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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丘吉尔的战时内阁中仍有约四分之三的人反对在租借协定中提及任何贸易特惠的问题。即便是那些对帝国特惠没有特殊感情的人，例如首相本人，也认为有关英国正在用大英帝国的根基来交换战争物资的感觉令人非常不快。
然而就和二战时期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英国最终被迫接受美国总统精心算计、转瞬即逝的善意之举。1942年2月，罗斯福在赫尔的敦促下给丘吉尔发电报，要求后者尽快批准新的第七条草案。但是，英国的战争行动正节节败退，新加坡于2月15日落入日本手中，丘吉尔担心继续就第七条争执不下可能会给敌人落下口实，宣称美国是在利用英国战争的紧急状况来控制大英帝国。总统对丘吉尔的关注作出了回应。罗斯福没有使用国务院草拟的官方答复，而是以“其自己的、带有强烈个人色彩且周到体贴的方式”复电称，“他未想过要用租借作为与帝国特惠原则做交换的武器”。61这足以安抚英国内阁，而英美租借协定也最终于2月23日签署。
然而，这并不足以约束美国当局。罗斯福几周后对国会表示：“作为我们援助回报的一个直接的利益就是与英国（并有可能与我们的其他盟国）就未来贸易和金融政策的框架达成谅解。”62这种贸易和金融政策包含了哪些内容呢？“我们告知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赫尔写道，“我们以笼统的措辞表述第七条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特别提及特惠安排，因为这样可能会给英国政府制造难题。……如果被问及特惠安排一词包含了哪些内容，我们建议说它无所不包。”63
对丘吉尔而言，他将在议会中受到连续的抨击和追问，要求他解释为何接受第七条。而他能够用来为自己辩护的只能是罗斯福作出的一闪而过、毫无价值的保证。“我一直没有接受第七条，”两年后他被迫在下议院作出解释，“……直到总统明确保证，我们关于取消帝国特惠的承诺，不会高于美国政府关于取消其保护性高关税的承诺。”64
那么，凯恩斯在租借协定谈判中究竟发挥了哪些实质作用呢？很难想象能有人比他更清楚地发现并阐明摩根索、怀特、赫尔和韦尔斯提出的要求对英国战后清偿能力带来的巨大风险。但是，任何一个已婚人士（凯恩斯也是）都应该知道事实和道理并非总是有助于实现他的目标。就凯恩斯而言，当事实和道理与他过分的自信交织在一起时，这不但帮不了他，反而侮辱了那些不断受他骚扰、学识浅薄、言辞笨拙的美国谈判对手。正如摩根索与霍普金斯的对话所显示出的，凯恩斯不知谦逊为何物的做法，似乎促使罗斯福的顾问们提出了更严厉的要求，唯恐前者接下来的机智论点会令他们无法应对。
当然，凯恩斯是握了一手臭牌。但是，危害最小的出牌策略本应是装作对利害关系一无所知、轻松自如，并在协议达成后寄希望于出现神的恩典。这就是英国外交部进行租借协定对价谈判的方法，但是凯恩斯从原则上对这种方法予以鄙视。“如果没有绥靖的对象，”凯恩斯讽刺道，“英国外交部就会感到他们完全失业了。”65他的观点与怀特对美国国务院的观点一唱一和。
令人惊讶的是，凯恩斯在英国战争行动的金融前线发挥着领导作用，但丘吉尔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努力。在他的五卷本战争史中只有一处提及了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66首相在战争期间自始至终的策略就是专注于在战争中生存下来。这项战略的核心是培养与罗斯福及其私人特使（如霍普金斯）的良好关系，因此他寻求不断地通过塑造英美合作的波特金村庄＇12＇幻象来取悦他们。其他一切都是令人分神的细枝末节。
虽然凯恩斯在美国人面前未能克制沮丧之情的次数要多于丘吉尔，但是他最终与首相一样都倾向于认为谈判对手的意图是善良的，即使有时从后者的行动中无法看出这一点。但是，有的时候事情就是和看起来的一模一样。摩根索和怀特并没有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他们只是提出了令人难以接受的要求。“现在优势在我们一边，而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抓住它，”摩根索两年后将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说道。“如果优势在他们那边，”怀特将附和道，“他们也会抓住它的。”67
＇10＇1776年美国发布了独立宣言。——译者注
＇11＇1934年的《约翰逊法案》规定，不按期偿还债务的国家不能获得美国的新贷款，也不得在美国发行债券。由于英国未能完全偿还欠美国的一战债务，因此无法得到美国贷款。——译者注
＇12＇Potemkin Village，意指徒有其表，空无一物的面子工程。——译者注
第6章 怀特与凯恩斯的完美计划
尽管亨利·摩根索在财政方面生性保守，但是他也是一个忠诚的新政人。他还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相信凡是对美国好的东西必然对全世界都好。美国那时还是一个善良的新兴超级大国，与之前的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不同，她愿意用自己的权势来创造一个以经济合作与非歧视为基础的世界。这种想法的核心就是扩大政府的权力，压制那些飘忽不定、自私自利的金融家；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其对各国中央银行的控制力在货币市场上兴风作浪、扰乱贸易，并引发政治冲突。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摩根索有一句名言：他寻求将“高利贷贷款者……驱逐出国际金融的殿堂”。1
摩根索从未自诩他知道如何稳妥审慎地实现这一目标。他知道这涉及政府控制货币政策和中央银行。他也知道这涉及创造某个国际机构，赋予其相应的使命和资金，来防止竞争性贬值，从而使各国政府免于诉诸外汇管制措施。他自然要依靠哈里·怀特来为这一体系设计技术蓝图。
1941年12月14日，摩根索给刚刚被任命为部长特别助理的怀特布置了具体的任务，指示他就建立“盟国间稳定基金”起草一份备忘录，该基金将“为战后国际货币安排打下基础”。无论这份工作听起来多么技术性，摩根索心中有一个极为远大的全局性目标。多年后他对杜鲁门总统解释道，他的目标是“将世界金融中心从伦敦和华尔街移至美国财政部，并在各国国际金融交往中创造一个新概念”。2根据他的传记作者布鲁姆的说法，这个新概念涉及“使美元成为战后整个世界外汇交易的基本单位”，是深得他信任的特别助理将这个雄心壮志灌输给了摩根索。3对于怀特而言，这就是那个能够使他一举成名的机会。
怀特于1942年3月提出了后来众人皆知的“怀特计划”完整的第一稿。这个计划自然而然地将世界和平作为其基础和前提，而在当时这显得非常遥不可及。新加坡几周之前刚刚沦陷，这是同盟国在二战中的一次惨败，13万名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士兵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沦为战俘。比战败更加耻辱的是战俘数量居然是伤亡人员的40倍之多。丘吉尔将此役称为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投降”并考虑要引咎辞职。2月12日，德国发起“海峡冲刺作战”，3艘德军敌舰逃离了法国港口并通过了理应被封锁的英吉利海峡，成功地回到德国水域。用一位英国将领的话说，这一事件与亚洲战线的崩溃一起，“从根基上震动了大英帝国”。“不，应当说它们影响了全世界的观点。就在和谐与谅解成为英美两国关系重中之重的时候，它们在美国引起了最不幸的反响”。4丘吉尔还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给人感觉他将远东战场遇到的麻烦归咎于没有美国海军的保护，因为后者在珍珠港被日本人“夷为平地”。5
怀特看得比波涛汹涌的战争大浪更远，他只看到了战争结束后的经济挑战。他清晰地阐述了美国在战后世界中将立即面对的“三个无法逃脱的问题”：第一，“防止外汇交易的扰乱以及货币及信用体系的崩溃”；第二，“确保对外贸易的恢复”；第三，“为全世界重建、救济以及经济复苏提供所需要的巨额资本”。他主张立即开始制定并实施有关计划，“建立具备相应资源、权力和组织结构的机构，以应对战后的这三项重大挑战”。6正是这些想法催生了战后三个所谓的布雷顿森林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7以及世界银行。
怀特坚持认为，这些问题不能等到敌对状态结束以后。所有参加国的立法行动，以及成立这些重要机构实际的过程，都需要时间，而且它们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启动并投入运行。对丘吉尔来说，这类建立空中楼阁的胡言乱语让他非常恼火，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蓄意忽视了怀特与凯恩斯的努力。“在斗争的中途”操心“假设战后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对时间的极大浪费，“同样的时间如果集中用在思考飞机种类的问题上，都可能产生更多的结果”。英国战争部军事行动指挥约翰·肯尼迪少将嘲讽地说道，对未来提出宏伟政治和经济远景的“《大西洋宪章》对于反对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主义而言并非一个足够好的理想”。8但是对于怀特而言，制定富有远见的重建计划，这一行动本身就将成为“赢得战争的一个因素”，因为“战前经济领域的模式是每个国家自私自利，经济萧条不可避免，经济混乱大肆扩散；战前十年国际经济交往的惯例是依据丛林法则，更弱小国家率先屈服。而如果联合国取得胜利，这意味着战后世界不会再退回到战前那种模式。如果侵略的实际和潜在受害者能够对此更有信心，那么击败轴心国会更加容易”。
而且，如果未能迅速采取行动，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世界将面对“一段混乱竞争的时期：货币紊乱、经济萧条、政治扰乱，最终导致……在国家内部和各国之间爆发新的战争。……未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国联使得在一代人时间内发生了两场毁灭性的战争，同样，如果没有大国间高度的经济合作，那么接下来的十年中，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由其点燃的可能是更大规模的军事战争。”9与他八年前的第一份财政部报告一样，怀特对于他工作的现实意义显然非常有信心。
怀特勾画出了用来执行他的计划的两个新设机构的详细蓝图：一个叫“联合及联系国稳定基金”（United and Associated Nations Stabilization Fund），另一个叫“联合及联系国复兴开发银行”（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and Associated Nations）（他并未建议设立一个贸易机构，这与他将贸易视作一个货币问题的观点相一致）。令人困惑的是，怀特的基金看起来很像一个银行，而银行很像一只基金。但是这些名字大体上保留了下来：很快它们将化身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者现在被称作世界银行。虽然怀特对他的银行寄予厚望，希望它能向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进行重建提供贷款并对私人贷款进行担保（贷款担保是一项新政措施，意在压低利率），但是从地缘政治重要性出发，在两个拟设立的机构中，基金组织显然更加重要。
怀特的稳定基金公开声明的主要宗旨是，大幅并永久性地削减国际贸易以及相关联的资本流动的壁垒。1914年以前，金本位史无前例地实现了这两个目标，而且无需任何像怀特所建议的那种复杂的、正式的国际协定。但是后来，金本位就被称作是一个可怕的幽灵，要对20世纪20年代所有的货币政策过错负责。
然而，怀特刻意没有言明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一个将在即将到来的岁月中使他痴迷其中的目标，即抬升美元的地位使之成为全世界唯一的黄金替代物，使得黄金的跨境流动不再能够决定和改变美国的货币政策。美国的货币政策将完全由美国专家依据其判断而制定，并将通过固定汇率的方式传递到全世界其他地方。
这类想法令英国的当权阶层感到担忧。英国外交部美洲司的官员C。R。金评论指出，在美国有一种强大的信念，即“在取得全面胜利后，美国将会崛起，并成为军事上和经济上的霸主”。思维敏捷、曾经率领英国购船代表团访问华盛顿的阿瑟·索尔特写道：“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政策将越来越多地由华盛顿决定。如果还认为政策将由伦敦确定并‘横加’于华盛顿，或者认为英国的政策大体可以独立地制定且只需要与美国‘协调’，这样做不过是以卵击石、自讨苦吃罢了。”
但是罗斯福当局不愿等到胜利之日再来力推其对世界的设想。就在怀特逐渐解开其经济蓝图面纱的同时，总统正在详细阐述其政治设想，核心是要瓦解欧洲的殖民帝国。罗斯福4月11日的一封电报激怒了他最诚挚的首相笔友，在电报中他怒斥“英国政府不愿将自治的权力交还给印度人民”。10据说哈里·霍普金斯称这封电报“令收信人暴怒”。11考虑到印度的稳定对盟军事业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丘吉尔认为这封电报虚伪做作、多管闲事，而且不负责任。但是美国在亚洲战场取得的军事胜利，例如在5月4日的珊瑚海战役中重创日本人，与英国人的节节败退形成了令人尴尬的反差，并坚定了美国人的想法，认为美国在勾画世界未来的过程中不需要过多考虑英国的关注和利益。
与今天的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官员不同，哈里·怀特不认为美元在没有黄金牢固支持的情况下还能够扮演他所赋予的世界性角色。怀特档案中有一份题为《黄金的未来》的长篇未发表手稿。这篇手稿显然是写于1939～1942年，手稿的一些片段为深入了解怀特对货币性质以及有效运作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供了极好的视角。这是怀特在财政部期间所作的几篇特别详细、经过深思熟虑并带有政治煽动性的文章中的一篇，至于怀特如何以及是否有意公开发表这些文章，我们完全无从所知。
怀特对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作用的评价要大大高于凯恩斯。“黄金是迄今为止发明的最佳国际交换媒介，”他写道，“黄金相对于任何其他国际结算手段的优越性……是基于各国的共同经历，这些经历在全球多个地区一次又一次地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拥有充足黄金储备的国家能够比一个没有或几乎没有黄金储备的国家更加自由和有效地开展国际贸易和金融。”12
只有全球政治发生剧烈变化，才可能使黄金丧失其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货币角色，而即使这些变化能够成为现实，怀特也不认为它们会很快发生。在我们的现代法定货币体系中，有许多小行星围绕美元这个全球主导性法定货币旋转，怀特会认为这个体系动荡不安，容易在政治上引起争议。“也许未来的某个时间，黄金将不再拥有相对于其他手段的优越性，”怀特表示，“但是，只有当国家性的货币体系和国家性的货币政策不复存在，被一个能够决定各国的货币、信贷以及贸易政策的国际权力机构所取代时，这种情况才会出现。类似是一种能够控制世界经济政策的货币国联。”
“如果这个时间能够到来，届时将可能不再需要用黄金来结算国际收支余额，就像现在不再需要黄金在美国各州之间进行结算一样