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在思想和表达上，以及在影响他人的能力上，他毫无疑问是人类最耀眼的光芒之一；此外他的出众还表现为他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主席。他主持世界银行委员会会议的方式令人完全无法忍受，因为他事先就在自己的那份文件中把所有问题都处理完了，目的是为了使他可以迅速地把案文过一遍。……他发言的时候是坐在座位上的，因此很难听清他说了什么。他主持会议的时候口齿不清，对于不同的观点缺乏耐心。……他在布雷顿森林的工作，主要是在酒店二层的一间套房里完成的，所有人都要到那里去寻求启发、接受指导以及作出妥协。67
艾奇逊是参加凯恩斯的第二委员会的美国首席代表，他对摩根索说道：“由凯恩斯主持的世界银行委员会会议，是以一种仓促得完全没有可能和令人无法忍受的方式进行的。”
当然这是因为凯恩斯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他对这个文件烂熟于心，所以当有人说到第15节C款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内容是什么了。但会场里的其他人还都不知道。所以在你还没来得及找到第15节C款、还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时候，他已经说道：“我没有听到反对意见。”于是它就这么通过了。
其实，当时每个人都在试图找到第15节C款。他接着说道，现在讨论第26节D款。于是他们又开始翻他们的文件，而在你找到那一段之前，它已经通过了。68
“我会前去拜访他，并以一种非常友好的方式告诉他，至少有半打人异常愤怒地找到我，而我认为他犯了一个错误，”摩根索回应道，“而且我将十分恭敬地要求他在开会的时候把速度放慢一半。”艾奇逊表示同意。考虑到凯恩斯决心于19日离开，艾奇逊还让摩根索向凯恩斯保证，即使这样他仍然“可能在周三火车离开之前完成”。但是后来的情况并非如此。
怀特对此没有什么同情心。“仅仅因为凯恩斯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接受这一点。你可以站起来，说你不喜欢主持会议的方式。”怀特主动提出要参加第二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并按照上面说的做。“人们或者过于畏惧而不敢对他说，或者过于善良而不愿对他说，但我肯定，如果你对他提出强烈批评，而且你的背后有一群人支持你，他会改进他的程序的。”
“你能否私下去说，而不要公开地这么做呢？”摩根索提出请求，他显然对这两个巨人公开发生冲突的场面感到不安。
“也许可以吧。”怀特让步了。
怀特使第一委员会处于军事管制的状态，但他感到无需插手第二委员会的事务。他乐于让凯恩斯对着一屋子猴子发号施令，即使这样令艾奇逊领导的美国团队感到混乱无章。没有人知道这个官方立场。
“我对世界银行一无所知，”艾奇逊坚持说道，“我是在随机应变，临场发挥。”参加不同分委会的美国人同意了内容截然相反的条款。一个人称另一人为骗子。“我都快要疯了。”艾奇逊说道。
怀特向艾奇逊保证，他会从专家那里得到他所需要的全部帮助，但是必须等到他，怀特，结束了基金相关问题的讨论之后。
艾奇逊并不满意。他坚持认为怀特使世界银行委员会及其分委会变成了“世界上最混乱不堪、杂乱无章的组织。……我们成立了临时分委会、章节分委会、起草分委会以及各种各样的分委会。从某处提交来一份草案，没有人看，于是它被转给其他人，代表们都快疯掉了。”
“基金组织这边没有出现任何混乱，”怀特向他保证道，“所有重要的问题都解决了。”
“我肯定它们都解决了，”艾奇逊讽刺地回击道，“但是我认为代表们可能还不知道。”
“程序非常简单，迪安。”艾奇逊只是不知道如何玩这个游戏。“当第一委员会出现分歧意见时，所要做的不是将问题交还给相关分委会，也不要在分委会中做任何讨论，我们的做法是让少数人就此进行讨论，而后立即将问题转给专门为它而成立的临时分委会加以处理，然后再返回给基金组织委员会。”在那里，怀特控制着局面，“而不是交回分委会。……我不认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简单或更有效。”69
关于怀特组织会议的方式，英国人的观点与艾奇逊是一致的，这也很自然。“他们作为技术人员有很多优点，这些是非常了不起的优点，但是美国人不是很好的国际会议组织者，”罗宾斯写道，“这里的管理相当糟糕，令人难以置信。……不同的分委会浪费了大量时间讨论有关问题是否……已经由会议的其他部分加以处理。……如果这是一场和会……它可比凡尔赛和会差得很远。”70罗宾斯没有理解的一点是，怀特的明确意图就是用分委会来浪费时间；怀特已经作出了重要的决策，他只是需要将这些内容引入会议最终文件之中。
由于英国人在大会召开前已经输掉了所有实质性的辩论，英美之间关于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问题最大的争议不再是两个机构的具体性质，而是两个机构办公地点的选址。英国人仍然希望将基金组织的办公室设在伦敦，而美国人则坚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应设在美国（特别是应设在华盛顿，而非纽约，但是他们并没有公开这么说）。英国人决心至少要挽回一些颜面，并避免与怀有敌意的东道国新闻媒体发生直接冲突，因此提议会后再决定这个问题。凯恩斯给怀特寄去了一封标注了“私人”和“秘密”字样的信函，试图为这一要求进行辩护。但是怀特却于7月10日不屑一顾地把信件的内容宣读给了美国代表团。他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不可动摇。
“如果你不在这场大会上解决这个问题，将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机构都设在美国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希望暂缓决定，”怀特对美国团队说道：
也许他们希望达成某种安排，使他们可以得到一些东西，我们得到另外一些东西。我想，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此次会议上力推这个问题，因为我肯定投票结果会对我们有利。……我认为，我们现在在战略上处于一个不败之地，一定能够拿下它。……他们不能以不喜欢总部的选址为由而退出。他们的公众不会容忍这一点，全世界也不会容忍这一点。所以要做的就是，就这个问题发起投票。如果他们不喜欢投票的结果，这实在是太糟糕了。……我们投入的资金是其他人的两倍甚至三倍之多……将总部办公室设在其他任何地方的建议都是荒谬的。我们可以通过投票将其设在任何我们想要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愿就此问题投票表决。
怀特的结论是：“我不认为我们有什么理由要使自己政治上受他人操纵。”他的意思是指使美国失去对该问题的控制权。71
怀特得到了美国代表团坚定的支持。尽管其中没有几个人接受过与货币体系的技术问题有关的培训，但是他们知道，国会将会坚持要求将两个机构的办公大楼设在步行能够到达的距离之内。“我们有几个与英国有关的问题可能在国会那边非常尴尬，”沃尔考特说道，“如何处置她在西半球的军事基地？……而且一直以来人们都很妒忌世界的金融中心位于伦敦。……我们认为国会的态度将是……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该设在我们这里。”
“所以答案就是，我们必须努力争下这一点，就在这里，就是现在，”摩根索总结道，“如果没有其他问题了，我们就散会。”
“走吧，喝酒去。”瓦格纳参议员大声说道。72
在诸如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选址等关键的政治问题上，怀特和摩根索利用与各外国代表团私下会晤的机会，事实上用份额换得了选票。
“你不认为英国人会知道么？”怀特对这一策略提出疑问。
“当然，很可能会知道。”艾奇逊回应道。
“别忘了利比里亚，”摩根索适时地打断了他们的对话，“他们受到指示跟随我们投票。”
“利比里亚、菲律宾，还有埃塞俄比亚。”拉克斯福特澄清道。
“你和他们谈过他们的份额问题了么？”艾奇逊问道。
怀特与艾奇逊把名单过了一遍。“我和卢森堡谈过了，但是还没有结论，因为他们想要1000万美元，”怀特说，“他们只能出500万美元，而我需要知道最后还能剩下多少。但是我已经确认了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会跟随我们投票的。”
拉克斯福特解释了私下交易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它的原因是，你可以不停地说啊说，但在一些我们必须使大会通过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好的说辞。”73
凯恩斯于7月13日致摩根索的一封“又臭又长的信”中，继续强烈要求将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选址问题从大会的议事日程上拿掉。“他重复了不下五次。”摩根索次日早晨对他的团队抱怨道。凯恩斯提出，从政治程序的角度出发，基金选址是一个“高级政策”问题，超出了与会代表们的职权范围。
“我坚定不移地反对凯恩斯的立场而且我也不打算改变，”司班斯说道，所有人都支持他的立场，“我认为你应当以外交中所允许的最为直截了当的语言向他说明。……语言粗俗一些也无伤大雅。”74
凯恩斯最终在与摩根索的私下会晤中提起了这个问题，他在会谈中表现得“咄咄逼人”。他反复强调，如果美国人强行要求就此问题进行投票表决，他将受命于白厅而不得不“退出”大会。摩根索不为所动：“我们的代表团觉得需要这样做，特别是其中的国会代表。”
“你们的民族存在的问题就是，你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总统大选，所有的事都牵扯到国会。你们总是把它推给我们。”凯恩斯回击道。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这一次如何对付国会的问题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目的是不要再重复伍德罗·威尔逊犯过的错误。”摩根索平静地回应道，这与总统选举没有关系，“罗斯福总统将会轻松获胜。”这是为了避免在国会中再次发生灾难性的逆转，就像威尔逊的国联遭到挫败那样。“你知道，参议员洛吉的文章表明，如果当时威尔逊派人去请他来并和他谈一谈，他洛吉会让这个东西在参议院通过的。”
在进行了一番简短而愤怒的抵抗之后，凯恩斯带着被摩根索称为是“极好的情绪”结束了会谈。75凯恩斯知道是时候再一次面对政治现实了。7月14日，他在致财政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的电报中表示，“我认为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我希望能被指示按照第（1）方案或第（3）方案行事”，即或者默认结果，或者继续争辩但仅仅是为了作秀。76
怀特希望立即就这个问题进行投票表决，但是罗宾斯请求美国人暂时不要公开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再等几天，直到凯恩斯得到伦敦发回的消息。“我们知道我们会被打败，但我们希望避免遭受羞辱。”文森在报告中记录下了罗宾斯说的这句话。
“我们可以等。”怀特大度地作出让步。77
7月17日，财政大臣让凯恩斯回信摩根索，称他凯恩斯实际上并没有充分表达出财政大臣在选址问题上面临的政治困难；尽管如此，英国政府仍将收回对大会投票表决的反对意见。但是，英国将保留对最终接受基金组织设置前提条件的权利，这个条件就是指定的总部所在地应“被认为最符合基金组织的利益”。78凯恩斯对摩根索说，他希望在就基金组织选址问题进行表决前发表一份公开声明，阐述英国的立场。
第二天，7月18日，大会投票决定，将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总部设在份额最大的国家，这是美国的代名词。《纽约时报》于投票次日高调宣布投票结果：《英国放弃将伦敦作为世界基金中心的斗争》。79
摩根索与怀特和艾奇逊一起仔细研究了凯恩斯的新闻稿。艾奇逊赞同凯恩斯的观点，即基金组织的选址是政府间的问题。怀特被激怒了。“政府是由代表们代表的，”他坚持道，“和任何其他问题一样，在代表们决定后，各国政府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
摩根索打断了这场争吵。“你们说完了么？”他问道，“现在听我说，在我看来问题的核心可以归结为这一点，即世界的金融中心将变成纽约。我愿意在这些代表团面前直面这个问题，并一劳永逸地解决它。我们不希望延缓这一天的到来，因为到了另一个时候，我们也许就不再处于这么有利的位置，而他们也许会变得有能力进行私下交易，结果可能就是它将设在伦敦。”两天后，摩根索几乎指责艾奇逊犯了叛国罪，他告诉怀特、拉克斯福特以及文森，“艾奇逊在试图阻止我们提出世界银行选址问题时对我说过的话，居然一字不差，在我看来似乎这不是一个意外。或者他把讲话透露给了英国人，或者英国人透露给了他。”80
有时怀特和摩根索不知道艾奇逊究竟站在哪一边。如果他们读过了罗宾斯7月2日的记录，他们也许不会感到意外。罗宾斯写道，英国与“我们在国务院一方的亲密朋友”的关系“是一如既往的友好”。81根据罗宾斯的记录，艾奇逊对于美国在机构总部选址问题上不讲道理的顽固立场感到“非常愧疚”。“我知道我们的态度完全是不合理的，而且我很能理解有时你会认为是在和一群完全疯了的人打交道，”罗宾斯援引了7月13日和艾奇逊在一起喝酒时他说的话，“如果想让基金组织在国会有任何通过的可能，诸位就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我仅仅是告诉你实际情况是什么。”
让罗宾斯感到同样不安的是，他无法消除艾奇逊对英方在租借协定第七条问题上进展缓慢的担忧。该条款要求英国承诺在战后取消帝国特惠制度并使其货币可兑换。这个问题在英国仍然是一个政治上的雷区，但是对于英国能否继续回避它，罗宾斯不抱有任何幻想。“无论我们如何讨厌它，……在美国人心目中，第七条与租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如果我们在制定与长期贸易安排有关的政策时，却不知道美国人会对我们处理短期财政状况的建议作何反应，其后果将是致命的。我们需要现金，而如果我们背弃白纸黑字承诺的义务，我们就无法得到它。”82
到了此时，艾奇逊对怀特的看法可以说是充满了敌意。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回首布雷顿森林会议时，艾奇逊会揭示出，当时他“经常对哈里·怀特粗鲁无礼的才能感到极为震怒……以至于与我曾经用过的措辞相比……指责他支持共产党的说法……会显得很温和”。83
最终，布雷顿森林机构的选址问题不是通过会议程序或者精妙的法律处理而解决的。这是一个机会与权势的问题。美国坐拥天时之利，一系列特殊事件的交汇构成了一个短暂即逝的机会之窗。美国利用这个机会，以其对于他国不可或缺的金融服务作为交换，不仅终结了竞争性贬值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在美国当局看来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祸根），而且永远地将欧洲老牌大国从全球舞台竞争对手和障碍的位置上除去。“现在优势在我们一边，”财长宣布，不要再优柔寡断和焦虑不安了，“而且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抓住它。”
“如果优势在他们那边，”怀特补充道，“他们也会抓住它的。”84
尽管在选址问题上英国人以友好的姿态作出了让步，但就在第二天，凯恩斯还是爆发了。令人不解的是，这次的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