取的导致国际金融出现失衡的危险政策。因此美国人坚持要求董事们必须全职工作，接受高额薪酬，并且有一大批技术性专家雇员在其背后提供支持。而英国人希望使基金组织变得更像一台自动信贷机，而非一个受美国控制、有独立思想、爱多管闲事的官僚机构。他们提出，基金组织的董事们在各自的政府或中央银行中已经承担了重要的日常工作，他们在基金组织中的角色应当是兼职性的，主要是为了确保其各自国家的利益得到保护。凯恩斯认为，30个技术专家足以处理基金的工作，而非像美国人建议的300人。
“美国人完全不知道如何使这些机构成为国际机构，”凯恩斯在致理查德·卡恩的信中抱怨道，“他们的想法从几乎各个方面看都是很糟糕的。但他们显然是想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我们其他人。其结果就是，这些机构看起来可能会成为美国的机构，由大量美国雇员来运营，而将我们其他人晾在一旁。”21
最后，凯恩斯集中火力抨击支付董事与副董事高额免税薪酬的问题，他认为鉴于董事和副董事们需要想方设法才能使自己在这份全职工作上忙碌起来，建议的薪酬水平实在高得离谱。令他感到特别反感的是，在萨凡纳就薪酬问题作出决定的人当中，很多人自己就将接受相关的职务。克莱顿作出了一个让步，董事和副董事之中只有一个人需要留在基金组织总部持续工作，而无需两人同时留下工作。但是对凯恩斯来说这并不够，他在理事会上委婉而强烈地直言反对薪酬问题。
怀特站起身来反驳凯恩斯，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反驳凯恩斯。“摆在我们面前的薪酬问题，无论是多几千美元还是少几千美元，都不是真正的问题。”他坚称。实际的问题是基金组织将成为一个怎样的组织。“从一开始，我们的信念就是，基金组织是一件协调货币政策、避免经济战争并尝试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稳健货币政策的强有力的工具”。但是，英国人并不这么看，他说道。
“我相信，凯恩斯勋爵的观点以及他的政府的观点源于很早之前的一些东西，”他继续说道，“这些观点在几年前我们与英国朋友们的第一次对话中，在讨论早期的草案时就出现了。……他们的观点自始至终一直没有改变，无论是在大西洋城会议上，还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英国人一直都想要一个“国际清算联盟，这个方案更多强调的是提供短期信用”。他们认为，基金组织“在决定任何一个成员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否符合某些原则的问题上，其裁量权应当尽可能的小。……我们的观点是”，他总结道：“关于薪酬水平应低于吸引能人志士所必需的水平的观点……有可能成为，当然我希望这不是故意的，一项改变基金组织的目标和一般政策的工具，以至于使基金组织除了作为贷款来源外一无是处，这与一些人士内心的观点非常接近。”22
这些评论非常尖锐，但是它确实抓住了英美对于基金组织观点的核心分歧。巴瑞从英国人的观点出发评论道，美国人“设想基金组织将成为其成员国国际货币关系中一个全新的、革命性的、积极的入侵者。他们继承了新政思想对私人商业银行家的猜忌，因此决心不仅要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权交到政府代表的手中，而且连其日常活动也要交由政府代表们组织和管理”。但是美国人实际上并没有说服全世界接受这一设想。“我们英国人在所有的议题上都输了，”巴瑞总结道，“但不是输在理性辩论之中，而是输给了一大群坚定并且自动投票支持美国的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他们的代表很值得信赖，有时甚至带着极大的困难宣读由美国代表团的秘书们为他们起草的发言稿”。
在如此强大的势力面前，凯恩斯无能为力。最后，他独自一人投票反对薪酬条款，这也是大会记录中唯一一张反对票。“游说拉票、动员支持、餐桌政治，这些技艺都不是凯恩斯所擅长的，”巴瑞指出，“原本他以为这次旅行是一场愉快的间奏，可最终结果居然是这个样子。……令他大失所望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凯恩斯说道，‘我来到萨凡纳，是要与世界会面，但我遇到的却仅仅是一个专制的暴君。’”23
然而，凯恩斯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使自己的情绪快速恢复正常的能力。他的记录显示出3月18日他带着良好的心情离开了萨凡纳。这是一个“迷人的三月中旬的夜晚，一轮满月挂在这片三角洲的河流湖泊之上，还有大海，晚上10点的温度大约是华氏70度”。他很高兴前任比利时财政部长卡米尔·格特同意了他的建议竞选基金组织总裁一职，他是“一位值得信赖的老朋友……虽然不再那么年轻，精力也不再那么旺盛”。格特将于5月6日正式当选。至于怀特，他“领着一群来自拉丁美洲的‘酒神喧闹的随从萨提尔和希勒诺斯们’进入宴会厅”参加闭幕晚宴，“他的头发上插着‘葡萄藤的叶子’，或者也许是鸡尾酒的小棍，大声唱着‘基督精兵前进’的赞美诗”。24
虽然凯恩斯离开萨凡纳时兴致颇佳，但是他的回乡之旅却是历尽艰险。3月19日上午，他在前往华盛顿的火车上突然昏倒，几个小时之后才恢复知觉。他继续乘车前往纽约，并于21日登上驶往英格兰南安普顿的玛丽王后号邮轮。在路上他得了肠胃感冒。英国银行家乔治·博尔顿后来说道，凯恩斯将旅途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写文章上，“极其猛烈地谴责美国的政策，并强烈建议女王陛下的政府拒绝批准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协定”。凯恩斯的传记作者唐纳德·莫格里奇称这是一段糊里糊涂的错误回忆。博尔顿认为凯恩斯当时的心情几乎肯定是真实的，但是像这样宣告失败几乎完全不符合凯恩斯一贯的作风。无论怎样，英国政府已经批准了布雷顿森林协定。
凯恩斯最终于3月27日完成了致内阁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像极了他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前前后后的一贯做法。虽然并没有掩饰他的失望之情，但是他仍从同情和理解的角度出发来解释美国人的行为，认为应当更加体谅克莱顿关于坚持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强大权力的立场，将其视为一种保护美国行政当局在对外经济政策领域的特权不受美国国会侵蚀的方法。25“也许我们太傻了，居然没有早点认识到这一点，”他提出，“我们的一些批评和反对意见也许显得太粗鲁无礼了。但是鉴于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要理解他们并不容易。”26
在3月底到4月初这段时间，凯恩斯对经济问题的思考似乎充满了一种奇怪的乐观情绪。此时他的文章和对话提出，“看不见的手”可能是英国摆脱严峻的财政问题的一种办法。27对于“这只看不见的手”，他指出：“20年前我曾经试图将它从经济学思想中驱逐出去。”英格兰银行前任经济学家亨利·克雷在致已经退休的蒙塔古·诺曼的信中评论道：“这是我们的总设计师所作的一则有趣的告白。”
“我认为他依赖的是思维智力，而这也许意味着他忽视了‘看不见的手’，”诺曼答复道，“而且我认为他可能被哈里·怀特误导了。当然，如果你忽视贷款的偿还问题，那么商定一笔贷款想必就很容易了。但是，除非大西洋的对岸出现高额通货膨胀，影响到他们的债务追索权并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轻松的出路，不然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偿还贷款呢？”28
3月27日，怀特最后一次致信凯恩斯，称他赞成凯恩斯即将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美国的国际收支作出的乐观估计。“总的来说，在我看来，美元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出现短缺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这与你的判断一样，”怀特写道，“当然，除非出现意外的政治变化。”29然而不幸的是，未来将会出现很多这样意料之外的政治变化。
4月12日，凯恩斯在他位于苏塞克斯的家中开始了复活节的短暂休假。接下来的一周，他的健康状况良好，身体似乎再度有了好转，他甚至还进行了一些远足。但是4月21日，复活节的那个周日，他的心脏病再次发作。这一次，他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他在家中去世，享年62岁。
“大英帝国似乎正以与美国贷款一样快的速度消失，”1946年12月20日丘吉尔在下议院疾呼，“速度快得令人震惊。”大英帝国的支柱与英镑的国际可接受性同时坍塌瓦解，就好像密谋好要同时发生一样。虽然两方面此前都已经有了充分的预兆，但是并没有减轻由此产生的创痛。
美元的阴影笼罩着所有与大英帝国将会如何解体有关的问题。对于这件皇帝的新衣，凯恩斯提出了各种极为贴切而尴尬的问题。“以埃及为例，”他于1946年2月说道，“埃及人提出要求我们将军队从埃及撤出，我们打算如何答复呢？有没有人认识到这一事实，即我们是通过从埃及借钱来支付将军队留在那里的费用的？如果埃及对我们说（当然，她一定会这么说），她不再愿意向我们提供必要的资金，我们应该如何作答？”30答案就是将军队撤离，但仅仅是转移到巴勒斯坦。当时的希望是，这一举动将在西奈半岛以东争取更多的时间，直到阿拉伯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美国人能够达成些什么东西，或者说任何东西。
新当选的工党议员理查德·克罗斯曼（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哈罗德·威尔逊政府时期担任内阁部长）在1946年初是一个英美调查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负责调查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新定居有关的问题。起初他持亲阿拉伯的立场，但是经过多次旅行和会议，他转而变成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事业。他从没有忘记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支持者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力，其中许多人还是“积极的反英主义者”并因此有能力阻挠美国的贷款。他指出，在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的问题上采取亲犹太的处理方法有特殊的好处，因为这将“更容易被美国公共舆论所接受”。另一方面，亲阿拉伯的处理方法“必将加强反英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的势力，甚至可能危及贷款协定”。
“我理解贵国在战争中遭到了极大的削弱，”耶路撒冷穆夫提的表兄杰玛尔·胡塞尼对克罗斯曼同情地说道，“而且你们需要美国人的帮助，以使你们的帝国不至于四分五裂。”
克罗斯曼无法否认这一点。“如果阿拉伯政策非常不合时宜，以至于将迫使我们在美国人的友谊与阿拉伯人的友谊之间作出选择，”他提出警告，“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我将不得不选择美国人。”31
此时，英美之间的友谊也出现了问题。1946年3月英国机构大众观察的民调显示，只有22％的英国人对美国人持有好感，而1945年时这一比例为58％。租借援助的终止以及贷款谈判的拖延是口头答复中经常被提及的问题。而美国国务院6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只有38％的美国人支持向英国人提供贷款，而有48％的人表示反对。32用国会中的一位反对者的话说，贷款“在国内将导致太多社会主义，在海外将导致太多帝国主义”。33然而，人们对于苏联威胁的担忧日益加剧，扭转了华盛顿辩论的势头。3月5日，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学院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讲。这次演讲以及斯大林对它的谴责发挥了很大作用，争取到了怀疑论者的支持，诸如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他在12月英国上议院就贷款进行辩论之后曾经一度指责英国人“开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