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旧秩序退场，新秩序登台
纳粹的装甲纵队轰轰隆隆地开进波兰的第二天，也就是1939年9月2日傍晚，精神上备受煎熬的惠特克·钱伯斯在吞下一杯苏打威士忌之后，对罗斯福的内部安全事务助理阿道夫·伯利道出了参与苏联间谍活动的美国官员的名字。钱伯斯曾经是共产党，现在是《时代周刊》的撰稿人，他担心苏德条约的签署预示着德国人和苏联人将在美国内部展开针对美国的情报合作。他一度希望将他的故事直接对总统本人讲述。但是他的对话人、反共刊物《直话直说》的编辑艾萨克·唐·列维没有办法安排这样一场会面。于是只好由伯利代劳。
钱伯斯说出了十几个人的名字。但他后来坚称，哈里·怀特不在其中。他希望怀特已经听从了他的警告并脱离了地下运动。1但是，列维对于此次会谈的记录中包括了怀特的名字，而伯利随后为总统准备的备忘录中也有怀特的名字。这显然令人感到非常不解。也许几杯威士忌打开了他的话匣子，却也模糊了他的记忆。
罗斯福显然并未对伯利的备忘录予以重视，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941年3月，伯利找到联邦调查局，询问他们了解多少关于钱伯斯的情况；此时，联邦调查局仅仅注意到钱伯斯过去曾经参加过激进活动。后来，又有多个消息人士与联邦调查局接触并声称钱伯斯掌握了关于苏联间谍活动的重要情报。尽管如此，联邦调查局直到1942年5月才第一次讯问了钱伯斯。钱伯斯讲述了他与伯利会谈的情况，并称他忘了将怀特的情况告诉伯利。之后又过了一年多，直到1943年6月，联邦调查局才提出要求并取得了1939年伯利呈给罗斯福的备忘录副本。2
随着1945年2月达成的雅尔塔协定突然破裂，美苏关系迅速恶化，美国政府对共产党在美国国内影响的关注开始升温。3月20日，国务院安全事务官员雷·莫菲讯问钱伯斯长达2小时，并记录了后者对哈里·怀特的描述：“一个没有固定任务的成员，相当小心谨慎”。他将地下组织和共产党成员安插进财政部，诸如哈罗德·格拉瑟、所罗门（“索尔”）·艾德勒以及弗兰克·柯伊，等等。3联邦调查局于1945年5月再次讯问了钱伯斯。但是，尽管联邦调查局在追捕共产党的问题上一直背负着过于狂热的名声，此时它却完全没有任何积极性。接着，伊丽莎白·本特利登场了。
8月23日，伊丽莎白·本特利走进了联邦调查局位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地区办公室。根据与她交谈的特工记述，她时年37岁，身高约1米7，体重约65公斤，体态丰满，双足健硕，肤色红润，衣着品味不高。本特利对他们讲述了一个模糊不清的故事：一个自称是纽约国民警卫队的官员找到她，要求获得苏联人与她的雇主进行交易的信息。然而，本特利在其自己公开出版的材料中对她为何找到联邦调查局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原因，称是出于对她的叛国行为感到良心不安。多年来她的证词的许多内容遭到了广泛的质疑，这一条仅仅是其中的原因之一。4
令人惊讶的是，鉴于本特利日后在联邦调查局调查苏联间谍活动过程中发挥的核心作用，当时他们居然没有对本特利采取进一步行动。2个月后，她自己又回来了，这一次的说法是她“参加了苏联间谍活动”。现在她终于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注意。11月7日，本特利又被召来进行了第三次讯问，这一次她被盘问了8个小时，随后签署了一份31页的声明材料。她继续坦白交代了长达数周，最终形成了一份107页的联邦调查局报告，具名指出了超过80个有同谋关系的个人。
联邦调查局非常重视本特利的声明，因为她“极为准确地报告了一些只有政府内部人士才知道的事情”。其中包括关于租借、货币等政策问题的机密讨论，甚至是诺曼底登陆的大致时间表。她的声明在很多情况下印证并进一步补充了5月惠特克·钱伯斯对联邦调查局讲述的内容。5
按照本特利的陈述，她在意大利学习时对法西斯主义产生了反感。从意大利归来一年后，也就是1935年，她加入了美国共产党。1938年，她收到指示，仅可从一个名叫“蒂米”的人那里接受命令，并且不得与其他共产党员会面。她最后发现蒂米实际上就是雅各布·葛罗斯。俄罗斯裔的葛罗斯是美国共产党监督委员会的三个成员之一，也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名特工。本特利成为了他的助手和情人。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后，葛罗斯随即接到命令，要求他将可靠的人安插到美国政府的战略岗位上以便向苏联输送情报。次月，葛罗斯告诉本特利，她将成为他本人与乌克兰裔的内森·格里高利（“格里戈”）·西尔弗玛斯特之间的通讯员，后者是农场安全管理署的经济学家，他正在组建一个由政府关键岗位上的志趣相投的人士组成的网络。其中包括了弗兰克·柯伊、所罗门·艾德勒、威廉·路德维希（“路德”）·乌尔曼、劳克林·卡利、乔治·西尔弗曼、索尼娅·戈尔德、埃尔文·卡普兰以及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西尔弗玛斯特与乌尔曼在前者家中的地下室里翻拍了大量由怀特和其他人窃取的军事和政治情报；接着，本特利会定期将胶卷藏在一个大的编织袋中从华盛顿运到纽约，葛罗斯将在那里把情报交给苏联人。1943年葛罗斯去世后，本特利又接管了维克托·皮尔洛的网络，其中就包括了怀特从前的助手哈罗德·格拉瑟。上述所有人都曾经在某个时点在罗斯福和杜鲁门的财政部中工作。
无论是本特利、钱伯斯还是西尔弗玛斯特，他们都不知道哈里·怀特究竟是一个共产党员，还是只是一个“同路人”。西尔弗玛斯特告诉本特利，他与怀特于1936年左右成为朋友；在某个晚上，他与他的妻子造访了怀特的家并注意到了那张说明问题的布哈拉地毯，他从中猜到了怀特的苏联关系。随后怀特对他讲述了他过去的活动，并提出愿意提供他力所能及的帮助。
怀特是一个极其有价值的资源，因为他几乎能够接触到财政部所有的机密材料，以及财政部从其他部门收到的秘密情报。怀特还愿意并且有能力在暗中施加影响来帮助遇到困难的特工，例如西尔弗玛斯特本人，他曾在1942年和1944年两次被指控“极有可能”是一名苏联特工。1944年3月23日，农业部副部长保罗·阿普尔比在给其下属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怀特询问他能否将西尔弗玛斯特安排在农业部工作，后者当时“正受到戴斯委员会（即众议院非美活动特殊委员会）的攻击”。怀特还推荐了其他重要人物（例如乌尔曼），并将新的特工安插进了财政部。6
与钱伯斯一样，西尔弗玛斯特将怀特描述成一个胆小怕事、紧张多疑的人。怀特经常感到焦虑不安，因为“他不希望他的右手知道他的左手正在做什么”。受到钱伯斯断绝关系事件的惊吓，怀特对他的妻子保证“他今后将远离间谍活动。他的妻子不是共产党，也不喜欢他的革命活动。怀特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妻子会发现他违背了誓言”。西尔弗玛斯特试图使怀特平静下来，称他的情报只会被送到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人那里，尽管怀特肯定不会猜不到这些情报最终将被送到莫斯科。7
伊丽莎白·本特利的话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在她对联邦调查局的声明、对政府的证词以及出版的自传中，关于她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经历以及对数十名据她称是地下组织成员的政府官员的描述，存在明显的错误以及前后矛盾之处。这“似乎主要是因为她会习惯性地增加一些细节以使她的故事显得更加真实，但是这些在她的整体叙事中显得并不重要并且并未显示出她在撒谎”。8然而，这些情况确实凸显了进一步寻求佐证的必要性，特别是关于怀特这个她所指认的最重要的人物。
与钱伯斯不同，本特利从未声称她见过怀特，而且她也没掌握任何实际证据支持她对怀特的指控。她的一些说法肯定是不真实的，例如，她声称她本人在1944年盟军占领德国前将美国设计的德国货币交给了苏联人。苏联人进行了尝试但是未能成功复制模版，“后来是我通过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成功地让美国财政部把真正的印刷模版交给了苏联人！”她生动地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无论她是否参与了这件事，对于结果都是不重要的。在这件事上，怀特采取了公开行动，并且不需要任何人的督促。然而，本特利陈述的许多关于怀特的情况得到了佐证，因此不能不予考虑。钱伯斯和本特利各自都向联邦调查局指认了怀特，并且是在彼此互不知悉对方声明的情况下。维克托·皮尔洛的前妻也在一封1944年4月致罗斯福总统的未署名的信中谴责了怀特；在联邦调查局查出她是信的作者之后，她承认是她写了这封信。9在多年以后，还有更多的信息将要浮出水面。
11月8日，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致函白宫联邦调查局联络员哈里·沃恩准将，称从“高度机密的消息来源获得的”情报显示，许多政府雇员正在向外部人士提供情报，而后者又将它们传递给“苏联政府的间谍”。被指出姓名的雇员依次是：内森·格里高利·西尔弗玛斯特、哈里·怀特、乔治·西尔弗曼、劳克林·卡利以及维克托·皮尔洛。胡佛建议立即将这些“初步信息”报告总统。
11月27日，胡佛给沃恩发去一份长达71页的更为详细的备忘录，备忘录的副本也同时发给了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以及其他政府要员。克拉克的继任者赫伯特·布劳内尔日后会在国会作证称，这份备忘录“简要概述了哈里·怀特的间谍行为。”尽管概括得十分简洁，但它表明，“这个国家任命怀特（他是备忘录中提及的级别最高的官员）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或继续让他在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将涉及极大的风险……并对此提出了足够的警示”。联邦调查局开始全面监视怀特。他们最终收集的有关怀特的材料超过13000页。
1946年1月23日，杜鲁门总统提名怀特担任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杜鲁门后来透露，他曾经还“计划美国将支持怀特先生竞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高管理职务，即总裁一职，这个职务比执行董事更加重要”。10但是，胡佛打乱了这些计划。
当胡佛得知提名的情况后，他让联邦调查局根据自30个消息渠道获得的情报为总统准备了一份关于怀特的特别报告，并于2月4日将报告送给了沃恩。胡佛决心确保怀特的提名不会有下一步的进展。他在报告随附的信函中对沃恩强调，怀特是“一个苏联地下间谍组织的重要助手”。怀特提供了原始文件、与原件一字不差的副本以及笔记，而后这些材料在西尔弗玛斯特的家中被翻拍并通过各种渠道送给雅各布·葛罗斯，后者是众所周知的苏联特工。怀特被认为特别有价值，因为他有能力将对苏联间谍活动特别重要的人安插进财政部。备忘录详细指出了怀特财政部的同事，诸如哈罗德·格拉瑟和索尼娅·戈尔德，所从事的间谍活动，后者是一位秘书，据称是通过怀特获得了她的任命。胡佛的判断是基于“大量确信可靠的机密情报来源”。怀特仍然继续与间谍网络中的几乎所有人保持密切的个人接触。胡佛还指出，一个加拿大的消息人士至少知晓联邦调查局备忘录中的部分指控，并非常焦急地希望确保不要任命怀特进入基金组织或者世界银行任职，因为他在这些组织中将能够对国际金融安排发挥巨大影响。胡佛强调，怀特不当行为的事实一旦被发现，也将危害到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成功运行。
杜鲁门后来声称，他直到1946年2月初才获悉对怀特的指控，算起来大约是在沃恩收到胡佛报告的那段时间，也就是他提名怀特担任美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两周之后。112月5日，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批准了对怀特的提名，当日伯恩斯收到了胡佛发来的报告，而一天之后文森也从杜鲁门那里收到了报告。伯恩斯后来表示，他对报告的内容感到大为震惊，并建议总统收回对怀特的提名。一向讨厌怀特的文森则希望将他从政府队伍中彻底清除出去。根据伯恩斯所述，杜鲁门给国务卿打电话询问怀特提名的进度状况，并在得知提名已被通过后大为懊恼。伯恩斯和杜鲁门讨论了撤销提名的各种办法，但总统非常谨慎。
2月22日，文森、克拉克以及胡佛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议，讨论各种给总统建议的方案，其中包括总统将怀特免职且不作任何声明，或要求怀特辞职。根据杜鲁门后来的叙述，他最终决定继续推进怀特的任命程序，一则是为了保护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行动，避免发出信号使间谍网络察觉到调查行动的存在，二则是为了将怀特从财政部调到一个对于国家安全而言敏感性没有那么高的位置上。
多份联邦调查局的进一步调查报告于春季开始在政府内部传阅，详细列举了被本特利指认的怀特其他前同事涉嫌从事的间谍活动，包括弗兰克·柯伊，他后于1958年前往中国并为中国政府工作，以及威廉·路德维希·乌尔曼。12怀特此时很可能已经知道他受到了监视和调查。他于5月初开始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工作。13胡佛后来称，此后联邦调查局对怀特的监视因为基金组织的治外法权而“受到限制”。
2月19日，凯恩斯被任命为英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个机构的理事。3月5日，他在华盛顿与文森会面。文森称，美国当局决定不提名怀特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高职务，尽管怀特是这一职务的“当然”之选。相反，他们决定支持一个美国人担任世行的最高职务以赢得“美国投资市场的信心”。从公平性的角度出发，他们一反常态地得出结论，认为“由美国人担任两个机构的负责人”将是“不合适的”。虽然凯恩斯与哈里·怀特有过不少争执，他仍然对此感到失望。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一个最优秀的领导人才能发挥实际作用。
毫无疑问，美国的银行家会更愿意让一个他们自己的人来掌管世界银行。但是，一年之前美国银行家协会已经正式宣布支持世行；如果说有哪个机构令他们感到缺乏信心，那就是基金组织。事实上，美国当局很可能得出的结论是，在基金组织中任命一个美国人担任比怀特更高的职务可能会引起太多令人尴尬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当然”的候选人没有得到这个位置？
文森显然不能将有关联邦调查局报告的真相告诉凯恩斯。历史的路径就这样被简单地改变了。如果没有这些报告，由欧洲人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由美国人出任世界银行行长的传统肯定会颠倒过来，前提是美国人不会对两个职位都提出要求。
凯恩斯得到的另一则消息更加令他感到不安。英国人一直以为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设在纽约，但是文森告诉他美国当局将坚持设在华盛顿。用凯恩斯自己的话说，他对此反应“非常强烈”，就像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人否决了伦敦的可能性时他所作的反应一样，并称将基金组织和世行设在华盛顿将使它们沦为美国当局的“领地”。文森反驳道，将它们设在纽约将使其“受到‘国际金融’的毒害”。这是当局对其感到厌恶的银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